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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粤桂交界的北流。我和梁晓阳是同县的乡党。著名作家林白也是我的乡党。我县的地理像一片柳叶，我在柳叶尾（也称南部）出生长大，而梁晓阳的家乡在柳叶中部。县城在柳叶的头部，也叫北部，林白是在县城长大的。梁晓阳家乡有座山叫天堂山。他經常自称天堂山人。我在北流高中上高一时，看到梁晓阳在县文联刊物《勾漏》发表作品，引为同道，便主动约见他。那时候，他衣着比我得体，梳着二分头，也许是寡言的缘故，我以为是傲慢，我对他有几分敬畏。我们第一次肩并肩走在往操场的路上，我以为我们会因为相见恨晚绕着操场转圈整夜聊文学和理想。但是，两个木讷的人刚从教室走到操场便因为无话可说和晚睡铃响起“不欢而散”。从此很少见面。
数年后，我们大中专毕业，殊途同归，都回到了县城工作。梁晓阳在糖烟公司上班，做资料员;我先在乡镇政府待了几个月，便调到县文联。他所在的企业单位效益很差，据他说春节没有奖金，公司聊把几包糖果饼干和粉丝木耳充作一年辛苦的慰问。我到过他办公室，桌椅破破烂烂的，几个老头错落而坐。他给我递上一杯开水，居然连茶叶也没有，买不起茶叶。唯一让我欣赏的是财务室有一位美女，梁晓阳说是出纳，我问他可追否，他笑笑，压低声音告诉我，那美女连尿他一眼的工夫都没有，整个公司她只跟包括那个胖经理在内的几个人熟。不过他私下又告诉我，他想过追求，可是早被公司的团支书搞定了。
单位没有效益，爱情也排不上他，他看不到前途，灰心得很。有几次节假日，我还看到他在西门口的门市部站柜台，跟着一帮中年妇女卖副食品。人家中年女售货员大声叫卖，他缩在柜台后手足无措，见到我和几个朋友走进来，他竟然脸红了。他觉得自己被安排到一线站柜台当售货员，成为了村里乡亲们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话。他苦恼，跟我说，他要试图通过写作扭转命运。他的才华很快显山露水，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紫烟里的天堂》。小说写得好，迅速成为备受看好的希望之星。那时候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都是精力旺盛和穷困拮据的矛盾。为此，我们经常奔走在为县刊物拉广告的路上，甚至暗地里去广东求职。我们似乎永远无法熬完囊中羞涩、捉襟见肘的日子。
那时候，当官是最好的职业，出有车食有鱼，前呼后拥。在我之前的文联几位老师都先后到政府办或市委办当文秘，后来就当了官，坐着乌黑崭新的轿车出入政府大门，把骑单车的我和梁晓阳羡慕得眼睛都直了。穷则思变，我通过竞考调到了政府办公室，正在找人用的文联李洪波主席想到了梁晓阳，把他调进了文联，填补了我的位置，从此他山鸡变凤凰，由企业干部变身为政府干部。他继续干着之前和我一起干过的拉广告、写有偿报告文学的活，但因为那些老板都上过了《玉林日报》和《勾漏》，慢慢地就不想出名了，他们更看重钱包里的票子不要随便乱飞。梁晓阳在文联的日子似乎比我在的那阵子要厄困得多。我曾经几次到过他在政府大院的房子里看他，发现他饭桌上就是稀粥和榨菜，他都不好意思叫我吃饭。好在朋友中应樑、邓涛都在好单位，他们几乎轮流在城中路的春江美大排档请我们吃大餐，每次都上啤酒，鱼呀肉呀摆了七八盘，每次吃喝得醉醺醺的，剩下的菜应樑邓涛都不要，分配给我和晓阳每人一半。我和他拿回家，到了第三天，梁晓阳跟我说：“我拿回的扣肉还没有吃完。”
有一阵子，梁晓阳无心拉广告，更无心写作，我和朋友应樑、邓涛、刘东逼问他，他才说出缘由，原来他跟一个城乡接合部的街妹谈恋爱两年，上个月分手了。姑娘其实很爱他，但是因为他在北流街没有房子，被姑娘的父母“毙掉”了。他被失恋折磨得苦不堪言，夜里十二点跑到文联办公室痛哭，还打电话给李洪波老师，吓得李老师深夜赶到办公室安慰：“你男子汉一个，又有写作才华，好好干，多写几篇小说散文，天涯何处无芳草，才子自古多老婆！”
卑微的身份和穷困的家境让他的爱情故事成了一次失恋事故，他几乎要“自己杀死自己”。那阵子，我看着他失魂落魄、灰心丧气的样子，心里也很惶恐，生怕有一天自己也遇到同样的“事故”，因而不敢轻易追女孩子。我和他都必须改变现状，否则连娶妻都成为一个巨大的困难。
上天有好生之德，梁晓阳就是在最痛苦的时候遇上张明月。张明月在新疆长大，她母亲的外婆是我老家邻镇白马人，后来嫁给广东高州人。据说男方是一位军官，后来夫妻双双死于日本人手中。张明月的母亲早年成了孤儿，被贩卖过，后来被亲戚赎回来，在白马和广东读完了中学，因为身份不好，眼看到手的工作又被人抢走了，只好远走他乡，去新疆流浪，并在当地结了婚。张明月就这样出生在了新疆伊犁。梁晓阳找了这样一位来自遥远的伊犁的妻子，我们几个朋友都说他厉害，连大西北的女孩都追到了，本地的女孩更不在话下。可是梁晓阳苦笑着说：“我哪里像你们啊，都能娶到本地妹，我是本地妹不跟才找了一个外地的。”
其实，他娶了来自伊犁的妻子绝不是盲目的，这我后来从他的两部写新疆的作品里才知道，他早年就爱上了关于西域的武侠小说和三毛作品，对西域充满了美好想象，一直幻想遇上一个楼兰新娘或三毛一样的女子。这么看来，他的失恋实在是天之注定，上天让他娶一个新疆老婆，再写两部关于新疆的大书。
不久，他从文联调到了党委办公室，给市委书记写材料。我在政府办写，他在市委办写，我们都以为自己走上了仕途，将来肯定会当上副乡长、副县长……别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似乎整个县城的人都在看好我们，我们也沾沾自喜，似乎都觉得自己前程似锦。就在那一年，他和他老婆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姑娘，顺利地结了婚。我们都找到了老婆，仿佛成了人生赢家。
我和梁晓阳的工作单位隔着一条北流河（也叫圭江），一水朝北，两岸呼应。我们的职责就是为领导写讲稿，每次开会，我们都坐在会场里听领导读稿，心里激动又紧张，就像自己的作品终于发表了，但无法炫耀，因为作品署名不是我们。我们只是私下交流，暗自得意：这个讲稿领导基本上全文照念，几乎没删改……我们经常加班，或者故意加班，因为加班时可以公款吃快餐，为家里省伙食。我们互相交流吃快餐的经验，哪家快餐店的扣肉大块且肥而不腻。几年下来，我们终于以青春之血气熬成了小有名气的刀笔吏，同时也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胖子。我们的副乡长梦、副县长梦迟迟没有实现，对公文写作都有些厌倦了，对公款快餐也厌腻了。有一天，我们幡然醒悟，发现文学才是我们的“初心”，只不过是我们一直试图以仅有的一点文学才华去谋求一官半职而已。青春耗尽，热血消退，“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我们终有自知之明，不再执着于仕途，暗里重拾文学。工作之余，混迹于邑内诗社，与伙伴们一起捣鼓诗文。 我开始写诗，也写地方人物传记。梁晓阳对诗的兴趣不大，为了应付朋友的索稿才勉强写些诗歌。但他也不重操旧业写短篇小说，而是开始写长篇。期间，我们遭遇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人生第一次出书，到头来被举报是假书号。其中经历过的折腾和承受的压力现在仍不堪回首。我们被罚了款，相当于我们一年的工资，我和梁晓阳的罚款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一时间，坊间人笑，新闻出版局骂，我们都灰头土脸、灰心丧气，梁晓阳还决心放弃文学，撕烂了一堆写有文字的稿纸。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了伤疤忘了痛，我们每晚加完班，到了夜里两三点，又偷鸡摸狗地写了起来。
县城以西有一个真实的地名叫鬼门关，《辞海》和很多古书诗词均有记述的名关。出了鬼门关便出了县界。我们梦想自己的作品能走出鬼门关，不断往外投稿，但总是像古代流放犯经过鬼门关那样“十去九不还”。我和梁晓阳经常交流的不是写作心得，而是退稿信，从中摘取编辑对稿子的肯定部分鼓励自己。他好几次兴致勃勃地拿着退稿信来跟我分享他的喜悦，从退稿信上我也感觉到梁晓阳离走出鬼门关只有几厘米之距，因而很羡慕他。然而，就那几厘米他走了好几年。现在，可以说，我们都是走出了鬼门关的人。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比想象中的还要辽阔得多，因而我们遇到了更多的问题和困惑，幸好，都只关乎文学。
从“县城文学青年”到“县城文学中年”，我们几乎朝夕相处，有着共同的经历和几乎同样的心路历程，彼此十分熟悉。我们之间无话不谈，没有什么隐私，既谈国家大事，也聊自己的家教，自己的儿女成长带给我们的烦恼，都感叹我们虽然写出了几本书，可是孩子不喜欢看，连翻都懒得翻。我们经常开展“作家进校园”活动，去给城乡的学生上文学课，学生们蜂拥而上求签名，把我们的话奉为圭臬，然而自家的孩子对我们一片嘘声。为此我们感慨不知道怎样做父亲。我们都有过相同的喜悦、快乐、焦虑、苦闷和挫败感，彼此倾听对人生、生活、文学和命运的吐槽，彼此鼓励、鞭策、警醒，同时也分享成功的快乐。我们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和衰老的过程。可以说，我们是“青梅竹马”。
我先后调到玉林市和省里工作后，梁晓阳仍在县里，官至文联主席，我们依然是联系密切的伙伴。县城的文学生态良好，文学活动频繁，人才辈出，尤其是以诗歌为盛，“漆诗社”如春日里的野草，蓬勃生长。北流文学创作迎来了最好的时期，我倍感欣慰。每回县城，文友必聚。文友每有收获，均纷纷道贺、庆祝。岁月蹉跎，不变的是文学情怀。文学成为我经常回乡的重要理由。说实话，南方以南，尤其是广西，人文底蕴、文化积淀和文脉兴盛方面无法与江南、中原相比，我們属于追赶型地区。近些年，北流本地诗人、作家频繁在全国各大刊物发表作品，获得各种奖，有五人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漆诗社”全国小有名气……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北流的文学气氛像冬天里的一盆炭火，烤得我们满面通红，血液沸腾。无论哪个季节回乡，林白都感叹：北流正处在“文学的春天”。这与梁晓阳的组织、带领有关系。
二十年间，我主攻短篇小说，梁晓阳主攻长篇小说和散文。梁晓阳性情温和，沉稳内敛，谨小慎微，不好张扬。县里有一句俚语“白鹤未飞屎先撒”，是嘲笑事情还没做成却急于炫耀的人。我们向来引以为戒，坚持多做少说。我是知道梁晓阳暗中拼命、呕心沥血创作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在文学创作上，我没有梁晓阳果敢，我要下很多的蛋而且不敢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而梁晓阳有破釜沉舟之横，不成功则成仁，毕其功于一役，哪怕一辈子只下一枚蛋并置之危篮中，他也愿意。
梁晓阳已经从他妻子的日夜讲述中知道，他的岳父母在新疆伊犁颠沛流离、饱受饥寒贫困之苦，他们的经历就是一部历史，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意识到妻子和她的家人、亲戚朋友的故事蕴藏着丰富的文学素材，于是，他暗下决心，舍弃零敲碎打，全力以赴写一部大书。
他决意用上十年时间，走他岳母年轻时代流浪新疆的路，用十年写一部自己想写的书。于是，他不知疲倦地奔跑在天堂山和天山之间。
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十五年。十五年放在我来说，可以干成很多事，可以写出好几本小说集，然而梁晓阳十五年几乎没见什么文字，他干什么了？他十五年如一日地坐火车，每年去一趟甚至两趟伊犁，每趟二十来天或者两个月，有时是陪老婆回娘家，有时干脆就是自己去探亲，每趟火车从南宁到西安，然后就是西安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到伊犁，一万三千里，广西到伊犁，都是四五天，据说最快也要三天三夜，在我和北流的文友看来，够折腾的。我曾经问他为何不坐飞机，他说坐过几次，后来很少坐了，一是花钱多，二是没有作家的感觉，只有坐火车才是出塞。不管是五天四夜还是三天三夜，在我看来简直是浪费青春，是非人的折磨，我受不了这样的长途煎熬，我出省都是坐飞机。关于坐火车，梁晓阳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笑话，说是有一年，他的初中同学李一光被他诓骗去了新疆。李一光我也认识，一个风水先生，但是很少出过省，最远去了广东，结果就上了梁晓阳的当。先是听梁晓阳说，带你去西安，李一光想到西安某企业有他的老乡初恋女友，就答应了。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李一光就问了十几次几时到。好不容易到了终点站，李一光要去找他的初恋女友，梁晓阳却给他买上了去乌鲁木齐的车票，还说到那边我请你吃羊肉——不臭骚气的水煮羊肉，哪像北流的山羊肉，连肉带皮吃，骚气熏天，而且也不远，只要一个晚上就到了。不经世面的李一光不敢自己留在西安，只好被梁晓阳挟持西行。天亮后，火车到了陇西，全是黄土高原，李一光吃惊地问，这是哪，还没到？梁晓阳笑嘻嘻地说，还要半天。下午，列车到了河西走廊，窗外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没见过雪山的李一光先是站在窗前哇哇大叫，一个小时后就说困了。待过了四五个小时，到了张掖以西，褐黄色戈壁滩徐徐飘过窗外，李一光开始时惊叹，说这里的人怎么活啊。不久，李一光就烦躁不安，不停问几时到，梁晓阳诡秘地说，明天早上……李一光没听完嗷的一声就哭了，骂梁晓阳不够朋友，把他骗到流放人的大西北。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上午，两人下了火车，梁晓阳赶紧打的带李一光到乌市他以前吃过饭的清真餐馆，一气点了十块水煮羊肉，饥肠辘辘一路困顿的李一光毫不客气，接连干掉了九块羊肉，只留下一块给梁晓阳。那一天，李一光听说还要坐半天火车才到伊犁，到了伊犁还要半天班车才到梁晓阳的岳父母家，他说什么也不走了，要梁晓阳在乌鲁木齐住一晚再走。梁晓阳只好答应了他，在宾馆，李一光酣然大睡，梁晓阳却打开电脑开始了他的记录和创作。 十五年间，梁晓阳不断往返新疆、北流两地，采访，收集素材，感受新疆，走进书写对象的内心世界，进行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当时我担心他：写新疆的题材千千万万，你能写出牛逼的作品吗？而且，你不曾在新疆成长、生活、工作，每次都是短暂的过客，能写出新疆的血肉吗？他理解我的担心，也警醒自己。他先后十多次深入新疆，选择当年流浪到新疆的岳父母和他们的一群亲戚朋友老乡作为原型，作为重点书写对象，并且定点采访，挖掘细节。他经常在新疆或在去往新疆的火车上给我打电话或视频，述说他的见闻和艰辛甚至险境。他在伊犁草原坐摩托车体验生活时，经过哈萨克毡房被牧羊犬追咬，差点连人带车翻下悬崖;他跟着牧区的朋友去天山雪峰采草药，差点被雪崩埋掉;他在草原上迷了路，十个小时找不到方向，最后被一个牧羊大叔带出来……他跟着岳父母和小舅子下大田，收割小麦玉米葵花扛草砖，还真的搞得一身苞谷叶子。他和那些五十多年前流浪到伊犁的广西老乡喝酒吃肉聊天，聊到苦难深处一起泪水涟涟，他拿出自己写新疆题材的作品稿费买酒甚至当作封包塞给作品里的主人公……他收集整理了数十万字的素材，开始了漫长的创作旅程，在牧区写，在南方的办公室写，在家里写，在旅途的火车上写，在野外写，在北京鲁院写，在半夜里醒来写……十年如一日。见他忽胖忽瘦，时而蓬勃如雏虎，时而憔悴如病猫，我知道他处在亢奋和煎熬的交替折腾中，犹如炼丹炉里的孙悟空。
历时十载，增删数次，2012年梁晓阳完成了首部长篇散文《吉尔尕朗河两岸》并出版，洋洋三十余万言。这部书以静静流淌在天山腹地伊犁大草原的吉尔尕朗河为背景，以细腻浪漫的笔调和田园牧歌式的行吟，全景式地描绘了吉尔尕朗河两岸广阔的牧场、田园、林区、山脉等四季变幻的迷人风景，并对生活在此的游牧民族的独特文化、风俗、节庆、民歌等做了深入详实的了解与记录，饱含着浓郁的家园情怀，以及现代人对于生命和故乡的思索以及感悟。此书先是入选“第二届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获得出版，因为销量奇好，2014年再版，2017年获得首届三毛散文奖，这对身处偏僻的无名之辈来说，在省外获奖简直就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这是對梁晓阳莫大的鼓励。他一鼓作气，又用了六年时间，创作了《出塞书》。
梁晓阳的长篇小说《出塞书》是他人到中年后的一个重要收获，是继《吉尔尕朗河两岸》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是他一个人的里程碑，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这两本书气息和灵魂是相通的，可以把它们作为互文来读。《出塞书》篇幅长达65万字，讲述了几代人的悲欢离合，记录了许多泪痕斑斑的故事和细节，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枝蔓茂盛，格局开阔，内容丰富，主题宏大，波澜壮阔。梁晓阳写得真诚、用情，有些地方写得撕心裂肺，令人动容。我十分佩服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满目疮痍的生活，看得到他对现实的审视，对自己的怀疑，对他人的体恤，对苦难的悲悯，对历史的宽恕，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出塞书》写出了人生海海的悲凉感和苍茫感，同时也弥漫着一种豪迈之气和浪漫情怀，作品有强大的冲击力和内在张力。我阅读的时候，忽然想到林白的《北去来辞》，林白写北去，梁晓阳《出塞书》写西出，以“逃离”的方式回望故乡，以小人物的境遇和命运折射大时代，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梁晓阳跟林白不同的是，林白坐北南望，人在北方，坐实了北方，而梁晓阳却是“心在天山，人老沧州”，灵魂漂泊在新疆，肉身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回到故乡原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更多一种“精神的出塞”，也正因为这样，我感受到了他灵与肉撕裂产生的疼痛感。
《出塞书》是一部势大力沉的大书，沙石俱下，摧枯拉朽，和《吉尔尕朗河两岸》像两座山那样屹立在我的面前，双峰并峙，让我羡慕，被我瞻仰，催我奋进。在这两座山之间，我看见一个面目清晰来回奔突的小城文人，像一只工蚁在修筑它的两座城堡，眼看着越垒越高，越垒越坚固……让我坚信一个道理：文学创作就得认死理，看准了，就埋头去写，不成功则成仁。
站在群山之巅，往往会有一些峰峦被低估被遮蔽。梁晓阳的作品不应该被低估，正如他的创造力和韧性那样。他笨拙而倔强地垒起了两座耸入云天的山峰，烟雾缭绕，鸟兽争鸣，入山方知其宏大、缜密，能看到人类隐蔽而卑微的生态系统。但《吉尔尕朗河两岸》和《出塞书》也是有遗憾的，比如一些地方杂芜过多，语言不够精练，虚与实的处理欠周全。对此作者也应该心知肚明。世界上没有哪一部作品是十全十美的，哪怕是一个短篇、一首诗，也会留下遗憾。只是有些遗憾特别让人替作者着急。正如梁晓阳家乡的天堂山，巍峨宏伟，值得引以为豪，但遗憾的是，听说它比桂东南第一高峰、坐落县内北部的大容山矮了两米。如果矮两百米，那不是遗憾。然而它仅仅矮两米！这就是一个令人替它着急的遗憾，是可以弥补的遗憾。梁晓阳一直在这两座山之间徘徊，我不知道他一次次站在天堂山之巅眺望大容山，是否为那该死的两米遗憾、苦恼，并最终认命、臣服。我不止一次登上天堂山，仰望天空，苍茫北顾，诚恳地向梁晓阳建议，趁我们还有力气，组织几个文友，每人带一把铲，用一天的时间把天堂山的海拔加高两到三米，让它成为桂东南第一高峰。这样，就能把遗憾填掉了。我的言外之意是，希望梁晓阳在今后的创作中，争取把遗憾填掉，将作品推到新的高度。
恰好，他正在埋头写下一部大书。
我相信他会在两座山之间垒起第三座更高的山。
数年后，我们大中专毕业，殊途同归，都回到了县城工作。梁晓阳在糖烟公司上班，做资料员;我先在乡镇政府待了几个月，便调到县文联。他所在的企业单位效益很差，据他说春节没有奖金，公司聊把几包糖果饼干和粉丝木耳充作一年辛苦的慰问。我到过他办公室，桌椅破破烂烂的，几个老头错落而坐。他给我递上一杯开水，居然连茶叶也没有，买不起茶叶。唯一让我欣赏的是财务室有一位美女，梁晓阳说是出纳，我问他可追否，他笑笑，压低声音告诉我，那美女连尿他一眼的工夫都没有，整个公司她只跟包括那个胖经理在内的几个人熟。不过他私下又告诉我，他想过追求，可是早被公司的团支书搞定了。
单位没有效益，爱情也排不上他，他看不到前途，灰心得很。有几次节假日，我还看到他在西门口的门市部站柜台，跟着一帮中年妇女卖副食品。人家中年女售货员大声叫卖，他缩在柜台后手足无措，见到我和几个朋友走进来，他竟然脸红了。他觉得自己被安排到一线站柜台当售货员，成为了村里乡亲们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话。他苦恼，跟我说，他要试图通过写作扭转命运。他的才华很快显山露水，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紫烟里的天堂》。小说写得好，迅速成为备受看好的希望之星。那时候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都是精力旺盛和穷困拮据的矛盾。为此，我们经常奔走在为县刊物拉广告的路上，甚至暗地里去广东求职。我们似乎永远无法熬完囊中羞涩、捉襟见肘的日子。
那时候，当官是最好的职业，出有车食有鱼，前呼后拥。在我之前的文联几位老师都先后到政府办或市委办当文秘，后来就当了官，坐着乌黑崭新的轿车出入政府大门，把骑单车的我和梁晓阳羡慕得眼睛都直了。穷则思变，我通过竞考调到了政府办公室，正在找人用的文联李洪波主席想到了梁晓阳，把他调进了文联，填补了我的位置，从此他山鸡变凤凰，由企业干部变身为政府干部。他继续干着之前和我一起干过的拉广告、写有偿报告文学的活，但因为那些老板都上过了《玉林日报》和《勾漏》，慢慢地就不想出名了，他们更看重钱包里的票子不要随便乱飞。梁晓阳在文联的日子似乎比我在的那阵子要厄困得多。我曾经几次到过他在政府大院的房子里看他，发现他饭桌上就是稀粥和榨菜，他都不好意思叫我吃饭。好在朋友中应樑、邓涛都在好单位，他们几乎轮流在城中路的春江美大排档请我们吃大餐，每次都上啤酒，鱼呀肉呀摆了七八盘，每次吃喝得醉醺醺的，剩下的菜应樑邓涛都不要，分配给我和晓阳每人一半。我和他拿回家，到了第三天，梁晓阳跟我说：“我拿回的扣肉还没有吃完。”
有一阵子，梁晓阳无心拉广告，更无心写作，我和朋友应樑、邓涛、刘东逼问他，他才说出缘由，原来他跟一个城乡接合部的街妹谈恋爱两年，上个月分手了。姑娘其实很爱他，但是因为他在北流街没有房子，被姑娘的父母“毙掉”了。他被失恋折磨得苦不堪言，夜里十二点跑到文联办公室痛哭，还打电话给李洪波老师，吓得李老师深夜赶到办公室安慰：“你男子汉一个，又有写作才华，好好干，多写几篇小说散文，天涯何处无芳草，才子自古多老婆！”
卑微的身份和穷困的家境让他的爱情故事成了一次失恋事故，他几乎要“自己杀死自己”。那阵子，我看着他失魂落魄、灰心丧气的样子，心里也很惶恐，生怕有一天自己也遇到同样的“事故”，因而不敢轻易追女孩子。我和他都必须改变现状，否则连娶妻都成为一个巨大的困难。
上天有好生之德，梁晓阳就是在最痛苦的时候遇上张明月。张明月在新疆长大，她母亲的外婆是我老家邻镇白马人，后来嫁给广东高州人。据说男方是一位军官，后来夫妻双双死于日本人手中。张明月的母亲早年成了孤儿，被贩卖过，后来被亲戚赎回来，在白马和广东读完了中学，因为身份不好，眼看到手的工作又被人抢走了，只好远走他乡，去新疆流浪，并在当地结了婚。张明月就这样出生在了新疆伊犁。梁晓阳找了这样一位来自遥远的伊犁的妻子，我们几个朋友都说他厉害，连大西北的女孩都追到了，本地的女孩更不在话下。可是梁晓阳苦笑着说：“我哪里像你们啊，都能娶到本地妹，我是本地妹不跟才找了一个外地的。”
其实，他娶了来自伊犁的妻子绝不是盲目的，这我后来从他的两部写新疆的作品里才知道，他早年就爱上了关于西域的武侠小说和三毛作品，对西域充满了美好想象，一直幻想遇上一个楼兰新娘或三毛一样的女子。这么看来，他的失恋实在是天之注定，上天让他娶一个新疆老婆，再写两部关于新疆的大书。
不久，他从文联调到了党委办公室，给市委书记写材料。我在政府办写，他在市委办写，我们都以为自己走上了仕途，将来肯定会当上副乡长、副县长……别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似乎整个县城的人都在看好我们，我们也沾沾自喜，似乎都觉得自己前程似锦。就在那一年，他和他老婆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姑娘，顺利地结了婚。我们都找到了老婆，仿佛成了人生赢家。
我和梁晓阳的工作单位隔着一条北流河（也叫圭江），一水朝北，两岸呼应。我们的职责就是为领导写讲稿，每次开会，我们都坐在会场里听领导读稿，心里激动又紧张，就像自己的作品终于发表了，但无法炫耀，因为作品署名不是我们。我们只是私下交流，暗自得意：这个讲稿领导基本上全文照念，几乎没删改……我们经常加班，或者故意加班，因为加班时可以公款吃快餐，为家里省伙食。我们互相交流吃快餐的经验，哪家快餐店的扣肉大块且肥而不腻。几年下来，我们终于以青春之血气熬成了小有名气的刀笔吏，同时也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胖子。我们的副乡长梦、副县长梦迟迟没有实现，对公文写作都有些厌倦了，对公款快餐也厌腻了。有一天，我们幡然醒悟，发现文学才是我们的“初心”，只不过是我们一直试图以仅有的一点文学才华去谋求一官半职而已。青春耗尽，热血消退，“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我们终有自知之明，不再执着于仕途，暗里重拾文学。工作之余，混迹于邑内诗社，与伙伴们一起捣鼓诗文。 我开始写诗，也写地方人物传记。梁晓阳对诗的兴趣不大，为了应付朋友的索稿才勉强写些诗歌。但他也不重操旧业写短篇小说，而是开始写长篇。期间，我们遭遇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人生第一次出书，到头来被举报是假书号。其中经历过的折腾和承受的压力现在仍不堪回首。我们被罚了款，相当于我们一年的工资，我和梁晓阳的罚款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一时间，坊间人笑，新闻出版局骂，我们都灰头土脸、灰心丧气，梁晓阳还决心放弃文学，撕烂了一堆写有文字的稿纸。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了伤疤忘了痛，我们每晚加完班，到了夜里两三点，又偷鸡摸狗地写了起来。
县城以西有一个真实的地名叫鬼门关，《辞海》和很多古书诗词均有记述的名关。出了鬼门关便出了县界。我们梦想自己的作品能走出鬼门关，不断往外投稿，但总是像古代流放犯经过鬼门关那样“十去九不还”。我和梁晓阳经常交流的不是写作心得，而是退稿信，从中摘取编辑对稿子的肯定部分鼓励自己。他好几次兴致勃勃地拿着退稿信来跟我分享他的喜悦，从退稿信上我也感觉到梁晓阳离走出鬼门关只有几厘米之距，因而很羡慕他。然而，就那几厘米他走了好几年。现在，可以说，我们都是走出了鬼门关的人。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比想象中的还要辽阔得多，因而我们遇到了更多的问题和困惑，幸好，都只关乎文学。
从“县城文学青年”到“县城文学中年”，我们几乎朝夕相处，有着共同的经历和几乎同样的心路历程，彼此十分熟悉。我们之间无话不谈，没有什么隐私，既谈国家大事，也聊自己的家教，自己的儿女成长带给我们的烦恼，都感叹我们虽然写出了几本书，可是孩子不喜欢看，连翻都懒得翻。我们经常开展“作家进校园”活动，去给城乡的学生上文学课，学生们蜂拥而上求签名，把我们的话奉为圭臬，然而自家的孩子对我们一片嘘声。为此我们感慨不知道怎样做父亲。我们都有过相同的喜悦、快乐、焦虑、苦闷和挫败感，彼此倾听对人生、生活、文学和命运的吐槽，彼此鼓励、鞭策、警醒，同时也分享成功的快乐。我们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和衰老的过程。可以说，我们是“青梅竹马”。
我先后调到玉林市和省里工作后，梁晓阳仍在县里，官至文联主席，我们依然是联系密切的伙伴。县城的文学生态良好，文学活动频繁，人才辈出，尤其是以诗歌为盛，“漆诗社”如春日里的野草，蓬勃生长。北流文学创作迎来了最好的时期，我倍感欣慰。每回县城，文友必聚。文友每有收获，均纷纷道贺、庆祝。岁月蹉跎，不变的是文学情怀。文学成为我经常回乡的重要理由。说实话，南方以南，尤其是广西，人文底蕴、文化积淀和文脉兴盛方面无法与江南、中原相比，我們属于追赶型地区。近些年，北流本地诗人、作家频繁在全国各大刊物发表作品，获得各种奖，有五人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漆诗社”全国小有名气……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北流的文学气氛像冬天里的一盆炭火，烤得我们满面通红，血液沸腾。无论哪个季节回乡，林白都感叹：北流正处在“文学的春天”。这与梁晓阳的组织、带领有关系。
二十年间，我主攻短篇小说，梁晓阳主攻长篇小说和散文。梁晓阳性情温和，沉稳内敛，谨小慎微，不好张扬。县里有一句俚语“白鹤未飞屎先撒”，是嘲笑事情还没做成却急于炫耀的人。我们向来引以为戒，坚持多做少说。我是知道梁晓阳暗中拼命、呕心沥血创作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在文学创作上，我没有梁晓阳果敢，我要下很多的蛋而且不敢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而梁晓阳有破釜沉舟之横，不成功则成仁，毕其功于一役，哪怕一辈子只下一枚蛋并置之危篮中，他也愿意。
梁晓阳已经从他妻子的日夜讲述中知道，他的岳父母在新疆伊犁颠沛流离、饱受饥寒贫困之苦，他们的经历就是一部历史，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意识到妻子和她的家人、亲戚朋友的故事蕴藏着丰富的文学素材，于是，他暗下决心，舍弃零敲碎打，全力以赴写一部大书。
他决意用上十年时间，走他岳母年轻时代流浪新疆的路，用十年写一部自己想写的书。于是，他不知疲倦地奔跑在天堂山和天山之间。
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十五年。十五年放在我来说，可以干成很多事，可以写出好几本小说集，然而梁晓阳十五年几乎没见什么文字，他干什么了？他十五年如一日地坐火车，每年去一趟甚至两趟伊犁，每趟二十来天或者两个月，有时是陪老婆回娘家，有时干脆就是自己去探亲，每趟火车从南宁到西安，然后就是西安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到伊犁，一万三千里，广西到伊犁，都是四五天，据说最快也要三天三夜，在我和北流的文友看来，够折腾的。我曾经问他为何不坐飞机，他说坐过几次，后来很少坐了，一是花钱多，二是没有作家的感觉，只有坐火车才是出塞。不管是五天四夜还是三天三夜，在我看来简直是浪费青春，是非人的折磨，我受不了这样的长途煎熬，我出省都是坐飞机。关于坐火车，梁晓阳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笑话，说是有一年，他的初中同学李一光被他诓骗去了新疆。李一光我也认识，一个风水先生，但是很少出过省，最远去了广东，结果就上了梁晓阳的当。先是听梁晓阳说，带你去西安，李一光想到西安某企业有他的老乡初恋女友，就答应了。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李一光就问了十几次几时到。好不容易到了终点站，李一光要去找他的初恋女友，梁晓阳却给他买上了去乌鲁木齐的车票，还说到那边我请你吃羊肉——不臭骚气的水煮羊肉，哪像北流的山羊肉，连肉带皮吃，骚气熏天，而且也不远，只要一个晚上就到了。不经世面的李一光不敢自己留在西安，只好被梁晓阳挟持西行。天亮后，火车到了陇西，全是黄土高原，李一光吃惊地问，这是哪，还没到？梁晓阳笑嘻嘻地说，还要半天。下午，列车到了河西走廊，窗外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没见过雪山的李一光先是站在窗前哇哇大叫，一个小时后就说困了。待过了四五个小时，到了张掖以西，褐黄色戈壁滩徐徐飘过窗外，李一光开始时惊叹，说这里的人怎么活啊。不久，李一光就烦躁不安，不停问几时到，梁晓阳诡秘地说，明天早上……李一光没听完嗷的一声就哭了，骂梁晓阳不够朋友，把他骗到流放人的大西北。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上午，两人下了火车，梁晓阳赶紧打的带李一光到乌市他以前吃过饭的清真餐馆，一气点了十块水煮羊肉，饥肠辘辘一路困顿的李一光毫不客气，接连干掉了九块羊肉，只留下一块给梁晓阳。那一天，李一光听说还要坐半天火车才到伊犁，到了伊犁还要半天班车才到梁晓阳的岳父母家，他说什么也不走了，要梁晓阳在乌鲁木齐住一晚再走。梁晓阳只好答应了他，在宾馆，李一光酣然大睡，梁晓阳却打开电脑开始了他的记录和创作。 十五年间，梁晓阳不断往返新疆、北流两地，采访，收集素材，感受新疆，走进书写对象的内心世界，进行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当时我担心他：写新疆的题材千千万万，你能写出牛逼的作品吗？而且，你不曾在新疆成长、生活、工作，每次都是短暂的过客，能写出新疆的血肉吗？他理解我的担心，也警醒自己。他先后十多次深入新疆，选择当年流浪到新疆的岳父母和他们的一群亲戚朋友老乡作为原型，作为重点书写对象，并且定点采访，挖掘细节。他经常在新疆或在去往新疆的火车上给我打电话或视频，述说他的见闻和艰辛甚至险境。他在伊犁草原坐摩托车体验生活时，经过哈萨克毡房被牧羊犬追咬，差点连人带车翻下悬崖;他跟着牧区的朋友去天山雪峰采草药，差点被雪崩埋掉;他在草原上迷了路，十个小时找不到方向，最后被一个牧羊大叔带出来……他跟着岳父母和小舅子下大田，收割小麦玉米葵花扛草砖，还真的搞得一身苞谷叶子。他和那些五十多年前流浪到伊犁的广西老乡喝酒吃肉聊天，聊到苦难深处一起泪水涟涟，他拿出自己写新疆题材的作品稿费买酒甚至当作封包塞给作品里的主人公……他收集整理了数十万字的素材，开始了漫长的创作旅程，在牧区写，在南方的办公室写，在家里写，在旅途的火车上写，在野外写，在北京鲁院写，在半夜里醒来写……十年如一日。见他忽胖忽瘦，时而蓬勃如雏虎，时而憔悴如病猫，我知道他处在亢奋和煎熬的交替折腾中，犹如炼丹炉里的孙悟空。
历时十载，增删数次，2012年梁晓阳完成了首部长篇散文《吉尔尕朗河两岸》并出版，洋洋三十余万言。这部书以静静流淌在天山腹地伊犁大草原的吉尔尕朗河为背景，以细腻浪漫的笔调和田园牧歌式的行吟，全景式地描绘了吉尔尕朗河两岸广阔的牧场、田园、林区、山脉等四季变幻的迷人风景，并对生活在此的游牧民族的独特文化、风俗、节庆、民歌等做了深入详实的了解与记录，饱含着浓郁的家园情怀，以及现代人对于生命和故乡的思索以及感悟。此书先是入选“第二届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获得出版，因为销量奇好，2014年再版，2017年获得首届三毛散文奖，这对身处偏僻的无名之辈来说，在省外获奖简直就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这是對梁晓阳莫大的鼓励。他一鼓作气，又用了六年时间，创作了《出塞书》。
梁晓阳的长篇小说《出塞书》是他人到中年后的一个重要收获，是继《吉尔尕朗河两岸》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是他一个人的里程碑，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这两本书气息和灵魂是相通的，可以把它们作为互文来读。《出塞书》篇幅长达65万字，讲述了几代人的悲欢离合，记录了许多泪痕斑斑的故事和细节，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枝蔓茂盛，格局开阔，内容丰富，主题宏大，波澜壮阔。梁晓阳写得真诚、用情，有些地方写得撕心裂肺，令人动容。我十分佩服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满目疮痍的生活，看得到他对现实的审视，对自己的怀疑，对他人的体恤，对苦难的悲悯，对历史的宽恕，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出塞书》写出了人生海海的悲凉感和苍茫感，同时也弥漫着一种豪迈之气和浪漫情怀，作品有强大的冲击力和内在张力。我阅读的时候，忽然想到林白的《北去来辞》，林白写北去，梁晓阳《出塞书》写西出，以“逃离”的方式回望故乡，以小人物的境遇和命运折射大时代，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梁晓阳跟林白不同的是，林白坐北南望，人在北方，坐实了北方，而梁晓阳却是“心在天山，人老沧州”，灵魂漂泊在新疆，肉身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回到故乡原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更多一种“精神的出塞”，也正因为这样，我感受到了他灵与肉撕裂产生的疼痛感。
《出塞书》是一部势大力沉的大书，沙石俱下，摧枯拉朽，和《吉尔尕朗河两岸》像两座山那样屹立在我的面前，双峰并峙，让我羡慕，被我瞻仰，催我奋进。在这两座山之间，我看见一个面目清晰来回奔突的小城文人，像一只工蚁在修筑它的两座城堡，眼看着越垒越高，越垒越坚固……让我坚信一个道理：文学创作就得认死理，看准了，就埋头去写，不成功则成仁。
站在群山之巅，往往会有一些峰峦被低估被遮蔽。梁晓阳的作品不应该被低估，正如他的创造力和韧性那样。他笨拙而倔强地垒起了两座耸入云天的山峰，烟雾缭绕，鸟兽争鸣，入山方知其宏大、缜密，能看到人类隐蔽而卑微的生态系统。但《吉尔尕朗河两岸》和《出塞书》也是有遗憾的，比如一些地方杂芜过多，语言不够精练，虚与实的处理欠周全。对此作者也应该心知肚明。世界上没有哪一部作品是十全十美的，哪怕是一个短篇、一首诗，也会留下遗憾。只是有些遗憾特别让人替作者着急。正如梁晓阳家乡的天堂山，巍峨宏伟，值得引以为豪，但遗憾的是，听说它比桂东南第一高峰、坐落县内北部的大容山矮了两米。如果矮两百米，那不是遗憾。然而它仅仅矮两米！这就是一个令人替它着急的遗憾，是可以弥补的遗憾。梁晓阳一直在这两座山之间徘徊，我不知道他一次次站在天堂山之巅眺望大容山，是否为那该死的两米遗憾、苦恼，并最终认命、臣服。我不止一次登上天堂山，仰望天空，苍茫北顾，诚恳地向梁晓阳建议，趁我们还有力气，组织几个文友，每人带一把铲，用一天的时间把天堂山的海拔加高两到三米，让它成为桂东南第一高峰。这样，就能把遗憾填掉了。我的言外之意是，希望梁晓阳在今后的创作中，争取把遗憾填掉，将作品推到新的高度。
恰好，他正在埋头写下一部大书。
我相信他会在两座山之间垒起第三座更高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