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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有一面日本国旗，展出至今，通过文物说明只知它是“新四军在蒋家河口伏击战中缴获的战利品，是女战士诸晓和生前的珍藏”，文物说明内容过于单薄，让观众难有记忆。文章以蒋家河口伏击战为切入点，对此旗相关信息进行梳理完善，通过呈现其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勿忘历史，砥砺前行。
关键词：新四军军部旧址;武运旗;蒋家河口伏击战;侵皖铁证;敌后抗日第一仗
在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有一面日本国旗（图1）让笔者印象极为深刻。略遗憾的是，从展出至今，该旗的名称、作用、来源背景、旗主身份等重要信息均不完善，对被歼日军的累累恶行和蒋家河口战斗的深远意义也鲜少提及。本文尝试以蒋家河口伏击战为切入点，对此旗相关信息进行梳理完善，并将考证依据总结如下。
这不是一面普通的日本国旗，它是新四军女战士诸晓和生前的珍藏，也是新四军成立后在首次对日作战—蒋家河口伏击战中缴获的战利品。据诸晓和生前介绍，她本人并未參加蒋家河口战役，是1938年10月，新四军成立一周年之际，安徽省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大礼堂曾举办过一场缴获日寇胜利品的展览，并允许战士们在展览结束后从中挑选一件留作纪念，于是她就选了这面旗子，并一直留在身边。
由于长期折叠保存，在长84厘米、宽68厘米的丝绸旗面上留下对称的血渍和污迹。旗面右侧从上至下写有“赠加藤茂君、加藤博久”字样，旗面正中为红色太阳徽，环绕太阳徽的空隙处密密麻麻呈放射状签有159名参战官兵的名字，其正上方自右向左横写“祈武运长久”五个大字。这种写有“武运长久”字样的日本国旗被称为武运旗，日本人坚信此旗在战场上有躲避枪弹之效，能保佑持有者武运昌盛、健康平安。日本士兵出征时，通常会将其当成护身符贴身携带。
值得一提的是，“武运”一词并非源于日本。早在中国南北朝时期（420—589年），文学家谢朓在《酬德赋》中有云：“奉武运之方昌，睹休风之未淑。”可见“武运”属于汉语词汇，后被日本大量援引，用以代指武士的命运。当时日本武士相信每个人都有武运，甚至认为武运大小能影响人在战场上的生死存亡，如果活下来则说明其武运还在，如果战死则说明武运不佳或武运已尽。因此，武士出征时亲人都会说一句“祝武运长久”。后来这句话逐渐成为一种日本礼仪被保留下来，即使西南战争结束后武士阶级被彻底废除，这句话依然和日本军人联系在一起。
需要注意的是，旗面右侧上下方均有一个金色三角形的硬质包角，通常是起加固作用，在悬挂时可减少绑扎绳对旗子的磨损。此旗若只限于贴身携带，硬质包角则显多余，所以推测它应作为指挥旗，曾悬挂于日军步枪的刺刀之上。据史料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队伍里挂旗士兵的职务至少是班长以上，且多为有经验的老兵，主要负责指挥小团队作战，相当于战场指挥官。挂在刺刀上的国旗也不全然是身份象征，更多的是用作指挥。战场上，我军首要的狙击目标就是这类挂旗士兵，一旦挂旗士兵被击毙或失去指挥能力，就会由替补指挥兵立即顶上，并迅速用随身携带的武运旗代替国旗，指挥战斗。因此，这面旗的旗主加藤茂君与加藤博久的身份应当是日军队伍里的替补指挥兵。
如今，这面武运旗已成为日军侵皖的铁证，它不仅记载了一段血腥罪恶的历史，也勾起所有江淮儿女关于抗日战争的记忆。1937年8月，正是在这一面面武运旗的引导下，日军兵分四路，大举入侵安徽。从此，江淮大地田园化作焦土，村庄变为废墟，民众深陷苦难和屈辱的深渊里。然而，日军的残酷暴行和血腥屠杀并未让皖人就此屈服，反而在枪林弹雨中高高举起“保卫中国、保卫家乡”的旗帜，军民团结一心，开始奋起抵抗。
1938年5月，抗战形势已发展到非常紧张的阶段，上海、南京、杭州、芜湖相继失陷。日军从芜湖出发，一路攻占含山、巢湖、合肥等地。与此同时，新四军第四支队抵达皖中，他们一边宣传动员群众抗日，一边侦察敌情，发现位于巢湖东南的蒋家河口是日军扰民的一个主要区域，日军自4月底占领巢湖县城后，为了补充给养，几乎每日都派几十名日军到蒋家河口一带烧杀抢掠，从未受到袭击，所以气焰极其嚣张，戒备极其松懈。由于蒋家河口一带芦苇茂密，河道纵横复杂，四支队经过一系列的周密侦查和充分准备后，决定在此设伏，痛击日军。5月12日上午，几十名日军乘船到达蒋家河口后，一上岸就被埋伏在此的新四军用枪和手榴弹打了个措手不及，最后我军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将这股日军全部歼灭，并缴获10余支“三八”步枪，1支手枪，少许弹药及军用品，以及这面日军武运旗。这面武运旗以战利品的形式，让我们见证了新四军抗日第一仗的完全胜利。
蒋家河口伏击战由新四军第四支队打响是不争的事实，但被歼日军属于哪只部队一直未考证清楚，直到最近才在东京1975年出版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一书上找到依据。被歼日军属于日军巢县守备队，这支守备队隶属于侵华日军坂井德太郎少将指挥的第六师团坂井支队。而第六师团是当年首先进攻南京的六个师团之一，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所以蒋家河口一战歼灭的应是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
蒋家河口伏击战打响了新四军敌后抗日的第一仗，第一胜仗，毋庸置疑，有多份历史档案可以佐证。第一份是1938年5月13日由新四军第四支队发出的《抗战支队在江北蒋家河口杀敌》的捷电（图2），电文称“五月十三日抗战支队捷电：十二日午我九团之一部，阻击巢湖南岸蒋家河口附近登陆之敌，当毙、伤敌六十余人，缴枪二十余支，敌旗一面，弹药及军用品一部，残敌狼狈登船逸去，我无伤亡。”这份捷电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第二份是1938年5月14日新四军驻汉办事处钱之光给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电文：“十二日午，我第四支队阻击巢湖南岸蒋家河口附近登陆之敌，当毙、伤敌六十余人，缴枪二十余支，敌旗一面，弹药及军用品一部，残敌狼狈登船逸去，我无伤亡。”这份电文现存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三份是1938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主办的《新华日报》刊登的蒋家河口伏击战胜利的消息：“我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十二日午，我第四支队阻击巢湖南岸蒋家河口附近登陆之敌，当毙、伤敌六十余人，缴枪二十余支，敌旗一面，弹药及军用品一部，残敌狼狈登船逸去，我无伤亡。”第四份是蒋介石给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和副军长项英发去的嘉勉电文：“叶、项军长吾兄：A电悉。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这份电文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另外，1939年元旦，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新四军军部召开的新年庆祝大会上做的题为《本军抗敌一年来的经验与教训》的报告，其中也明确提到“江北部队到达指定作战地区之时，正是敌人向合肥进攻，企图在巢湖东岸渡过西岸，在蒋家河口上，开始本军第一次战斗。战斗结束，把巢湖登陆敌人完全击溃，缴获了11支枪，一面日本旗子，这是本军在江北作战的第一次胜利。”后来由新四军参谋处编写的《新四军的前身及其组成与发展经过概况》一书中，再次将新四军第四支队蒋家河口伏击日军的战斗称为“开江北第一次的胜利”。
当新四军老战士蒋复强同志把妻子诸晓和珍藏多年的出征旗交给博物馆收藏时，老人深情地说：“我捧得动这面旗子，可我捧不动这段历史，这是一个民族的苦难和血泪呐。”是的，岁月可以把青丝染成白发，可是谁又能洗去一个民族在心灵上的创伤呢。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透过这面日军侵华武运旗，我们仍需充分汲取那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开创和平未来获得更多的智慧和决心。
关键词：新四军军部旧址;武运旗;蒋家河口伏击战;侵皖铁证;敌后抗日第一仗
在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有一面日本国旗（图1）让笔者印象极为深刻。略遗憾的是，从展出至今，该旗的名称、作用、来源背景、旗主身份等重要信息均不完善，对被歼日军的累累恶行和蒋家河口战斗的深远意义也鲜少提及。本文尝试以蒋家河口伏击战为切入点，对此旗相关信息进行梳理完善，并将考证依据总结如下。
这不是一面普通的日本国旗，它是新四军女战士诸晓和生前的珍藏，也是新四军成立后在首次对日作战—蒋家河口伏击战中缴获的战利品。据诸晓和生前介绍，她本人并未參加蒋家河口战役，是1938年10月，新四军成立一周年之际，安徽省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大礼堂曾举办过一场缴获日寇胜利品的展览，并允许战士们在展览结束后从中挑选一件留作纪念，于是她就选了这面旗子，并一直留在身边。
由于长期折叠保存，在长84厘米、宽68厘米的丝绸旗面上留下对称的血渍和污迹。旗面右侧从上至下写有“赠加藤茂君、加藤博久”字样，旗面正中为红色太阳徽，环绕太阳徽的空隙处密密麻麻呈放射状签有159名参战官兵的名字，其正上方自右向左横写“祈武运长久”五个大字。这种写有“武运长久”字样的日本国旗被称为武运旗，日本人坚信此旗在战场上有躲避枪弹之效，能保佑持有者武运昌盛、健康平安。日本士兵出征时，通常会将其当成护身符贴身携带。
值得一提的是，“武运”一词并非源于日本。早在中国南北朝时期（420—589年），文学家谢朓在《酬德赋》中有云：“奉武运之方昌，睹休风之未淑。”可见“武运”属于汉语词汇，后被日本大量援引，用以代指武士的命运。当时日本武士相信每个人都有武运，甚至认为武运大小能影响人在战场上的生死存亡，如果活下来则说明其武运还在，如果战死则说明武运不佳或武运已尽。因此，武士出征时亲人都会说一句“祝武运长久”。后来这句话逐渐成为一种日本礼仪被保留下来，即使西南战争结束后武士阶级被彻底废除，这句话依然和日本军人联系在一起。
需要注意的是，旗面右侧上下方均有一个金色三角形的硬质包角，通常是起加固作用，在悬挂时可减少绑扎绳对旗子的磨损。此旗若只限于贴身携带，硬质包角则显多余，所以推测它应作为指挥旗，曾悬挂于日军步枪的刺刀之上。据史料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队伍里挂旗士兵的职务至少是班长以上，且多为有经验的老兵，主要负责指挥小团队作战，相当于战场指挥官。挂在刺刀上的国旗也不全然是身份象征，更多的是用作指挥。战场上，我军首要的狙击目标就是这类挂旗士兵，一旦挂旗士兵被击毙或失去指挥能力，就会由替补指挥兵立即顶上，并迅速用随身携带的武运旗代替国旗，指挥战斗。因此，这面旗的旗主加藤茂君与加藤博久的身份应当是日军队伍里的替补指挥兵。
如今，这面武运旗已成为日军侵皖的铁证，它不仅记载了一段血腥罪恶的历史，也勾起所有江淮儿女关于抗日战争的记忆。1937年8月，正是在这一面面武运旗的引导下，日军兵分四路，大举入侵安徽。从此，江淮大地田园化作焦土，村庄变为废墟，民众深陷苦难和屈辱的深渊里。然而，日军的残酷暴行和血腥屠杀并未让皖人就此屈服，反而在枪林弹雨中高高举起“保卫中国、保卫家乡”的旗帜，军民团结一心，开始奋起抵抗。
1938年5月，抗战形势已发展到非常紧张的阶段，上海、南京、杭州、芜湖相继失陷。日军从芜湖出发，一路攻占含山、巢湖、合肥等地。与此同时，新四军第四支队抵达皖中，他们一边宣传动员群众抗日，一边侦察敌情，发现位于巢湖东南的蒋家河口是日军扰民的一个主要区域，日军自4月底占领巢湖县城后，为了补充给养，几乎每日都派几十名日军到蒋家河口一带烧杀抢掠，从未受到袭击，所以气焰极其嚣张，戒备极其松懈。由于蒋家河口一带芦苇茂密，河道纵横复杂，四支队经过一系列的周密侦查和充分准备后，决定在此设伏，痛击日军。5月12日上午，几十名日军乘船到达蒋家河口后，一上岸就被埋伏在此的新四军用枪和手榴弹打了个措手不及，最后我军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将这股日军全部歼灭，并缴获10余支“三八”步枪，1支手枪，少许弹药及军用品，以及这面日军武运旗。这面武运旗以战利品的形式，让我们见证了新四军抗日第一仗的完全胜利。
蒋家河口伏击战由新四军第四支队打响是不争的事实，但被歼日军属于哪只部队一直未考证清楚，直到最近才在东京1975年出版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一书上找到依据。被歼日军属于日军巢县守备队，这支守备队隶属于侵华日军坂井德太郎少将指挥的第六师团坂井支队。而第六师团是当年首先进攻南京的六个师团之一，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所以蒋家河口一战歼灭的应是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
蒋家河口伏击战打响了新四军敌后抗日的第一仗，第一胜仗，毋庸置疑，有多份历史档案可以佐证。第一份是1938年5月13日由新四军第四支队发出的《抗战支队在江北蒋家河口杀敌》的捷电（图2），电文称“五月十三日抗战支队捷电：十二日午我九团之一部，阻击巢湖南岸蒋家河口附近登陆之敌，当毙、伤敌六十余人，缴枪二十余支，敌旗一面，弹药及军用品一部，残敌狼狈登船逸去，我无伤亡。”这份捷电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第二份是1938年5月14日新四军驻汉办事处钱之光给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电文：“十二日午，我第四支队阻击巢湖南岸蒋家河口附近登陆之敌，当毙、伤敌六十余人，缴枪二十余支，敌旗一面，弹药及军用品一部，残敌狼狈登船逸去，我无伤亡。”这份电文现存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三份是1938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主办的《新华日报》刊登的蒋家河口伏击战胜利的消息：“我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十二日午，我第四支队阻击巢湖南岸蒋家河口附近登陆之敌，当毙、伤敌六十余人，缴枪二十余支，敌旗一面，弹药及军用品一部，残敌狼狈登船逸去，我无伤亡。”第四份是蒋介石给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和副军长项英发去的嘉勉电文：“叶、项军长吾兄：A电悉。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这份电文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另外，1939年元旦，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新四军军部召开的新年庆祝大会上做的题为《本军抗敌一年来的经验与教训》的报告，其中也明确提到“江北部队到达指定作战地区之时，正是敌人向合肥进攻，企图在巢湖东岸渡过西岸，在蒋家河口上，开始本军第一次战斗。战斗结束，把巢湖登陆敌人完全击溃，缴获了11支枪，一面日本旗子，这是本军在江北作战的第一次胜利。”后来由新四军参谋处编写的《新四军的前身及其组成与发展经过概况》一书中，再次将新四军第四支队蒋家河口伏击日军的战斗称为“开江北第一次的胜利”。
当新四军老战士蒋复强同志把妻子诸晓和珍藏多年的出征旗交给博物馆收藏时，老人深情地说：“我捧得动这面旗子，可我捧不动这段历史，这是一个民族的苦难和血泪呐。”是的，岁月可以把青丝染成白发，可是谁又能洗去一个民族在心灵上的创伤呢。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透过这面日军侵华武运旗，我们仍需充分汲取那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开创和平未来获得更多的智慧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