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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水涛，现任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基础教育中心主任，《语文世界·教师之窗》主编，《写作》副主编。曾主持规划江苏省小学教师自学考试课程设置，主编《教育学》、《心理学》、《写作》、《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等教材和著作，专著有《小学语文教学与儿童学习心理》、《语文世界探索者》等，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文章500多篇。现主要研究当下中国基础教育有影响的教育家、教育流派，及名师名校研究。
牟宗三是熊十力先生的学生，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这是一位理论建树卓越、学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他在评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时说到近代的梁漱溟先生，说梁先生在近代知识分子中表现了一种生命形态，并忆及与梁漱溟先生的一段交往：
梁漱溟先生以前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运动。当时我从广州返北平，熊先生要我借回乡之便顺道拜访梁先生。梁先生要我参观他的乡村建设。我们见面只三问三答，便谈不下去了。梁先生问我：“你参观了没有？”答：“参观了。”又问：“你参观后感觉怎么样？”我说：“梁先生想以这种乡村建设的方式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似乎不够，做不到！”梁先生很诧异，又问我：“你怎么说不够呢？你表面看的不能代表我心中的理想。”我说：“乡村建设是你的事业，你以为能代表你，才要我去参观的，既然不能代表你，什么能代表你呢？旁人无法作判断。”接着，梁先生把我教训了一顿，说：“你不虚心。”这样我就告辞了。
牟宗三认为梁先生对乡村建设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但又要把他的乡村建设造成一个救国运动。有许多青年人问他参加这工作需要什么知识程度，他答：“不要什么程度，初中程度就可以，知识越多越坏！”他不要人有许多知识，其意就是要别人都听他那一套。他那一套落实下来，其实就是由明太祖开始留下来的“说圣谕”的工作。“说圣谕”就是在农闲时期把农民集合起来，请一些老先生讲“孝、弟、慈”的道理，以移风易俗。梁先生的工作就是这新时代的“说圣谕”。
牟宗三责疑说：乡下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忙得很，每天回到家里还得听教训，烦不烦？再说能教训他们些什么？建设些什么？关于农业的知识梁先生实不如一个农民。孔子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不如农民，还要教训农民，结果只是骚扰农民。牟宗三认为，农、工、商的工作都有其特别的内容与知识。“士”，知识分子，对这些工作一窍不通，还要来教训人，做教主，行吗？乡村中所要求的建设是农业现代化，增加生产，使农民脱离贫困的状态，这是需要人力、财力、和专业知识的，梁先生哪有这些？
由此，我们自然联想到当下的许许多多如过江之鲫的教育专家，那些课改的权威学者，林林总总的教育公知，多年来不也是在到处“说圣谕”？翻来覆去的无非“素质教育就是好”“应试教育不人道”“创新创造很重要”“设备要好班额要小”“探究教育三维目标”“课程改革一改就灵，翻转课堂一翻就灵，学生为主无往不胜”，念念叨叨，没完没了了。十多年了，老调子还没唱完。老师们天天忙上课、批作业、教学生，已经很累了，还要听专家的教训，据说是要帮助转变观念。你说烦不烦？还要填各种名目繁多的表格，按专家的口径谈体会，写无病呻吟的论文。你说烦不烦？校长在管理学校的过程中，教师的教学工作中，学生的学习生活，面临许多的困惑与困难，他们亟待得到專家的指导。然而，专家能给予什么样的指导呢？泛泛而谈的空论，能解决什么实质问题呢？说白了，专家自己也不懂，以己昏昏，如何使人昭昭？
这些专家会不会教书？有没有教过书？起码，没有多少中小学教学的经历，没跟少年儿童打过多少交道。这些专家有没有当过校长，管理过学校？大概不多。能不能出任校长，有效管理学校？恐怕很难。当然，也有例外，有专家气冲斗牛地宣称，他能轻而易举地管理一所万人规模的高中学校，而且能让学校和学生从此沐浴在素质教育的圣洁光辉里。人们翘首以待，然而没有下文了。没有什么土豆烧牛肉，只有牛皮。孔子有自知之明，说是“不如老农”“不如老圃”。没听到教育专家会诚恳地说他不如老师，不如校长，对普通教师连表示客气的自谦之词都少有。更有一些专家热衷于包装、神化与炒作某些“先进典型”，引发万众朝圣的热潮，误导舆论，劳民伤财，这就更为等而下之。改革，固然不错。但为什么要改，改什么，怎么改？改革要有理性的思考，要有清晰的思路，要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略。改革不是徒托空言，不是起哄，不是盲目的折腾。
上海一位颇有声望的中学校长感慨说：“现在是没教过书的在教人怎么教书，没管过学校的在教导校长如何管理学校。这种完全颠倒的状态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人们也已经见怪不怪。这教育怎么搞得好？”这位校长的话可能有些偏激，但确有对教育教学缺少感同身受的深刻了解，与校长教师学生相当隔膜的教学专家，凭着书上看来的一些教条在神气活现地教训校长和老师。有专家甚至说，特级教师都是改革的阻力。显然，他们所需要的是听话并信奉他们为教主的随众——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相信到迷信的程度。然而，教育专家凭什么保证你的药方能包治百病、有普适性的效用呢？
没有起码的实际经验，没有基本的实践能力。如牟宗三所言，没有这些东西，你这个“教主”有什么用？牟宗三说，从前“士”为四民之首，为人尊重，是因为能读书做官，“燮理阴阳，论道经邦”，帮助大皇帝治天下，并扶持教化，立人道之尊。不是要你到乡下当教主。牟宗三评论梁漱溟说：“梁先生为人极有性情，也有思考力，但就在想以到乡下做‘教主’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这一点上，遂使他的生命走不上正当的途径。”牟宗三作为熊十力先生的学生，他对梁先生的评论或许有门户之见，但他的批评还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由此，我们也可以感悟到：尽管因时代的变迁，教育的具体目标和内容有根本的变化，但作为一种教化，教育之立德树人的宗旨并没有根本改变。教育专家的职责是指导帮助教师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水平，而不是发号施令来充当学术的权威或威严的“教主”。要成为民众的老师，先要成为民众的学生，教育专家普遍缺少的是谦虚和恭敬的学习态度，及严肃认真的研究作风。梁漱溟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建树、有影响的学者和有风骨、有担当的思想家，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并不成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为后之来者，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与借鉴呢？ 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终究无疾而终，其成就与影响远不如陶行知先生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师范教育的实践探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角色的错位，目标的模糊，方式的单调，与时代的脱节，偏离民众的期盼等失误是主要的原因。陶行知先生到乡村是脱下皮鞋穿上草鞋，自觉作为劳动者的一员，和农民交朋友，想其所想，急其所急，他立志让农民的孩子也要受到最好的教育。陶先生之通过改造一个一个的乡村来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理想，有与时俱进的文化自觉和知行合一的使命感。梁漱溟先生则有强烈的圣贤意识和“教主”意识。他之到农村，他的乡村建设，有鲜明的修齐治平的个人抱负，有不切实际的复古主义的乌托邦梦想，脱离时代，也脱离民众。从陶先生和梁先生的对比中，我们可以观照当下那些享有盛名的教育专家，他们的思想方法是类若陶行知，还是更像梁漱溟？当然，梁漱溟先生的道德文章、学术建树绝非当下走红的教育专家可以简单地比附。梁先生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与理想，陶先生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有“爱满天下”的情怀与境界。当下，有多少教育专家能稍稍企及？
牟宗三进而论及现代知识分子的立身处世之道，他说：“若想兼善天下，从事政治，则必须遵守政治之常规；教主之意识必须废弃。若想移风易俗，扶持教化，则必须从文化教养的立场，依据道德宗教之本性，来从事个人的践履与修行，此则无穷无尽。若从事学术研究，则必须依据学问的客观规范，在学问的正当途径中，以内在的为学而学之兴趣，黾勉以赴。”牟宗三是从传统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个角度来谈知识分子的修为。从政则天下为公，修身则正心诚意，治学则一丝不苟。反之，行政官员而利用公权以谋个人之学术地位，为人师表而不能身体力行，做学问而游谈无根、哗众取宠。如此种种，均是生命的分裂，是精神世界的沦丧。由此，值得追问的是：作为教育界知识分子代表的教育專家，该如何从政、修身与做学问？该有怎样的个人责任与社会历史的担当？——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精神的标志。
牟宗三由对梁漱溟先生的评论，所引出的另一个话题是文化问题。他说：“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对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有一种存在的感应。”他感到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大体说来都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脱了节”。他希望能再接上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以往的历史文化中流下来的，这是一种文化的基因。你虔诚地希望自己完全洋化，但事实上不可能，因为缺乏历史文化的内在感应。其结果只能是非驴非马，没有生命再生的能力；非中非洋，失去文化承继及学术创新的能力。这番话，对于那些热衷于国外的“先进理论”、热捧美国“素质教育”、热心于“为外国人拉洋车”（陶行知）的某些专家，能否有些许提醒的作用？
牟宗三是熊十力先生的学生，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这是一位理论建树卓越、学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他在评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时说到近代的梁漱溟先生，说梁先生在近代知识分子中表现了一种生命形态，并忆及与梁漱溟先生的一段交往：
梁漱溟先生以前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运动。当时我从广州返北平，熊先生要我借回乡之便顺道拜访梁先生。梁先生要我参观他的乡村建设。我们见面只三问三答，便谈不下去了。梁先生问我：“你参观了没有？”答：“参观了。”又问：“你参观后感觉怎么样？”我说：“梁先生想以这种乡村建设的方式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似乎不够，做不到！”梁先生很诧异，又问我：“你怎么说不够呢？你表面看的不能代表我心中的理想。”我说：“乡村建设是你的事业，你以为能代表你，才要我去参观的，既然不能代表你，什么能代表你呢？旁人无法作判断。”接着，梁先生把我教训了一顿，说：“你不虚心。”这样我就告辞了。
牟宗三认为梁先生对乡村建设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但又要把他的乡村建设造成一个救国运动。有许多青年人问他参加这工作需要什么知识程度，他答：“不要什么程度，初中程度就可以，知识越多越坏！”他不要人有许多知识，其意就是要别人都听他那一套。他那一套落实下来，其实就是由明太祖开始留下来的“说圣谕”的工作。“说圣谕”就是在农闲时期把农民集合起来，请一些老先生讲“孝、弟、慈”的道理，以移风易俗。梁先生的工作就是这新时代的“说圣谕”。
牟宗三责疑说：乡下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忙得很，每天回到家里还得听教训，烦不烦？再说能教训他们些什么？建设些什么？关于农业的知识梁先生实不如一个农民。孔子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不如农民，还要教训农民，结果只是骚扰农民。牟宗三认为，农、工、商的工作都有其特别的内容与知识。“士”，知识分子，对这些工作一窍不通，还要来教训人，做教主，行吗？乡村中所要求的建设是农业现代化，增加生产，使农民脱离贫困的状态，这是需要人力、财力、和专业知识的，梁先生哪有这些？
由此，我们自然联想到当下的许许多多如过江之鲫的教育专家，那些课改的权威学者，林林总总的教育公知，多年来不也是在到处“说圣谕”？翻来覆去的无非“素质教育就是好”“应试教育不人道”“创新创造很重要”“设备要好班额要小”“探究教育三维目标”“课程改革一改就灵，翻转课堂一翻就灵，学生为主无往不胜”，念念叨叨，没完没了了。十多年了，老调子还没唱完。老师们天天忙上课、批作业、教学生，已经很累了，还要听专家的教训，据说是要帮助转变观念。你说烦不烦？还要填各种名目繁多的表格，按专家的口径谈体会，写无病呻吟的论文。你说烦不烦？校长在管理学校的过程中，教师的教学工作中，学生的学习生活，面临许多的困惑与困难，他们亟待得到專家的指导。然而，专家能给予什么样的指导呢？泛泛而谈的空论，能解决什么实质问题呢？说白了，专家自己也不懂，以己昏昏，如何使人昭昭？
这些专家会不会教书？有没有教过书？起码，没有多少中小学教学的经历，没跟少年儿童打过多少交道。这些专家有没有当过校长，管理过学校？大概不多。能不能出任校长，有效管理学校？恐怕很难。当然，也有例外，有专家气冲斗牛地宣称，他能轻而易举地管理一所万人规模的高中学校，而且能让学校和学生从此沐浴在素质教育的圣洁光辉里。人们翘首以待，然而没有下文了。没有什么土豆烧牛肉，只有牛皮。孔子有自知之明，说是“不如老农”“不如老圃”。没听到教育专家会诚恳地说他不如老师，不如校长，对普通教师连表示客气的自谦之词都少有。更有一些专家热衷于包装、神化与炒作某些“先进典型”，引发万众朝圣的热潮，误导舆论，劳民伤财，这就更为等而下之。改革，固然不错。但为什么要改，改什么，怎么改？改革要有理性的思考，要有清晰的思路，要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略。改革不是徒托空言，不是起哄，不是盲目的折腾。
上海一位颇有声望的中学校长感慨说：“现在是没教过书的在教人怎么教书，没管过学校的在教导校长如何管理学校。这种完全颠倒的状态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人们也已经见怪不怪。这教育怎么搞得好？”这位校长的话可能有些偏激，但确有对教育教学缺少感同身受的深刻了解，与校长教师学生相当隔膜的教学专家，凭着书上看来的一些教条在神气活现地教训校长和老师。有专家甚至说，特级教师都是改革的阻力。显然，他们所需要的是听话并信奉他们为教主的随众——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相信到迷信的程度。然而，教育专家凭什么保证你的药方能包治百病、有普适性的效用呢？
没有起码的实际经验，没有基本的实践能力。如牟宗三所言，没有这些东西，你这个“教主”有什么用？牟宗三说，从前“士”为四民之首，为人尊重，是因为能读书做官，“燮理阴阳，论道经邦”，帮助大皇帝治天下，并扶持教化，立人道之尊。不是要你到乡下当教主。牟宗三评论梁漱溟说：“梁先生为人极有性情，也有思考力，但就在想以到乡下做‘教主’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这一点上，遂使他的生命走不上正当的途径。”牟宗三作为熊十力先生的学生，他对梁先生的评论或许有门户之见，但他的批评还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由此，我们也可以感悟到：尽管因时代的变迁，教育的具体目标和内容有根本的变化，但作为一种教化，教育之立德树人的宗旨并没有根本改变。教育专家的职责是指导帮助教师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水平，而不是发号施令来充当学术的权威或威严的“教主”。要成为民众的老师，先要成为民众的学生，教育专家普遍缺少的是谦虚和恭敬的学习态度，及严肃认真的研究作风。梁漱溟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建树、有影响的学者和有风骨、有担当的思想家，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并不成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为后之来者，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与借鉴呢？ 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终究无疾而终，其成就与影响远不如陶行知先生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师范教育的实践探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角色的错位，目标的模糊，方式的单调，与时代的脱节，偏离民众的期盼等失误是主要的原因。陶行知先生到乡村是脱下皮鞋穿上草鞋，自觉作为劳动者的一员，和农民交朋友，想其所想，急其所急，他立志让农民的孩子也要受到最好的教育。陶先生之通过改造一个一个的乡村来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理想，有与时俱进的文化自觉和知行合一的使命感。梁漱溟先生则有强烈的圣贤意识和“教主”意识。他之到农村，他的乡村建设，有鲜明的修齐治平的个人抱负，有不切实际的复古主义的乌托邦梦想，脱离时代，也脱离民众。从陶先生和梁先生的对比中，我们可以观照当下那些享有盛名的教育专家，他们的思想方法是类若陶行知，还是更像梁漱溟？当然，梁漱溟先生的道德文章、学术建树绝非当下走红的教育专家可以简单地比附。梁先生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与理想，陶先生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有“爱满天下”的情怀与境界。当下，有多少教育专家能稍稍企及？
牟宗三进而论及现代知识分子的立身处世之道，他说：“若想兼善天下，从事政治，则必须遵守政治之常规；教主之意识必须废弃。若想移风易俗，扶持教化，则必须从文化教养的立场，依据道德宗教之本性，来从事个人的践履与修行，此则无穷无尽。若从事学术研究，则必须依据学问的客观规范，在学问的正当途径中，以内在的为学而学之兴趣，黾勉以赴。”牟宗三是从传统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个角度来谈知识分子的修为。从政则天下为公，修身则正心诚意，治学则一丝不苟。反之，行政官员而利用公权以谋个人之学术地位，为人师表而不能身体力行，做学问而游谈无根、哗众取宠。如此种种，均是生命的分裂，是精神世界的沦丧。由此，值得追问的是：作为教育界知识分子代表的教育專家，该如何从政、修身与做学问？该有怎样的个人责任与社会历史的担当？——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精神的标志。
牟宗三由对梁漱溟先生的评论，所引出的另一个话题是文化问题。他说：“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对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有一种存在的感应。”他感到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大体说来都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脱了节”。他希望能再接上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以往的历史文化中流下来的，这是一种文化的基因。你虔诚地希望自己完全洋化，但事实上不可能，因为缺乏历史文化的内在感应。其结果只能是非驴非马，没有生命再生的能力；非中非洋，失去文化承继及学术创新的能力。这番话，对于那些热衷于国外的“先进理论”、热捧美国“素质教育”、热心于“为外国人拉洋车”（陶行知）的某些专家，能否有些许提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