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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秋天，在县重点高中，朱山坡读高一，我读高二。我在北流文联的内刊《勾漏》发了一首诗，样刊和稿费被人送到了语文科，语文科组长把一个写有“好消息”的小黑板挂在了门口，引来了一群围观者，朱山坡后来说他是其中之一。其实他已经在上一期的《勾漏》发表了诗歌，不过笔名不是朱山坡，而是叫“白路”。他就是用这个笔名，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们近在咫尺，我在楼上，他在楼下，他竟然给我写了一封信，而且笔迹秀丽，在信里大谈如何喜欢文学，对我能在县文联刊物发表诗歌感到“很犀利、很佩服”。信末约定当天晚自修后在教学大楼前的空地上等。我看见那个落款“白路”的署名，以为遭遇了一位热爱文学的女生的爱，满心欢喜，下课铃声响起我第一个冲出教室赶去约会。
借着楼前稍显昏黄的灯光我发现，等候我的竟然是一个面黄肌瘦的男生，他拿着那本载有他诗歌的《勾漏》。他告诉我：“我叫白路，是笔名，我本名叫龙琨。”那时候他长得很瘦，后来他跟我回忆说，他家四兄弟，田地少，经常吃不饱，尤其是缺肉吃，饥饿的记忆感受丝毫不比莫言差。后来他写过一篇小说叫《天色已晚》，开头就说：“我已经三个月零十七天没有吃肉了。”其实我家里也经常一两个星期吃不上肉，他写得有些夸张，但是我信，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老家，这种感觉太普遍了。有一年冬天，我家里没粮食了，我母亲就上山挖过狗啃薯吃。想想看，他家四兄弟像四只嗷嗷待哺的小狗，能吃到稀粥已经是不错了。小说里写到，为了吃上一顿肉，“母亲快速而痛心地將地里能卖的东西都贱卖了，终于凑够了六块钱”，决定让儿女们去镇上买三斤肉。“我”狡猾地支开了兄妹们自己去，因为喜欢电影，又没有钱买票，就在电影院的临街长椅上听电影。被门卫卢大耳当作“电影小偷”抓住，被迫掏了两块钱买票，却再也无法保证临出门时母亲告诫过的要买三斤肉回来，而且肉行已经打烊了，绝望大哭之际，竟然是卢大耳，帮他留出了三斤肉，而且只花四块钱。这种一家人对肉的渴望的变形心理被写得非常逼真。我相信这是朱山坡的童年经历和记忆。
那时候，朱山坡看上去很害羞，衣着陈旧，上衣宽大且长，估计穿的是他哥淘汰的衣服，尽管如此，还是无法掩饰他的裤子屁股后面的补丁。他家四兄弟都在上学，经济压力巨大，父母日夜操劳也难以保证按时提供生活费。他家有香蕉园，种有菜椒等经济作物，收成如何要看天气和广东商贩。他担心台风和蕉贱伤农。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偶尔在打饭时间或者课间见见面，互相打个招呼，在一起谈文学似乎就是一两次，而且也不是全部谈文学，说了很多学校的事，包括我们的处境。最大的无奈就是我们都来自山区农村，被北流的街仔耻笑，街仔说他不光瘦小，穿得也难看，像个初中生。谈到这点，我深有体会，因为我老实吧。有一次我在操场边不小心碰倒了班上一个叫“鸡少”和一个叫“肥嘿宁”的街仔的单车，他们把我打了一顿，还扬言要把我丢进北流河。还有一次洗澡，我和一位长得白白胖胖的隔壁班男生抢水龙头，他属于插队，我不给，他拿桶咣的一声撞了我的桶，我狠狠地用桶挤了回去。旁边一个男生凑近我说：“嗨，山佬，你敢打架，你知道他是谁？他是副县长的儿子！”我一听就蔫了，赶紧让，觉得副县长比我老家的天堂山还要高还要大。
大学毕业后我和朱山坡几乎同时回到县里工作。朱山坡先是在跟广东高州接壤的偏僻的清湾镇政府做文秘。因为曾经在县文联刊物《勾漏》发表了小说，主编李洪波对他印象很好，很快帮他疏通关系调到了县文联。那时我在行将倒闭的糖烟公司，月工资只有一百三十元，年终没有奖金，穷得要从老家要米接济。朱山坡在文联也不见得比我好多少，他住县政府大院公房，房间里的风扇、书桌和沙发都是从垃圾堆捡来的。穷则思变，他给那些希望扬名的乡镇企业家写报告文学，800元到2000元一篇，在《勾漏》发表一篇可以拿到50%的提成。他一拿到劳务除掉购置家具和日常用品外，剩下的就请我和小吉、雄杰、夷珊几个朋友去县城沙街口吃夜宵牛腩粉。沙街就是林白作品里经常写到的地方。牛腩粉三块钱一碗。我们一边“呼噜呼噜”地吃牛腩粉，一边含糊不清地谈《平凡的世界》，谈《百年孤独》，也谈《一个人的战争》。这种有了几块钱就吃一顿夜宵的日子似乎也有滋有味。
不过，这种有偿文字不是经常有的，因为那些老板的钱也不是随便扔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偶尔吃到大餐。在税务局工作的同学邓涛和在交通局工作的同学应樑可以在一家叫作“春江美”的大排档签字用餐。有一段时间，朱山坡和我都吃得油光满面，像个有钱佬。吃饱喝足，我们就议论大排档的老板娘，那女的长得满满的福相，身材好不算，五官也秀丽，还特别会说话，会应酬，我们说些过头的话也不是问题。这就搞得我们几个男的浮想联翩，朱山坡肯定是我们当中的一个。
那时我正在和一个街妹恋爱，因为房子的问题我们的关系岌岌可危。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有些优秀但更多是贫穷的青年都面临一个大问题，刚开始有不少姑娘青睐，但一了解到县城里没有房子（而且必须是一栋房子），那大多数是分手的结局。只有应樑和邓涛除外，因为他们的单位福利特别高，所以结婚既早老婆又漂亮，还是纯正的街妹。朱山坡谈恋爱也面临着没有房子的尴尬。他追过女孩子，更多的是同事朋友给他介绍，总是因为在县城里没有个人的楼房而无疾而终。有一次，他看上了税务局的一个漂亮姑娘，娇小玲珑，活泼时尚。姑娘有一辆大白鲨摩托车，朱山坡那时只有一辆六成新的自行车，贫富差距太明显。但他不想放弃，我和一众朋友帮他想办法，大家提议周末买一只大西瓜去探她，朱山坡果然在姑娘的住处附近市场买了一只重达二十斤的大西瓜给她送了过去。过程我们不知道，结果我们知道了。白白浪费了一只西瓜。从此他追女孩子变得谨慎多了。毕竟，金钱损失事小，精神损失事大。我们都是贫困、清高、敏感而自尊心极强的人，不敢攀高枝，不愿意逆来顺受。
我和街妹之恋结束后，在一次偶然机会中遇上了一位来自遥远的伊犁的姑娘，那姑娘又带我认识了另外三位来自新疆的姑娘，一位在《玉林日报》当记者，一位在玉林文联工作，一位是call台小姐，我都带朱山坡认识了她们。我们常常在江边的茶座喝茶聊天，聊文学，聊饭菜，也聊新疆。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朱山坡对其中一位有点意思，那时候他写的一些诗就是因为她而触发了灵感。可惜他没有行动，那个姑娘也等不到他的主动追求，就算了。后来得知，他不愿意跟县外的姑娘结婚，因为“探亲太麻烦了”。 我算是朱山坡夫妇的媒人，因为他的爱人是我介绍认识的。那年我和还没成为我妻子的女朋友去政府大院见一个亲戚，亲戚介绍我们认识了她，那时她白白净净，秀丽端庄，最厉害的是她的嘴，一开口就要我介绍男朋友。我就想到了朱山坡，就介绍他们认识了。后来，他们很快成了亲。我们都是属于不挑肥拣瘦的人，从恋爱到结婚的时间很短，生怕错过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结婚后的朱山坡很快当上了父亲，经常带着儿子在县政府大院里走动，对儿子很疼爱，日子过得很惬意。
县里文人都有从政的传统和追求。在县文联工作两年后，朱山坡调到了市政府办公室，开始了他漫长的刀笔吏生涯。我也离开糖烟公司填补了他在文联留下的空缺。他临走时对我说：“我去从政了，我一定要当上副县长。你迟早也要离开文联的，你也可以当副县长。”我一听到副县长就想起高中时代洗澡被副县长公子欺负的往事，顿时被他激得豪气横生，从此专心等待机会，渴望也像朱山坡一样被领导发现，好日后青云直上，当上副县长，让我的儿子也成为副县长的公子，帮我报一箭之仇。不久后，我也调到了党委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跟朱山坡一样給领导写讲话稿，一干就是七八年，都备受领导器重。
漆诗歌沙龙是广西乃至全国诗坛的活跃平台之一，朱山坡虽然不是创始人，但是却和后来任玉林市文联副主席的陈琦一样居功至伟，一个是写诗成了一面旗帜，一个是组织活动成了推动者，加上谢夷珊和吉小吉，整个玉林乃至贵港的诗人都被团结起来了。那些年，朱山坡的诗连续上了《诗刊》《星星》等刊物。他本来是以诗歌创作登上文坛的，后来改写小说，并且成为全国“七〇后”重要作家，一直不忘告诫我们要读诗：“读诗才能让自己的语言不断创新、精炼、丰富，更主要的是避免语言格式化、庸俗化。”在他的影响下，我这个很少写诗的人也购买了很多国内外著名诗人的诗集阅读，真的是获益匪浅。
一手写公文一手写文学对朱山坡来说是足以胜任的。他在政府办工作几年后，回文联当了常务副主席，不久又当了政府主要领导的文字秘书。我经常在会场见他提着一只大号公文包跟着政府主要领导，我就想，这小子，快要当上副县长了。
但是朱山坡不是小县城能hold得住的。他调上了玉林市政府，离县只有十几公里。到了玉林工作后，他决心攻小说创作，并很快风生水起，2005年在《花城》的“花城出发”栏目重磅推出小说专辑。同年李敬泽和邱华栋都来到玉林参加“天门关作家群研讨会”，他和林白、潘大林等成为天门关作家群的出色代表。2008年，他在《天涯》发表了成名作短篇小说《陪夜的女人》，获得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在我们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此后，他的小说创作便一发不可收，纷纷在全国各大刊物亮相。期间，他还去了南京大学脱产读书。南京两年使得他的视野和境界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他的小说也更成熟更有特点。我眼看着他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013年，朱山坡调到了广西文联，进了省城，后来又做了广西作协的常务副主席，官至正处长级。2017年去了北京师范大学读研。而在此期间，他写出了《风暴预警期》和《蛋镇电影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以为他会在领导岗位上一直干下去，但他最终听从了内心的向往，放弃行政级别，调到了广西民族大学当驻校作家，追求他的理想去了。
现在在全国文坛谈到广西籍作家，林白和朱山坡是绕不开的。林白这些年较少回县城了，朱山坡倒经常回乡参加文学活动，给我们打气。聚会的席间都是说不尽的文学畅想，对文学依然一往情深。他不但鼓励我们，有时候也批评我们、警醒我们。他从不在我们面前露出傲慢之态，依然像过去那样随和，好开玩笑，以至有年轻的女作者亲切地喊他“坡坡”，他爽朗地应着，和我们谈论某位作家的作品，也谈论自己的创作体会。他对文学的虔诚和执着一直感染着我们。
朱山坡是个性情中人，不摆谱，不说过头的话，低调，稳重内敛，甚至还有些害羞。但我知道他“内心狂野”，只是没有表露出来，只能从他的文字窥视到。他平时自控能力比较强，不好喝酒，也不好抽烟，但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愿意陪我们抽烟喝酒，喝得满脸通红，但很少喝醉。唯一一次我看到他喝醉是几年前广西作家一起去新疆采风，刚好我们到了我妻子的老家那拉提，住在那拉提胡杨林酒店。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喝了不少酒。风景迷人，酒香醉人。朱山坡喝醉了，回宾馆的路上踉踉跄跄的，对着路边巨大的胡杨树大声嚷喊，举止狂野，像朗诵豪迈的边塞诗歌。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失态，但我觉得可爱极了，一向谨小慎微的他只有在此时此境才勇敢地彻底地放飞自我。我倒希望他每天都如此，那才是作家应该拥有的自由境界。
离开县城的朱山坡将会走得更远，格局更大。
（责任编辑：徐晨喆）
借着楼前稍显昏黄的灯光我发现，等候我的竟然是一个面黄肌瘦的男生，他拿着那本载有他诗歌的《勾漏》。他告诉我：“我叫白路，是笔名，我本名叫龙琨。”那时候他长得很瘦，后来他跟我回忆说，他家四兄弟，田地少，经常吃不饱，尤其是缺肉吃，饥饿的记忆感受丝毫不比莫言差。后来他写过一篇小说叫《天色已晚》，开头就说：“我已经三个月零十七天没有吃肉了。”其实我家里也经常一两个星期吃不上肉，他写得有些夸张，但是我信，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老家，这种感觉太普遍了。有一年冬天，我家里没粮食了，我母亲就上山挖过狗啃薯吃。想想看，他家四兄弟像四只嗷嗷待哺的小狗，能吃到稀粥已经是不错了。小说里写到，为了吃上一顿肉，“母亲快速而痛心地將地里能卖的东西都贱卖了，终于凑够了六块钱”，决定让儿女们去镇上买三斤肉。“我”狡猾地支开了兄妹们自己去，因为喜欢电影，又没有钱买票，就在电影院的临街长椅上听电影。被门卫卢大耳当作“电影小偷”抓住，被迫掏了两块钱买票，却再也无法保证临出门时母亲告诫过的要买三斤肉回来，而且肉行已经打烊了，绝望大哭之际，竟然是卢大耳，帮他留出了三斤肉，而且只花四块钱。这种一家人对肉的渴望的变形心理被写得非常逼真。我相信这是朱山坡的童年经历和记忆。
那时候，朱山坡看上去很害羞，衣着陈旧，上衣宽大且长，估计穿的是他哥淘汰的衣服，尽管如此，还是无法掩饰他的裤子屁股后面的补丁。他家四兄弟都在上学，经济压力巨大，父母日夜操劳也难以保证按时提供生活费。他家有香蕉园，种有菜椒等经济作物，收成如何要看天气和广东商贩。他担心台风和蕉贱伤农。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偶尔在打饭时间或者课间见见面，互相打个招呼，在一起谈文学似乎就是一两次，而且也不是全部谈文学，说了很多学校的事，包括我们的处境。最大的无奈就是我们都来自山区农村，被北流的街仔耻笑，街仔说他不光瘦小，穿得也难看，像个初中生。谈到这点，我深有体会，因为我老实吧。有一次我在操场边不小心碰倒了班上一个叫“鸡少”和一个叫“肥嘿宁”的街仔的单车，他们把我打了一顿，还扬言要把我丢进北流河。还有一次洗澡，我和一位长得白白胖胖的隔壁班男生抢水龙头，他属于插队，我不给，他拿桶咣的一声撞了我的桶，我狠狠地用桶挤了回去。旁边一个男生凑近我说：“嗨，山佬，你敢打架，你知道他是谁？他是副县长的儿子！”我一听就蔫了，赶紧让，觉得副县长比我老家的天堂山还要高还要大。
大学毕业后我和朱山坡几乎同时回到县里工作。朱山坡先是在跟广东高州接壤的偏僻的清湾镇政府做文秘。因为曾经在县文联刊物《勾漏》发表了小说，主编李洪波对他印象很好，很快帮他疏通关系调到了县文联。那时我在行将倒闭的糖烟公司，月工资只有一百三十元，年终没有奖金，穷得要从老家要米接济。朱山坡在文联也不见得比我好多少，他住县政府大院公房，房间里的风扇、书桌和沙发都是从垃圾堆捡来的。穷则思变，他给那些希望扬名的乡镇企业家写报告文学，800元到2000元一篇，在《勾漏》发表一篇可以拿到50%的提成。他一拿到劳务除掉购置家具和日常用品外，剩下的就请我和小吉、雄杰、夷珊几个朋友去县城沙街口吃夜宵牛腩粉。沙街就是林白作品里经常写到的地方。牛腩粉三块钱一碗。我们一边“呼噜呼噜”地吃牛腩粉，一边含糊不清地谈《平凡的世界》，谈《百年孤独》，也谈《一个人的战争》。这种有了几块钱就吃一顿夜宵的日子似乎也有滋有味。
不过，这种有偿文字不是经常有的，因为那些老板的钱也不是随便扔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偶尔吃到大餐。在税务局工作的同学邓涛和在交通局工作的同学应樑可以在一家叫作“春江美”的大排档签字用餐。有一段时间，朱山坡和我都吃得油光满面，像个有钱佬。吃饱喝足，我们就议论大排档的老板娘，那女的长得满满的福相，身材好不算，五官也秀丽，还特别会说话，会应酬，我们说些过头的话也不是问题。这就搞得我们几个男的浮想联翩，朱山坡肯定是我们当中的一个。
那时我正在和一个街妹恋爱，因为房子的问题我们的关系岌岌可危。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有些优秀但更多是贫穷的青年都面临一个大问题，刚开始有不少姑娘青睐，但一了解到县城里没有房子（而且必须是一栋房子），那大多数是分手的结局。只有应樑和邓涛除外，因为他们的单位福利特别高，所以结婚既早老婆又漂亮，还是纯正的街妹。朱山坡谈恋爱也面临着没有房子的尴尬。他追过女孩子，更多的是同事朋友给他介绍，总是因为在县城里没有个人的楼房而无疾而终。有一次，他看上了税务局的一个漂亮姑娘，娇小玲珑，活泼时尚。姑娘有一辆大白鲨摩托车，朱山坡那时只有一辆六成新的自行车，贫富差距太明显。但他不想放弃，我和一众朋友帮他想办法，大家提议周末买一只大西瓜去探她，朱山坡果然在姑娘的住处附近市场买了一只重达二十斤的大西瓜给她送了过去。过程我们不知道，结果我们知道了。白白浪费了一只西瓜。从此他追女孩子变得谨慎多了。毕竟，金钱损失事小，精神损失事大。我们都是贫困、清高、敏感而自尊心极强的人，不敢攀高枝，不愿意逆来顺受。
我和街妹之恋结束后，在一次偶然机会中遇上了一位来自遥远的伊犁的姑娘，那姑娘又带我认识了另外三位来自新疆的姑娘，一位在《玉林日报》当记者，一位在玉林文联工作，一位是call台小姐，我都带朱山坡认识了她们。我们常常在江边的茶座喝茶聊天，聊文学，聊饭菜，也聊新疆。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朱山坡对其中一位有点意思，那时候他写的一些诗就是因为她而触发了灵感。可惜他没有行动，那个姑娘也等不到他的主动追求，就算了。后来得知，他不愿意跟县外的姑娘结婚，因为“探亲太麻烦了”。 我算是朱山坡夫妇的媒人，因为他的爱人是我介绍认识的。那年我和还没成为我妻子的女朋友去政府大院见一个亲戚，亲戚介绍我们认识了她，那时她白白净净，秀丽端庄，最厉害的是她的嘴，一开口就要我介绍男朋友。我就想到了朱山坡，就介绍他们认识了。后来，他们很快成了亲。我们都是属于不挑肥拣瘦的人，从恋爱到结婚的时间很短，生怕错过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结婚后的朱山坡很快当上了父亲，经常带着儿子在县政府大院里走动，对儿子很疼爱，日子过得很惬意。
县里文人都有从政的传统和追求。在县文联工作两年后，朱山坡调到了市政府办公室，开始了他漫长的刀笔吏生涯。我也离开糖烟公司填补了他在文联留下的空缺。他临走时对我说：“我去从政了，我一定要当上副县长。你迟早也要离开文联的，你也可以当副县长。”我一听到副县长就想起高中时代洗澡被副县长公子欺负的往事，顿时被他激得豪气横生，从此专心等待机会，渴望也像朱山坡一样被领导发现，好日后青云直上，当上副县长，让我的儿子也成为副县长的公子，帮我报一箭之仇。不久后，我也调到了党委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跟朱山坡一样給领导写讲话稿，一干就是七八年，都备受领导器重。
漆诗歌沙龙是广西乃至全国诗坛的活跃平台之一，朱山坡虽然不是创始人，但是却和后来任玉林市文联副主席的陈琦一样居功至伟，一个是写诗成了一面旗帜，一个是组织活动成了推动者，加上谢夷珊和吉小吉，整个玉林乃至贵港的诗人都被团结起来了。那些年，朱山坡的诗连续上了《诗刊》《星星》等刊物。他本来是以诗歌创作登上文坛的，后来改写小说，并且成为全国“七〇后”重要作家，一直不忘告诫我们要读诗：“读诗才能让自己的语言不断创新、精炼、丰富，更主要的是避免语言格式化、庸俗化。”在他的影响下，我这个很少写诗的人也购买了很多国内外著名诗人的诗集阅读，真的是获益匪浅。
一手写公文一手写文学对朱山坡来说是足以胜任的。他在政府办工作几年后，回文联当了常务副主席，不久又当了政府主要领导的文字秘书。我经常在会场见他提着一只大号公文包跟着政府主要领导，我就想，这小子，快要当上副县长了。
但是朱山坡不是小县城能hold得住的。他调上了玉林市政府，离县只有十几公里。到了玉林工作后，他决心攻小说创作，并很快风生水起，2005年在《花城》的“花城出发”栏目重磅推出小说专辑。同年李敬泽和邱华栋都来到玉林参加“天门关作家群研讨会”，他和林白、潘大林等成为天门关作家群的出色代表。2008年，他在《天涯》发表了成名作短篇小说《陪夜的女人》，获得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在我们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此后，他的小说创作便一发不可收，纷纷在全国各大刊物亮相。期间，他还去了南京大学脱产读书。南京两年使得他的视野和境界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他的小说也更成熟更有特点。我眼看着他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013年，朱山坡调到了广西文联，进了省城，后来又做了广西作协的常务副主席，官至正处长级。2017年去了北京师范大学读研。而在此期间，他写出了《风暴预警期》和《蛋镇电影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以为他会在领导岗位上一直干下去，但他最终听从了内心的向往，放弃行政级别，调到了广西民族大学当驻校作家，追求他的理想去了。
现在在全国文坛谈到广西籍作家，林白和朱山坡是绕不开的。林白这些年较少回县城了，朱山坡倒经常回乡参加文学活动，给我们打气。聚会的席间都是说不尽的文学畅想，对文学依然一往情深。他不但鼓励我们，有时候也批评我们、警醒我们。他从不在我们面前露出傲慢之态，依然像过去那样随和，好开玩笑，以至有年轻的女作者亲切地喊他“坡坡”，他爽朗地应着，和我们谈论某位作家的作品，也谈论自己的创作体会。他对文学的虔诚和执着一直感染着我们。
朱山坡是个性情中人，不摆谱，不说过头的话，低调，稳重内敛，甚至还有些害羞。但我知道他“内心狂野”，只是没有表露出来，只能从他的文字窥视到。他平时自控能力比较强，不好喝酒，也不好抽烟，但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愿意陪我们抽烟喝酒，喝得满脸通红，但很少喝醉。唯一一次我看到他喝醉是几年前广西作家一起去新疆采风，刚好我们到了我妻子的老家那拉提，住在那拉提胡杨林酒店。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喝了不少酒。风景迷人，酒香醉人。朱山坡喝醉了，回宾馆的路上踉踉跄跄的，对着路边巨大的胡杨树大声嚷喊，举止狂野，像朗诵豪迈的边塞诗歌。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失态，但我觉得可爱极了，一向谨小慎微的他只有在此时此境才勇敢地彻底地放飞自我。我倒希望他每天都如此，那才是作家应该拥有的自由境界。
离开县城的朱山坡将会走得更远，格局更大。
（责任编辑：徐晨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