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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在，英美文学硕士。诗歌见于《人民文学》、《诗刊》等。小说见于《十月》、《钟山》、《上海文学》等。出版小说集《街区那头》、诗集《又一个春天》。曾获《山花》“小说双年奖”新人奖与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提名。
一
那年秋天，你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们是否能再试一次。飞往上海的机票是下周四，希望我能去浦东机场T2航站楼接你。你表示去哪儿都行，去那些我没有去过的城市，只要和我在一起。
再试一次。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重新开始。要忘记美国发生的一切不容易，我回国的决定不是一蹴而就，这已经说明了问题。
前一天预约了出租，凌晨四点准时在楼下等我，车还是晚到了。我们在每一个红灯前停下来，没有车和人的上海街头，这样的停顿显得没有必要。司机显然是前一夜在车里睡了一晚，车里弥漫着人睡着后皮肤分泌出来的腥味，副驾驶门边上塞了两个压扁了的娃哈哈矿泉水空瓶。我打开窗，风把人吹醒，放眼望去路灯如闪烁的长龙，一直排到了浦东机场。
国际航班下来的旅客熙熙攘攘，行李过长的等待让他们疲惫，五颜六色的PVC材质的拉杆箱被搬上手推车，沉重地推向地下停车场，我与他们反方向而行。隔着很远的距离，我看见了你，你在人群中显得尤其高，高得甚至有些离谱。你比我预计的时间到得要早，这打乱了我之前设想阔别后再见面的方式，以及在等待你从门里走出、如何迎接你的方式。你恐怕当时也这么想：这个人就这样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他在地球的另一边，而我在这一边。我们分享的不再是同一个白昼，他的一呼一吸不再与我相关。
清晨，风很清凉。你的穿着符合季节，一件军绿色的防风衣，下面是黑色的李维斯牛仔裤。记得买这条牛仔裤时你还有些微胖，后来你瘦了，这条牛仔裤的腰围就变得有些大，我们送去裁缝店改小过。那天回去的路上，我们路过一家卖游泳用品的商店，店员正在擦拭玻璃。看到我们正在看橱窗里模特身上的条纹方领泳衣，他放下手中的清洗剂，对我们招了招手。最后我们出于在店里逗留的时间太长而感到不好意思，买下了那件贵得离谱的泳衣。
你知道的，我已多年没有在野外游泳，水下总有我惧怕的东西。光斑折射到深绿色的水草上，让它发亮。湖里漂浮着水淹死的虫子，水还没浸湿它们的翅膀。你从八岁就在那个湖里游泳了。你告诉我每年夏天你的祖父母都会带你来法国住上一阵。
那时你学会了法语。他们住在远房亲戚家，根据你的形容，那座大房子像蓬皮杜艺术中心一样有着超现实的魔幻之感。纯白色的砖墙让整个建筑显得像个气喘吁吁的魔兽，如同一个裂了的蛋壳，碎在城郊外三十公里的地方。祖父母去世后，你已经很多年没有再回去。
你问我是否知道，尽管你的祖父已经退役多年，他过世时举行的是高规格的海军葬礼，用国旗覆盖他一半的身体表示庄严。还有你的祖母在“二战”时期训练美国的伞兵，你感慨道伞兵跳下飞机的存活率不超过百分之七十五，几乎可以说是很大概率的自杀性行为。我能感受到你另外那部分沉默里没有表达出来的骄傲。
我看过你祖母的照片，她不像一个军人。眼睛似乎年轻时度数就很深，在镜片后面会放大。她喜欢穿有黑白波点的裙子，裙子上面收得很紧，雪纺材质的下半部分像降落伞一样向四周散开。她穿着肉色的丝袜，头发是羊毛小卷。你能从照片里面看出来她已接受自己的长相普通，所以没有故作姿态。在那些照片里她只有简简单单寥寥几个坐姿，喜欢在草地和公园的长椅上拍照。
Iris是你祖母的名字，和“鸢尾花”的英文一样。每年九月初，你会用草木灰给刚分株好的紫色鸢尾花的伤口杀菌，又将它们顶部的叶子适当地剪掉。你将那把红色沾满泥的剪刀递给我让我放进旁边的花盆里，我看着你在阴天里将紫色的鸢尾花成排地在房前的花园里插好。花瓣上沾着刚喷洒上的水，像晨露一样剔透。我笑着说，你把祖母种在自己院子里的想法有点吓人。那时候我们的关系很好，什么话都能说。后来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对话总像卡在了某件容器里，生怕说出来就碎了，因而惹怒对方。慢慢地我们谁也不想多说什么，只谈些简单的事情。
二
你站在九号出口，军绿色的防雨外套拉链没有拉到尽头，里面蓝色的格纹衬衫露在外面。你把衣领立了起来，飞机的空调开得或许有些冷。你低头看着手机等待我的信息。见我没有回复，你又在手机上打些什么，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的惶恐。
隔着很远的距离我叫着，万斯。
从我旁边推车而过的旅客回头看我。我又叫了你一声。你抬起头，除了因为见到我，还有即將在异域开展的旅途使你欣喜。你说，这是你的故乡，在这里你会感到放松，做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一段新的旅途，能让人忘记过去的事情。一个多好的想法。另一个国家就是另一个世界。好像我们都能重新变成另一个人。你过去就常说，那个在中国的你，这个在美国的你。
我点点头。没有否认你的期待，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再来一次” 这四个字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如释重负。它意味着新生意味着空白和干净，意味着一切的一切。
那些天，我们走在南京路上，我仰头看见你头发鬓角被汗液沾湿，捋到了耳根后面。棕黑色的碎发遮住了你一半的耳朵，你的耳垂薄薄的一层，在有光的地方能看见那层皮肤红红地透着一点模糊的光。你戴着太阳眼镜，嘴里在嚼着口香糖，竟然有一种我从前不曾见过的轻快帅气，让这一切显得很不真实。
这里让我们感到惬意，像我们刚开始那会儿。仿佛时间让一切都回来了。认识你时我刚满二十二岁，时间过得真快，那是我最好的年龄。
那些年我们保持着每天写信的习惯，有时候甚至一天能收到你的两封信。我从超市回来将购物袋放在玄关，直接走进书房，打开电子信箱，反反复复点击右上角的“刷新”键好几遍。它们总能给我安慰，之后我才能安心地又回到之前做的事情上——将放在玄关处的果蔬肉品放进冰箱。夜晚降临，准备晚饭。当刀锋利地将洋葱、土豆一分为二，再变为碎块，连着早磨好的羊肉沫混合着番茄酱罐头和半瓶红酒放进锅里，我才洗干净手回到书房，又重读好几遍你的信。 等待回信的过程往往让你倍感煎熬，你会在之前打来电话。在电话中，你会问我信写得怎么样？你对待它们的态度像是对待文学作品的创作。你会在电话里读上一段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那本书我至今没有读完，不知道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还是其他，中文译本的评价很低。我问你知道吗，这信件里的秘密让我想起王尔德入狱后写的第一部情色小说，那最初包含着痛苦却平静的开场。我能听到你在那边用开酒器“砰”的一声将红酒的木塞抽出。
我想这就是你迷人的地方，在你这里事事都能够得到回应，极少有人知道你对艺术和文学的热爱。即使我讲了一部多么名不见经传的作品，你也能背诵出它的开头：“他打断我说，Des Grieux，从头讲讲你们的故事，告诉我你如何遇见了他。”
过去的事物好像被泡在海水里，零度以下的水温将带有色彩的一切冻结，装进某个瓶身一直下沉。那条长达两小时从机场回家的高速公路变成一道光线，好像能直达家门口刚洒过水的蓬勃的绣球花。一切在我的脑子里飞速运转。无数个下午，浓雾散去光影逐渐汇入大海，蓝色和绿色融在了一起，阳光变得很低，从云层后端直射下来。车里的遮阳板需要从前方挪到侧面遮挡刺眼的阳光的时候，车辆正慢慢地驶入那条火车站旁边的蜿蜒小路。那儿，同方向的双车道变成了单车道，入口处的速度从之前的80码降到了40码。转过头，这条路离水域很近，能清晰地看见水里黑色的海草，绕着山体修建的路同背后重重叠叠的远山一起显得高大而俊朗。
好像我们真的能在他所谓的这个世界，在重重叠叠的远山中重新开始。那些年，你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我长期坐在一扇窗前等你，天阴下来时会有些凉。晚上八点天空还有一丝亮光。我总在饭后散步，赶在八点回来，打开邮箱或坐在窗前听着远处的蝉鸣。那时候，前一天还没有成熟的树莓，下过一场雨后，第二天就可以摘了。我在院子里搬动石头时，看见一条蛇，两只蜥蜴。我住在一楼，光线暗淡，书桌面前的窗外挂着吸引蜂鸟的饮水瓶，它们来时能听见羽翼的震动声。长期没有见过一个人，也没有和人讲过话，我的屋子背后是茂盛的树林。
三
上海，九月的风从裙角吹过。这样的感觉很好。重新开始。好像过去的问题都不存在，或者没有发生过。没有过背叛没有过歇斯底里，没有乞求祷告;没有碎片，更没有一去不回。
夜里很凉，睡梦中我感觉到你靠了过来，你的鼻息侵入我的肩膀。我完全地醒了，却没有动，你似乎也感受到了，你将手轻轻地搭在我腰部的凹陷处，而后将我抱紧，离你更近一些。我能嗅到那种熟悉的木屑似的杏仁果壳般香味，这气味让我想起了我们过去浴室里的沐浴露。你问我是否还爱着你，是否能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中国的旅程已经过去一半。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西安看兵马俑后再出发去敦煌。天亮时分我们坐上出租赶去机场，夜晚和清晨相交接的色彩如同敦煌壁画中那些从异域来的瑰丽的蓝靛。在车里，我们聊一晃而过的车辆、上海道路两旁的建筑风格和租界的梧桐树。让我们伤痛的事绝口不提，好像那些事都不曾发生。
这是你第一次踏上亚洲的土地。这让我想起有一年你曾有机会外派到西贡去，你在电话里和我商量此事时，我已回到中国探亲。那些年你总想找一个中间点，找一个不是我们彼此故乡的地方和我重新开始生活。在网络信号断断续续的通话里，你极力说服我西贡不会太差，杜拉斯就曾在那儿生活过。你又补充说，你可以想象湄公河上一年四季棉质的裙子和遮阳帽。那时候好像阳光真的就快要照进来了，我想象我将离自己熟悉的那片大陆更近，那些在空中飞来飞去、凌晨抵达中国的航班不止在我的梦里出现过一次。
我告诉母亲我们会搬去西贡时，我正陪她在院里遛狗。我们在金黄的梧桐树下停了下来，秋叶挂不住枝丫，风一吹，树叶飘过我们的头顶，落满了地面，有的树叶很轻盈地席卷朝前，有的竖着嵌进了人行道的地砖里，等一阵风来。母亲问我，你们会结婚吗？我说，会。她说你知道我不会原谅他曾经那么对你吗？我说，知道。之后她牵着她的那只比熊，不紧不慢地朝前走着。我跟在她的后面，我知道她有些什么话想说，或者想问。坐下来谈谈，这件事一直到我回美国前都没有到来。就像我从未问过她当年手术后是如何恢复的、有没有人照顾她，这些细节我竟然一点都不想知道。因为它们不可以修改，不可以再来一次。也幸好它们不会再来一次。
这些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女儿，你是知道的。五年前的中国新年，我带着你去中国城，带你去看剪纸和灯笼，在路边等待着舞狮队经过。我们在那家叫“豪丽”的海鲜酒楼吃了新年晚餐，你把那些糕点和小笼包等混为一谈，都称它们为点心。在英文中，中国的新年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它的直译与月亮有关。
那天晚上，我们许了三个新年愿望。当新年的钟声在中国城响起时，当那几间发廊前的三色螺旋灯再次亮起，那些灯光透过灯管闪烁着奇异变化的色彩时，那些天里，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我的母亲正在国内，躺在病床上为一场切除手术做准备。我不知道她甚至已经将写好的类似于遗嘱的信交给小姨，让小姨在万一意外发生后，将信寄到美国。那些天，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这一切，我在异乡的道路上走着，望着夜空中的那一轮陌生的月亮，“团聚”这个词好像挂在这个硕大的金黄月亮之后，仿佛离得很近。
去西贡。那里好像就是我们最后的避难所。在那里我们俩共同开始，把历史抛在脑后。这样想来，我们不仅仅只尝试了一次重新开始。
你的家人和我父母的情况一样，在我们已经做了决定后才接到通知。从好几次你和他们的通话中，我得知你父亲大发雷霆，他们用各种理由都没能阻止你，你向他们保证你会在每年圣诞节和独立日前回到他们身边。
你的父母对东方一无所知，更别说像西贡这样的地方。他们甚至不知道那是哪个国家。他们待在这个国家的时间太长，永远被无知的所谓上层社会围绕着，除了欧洲和北美，其他地方都是第三世界。而他们从你祖父母那儿继承来的财产一直容许着他们保持这样的无礼与自大。
你也许不知道我知道他们对我有偏见。你总把我们隔绝开来，你從不告诉我，你母亲或者父亲怎么看我。这已说明了很多问题。那年感恩节我第一次跟你回去看望父母时，他们尽量节制着打量。吃饭前，他们拉住我的手，开始做祷告，而你家大部分的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尤其是你姑姑，有一年龙卷风将要席卷她当时住的度假酒店，她竟然站在阳台上对着龙卷风祷告。最后她告诉我，龙卷风因为主的意志被挪走了。 你的父亲五十岁时因为外面的情妇离开了家，六十一岁生日一周后才又再次回到这个家，你的母亲接纳了他。对他回来的理由，你母亲没有仔细过问，像过去那样生活。她说，不必问，他知道他回来的原因。你隐约怀疑过父亲在外有私生子，那个女人的名字叫作“Lou”，她的丈夫不知道那些不是他的孩子，他像爱自己孩子那样爱他们。你远远地见过你同父异母的兄弟向你走来，你说你们长得出奇地相似，你说：“这是件可怕的事情。”
你爱你的母亲，母亲在那是你回去看望他们的唯一理由。但就是我们感恩节回去那一年，你得知你母亲的总统投票后，那年圣诞你拒绝回家，她将你抛弃家庭的事怪罪到我头上，多次向你姐姐称我为“那个女巫”。我彻底地将你从他们身边带走了。
我们搬到西贡的前一个月，你父亲在某一个夜里过世了。收到他病危消息的时候，我们正开车赶去机场。那是冬天，海浪的呼啸比风的呼啸要猛烈，当那些晦暗的回音混合着雨拍打着车窗，倦怠的夜晚我们不敢试想航班是否能够按时起飞，我们只能把自己交给它们。
你姐姐打电话来，通过车载音响，她哀求的声音环绕了整个车的空间。这本是一通私人电话，告诉你情况极其糟糕，你们的父亲快不行了，他想见你最后一面。你父亲听到你姐姐正在给你打电话，她试图再请求你一次别去西贡，留在这里，可怜可怜你年迈的母亲，你姐姐说。她的声音短促无力，当她意识到我也在同你一道赶去机场时，她把“你” 换成了“你们”，极力克制住了自己的悲伤，询问我们的航班几点到达明尼阿波利斯机场。
他弥留之际等待着我们的念头令你无法忍受，你打起左转弯灯，在高速上的游客休息区停了下来，我发现你在颤抖。这些年你尽量减少与父亲的对话，面对他在你成长时的缺席，这是你认为最有效的惩罚。
每一年你看着他萎缩下去，在你怜悯他时告诉自己不必，因为这是时间使然。这些年你都忍住了，他的疾病你是知道的，即使预演他的离去无数次，当它真正来临时，你怎么也没设想到自己的崩溃。你轻声问我，能不能换我来开？换到副驾驶座的你对我之前调试的座椅感到不适，双腿预留的空间太少，你的背夸张地朝前倾斜，让你双手必须支撑在某处。我转头看你，你提醒我目视前方。电话再次响起，屏幕上显示612，是明尼阿波利斯的区号前缀。这一次是你母亲，她说了几声你在吗。你尽量靠近车里的话筒回应她，妈妈我在这儿。她确保你在电话这一头后，沉默了好一阵。我们先听到她抽泣时长长的呼吸，接着是她的放声痛哭。在电话那头我们听到姐姐试图抱起她，那边变得嘈杂而混乱。这也是最后时刻的混乱。
你让我掉头，不去赶那班已经抵达西雅图机场的飞机。你决定不去看他，你连着说了好几句脏话，你的愤怒几乎大于你的悲伤。他又再一次抛弃了你先行离开。
四
一周后，在敦煌。谁也没想到你穿着刚到上海那天的那件军绿色风衣躺在了担架上。你父亲临终前的面孔再一次出现在我眼前，就好像他们当年阻止你别来东方的预言已经成真。我想，在他最后等待我们的那些时刻里，他应该也像你现在这样虚弱，对事物感到恐惧的同时竭力维持着人性的尊严。
我不知道为何生死的问题总像排列组合一样意外地出现。我接二连三地经历了母亲的病痛、你父亲的离世，如今是你挣扎在异国的土地上吉凶难卜。考验总是接踵而至，让我不止一次怀疑它们到来的意义，我曾问过你，西西弗斯石头的存在是不是只是为了压垮他？我想时至今日，你仍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而我也不能。
你的外套有好几处很深的刮痕。我不敢给你脱下来，只好将衣服微微打开，你珍珠灰的毛衣露了出来，我又将你里面的领口解开，好让你的呼吸顺畅些。你的毛衣上沾满了沙，我每拉动一次，沙都会从里面的衣服掉出来，落在担架上。你把手臂搭在脸上，想要遮住自己痛苦的脸不让围观的人看到。你是外国人，更加引起了路人的好奇和注意。他们凑近，把我们围了起来。我握住你的手，问你是否感觉到疼。这是在你父亲去世后，我第二次见你情绪崩溃。我安抚你再忍一忍，救护车很快就到。
撞到了一个外国人。这句话从护士的嘴里又传到医生那里，等待我的确认。
肇事司机不知道这次旅行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歪戴着太阳帽，帽子正好挡住他的眼睛，他在不停地舔上嘴唇。刚刚发生的一切像梦一样，事情就是如此。核磁共振的机房外排队等待的还有一些老人，盯着医院里电视播放的车祸新闻目不转睛，显示屏上的数字在不停地滚动刷新，像是随时间更替的方程式。
医生简单地询问了我情况。我告诉他我们从上海来此地旅游，你是外国人不会中文。他从办公桌上拿起圆珠笔递给我让我签字，通知我拿上单子去一楼办理住院手续。
在我们从急诊室出来、去往住院部的路上，你在担架上感到有些冷，问我能否取出背包里的那件棕色羽绒服给你盖住肩膀。你拿出手机，叮嘱我联系你在美国的秘书，你知道我无法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处理好一切。
住院部没有了床位。医生把自己平时值夜班、只有十五平米的办公室腾了出来，加了一张病床。他们把你推进去时，你依然穿着那件风衣，医院白色的被子盖到了胸前的位置。我又拉了拉盖在外面的那件棕色羽绒服，它口袋里装了什么东西，因为重力一直在让这件羽绒服往下滑动。口袋里方形的法兰绒小盒子露出了一个角。你看见了我的目光在注视着什么，而我只是将口袋没有拉好的拉链拉上。这个动作似乎让你松了一口气。
你指了指吊瓶，问我里面装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是消炎药。最初你总是制止准备往你手上扎针的护士，先问我他们给你注射进去的每一种药物药名，站在床边的医生也耐心听我给你解释，那些药名都写在吊瓶上贴着的单子上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尤其是年轻的医生总喜欢听我们说英文，这也许让他们觉得是曾经在学校里学的英语唯一的一次学以致用。他们会在我们的對话中挑出他们听得懂的那些单词重复着又对你说一遍，比如说needle， 比如说pain。他们希望从你的眼睛里得到回应。
傍晚过后，你不再询问，你痛得厉害，只要能让你好一些，你希望他们能注射些什么到身体里来减轻你的痛苦。之后你昏昏沉沉地再次睡去，我握握你的手，表示我去酒店取了我们的行李就回。 肇事司机一直站在医院外面，司机的领导也来了。领导的皮肤和肇事司机一样，因为长时间户外工作显出来的焦糖色让人产生疏离感。他们愿意先送我回酒店取行李，之后再聊事故的细节。司机打开副驾驶的车门，让我坐前面，告诉我后面容易晕车。上车后，他们试图让我放松，聊些轻松的话题，聊敦煌近几年旅游业的发展，前几天罕见的沙尘暴。你知道，我已经筋疲力尽。
车窗外的黑暗与树木融为一体，敦煌千年的壁画一一显现，越来越近越来越迷离，毗楞竭梨王本生暗红的画面突兀的黑白肉身千钉钉其身的涅槃，飞天褪色的画面衣裙飘曳横空，曼妙的身形下花开花落，面对缭乱零星闪过的一切，我不知道如何回应。
我拿着医院开的证明去退酒店当天的房费，大厅黄色的灯光让人感到抚慰，前台的接待员对医院开出的佐证深信不疑。她拿起POS机，打印退款的发票，并从领口前取下圆珠笔，让我确认签字。对这次事故她并不关切，她说着模式化的地方普通话，72个小时退款，自动到账，留意查收。她用黄色的小燕尾夹将那张商家保留的小票和其他小票放在一起夹好，垫在了她厚重的计算器下面。她又回到刚刚坐的位置，继续着我们进来之前她未打完的那通电话。
从前台出来到住宿部需要走一段路，我们出来时已是深夜。我仍然想不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房卡在门锁前刷了两次才开。我推开门，房间还没有被打扫过。我们是下午出去的，出去的时候，你还用笔在我们一张合影的背面写下小小的一行字：Mon Cheri。
我试图把你放在衣柜里的衣服塞进行李箱，你最近新买的衣服已经塞不进去，你的两套西装、几件白色衬衣、领带还有棕色编织皮面的皮鞋只能堆在了床上。肇事司机表示他可以从车里取两个购物袋上来装你所有的衣物。他好一会儿才上樓来，回来时，他身上有浓郁的尼古丁味，混合着他没有吃晚饭的胃部散发出来的气味，让我觉得自己坐在一列绿皮火车上。他似乎有一些心事想要在我这里取得确认。他开始问我你的名字和工作。我收着东西，始终保持着沉默。
五
母亲听说你受了伤，尽管我极力避重就轻，她还是从我的语气中猜到了车祸的严重。她沉默了很久，我甚至听到她在电话那头哭了。她问我，你将来还能站得起来吗？我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不愿面对。我说我不知道。
挂了电话她即刻买了第二天到敦煌的机票，并在购票之后通知我，让我将医院的地址发给她。她知道我一个人难以面对这样的打击，无法在打击的过程中还要面对繁琐的一切和手术。我没有照顾过病人。这些她都了解。我知道她的目的不仅是来帮我，她想在一切结束之后把我带回家。她无法接受女儿将她的后半生消耗在照顾一个残疾人身上。我想你一定能原谅她的自私。
我仍然不能接受母亲贸然而来。我能想象到母亲来了之后的情景，她会将一切打理周全，在某个清晨带着我与你告别。这就是结束。
我竭力阻止了她。好在她的飞机还没有到敦煌就因为天气原因迫降在了重庆。这样她离敦煌更远了。离她的家也更远了，她在天上飞了一整天。她坐在一个角落给我打电话说正在等飞机起飞的时间，说她坐的地方正对着一丛紫红的菊花。我恳求她再给我一点时间，一些独处的时间;我安慰她让她放心，我知道她的意思。我只能向她保证，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会找一个护工。
而这一切，我从未向你提起。
她始终相信是你带走了她的女儿，她甚至对我说出我跟你回美国后，我们就再也别联系。你知道她如何将我养大，你知道她为我付出的一切。在你们俩之间我无法选择。我只能乞求我的母亲原谅我。在她看来我已经做出了选择。那些天在我的故乡，我感受到自己被驱逐，正在被无法原谅。
我承诺她，等我处理好这一切，我就会回家。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沙漠上画满了神秘的图腾，而那个关于日期的秘密就在沙漠深处的皱褶里。
后来我的母亲拒绝再和我对话。她坐在陌生的角落继续等她的飞机，只是方向又变了，她得朝着家的方向飞。凌晨出门时也许她还满怀希望能将自己的女儿带回，她是怎样在仆仆风尘中笃定我重回的结果。我没对你说过，你不知道。
六
护工来了以后，我轻松了很多。她每天会用毛巾为你擦拭身体，按摩，帮你翻身，怕你因为久躺而身体长疮。在你深沉昏睡的时候，她也会当着我的面把被子掀开，让你赤裸地露出下半身。情急之中我对她喊出声来制止她，告诉她不可以让你赤裸在外。她平静地告诉我，如果不这样清理的话，你的痛苦比露出来多上很多倍。我不看她，尽量让这一切停留在医学的层面。
午后，等你吃完了午饭，她会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她很少出病房。她会和我聊一些过去的生活。她告诉我她之前在上海照顾病人，她告诉我她有一段失败的婚姻。她说警察总在找她。这让我担心，万一警察找到了她，我就得再去重新找个护工。她问我如果你站不起来怎么办，我告诉她我不喜欢这个假设。她没有在意我的不适，问我母亲是否能同意我一辈子照顾一个残疾人，我说，是。
查房的医生敲开我们的门，让我跟他出来。我表示我们可以不用回避万斯，他听不懂中文。医生豁然开朗似的笑笑，从白衣口袋里拿出他的红外线灯筒和他刚拍出来的X光片。X光片上分别是你的背面和侧面的透视图。你的骨骼很大。侧面的右上方还照出了你绿色防风衣的金属拉链。他娴熟地用红外线在片上扫过去又扫过来，在重点的地方圈了几个点，就是这里，骨头断在里面了，爆裂性骨折，要清理干净，放一个钢板进去。
我答应他们手术的事情会和你商量，他们说你看着办。手术第二天就可以安排。你从我的神情中感觉到不好的事发生了。你焦虑地打断我和医生的对话，并要求我立刻给你翻译。我拉着你的手，转头问医生你们之前做过这种手术吗？他说没有。
一场手术。后遗症。站不起来这些词你一直在重复着。你问我想不想你做这个手术。不做又怎么办呢？这里的医疗条件不是可以让人放心的，伤口感染或是操作不当，都有可能带来终身的遗憾。 连着好几个晚上你的情况变得很糟。止痛药已经不再管用。值班室里只剩下一个医生，他让护士给你调来了呼吸机，我问他能不能再给你一剂吗啡。他说早上已经打过了。他说如果我们同意他可以试试在你的膝盖上做针灸，能缓解你的一些痛苦。
我们同意尽快给你安排手术。他们会从市里调一些专家过来。虽然没人做过类似的手术，但是他们承诺会尽他们最大的努力。
七
好在第二天你的秘书带来了好消息，他們会在你手术后尽快接你回美国，但首先是要确保你在一个相对健全的医疗环境下，重症飞行转运的公司会将你接到北京的外资医院接受检查和适当的保护性治疗。可以离开这儿的想法让你在手术前又燃起希望。你在手术前的时间里突然变得状态不错。你学会了如何自己躺在床上，打发你的空余时间。你又重新开始听你的电子书，只是内容不再是我们来敦煌前，你聆听的那些关于中国的历史和艺术。你让护工将你的床轻轻摇成四十五度角，让你能看到窗外的阳光。尽管那些你真正醒着的时间维持不了多久疼痛就会袭来，你依然坚持那样做。
在我日日夜夜守护里，你担心我在手术室前来来回回不安踱步。你说在我等待你做手术的时候，可以去找地方将行李箱里的衣服拿出来干洗，以备回去时好穿。你提出要求，让我去给你买一套舒适的睡衣，做完手术你就能换上，你甚至将款式和颜色都在脑海里想了一遍。然后我可以再逛逛街，买些喜欢的东西。这毕竟是你的国家很长时间你都见不到它了。你说，去吧，尽量开心一点，我们就要回去了。
是的，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这样告诉自己。
护工见你心情好转，便提到她有个正在上二年级的儿子。儿子放学后没有人管他的晚饭，她问我是否可以把他接到病房来做作业。她觉得难为情，但是我能理解她作为单亲母亲的难处，我答应了。
那天远远地我看见她往嘴唇上抹了点口红，反复抿嘴巴好让口红均匀。见我从走廊过来，她从紫色的背包里拿出一个桃心形状的小化妆镜，握住我的手说，听医生说你们快走了。这个送给你，祝你们爱情美满。将来再回到敦煌来玩。
敦煌的秋天树叶凋零，景象萧瑟寒凉。这么些天，我第一次下楼到街上去，觉得天光刺眼。走在暖寒的阳光下，它们能照耀着我真好。它们强烈，温暖。回医院的路上，我让司机停车，我去买两斤新疆库尔勒香梨，他停下车在一旁抽烟等我。我问他新疆离敦煌有多远，他说说近也不近，说远也不远。出租车司机问我你是游客吧，从哪来？我说从西雅图。他说，离这儿远吗？我笑笑说，说近也不近，说远也不远。
没有人能够想到，我出去那天竟是最后一次见你。我回来时，负责你病床的护士在挂号的大堂里叫住我说你的情况不妙，已经送进手术室。
晚上，我在你手术的过道里坐着，一次次望向那扇被淡蓝色帷布遮着的玻璃门，过道尽头滚动的屏幕上跳跃的红色数据渐渐变成了空屏，在我脑子里只留下时钟的嘀嗒声。那扇清冷的门终于开了，我慢慢站起来等待迎上前去，希望你睁开眼就能看到我。可是门开之后走出来一个护士，她戴着口罩，并没有继续打开另一扇门，好让手术车上的你被推出来。她朝着我走过来，她平平常常波澜不惊地走着，让我感觉到了万水千山的穿越。
这些年对于很多事，我尽量去遗忘它。我从不去回忆与处理后来那些琐碎的事件的细节。这一场变故和你在病床上忍受病痛，医生给你使用开塞露，以及你那样赤裸地暴露在病房里所有人的面前任由他们摆动，让你丧失尊严的一幕幕，那些不仅仅是由于语言而让你孤立无援的时刻，你在那些时刻望向我的眼神，我都刻意去忘记它。
很多年我都想告诉你，我们没能够如愿以偿再来一次，不是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合适，不是因为其他，只是因为我们上了那辆不该上的车。一定是。
一
那年秋天，你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们是否能再试一次。飞往上海的机票是下周四，希望我能去浦东机场T2航站楼接你。你表示去哪儿都行，去那些我没有去过的城市，只要和我在一起。
再试一次。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重新开始。要忘记美国发生的一切不容易，我回国的决定不是一蹴而就，这已经说明了问题。
前一天预约了出租，凌晨四点准时在楼下等我，车还是晚到了。我们在每一个红灯前停下来，没有车和人的上海街头，这样的停顿显得没有必要。司机显然是前一夜在车里睡了一晚，车里弥漫着人睡着后皮肤分泌出来的腥味，副驾驶门边上塞了两个压扁了的娃哈哈矿泉水空瓶。我打开窗，风把人吹醒，放眼望去路灯如闪烁的长龙，一直排到了浦东机场。
国际航班下来的旅客熙熙攘攘，行李过长的等待让他们疲惫，五颜六色的PVC材质的拉杆箱被搬上手推车，沉重地推向地下停车场，我与他们反方向而行。隔着很远的距离，我看见了你，你在人群中显得尤其高，高得甚至有些离谱。你比我预计的时间到得要早，这打乱了我之前设想阔别后再见面的方式，以及在等待你从门里走出、如何迎接你的方式。你恐怕当时也这么想：这个人就这样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他在地球的另一边，而我在这一边。我们分享的不再是同一个白昼，他的一呼一吸不再与我相关。
清晨，风很清凉。你的穿着符合季节，一件军绿色的防风衣，下面是黑色的李维斯牛仔裤。记得买这条牛仔裤时你还有些微胖，后来你瘦了，这条牛仔裤的腰围就变得有些大，我们送去裁缝店改小过。那天回去的路上，我们路过一家卖游泳用品的商店，店员正在擦拭玻璃。看到我们正在看橱窗里模特身上的条纹方领泳衣，他放下手中的清洗剂，对我们招了招手。最后我们出于在店里逗留的时间太长而感到不好意思，买下了那件贵得离谱的泳衣。
你知道的，我已多年没有在野外游泳，水下总有我惧怕的东西。光斑折射到深绿色的水草上，让它发亮。湖里漂浮着水淹死的虫子，水还没浸湿它们的翅膀。你从八岁就在那个湖里游泳了。你告诉我每年夏天你的祖父母都会带你来法国住上一阵。
那时你学会了法语。他们住在远房亲戚家，根据你的形容，那座大房子像蓬皮杜艺术中心一样有着超现实的魔幻之感。纯白色的砖墙让整个建筑显得像个气喘吁吁的魔兽，如同一个裂了的蛋壳，碎在城郊外三十公里的地方。祖父母去世后，你已经很多年没有再回去。
你问我是否知道，尽管你的祖父已经退役多年，他过世时举行的是高规格的海军葬礼，用国旗覆盖他一半的身体表示庄严。还有你的祖母在“二战”时期训练美国的伞兵，你感慨道伞兵跳下飞机的存活率不超过百分之七十五，几乎可以说是很大概率的自杀性行为。我能感受到你另外那部分沉默里没有表达出来的骄傲。
我看过你祖母的照片，她不像一个军人。眼睛似乎年轻时度数就很深，在镜片后面会放大。她喜欢穿有黑白波点的裙子，裙子上面收得很紧，雪纺材质的下半部分像降落伞一样向四周散开。她穿着肉色的丝袜，头发是羊毛小卷。你能从照片里面看出来她已接受自己的长相普通，所以没有故作姿态。在那些照片里她只有简简单单寥寥几个坐姿，喜欢在草地和公园的长椅上拍照。
Iris是你祖母的名字，和“鸢尾花”的英文一样。每年九月初，你会用草木灰给刚分株好的紫色鸢尾花的伤口杀菌，又将它们顶部的叶子适当地剪掉。你将那把红色沾满泥的剪刀递给我让我放进旁边的花盆里，我看着你在阴天里将紫色的鸢尾花成排地在房前的花园里插好。花瓣上沾着刚喷洒上的水，像晨露一样剔透。我笑着说，你把祖母种在自己院子里的想法有点吓人。那时候我们的关系很好，什么话都能说。后来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对话总像卡在了某件容器里，生怕说出来就碎了，因而惹怒对方。慢慢地我们谁也不想多说什么，只谈些简单的事情。
二
你站在九号出口，军绿色的防雨外套拉链没有拉到尽头，里面蓝色的格纹衬衫露在外面。你把衣领立了起来，飞机的空调开得或许有些冷。你低头看着手机等待我的信息。见我没有回复，你又在手机上打些什么，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的惶恐。
隔着很远的距离我叫着，万斯。
从我旁边推车而过的旅客回头看我。我又叫了你一声。你抬起头，除了因为见到我，还有即將在异域开展的旅途使你欣喜。你说，这是你的故乡，在这里你会感到放松，做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一段新的旅途，能让人忘记过去的事情。一个多好的想法。另一个国家就是另一个世界。好像我们都能重新变成另一个人。你过去就常说，那个在中国的你，这个在美国的你。
我点点头。没有否认你的期待，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再来一次” 这四个字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如释重负。它意味着新生意味着空白和干净，意味着一切的一切。
那些天，我们走在南京路上，我仰头看见你头发鬓角被汗液沾湿，捋到了耳根后面。棕黑色的碎发遮住了你一半的耳朵，你的耳垂薄薄的一层，在有光的地方能看见那层皮肤红红地透着一点模糊的光。你戴着太阳眼镜，嘴里在嚼着口香糖，竟然有一种我从前不曾见过的轻快帅气，让这一切显得很不真实。
这里让我们感到惬意，像我们刚开始那会儿。仿佛时间让一切都回来了。认识你时我刚满二十二岁，时间过得真快，那是我最好的年龄。
那些年我们保持着每天写信的习惯，有时候甚至一天能收到你的两封信。我从超市回来将购物袋放在玄关，直接走进书房，打开电子信箱，反反复复点击右上角的“刷新”键好几遍。它们总能给我安慰，之后我才能安心地又回到之前做的事情上——将放在玄关处的果蔬肉品放进冰箱。夜晚降临，准备晚饭。当刀锋利地将洋葱、土豆一分为二，再变为碎块，连着早磨好的羊肉沫混合着番茄酱罐头和半瓶红酒放进锅里，我才洗干净手回到书房，又重读好几遍你的信。 等待回信的过程往往让你倍感煎熬，你会在之前打来电话。在电话中，你会问我信写得怎么样？你对待它们的态度像是对待文学作品的创作。你会在电话里读上一段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那本书我至今没有读完，不知道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还是其他，中文译本的评价很低。我问你知道吗，这信件里的秘密让我想起王尔德入狱后写的第一部情色小说，那最初包含着痛苦却平静的开场。我能听到你在那边用开酒器“砰”的一声将红酒的木塞抽出。
我想这就是你迷人的地方，在你这里事事都能够得到回应，极少有人知道你对艺术和文学的热爱。即使我讲了一部多么名不见经传的作品，你也能背诵出它的开头：“他打断我说，Des Grieux，从头讲讲你们的故事，告诉我你如何遇见了他。”
过去的事物好像被泡在海水里，零度以下的水温将带有色彩的一切冻结，装进某个瓶身一直下沉。那条长达两小时从机场回家的高速公路变成一道光线，好像能直达家门口刚洒过水的蓬勃的绣球花。一切在我的脑子里飞速运转。无数个下午，浓雾散去光影逐渐汇入大海，蓝色和绿色融在了一起，阳光变得很低，从云层后端直射下来。车里的遮阳板需要从前方挪到侧面遮挡刺眼的阳光的时候，车辆正慢慢地驶入那条火车站旁边的蜿蜒小路。那儿，同方向的双车道变成了单车道，入口处的速度从之前的80码降到了40码。转过头，这条路离水域很近，能清晰地看见水里黑色的海草，绕着山体修建的路同背后重重叠叠的远山一起显得高大而俊朗。
好像我们真的能在他所谓的这个世界，在重重叠叠的远山中重新开始。那些年，你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我长期坐在一扇窗前等你，天阴下来时会有些凉。晚上八点天空还有一丝亮光。我总在饭后散步，赶在八点回来，打开邮箱或坐在窗前听着远处的蝉鸣。那时候，前一天还没有成熟的树莓，下过一场雨后，第二天就可以摘了。我在院子里搬动石头时，看见一条蛇，两只蜥蜴。我住在一楼，光线暗淡，书桌面前的窗外挂着吸引蜂鸟的饮水瓶，它们来时能听见羽翼的震动声。长期没有见过一个人，也没有和人讲过话，我的屋子背后是茂盛的树林。
三
上海，九月的风从裙角吹过。这样的感觉很好。重新开始。好像过去的问题都不存在，或者没有发生过。没有过背叛没有过歇斯底里，没有乞求祷告;没有碎片，更没有一去不回。
夜里很凉，睡梦中我感觉到你靠了过来，你的鼻息侵入我的肩膀。我完全地醒了，却没有动，你似乎也感受到了，你将手轻轻地搭在我腰部的凹陷处，而后将我抱紧，离你更近一些。我能嗅到那种熟悉的木屑似的杏仁果壳般香味，这气味让我想起了我们过去浴室里的沐浴露。你问我是否还爱着你，是否能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中国的旅程已经过去一半。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西安看兵马俑后再出发去敦煌。天亮时分我们坐上出租赶去机场，夜晚和清晨相交接的色彩如同敦煌壁画中那些从异域来的瑰丽的蓝靛。在车里，我们聊一晃而过的车辆、上海道路两旁的建筑风格和租界的梧桐树。让我们伤痛的事绝口不提，好像那些事都不曾发生。
这是你第一次踏上亚洲的土地。这让我想起有一年你曾有机会外派到西贡去，你在电话里和我商量此事时，我已回到中国探亲。那些年你总想找一个中间点，找一个不是我们彼此故乡的地方和我重新开始生活。在网络信号断断续续的通话里，你极力说服我西贡不会太差，杜拉斯就曾在那儿生活过。你又补充说，你可以想象湄公河上一年四季棉质的裙子和遮阳帽。那时候好像阳光真的就快要照进来了，我想象我将离自己熟悉的那片大陆更近，那些在空中飞来飞去、凌晨抵达中国的航班不止在我的梦里出现过一次。
我告诉母亲我们会搬去西贡时，我正陪她在院里遛狗。我们在金黄的梧桐树下停了下来，秋叶挂不住枝丫，风一吹，树叶飘过我们的头顶，落满了地面，有的树叶很轻盈地席卷朝前，有的竖着嵌进了人行道的地砖里，等一阵风来。母亲问我，你们会结婚吗？我说，会。她说你知道我不会原谅他曾经那么对你吗？我说，知道。之后她牵着她的那只比熊，不紧不慢地朝前走着。我跟在她的后面，我知道她有些什么话想说，或者想问。坐下来谈谈，这件事一直到我回美国前都没有到来。就像我从未问过她当年手术后是如何恢复的、有没有人照顾她，这些细节我竟然一点都不想知道。因为它们不可以修改，不可以再来一次。也幸好它们不会再来一次。
这些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女儿，你是知道的。五年前的中国新年，我带着你去中国城，带你去看剪纸和灯笼，在路边等待着舞狮队经过。我们在那家叫“豪丽”的海鲜酒楼吃了新年晚餐，你把那些糕点和小笼包等混为一谈，都称它们为点心。在英文中，中国的新年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它的直译与月亮有关。
那天晚上，我们许了三个新年愿望。当新年的钟声在中国城响起时，当那几间发廊前的三色螺旋灯再次亮起，那些灯光透过灯管闪烁着奇异变化的色彩时，那些天里，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我的母亲正在国内，躺在病床上为一场切除手术做准备。我不知道她甚至已经将写好的类似于遗嘱的信交给小姨，让小姨在万一意外发生后，将信寄到美国。那些天，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这一切，我在异乡的道路上走着，望着夜空中的那一轮陌生的月亮，“团聚”这个词好像挂在这个硕大的金黄月亮之后，仿佛离得很近。
去西贡。那里好像就是我们最后的避难所。在那里我们俩共同开始，把历史抛在脑后。这样想来，我们不仅仅只尝试了一次重新开始。
你的家人和我父母的情况一样，在我们已经做了决定后才接到通知。从好几次你和他们的通话中，我得知你父亲大发雷霆，他们用各种理由都没能阻止你，你向他们保证你会在每年圣诞节和独立日前回到他们身边。
你的父母对东方一无所知，更别说像西贡这样的地方。他们甚至不知道那是哪个国家。他们待在这个国家的时间太长，永远被无知的所谓上层社会围绕着，除了欧洲和北美，其他地方都是第三世界。而他们从你祖父母那儿继承来的财产一直容许着他们保持这样的无礼与自大。
你也许不知道我知道他们对我有偏见。你总把我们隔绝开来，你從不告诉我，你母亲或者父亲怎么看我。这已说明了很多问题。那年感恩节我第一次跟你回去看望父母时，他们尽量节制着打量。吃饭前，他们拉住我的手，开始做祷告，而你家大部分的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尤其是你姑姑，有一年龙卷风将要席卷她当时住的度假酒店，她竟然站在阳台上对着龙卷风祷告。最后她告诉我，龙卷风因为主的意志被挪走了。 你的父亲五十岁时因为外面的情妇离开了家，六十一岁生日一周后才又再次回到这个家，你的母亲接纳了他。对他回来的理由，你母亲没有仔细过问，像过去那样生活。她说，不必问，他知道他回来的原因。你隐约怀疑过父亲在外有私生子，那个女人的名字叫作“Lou”，她的丈夫不知道那些不是他的孩子，他像爱自己孩子那样爱他们。你远远地见过你同父异母的兄弟向你走来，你说你们长得出奇地相似，你说：“这是件可怕的事情。”
你爱你的母亲，母亲在那是你回去看望他们的唯一理由。但就是我们感恩节回去那一年，你得知你母亲的总统投票后，那年圣诞你拒绝回家，她将你抛弃家庭的事怪罪到我头上，多次向你姐姐称我为“那个女巫”。我彻底地将你从他们身边带走了。
我们搬到西贡的前一个月，你父亲在某一个夜里过世了。收到他病危消息的时候，我们正开车赶去机场。那是冬天，海浪的呼啸比风的呼啸要猛烈，当那些晦暗的回音混合着雨拍打着车窗，倦怠的夜晚我们不敢试想航班是否能够按时起飞，我们只能把自己交给它们。
你姐姐打电话来，通过车载音响，她哀求的声音环绕了整个车的空间。这本是一通私人电话，告诉你情况极其糟糕，你们的父亲快不行了，他想见你最后一面。你父亲听到你姐姐正在给你打电话，她试图再请求你一次别去西贡，留在这里，可怜可怜你年迈的母亲，你姐姐说。她的声音短促无力，当她意识到我也在同你一道赶去机场时，她把“你” 换成了“你们”，极力克制住了自己的悲伤，询问我们的航班几点到达明尼阿波利斯机场。
他弥留之际等待着我们的念头令你无法忍受，你打起左转弯灯，在高速上的游客休息区停了下来，我发现你在颤抖。这些年你尽量减少与父亲的对话，面对他在你成长时的缺席，这是你认为最有效的惩罚。
每一年你看着他萎缩下去，在你怜悯他时告诉自己不必，因为这是时间使然。这些年你都忍住了，他的疾病你是知道的，即使预演他的离去无数次，当它真正来临时，你怎么也没设想到自己的崩溃。你轻声问我，能不能换我来开？换到副驾驶座的你对我之前调试的座椅感到不适，双腿预留的空间太少，你的背夸张地朝前倾斜，让你双手必须支撑在某处。我转头看你，你提醒我目视前方。电话再次响起，屏幕上显示612，是明尼阿波利斯的区号前缀。这一次是你母亲，她说了几声你在吗。你尽量靠近车里的话筒回应她，妈妈我在这儿。她确保你在电话这一头后，沉默了好一阵。我们先听到她抽泣时长长的呼吸，接着是她的放声痛哭。在电话那头我们听到姐姐试图抱起她，那边变得嘈杂而混乱。这也是最后时刻的混乱。
你让我掉头，不去赶那班已经抵达西雅图机场的飞机。你决定不去看他，你连着说了好几句脏话，你的愤怒几乎大于你的悲伤。他又再一次抛弃了你先行离开。
四
一周后，在敦煌。谁也没想到你穿着刚到上海那天的那件军绿色风衣躺在了担架上。你父亲临终前的面孔再一次出现在我眼前，就好像他们当年阻止你别来东方的预言已经成真。我想，在他最后等待我们的那些时刻里，他应该也像你现在这样虚弱，对事物感到恐惧的同时竭力维持着人性的尊严。
我不知道为何生死的问题总像排列组合一样意外地出现。我接二连三地经历了母亲的病痛、你父亲的离世，如今是你挣扎在异国的土地上吉凶难卜。考验总是接踵而至，让我不止一次怀疑它们到来的意义，我曾问过你，西西弗斯石头的存在是不是只是为了压垮他？我想时至今日，你仍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而我也不能。
你的外套有好几处很深的刮痕。我不敢给你脱下来，只好将衣服微微打开，你珍珠灰的毛衣露了出来，我又将你里面的领口解开，好让你的呼吸顺畅些。你的毛衣上沾满了沙，我每拉动一次，沙都会从里面的衣服掉出来，落在担架上。你把手臂搭在脸上，想要遮住自己痛苦的脸不让围观的人看到。你是外国人，更加引起了路人的好奇和注意。他们凑近，把我们围了起来。我握住你的手，问你是否感觉到疼。这是在你父亲去世后，我第二次见你情绪崩溃。我安抚你再忍一忍，救护车很快就到。
撞到了一个外国人。这句话从护士的嘴里又传到医生那里，等待我的确认。
肇事司机不知道这次旅行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歪戴着太阳帽，帽子正好挡住他的眼睛，他在不停地舔上嘴唇。刚刚发生的一切像梦一样，事情就是如此。核磁共振的机房外排队等待的还有一些老人，盯着医院里电视播放的车祸新闻目不转睛，显示屏上的数字在不停地滚动刷新，像是随时间更替的方程式。
医生简单地询问了我情况。我告诉他我们从上海来此地旅游，你是外国人不会中文。他从办公桌上拿起圆珠笔递给我让我签字，通知我拿上单子去一楼办理住院手续。
在我们从急诊室出来、去往住院部的路上，你在担架上感到有些冷，问我能否取出背包里的那件棕色羽绒服给你盖住肩膀。你拿出手机，叮嘱我联系你在美国的秘书，你知道我无法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处理好一切。
住院部没有了床位。医生把自己平时值夜班、只有十五平米的办公室腾了出来，加了一张病床。他们把你推进去时，你依然穿着那件风衣，医院白色的被子盖到了胸前的位置。我又拉了拉盖在外面的那件棕色羽绒服，它口袋里装了什么东西，因为重力一直在让这件羽绒服往下滑动。口袋里方形的法兰绒小盒子露出了一个角。你看见了我的目光在注视着什么，而我只是将口袋没有拉好的拉链拉上。这个动作似乎让你松了一口气。
你指了指吊瓶，问我里面装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是消炎药。最初你总是制止准备往你手上扎针的护士，先问我他们给你注射进去的每一种药物药名，站在床边的医生也耐心听我给你解释，那些药名都写在吊瓶上贴着的单子上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尤其是年轻的医生总喜欢听我们说英文，这也许让他们觉得是曾经在学校里学的英语唯一的一次学以致用。他们会在我们的對话中挑出他们听得懂的那些单词重复着又对你说一遍，比如说needle， 比如说pain。他们希望从你的眼睛里得到回应。
傍晚过后，你不再询问，你痛得厉害，只要能让你好一些，你希望他们能注射些什么到身体里来减轻你的痛苦。之后你昏昏沉沉地再次睡去，我握握你的手，表示我去酒店取了我们的行李就回。 肇事司机一直站在医院外面，司机的领导也来了。领导的皮肤和肇事司机一样，因为长时间户外工作显出来的焦糖色让人产生疏离感。他们愿意先送我回酒店取行李，之后再聊事故的细节。司机打开副驾驶的车门，让我坐前面，告诉我后面容易晕车。上车后，他们试图让我放松，聊些轻松的话题，聊敦煌近几年旅游业的发展，前几天罕见的沙尘暴。你知道，我已经筋疲力尽。
车窗外的黑暗与树木融为一体，敦煌千年的壁画一一显现，越来越近越来越迷离，毗楞竭梨王本生暗红的画面突兀的黑白肉身千钉钉其身的涅槃，飞天褪色的画面衣裙飘曳横空，曼妙的身形下花开花落，面对缭乱零星闪过的一切，我不知道如何回应。
我拿着医院开的证明去退酒店当天的房费，大厅黄色的灯光让人感到抚慰，前台的接待员对医院开出的佐证深信不疑。她拿起POS机，打印退款的发票，并从领口前取下圆珠笔，让我确认签字。对这次事故她并不关切，她说着模式化的地方普通话，72个小时退款，自动到账，留意查收。她用黄色的小燕尾夹将那张商家保留的小票和其他小票放在一起夹好，垫在了她厚重的计算器下面。她又回到刚刚坐的位置，继续着我们进来之前她未打完的那通电话。
从前台出来到住宿部需要走一段路，我们出来时已是深夜。我仍然想不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房卡在门锁前刷了两次才开。我推开门，房间还没有被打扫过。我们是下午出去的，出去的时候，你还用笔在我们一张合影的背面写下小小的一行字：Mon Cheri。
我试图把你放在衣柜里的衣服塞进行李箱，你最近新买的衣服已经塞不进去，你的两套西装、几件白色衬衣、领带还有棕色编织皮面的皮鞋只能堆在了床上。肇事司机表示他可以从车里取两个购物袋上来装你所有的衣物。他好一会儿才上樓来，回来时，他身上有浓郁的尼古丁味，混合着他没有吃晚饭的胃部散发出来的气味，让我觉得自己坐在一列绿皮火车上。他似乎有一些心事想要在我这里取得确认。他开始问我你的名字和工作。我收着东西，始终保持着沉默。
五
母亲听说你受了伤，尽管我极力避重就轻，她还是从我的语气中猜到了车祸的严重。她沉默了很久，我甚至听到她在电话那头哭了。她问我，你将来还能站得起来吗？我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不愿面对。我说我不知道。
挂了电话她即刻买了第二天到敦煌的机票，并在购票之后通知我，让我将医院的地址发给她。她知道我一个人难以面对这样的打击，无法在打击的过程中还要面对繁琐的一切和手术。我没有照顾过病人。这些她都了解。我知道她的目的不仅是来帮我，她想在一切结束之后把我带回家。她无法接受女儿将她的后半生消耗在照顾一个残疾人身上。我想你一定能原谅她的自私。
我仍然不能接受母亲贸然而来。我能想象到母亲来了之后的情景，她会将一切打理周全，在某个清晨带着我与你告别。这就是结束。
我竭力阻止了她。好在她的飞机还没有到敦煌就因为天气原因迫降在了重庆。这样她离敦煌更远了。离她的家也更远了，她在天上飞了一整天。她坐在一个角落给我打电话说正在等飞机起飞的时间，说她坐的地方正对着一丛紫红的菊花。我恳求她再给我一点时间，一些独处的时间;我安慰她让她放心，我知道她的意思。我只能向她保证，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会找一个护工。
而这一切，我从未向你提起。
她始终相信是你带走了她的女儿，她甚至对我说出我跟你回美国后，我们就再也别联系。你知道她如何将我养大，你知道她为我付出的一切。在你们俩之间我无法选择。我只能乞求我的母亲原谅我。在她看来我已经做出了选择。那些天在我的故乡，我感受到自己被驱逐，正在被无法原谅。
我承诺她，等我处理好这一切，我就会回家。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沙漠上画满了神秘的图腾，而那个关于日期的秘密就在沙漠深处的皱褶里。
后来我的母亲拒绝再和我对话。她坐在陌生的角落继续等她的飞机，只是方向又变了，她得朝着家的方向飞。凌晨出门时也许她还满怀希望能将自己的女儿带回，她是怎样在仆仆风尘中笃定我重回的结果。我没对你说过，你不知道。
六
护工来了以后，我轻松了很多。她每天会用毛巾为你擦拭身体，按摩，帮你翻身，怕你因为久躺而身体长疮。在你深沉昏睡的时候，她也会当着我的面把被子掀开，让你赤裸地露出下半身。情急之中我对她喊出声来制止她，告诉她不可以让你赤裸在外。她平静地告诉我，如果不这样清理的话，你的痛苦比露出来多上很多倍。我不看她，尽量让这一切停留在医学的层面。
午后，等你吃完了午饭，她会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她很少出病房。她会和我聊一些过去的生活。她告诉我她之前在上海照顾病人，她告诉我她有一段失败的婚姻。她说警察总在找她。这让我担心，万一警察找到了她，我就得再去重新找个护工。她问我如果你站不起来怎么办，我告诉她我不喜欢这个假设。她没有在意我的不适，问我母亲是否能同意我一辈子照顾一个残疾人，我说，是。
查房的医生敲开我们的门，让我跟他出来。我表示我们可以不用回避万斯，他听不懂中文。医生豁然开朗似的笑笑，从白衣口袋里拿出他的红外线灯筒和他刚拍出来的X光片。X光片上分别是你的背面和侧面的透视图。你的骨骼很大。侧面的右上方还照出了你绿色防风衣的金属拉链。他娴熟地用红外线在片上扫过去又扫过来，在重点的地方圈了几个点，就是这里，骨头断在里面了，爆裂性骨折，要清理干净，放一个钢板进去。
我答应他们手术的事情会和你商量，他们说你看着办。手术第二天就可以安排。你从我的神情中感觉到不好的事发生了。你焦虑地打断我和医生的对话，并要求我立刻给你翻译。我拉着你的手，转头问医生你们之前做过这种手术吗？他说没有。
一场手术。后遗症。站不起来这些词你一直在重复着。你问我想不想你做这个手术。不做又怎么办呢？这里的医疗条件不是可以让人放心的，伤口感染或是操作不当，都有可能带来终身的遗憾。 连着好几个晚上你的情况变得很糟。止痛药已经不再管用。值班室里只剩下一个医生，他让护士给你调来了呼吸机，我问他能不能再给你一剂吗啡。他说早上已经打过了。他说如果我们同意他可以试试在你的膝盖上做针灸，能缓解你的一些痛苦。
我们同意尽快给你安排手术。他们会从市里调一些专家过来。虽然没人做过类似的手术，但是他们承诺会尽他们最大的努力。
七
好在第二天你的秘书带来了好消息，他們会在你手术后尽快接你回美国，但首先是要确保你在一个相对健全的医疗环境下，重症飞行转运的公司会将你接到北京的外资医院接受检查和适当的保护性治疗。可以离开这儿的想法让你在手术前又燃起希望。你在手术前的时间里突然变得状态不错。你学会了如何自己躺在床上，打发你的空余时间。你又重新开始听你的电子书，只是内容不再是我们来敦煌前，你聆听的那些关于中国的历史和艺术。你让护工将你的床轻轻摇成四十五度角，让你能看到窗外的阳光。尽管那些你真正醒着的时间维持不了多久疼痛就会袭来，你依然坚持那样做。
在我日日夜夜守护里，你担心我在手术室前来来回回不安踱步。你说在我等待你做手术的时候，可以去找地方将行李箱里的衣服拿出来干洗，以备回去时好穿。你提出要求，让我去给你买一套舒适的睡衣，做完手术你就能换上，你甚至将款式和颜色都在脑海里想了一遍。然后我可以再逛逛街，买些喜欢的东西。这毕竟是你的国家很长时间你都见不到它了。你说，去吧，尽量开心一点，我们就要回去了。
是的，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这样告诉自己。
护工见你心情好转，便提到她有个正在上二年级的儿子。儿子放学后没有人管他的晚饭，她问我是否可以把他接到病房来做作业。她觉得难为情，但是我能理解她作为单亲母亲的难处，我答应了。
那天远远地我看见她往嘴唇上抹了点口红，反复抿嘴巴好让口红均匀。见我从走廊过来，她从紫色的背包里拿出一个桃心形状的小化妆镜，握住我的手说，听医生说你们快走了。这个送给你，祝你们爱情美满。将来再回到敦煌来玩。
敦煌的秋天树叶凋零，景象萧瑟寒凉。这么些天，我第一次下楼到街上去，觉得天光刺眼。走在暖寒的阳光下，它们能照耀着我真好。它们强烈，温暖。回医院的路上，我让司机停车，我去买两斤新疆库尔勒香梨，他停下车在一旁抽烟等我。我问他新疆离敦煌有多远，他说说近也不近，说远也不远。出租车司机问我你是游客吧，从哪来？我说从西雅图。他说，离这儿远吗？我笑笑说，说近也不近，说远也不远。
没有人能够想到，我出去那天竟是最后一次见你。我回来时，负责你病床的护士在挂号的大堂里叫住我说你的情况不妙，已经送进手术室。
晚上，我在你手术的过道里坐着，一次次望向那扇被淡蓝色帷布遮着的玻璃门，过道尽头滚动的屏幕上跳跃的红色数据渐渐变成了空屏，在我脑子里只留下时钟的嘀嗒声。那扇清冷的门终于开了，我慢慢站起来等待迎上前去，希望你睁开眼就能看到我。可是门开之后走出来一个护士，她戴着口罩，并没有继续打开另一扇门，好让手术车上的你被推出来。她朝着我走过来，她平平常常波澜不惊地走着，让我感觉到了万水千山的穿越。
这些年对于很多事，我尽量去遗忘它。我从不去回忆与处理后来那些琐碎的事件的细节。这一场变故和你在病床上忍受病痛，医生给你使用开塞露，以及你那样赤裸地暴露在病房里所有人的面前任由他们摆动，让你丧失尊严的一幕幕，那些不仅仅是由于语言而让你孤立无援的时刻，你在那些时刻望向我的眼神，我都刻意去忘记它。
很多年我都想告诉你，我们没能够如愿以偿再来一次，不是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合适，不是因为其他，只是因为我们上了那辆不该上的车。一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