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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小说作为一种创作手法早就存在，但作为一种正式的文学研究体裁则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的产生是作家们对当时传统文学（小说）创作思考和反叛的结果，因而必然带有创新性和实验性。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小说《迷雾》是问世较早的一部元小说，其中的“雾说”理论凝聚着他对小说创作的独到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开辟了20世纪西方现代派小说（尤其是元小说）的先河。本文从暴露虚构的叙事、批评与叙事结合及浓厚的自我意识三个方面对《迷雾》中表现出的有关元小说的叙事特征和叙事策略进行解读，分析其叙事结构、风格以及蕴含在深层的“存在”问题。
关键词：《迷雾》 元小说 存在
一、暴露虚构的叙事
传统小说的作者强调作品的真实性，力图再现现实，并设法隐藏自己，努力使读者产生一种真实感。而元小说家则与之相反，其突出的反传统、强调虚构等特征，明确表明作品的虚构性。在元小说家看来，作品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而是一种想象性的虚构，既然明确了元小说的属性定位，作者在其创作中不必顾忌和掩盖其作品的虚构性，而是要主动暴露，向读者宣示其独特的叙事特征。在《迷雾》中，乌纳穆诺就是通过“故事嵌套”和“作者露迹”这两种常见的“暴露”方式来表现其虚构性的。
所谓“故事嵌套”就是大故事里套小故事，形成类似戏剧中的“戏中戏”的嵌套结构，也有批评家称之为“中国式套盒结构”。在《迷雾》中，乌纳穆诺设计了这一嵌套结构，在小说的第十七章中，维克多向奥古斯托讲述自己创作的悲喜剧故事，这一故事的呈现与原本以奥古斯托为中心的“大故事”并行不悖，形成故事嵌套。比这一稀奇故事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还是维克多编造的？同样作为听众的奥古斯托也困惑道，“维克多，这一切好像编造的故事”a，“这全是幻想”。而在故事伊始，维克多向奥古斯托确认过故事的主角堂埃洛伊诺是他们在“现实中”认识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在故事最后，维克多一面说这个故事“这不是编造，这种事编不出来”，却又马上向奥古斯托分享这出悲喜剧的创作思路，并说“我写这本小说是为了取代我妻子的怀孕为我带来的伤脑筋的事”。奥古斯托没有对维克多小说的真实与虚构问题继续追问，但作为读者的我们却如堕雾中。这种虚实混淆的叙事手法不仅出现在维克多的小说中，《迷雾》的作者乌纳穆诺在《自序》中写道：“虚构的人物？真实的人物？虚构的真实就是真实的虚构。”乌纳穆诺有意混淆这一切，打破常规界限，突破传统小说的概念框架，这“迷雾”般的混淆形成了NIVOLA的独特风格。
所谓“作者露迹”就是作者在文本中现身，通过自揭身份和参与作品中人物对话等方式公开暴露虚构痕迹，是元小说中使用最多的叙事策略。乌纳穆诺多次在《迷雾》中公开自己的作者身份，尤其是从第二十五章开始，其出现的频率和所占的篇幅使他几乎成为故事的主角。在传统小说中，作家们努力掩盖其作品中的本人“足迹”，觉得自己越隐蔽越好，认为“小说的最高形式是作者在小说中好像根本就不存在”b。作为NIVOLA的创造者，乌纳穆诺表现出与传统小说家完全不同的写作姿态——不但不掩盖还要公开暴露，让自己从观望状态到主动参与到故事之中，与人物对话，甚至与读者对话。在与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时，作者“走下神坛”，将自己与人物放置在同一虚构场景中，在这真实与虚构的混淆中，原本的界限都模糊了，双方不再是身份悬殊的创造者与被创造者、支配者与被支配者，而是平等的人物关系，他们互相争夺“著作权”，争论维克多的死因，甚至讨论彼此的生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作者也不忘将读者拉进来，使其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与作者、人物一道讨论故事中的爱情、婚姻、存在、死亡等问题，这种多向的交流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述状态，充分展现了其作为元小说的创作过程。
二、批评与叙事结合
在元小说中，作者在叙事之外还通过借助叙述者或小说中某一人物之口发表评论，形成批评话语和叙事话语相交织的特点。在叙事过程中，评论的发表势必会打断故事的进程，使读者不得不暂时中断与小说中人物的交流，转而跟作者交流，这恰好符合作者的意愿。“在各门艺术中，都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冲动：一种是交流的冲动，一种是把素材变成艺术制品的冲动。”c元小说家通过在叙事中插入批评，引导读者关注并思考作品中人物形象、情节设置、叙事技巧等方面的问题，这种看似影响读者阅读连贯性和情感体验的方式却使读者在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新奇感觉，其效果反而超出了一般的阅读体验。同时，作者通过这种新颖的叙述方式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双方直接而畅快的交流更有利于信息的传递和接收，深化了读者对作品的感悟。
在《迷雾》中，对话和独白占据了小说的绝大部分（有学者研究发现约占文本的80%），这些对话既包括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也包括人物与作者之间的对话，而独白则分为自我的单向言说（即自言自语）和双向对话（自我人格间的争论）。大量篇幅的运用、人物话语的分类和多种叙述视角的转换都充分体现了乌纳穆诺对语言的重视，“所有思想间都建立了多重的联系，这些联系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够发生”。在他看来，思想只有通过语言这一媒介才能相互联系和交流，因而他致力于叙事技巧的探索，关注和突出人物对话，让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思维变化等都在对话中形成并在对话中得到展现。乌纳穆诺在《迷雾》中有意淡化环境描写，故事主要通过主人公奥古斯托的独白和与好友之间的对话展开。在这种由人物语言交织构成的叙事脉络中，常常会有评论性的话语暂时中断原来的叙事進程，对某一事件或问题的思考，作者故意改变小说中之前奥古斯托的自言自语状态，将维克多等人引入进来，其叙述视角也从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转换到多重式人物有限视角。在对话式的评论中，人物心头的“迷雾”渐渐被拨开，作者的深层寓意得到展现，其中，最经典的评论场景是两人对“NIVOLA”的讨论。NIVOLA这个词是由NEIBLA（雾）和NOVELA（小说）两个词组成的一个合成词，乌纳穆诺通过自创这一新词来指称自己的小说以区别于传统的小说（NIVELA）概念，同时也意在回应之前在《爱与教育学》中的质疑——NIVOLA是不是“真正的小说”。乌纳穆诺坚持认为NIVOLA是真正的小说，而且比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小说更具真实性，因为前者描写的只是现实的皮毛，而“雾说”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现实，“这是一种真实的、永恒的、创造性的、充满意志力的现实”d。作为“九八年一代”的代表作家，乌纳穆诺的写作生涯起步较晚并且涉猎多种文体，各种文体之间的渗透使得人们难以按照传统的分类方式进行区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乌纳穆诺不清楚或有意混淆各种文体之间的界限，而是有他自己独特的创作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小说创作。 在《迷雾》的第十七章中，乌纳穆诺通过维克多向奥古斯托讲述自己的小说创作来表明自己的创作理论，即“雾说”理论。“我的小说没有情节，更确切地说，是慢慢形成的。” “人物活动要根据他们的言行写，特别是言论。他们的性格将慢慢形成。有时，人物没有什么性格。”“有对话，主要是对话。最要紧的是人物在说话，老是说话，虽然没有说什么。” “人物要是只有一个呢？那就……写独白。”乌纳穆诺在《迷雾》中充分实践和诠释了其“雾说”理论：淡化环境描写，不刻意追求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不铺陈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而是让其通过言行自然展现，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除此之外，NIVOLA还注意到了读者重要性，认为在小说中划着重线和用斜体字都是侮辱读者的行为，对这类不尊重的行为应予以痛斥。乌纳穆诺甚至不止一次提到，“NIVOLA不是作者的，而是读者的”，充分体现了其对读者的重视。“雾说”理论的这些特征使作者挣脱了传统小说创作观念的束缚，在开放的空间中充分表达自我，同时又“邀请”读者参与文本创作之中，使作者与读者形成双向互动交流，使作品的深层意义得到充分的阐发和理解。
三、浓厚的自我意识
不同于传统小说固定的叙事进程安排，元小说家在创作时不必依次遵循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的叙事顺序，甚至不必具备这些叙事要素，它有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元小说努力摆脱传统小说的结构和技巧，它所呈现的故事是片断式的，可以没有前因后果，小说展现给读者的只是作者此时此地的情感和思想。为了能够充分地表达自我和与读者交流，元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会有意识地寻找新的叙事策略来赋予作品新的形式和意义，同时区别于以往传统的小说，因此，这个过程也是作家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
从整体上来看，除了对语言的重视和NIVOLA的创新，《迷雾》中副文本的内容和结构安排也反映了其作者乌纳穆诺浓厚的自我意识。在结构上，副文本包括序言、后序、作者自序和“仿照尾声写的悼词”四个部分；在内容上，这四个部分的叙述者分别是维克多、乌纳穆诺、作者（乌纳穆诺）和小狗奥菲奥。在《迷雾》的副文本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序言和“悼词”中叙述者的身份问题，二是序言和后序中有关奥古斯托死因的争论问题。序言中的维克多和“悼词”中的奥菲奥都是小说中的虚构对象，他们是乌纳穆诺创造出来的、在现实中不存在的人和物，却在文本中承担了推荐人和哀悼者的角色。维克多在序言开头说道：“堂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坚持要我为他这本书写一篇序言”，而奥菲奥则在结尾呼号：“我不幸的主人啊！”。乌纳穆诺对叙述者身份的独特安排，将现实与虚构混淆，虚构人物似乎可以“跳出”文本发表意见，甚至可以与作者争论。他们居然拥有了“自我意识”。
这样看来，这个“自我意识”不局限于作者，文本（人物）也有。元小说中的人物会随着故事的发展产生自我意识，他们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想努力摆脱作者的控制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物的行动会遵从自我意识，而作者作为人物的创造者也有想要赋予其上的意识，这样势必会存在多个意识的争论，在僵持不下甚至当人物自我意识足够强大时，其创造者被迫“退居二线”，任凭人物的选择和行动。在小说中，奥古斯托在依次经历游荡状态——恋爱状态——失恋状态的过程中，一直没有中断思考，并且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思考越深入，自我意识越强烈。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个爱情悲剧中，那个一直困扰奥古斯托的问题不是恋爱问题而是“存在”问题：我为什么存在？怎样证明我的存在？谁能决定我的存在与不存在？这一连串的问题是奥古斯托的困惑也是作者的思考。在《迷雾》中，欧亨尼娅的出现将奥古斯托从迷雾般的生活状态中解救出来，他终于有了生活的目标，但欧亨尼娅却伙同其未婚夫毛里西奥设计爱情骗局，将奥古斯托骗婚后携款私奔。爱情的折磨使他开始渐渐明晰存在的意义，深深地感叹道：“Amo ，ergo sum！”（拉丁文，意为“我爱故我在”）这是对笛卡尔等唯理论者“我思故我在”的反抗之声，是对人的“肉身性”的重视。强烈的想要证明自己存在的渴望使奥古斯托近乎疯狂，他甚至想通过大量进食证明“我吃故我在”，但最后奥古斯托却在一顿“疯狂的晚餐”后死去。
奥古斯托到底为何而死？这是读者从序言开始就一直关注的问题。被骗后的奥古斯托曾想过要自杀，在行动前他前往萨拉曼卡拜访作者乌纳穆诺却遭到阻止，理由是“他只是作为一个虚构人物存在着”，被幻想者是无权决定自己的生死的。震惊之余，奥古斯托又因此陷入了对存在问题的思考：“一个幻想的人物是一种思想，而思想永远是不死的……我是幸存者，我是思想，是思想！”在奥古斯托看来，幻想的人物虽然是“不生活的”，但其思想是永生的，是在读者头脑中永存的，这一思想的转变既安慰了将死的自己，也体现了他对永恒存在的追求。奥古斯托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指作者）杀？谁能决定他的生死？在小說的最后，当作者乌纳穆诺收到奥古斯托死讯的电报后反悔了，想要复活他，却失败了，因为没有人使一个真正死去的虚构人物真正复活。死去的奥古斯托出现在他的睡梦中并意味深长地说道：“您可别变成虚构的人物，实际不存在的人，不活也不死的人。”此时的奥古斯托作为灵魂（思想）得到永生，他对乌纳穆诺的警告也引导我们思考个体存在的意义。朱景冬先生在译序中道出了《迷雾》的主题：“人，既然被创造出来，就应该存在，应该有其人格和价值，而不应该任凭他的创造者随意处置。”乌纳穆诺创造了奥古斯托，却无法依照自己的意愿将人物复活，最终失去了对人物的控制，这是人物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这“意识”同时也影响到了作者和读者，使所有了解这个故事的人都跟随人物思考和讨论人的存在这一哲学问题。
四、结语
1898年美西战争中西班牙败北，国势大衰，使西班牙人民受到巨大冲击并开始反思造成如此惨状的原因，1914年出版的《迷雾》就是乌纳穆诺对当时社会状况反思后的集中表达。乌纳穆诺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问题，思考“爱”与“思”何为存在的先决条件，试图以“我爱故我在”的疾呼扭转当时哲学领域存在的唯理智思维方式的困境，强调“骨肉之人”存在的意义，进而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之路。
a 〔西班牙〕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迷雾》，朱景冬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页。（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殷企平：《元小说的背景和特征》，《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82—88页。
c 刘桐阳：《从“骨肉之人”看乌纳穆诺〈迷雾〉中的悲剧意识》，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d 毛怀瑾：《论乌纳穆诺的生命悲剧意识》，厦门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迷雾[M].朱景冬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2]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 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 刘桐阳.从“骨肉之人”看乌纳穆诺《迷雾》中的悲剧意识[D].华东师范大学，2018.
[5] 毛怀瑾.论乌纳穆诺的生命悲剧意识[D].厦门大学，2017.
[6] 殷企平.元小说的背景和特征[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82-88.
作 者： 单文静，中国海洋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迷雾》 元小说 存在
一、暴露虚构的叙事
传统小说的作者强调作品的真实性，力图再现现实，并设法隐藏自己，努力使读者产生一种真实感。而元小说家则与之相反，其突出的反传统、强调虚构等特征，明确表明作品的虚构性。在元小说家看来，作品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而是一种想象性的虚构，既然明确了元小说的属性定位，作者在其创作中不必顾忌和掩盖其作品的虚构性，而是要主动暴露，向读者宣示其独特的叙事特征。在《迷雾》中，乌纳穆诺就是通过“故事嵌套”和“作者露迹”这两种常见的“暴露”方式来表现其虚构性的。
所谓“故事嵌套”就是大故事里套小故事，形成类似戏剧中的“戏中戏”的嵌套结构，也有批评家称之为“中国式套盒结构”。在《迷雾》中，乌纳穆诺设计了这一嵌套结构，在小说的第十七章中，维克多向奥古斯托讲述自己创作的悲喜剧故事，这一故事的呈现与原本以奥古斯托为中心的“大故事”并行不悖，形成故事嵌套。比这一稀奇故事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还是维克多编造的？同样作为听众的奥古斯托也困惑道，“维克多，这一切好像编造的故事”a，“这全是幻想”。而在故事伊始，维克多向奥古斯托确认过故事的主角堂埃洛伊诺是他们在“现实中”认识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在故事最后，维克多一面说这个故事“这不是编造，这种事编不出来”，却又马上向奥古斯托分享这出悲喜剧的创作思路，并说“我写这本小说是为了取代我妻子的怀孕为我带来的伤脑筋的事”。奥古斯托没有对维克多小说的真实与虚构问题继续追问，但作为读者的我们却如堕雾中。这种虚实混淆的叙事手法不仅出现在维克多的小说中，《迷雾》的作者乌纳穆诺在《自序》中写道：“虚构的人物？真实的人物？虚构的真实就是真实的虚构。”乌纳穆诺有意混淆这一切，打破常规界限，突破传统小说的概念框架，这“迷雾”般的混淆形成了NIVOLA的独特风格。
所谓“作者露迹”就是作者在文本中现身，通过自揭身份和参与作品中人物对话等方式公开暴露虚构痕迹，是元小说中使用最多的叙事策略。乌纳穆诺多次在《迷雾》中公开自己的作者身份，尤其是从第二十五章开始，其出现的频率和所占的篇幅使他几乎成为故事的主角。在传统小说中，作家们努力掩盖其作品中的本人“足迹”，觉得自己越隐蔽越好，认为“小说的最高形式是作者在小说中好像根本就不存在”b。作为NIVOLA的创造者，乌纳穆诺表现出与传统小说家完全不同的写作姿态——不但不掩盖还要公开暴露，让自己从观望状态到主动参与到故事之中，与人物对话，甚至与读者对话。在与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时，作者“走下神坛”，将自己与人物放置在同一虚构场景中，在这真实与虚构的混淆中，原本的界限都模糊了，双方不再是身份悬殊的创造者与被创造者、支配者与被支配者，而是平等的人物关系，他们互相争夺“著作权”，争论维克多的死因，甚至讨论彼此的生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作者也不忘将读者拉进来，使其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与作者、人物一道讨论故事中的爱情、婚姻、存在、死亡等问题，这种多向的交流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述状态，充分展现了其作为元小说的创作过程。
二、批评与叙事结合
在元小说中，作者在叙事之外还通过借助叙述者或小说中某一人物之口发表评论，形成批评话语和叙事话语相交织的特点。在叙事过程中，评论的发表势必会打断故事的进程，使读者不得不暂时中断与小说中人物的交流，转而跟作者交流，这恰好符合作者的意愿。“在各门艺术中，都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冲动：一种是交流的冲动，一种是把素材变成艺术制品的冲动。”c元小说家通过在叙事中插入批评，引导读者关注并思考作品中人物形象、情节设置、叙事技巧等方面的问题，这种看似影响读者阅读连贯性和情感体验的方式却使读者在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新奇感觉，其效果反而超出了一般的阅读体验。同时，作者通过这种新颖的叙述方式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双方直接而畅快的交流更有利于信息的传递和接收，深化了读者对作品的感悟。
在《迷雾》中，对话和独白占据了小说的绝大部分（有学者研究发现约占文本的80%），这些对话既包括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也包括人物与作者之间的对话，而独白则分为自我的单向言说（即自言自语）和双向对话（自我人格间的争论）。大量篇幅的运用、人物话语的分类和多种叙述视角的转换都充分体现了乌纳穆诺对语言的重视，“所有思想间都建立了多重的联系，这些联系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够发生”。在他看来，思想只有通过语言这一媒介才能相互联系和交流，因而他致力于叙事技巧的探索，关注和突出人物对话，让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思维变化等都在对话中形成并在对话中得到展现。乌纳穆诺在《迷雾》中有意淡化环境描写，故事主要通过主人公奥古斯托的独白和与好友之间的对话展开。在这种由人物语言交织构成的叙事脉络中，常常会有评论性的话语暂时中断原来的叙事進程，对某一事件或问题的思考，作者故意改变小说中之前奥古斯托的自言自语状态，将维克多等人引入进来，其叙述视角也从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转换到多重式人物有限视角。在对话式的评论中，人物心头的“迷雾”渐渐被拨开，作者的深层寓意得到展现，其中，最经典的评论场景是两人对“NIVOLA”的讨论。NIVOLA这个词是由NEIBLA（雾）和NOVELA（小说）两个词组成的一个合成词，乌纳穆诺通过自创这一新词来指称自己的小说以区别于传统的小说（NIVELA）概念，同时也意在回应之前在《爱与教育学》中的质疑——NIVOLA是不是“真正的小说”。乌纳穆诺坚持认为NIVOLA是真正的小说，而且比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小说更具真实性，因为前者描写的只是现实的皮毛，而“雾说”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现实，“这是一种真实的、永恒的、创造性的、充满意志力的现实”d。作为“九八年一代”的代表作家，乌纳穆诺的写作生涯起步较晚并且涉猎多种文体，各种文体之间的渗透使得人们难以按照传统的分类方式进行区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乌纳穆诺不清楚或有意混淆各种文体之间的界限，而是有他自己独特的创作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小说创作。 在《迷雾》的第十七章中，乌纳穆诺通过维克多向奥古斯托讲述自己的小说创作来表明自己的创作理论，即“雾说”理论。“我的小说没有情节，更确切地说，是慢慢形成的。” “人物活动要根据他们的言行写，特别是言论。他们的性格将慢慢形成。有时，人物没有什么性格。”“有对话，主要是对话。最要紧的是人物在说话，老是说话，虽然没有说什么。” “人物要是只有一个呢？那就……写独白。”乌纳穆诺在《迷雾》中充分实践和诠释了其“雾说”理论：淡化环境描写，不刻意追求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不铺陈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而是让其通过言行自然展现，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除此之外，NIVOLA还注意到了读者重要性，认为在小说中划着重线和用斜体字都是侮辱读者的行为，对这类不尊重的行为应予以痛斥。乌纳穆诺甚至不止一次提到，“NIVOLA不是作者的，而是读者的”，充分体现了其对读者的重视。“雾说”理论的这些特征使作者挣脱了传统小说创作观念的束缚，在开放的空间中充分表达自我，同时又“邀请”读者参与文本创作之中，使作者与读者形成双向互动交流，使作品的深层意义得到充分的阐发和理解。
三、浓厚的自我意识
不同于传统小说固定的叙事进程安排，元小说家在创作时不必依次遵循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的叙事顺序，甚至不必具备这些叙事要素，它有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元小说努力摆脱传统小说的结构和技巧，它所呈现的故事是片断式的，可以没有前因后果，小说展现给读者的只是作者此时此地的情感和思想。为了能够充分地表达自我和与读者交流，元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会有意识地寻找新的叙事策略来赋予作品新的形式和意义，同时区别于以往传统的小说，因此，这个过程也是作家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
从整体上来看，除了对语言的重视和NIVOLA的创新，《迷雾》中副文本的内容和结构安排也反映了其作者乌纳穆诺浓厚的自我意识。在结构上，副文本包括序言、后序、作者自序和“仿照尾声写的悼词”四个部分；在内容上，这四个部分的叙述者分别是维克多、乌纳穆诺、作者（乌纳穆诺）和小狗奥菲奥。在《迷雾》的副文本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序言和“悼词”中叙述者的身份问题，二是序言和后序中有关奥古斯托死因的争论问题。序言中的维克多和“悼词”中的奥菲奥都是小说中的虚构对象，他们是乌纳穆诺创造出来的、在现实中不存在的人和物，却在文本中承担了推荐人和哀悼者的角色。维克多在序言开头说道：“堂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坚持要我为他这本书写一篇序言”，而奥菲奥则在结尾呼号：“我不幸的主人啊！”。乌纳穆诺对叙述者身份的独特安排，将现实与虚构混淆，虚构人物似乎可以“跳出”文本发表意见，甚至可以与作者争论。他们居然拥有了“自我意识”。
这样看来，这个“自我意识”不局限于作者，文本（人物）也有。元小说中的人物会随着故事的发展产生自我意识，他们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想努力摆脱作者的控制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物的行动会遵从自我意识，而作者作为人物的创造者也有想要赋予其上的意识，这样势必会存在多个意识的争论，在僵持不下甚至当人物自我意识足够强大时，其创造者被迫“退居二线”，任凭人物的选择和行动。在小说中，奥古斯托在依次经历游荡状态——恋爱状态——失恋状态的过程中，一直没有中断思考，并且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思考越深入，自我意识越强烈。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个爱情悲剧中，那个一直困扰奥古斯托的问题不是恋爱问题而是“存在”问题：我为什么存在？怎样证明我的存在？谁能决定我的存在与不存在？这一连串的问题是奥古斯托的困惑也是作者的思考。在《迷雾》中，欧亨尼娅的出现将奥古斯托从迷雾般的生活状态中解救出来，他终于有了生活的目标，但欧亨尼娅却伙同其未婚夫毛里西奥设计爱情骗局，将奥古斯托骗婚后携款私奔。爱情的折磨使他开始渐渐明晰存在的意义，深深地感叹道：“Amo ，ergo sum！”（拉丁文，意为“我爱故我在”）这是对笛卡尔等唯理论者“我思故我在”的反抗之声，是对人的“肉身性”的重视。强烈的想要证明自己存在的渴望使奥古斯托近乎疯狂，他甚至想通过大量进食证明“我吃故我在”，但最后奥古斯托却在一顿“疯狂的晚餐”后死去。
奥古斯托到底为何而死？这是读者从序言开始就一直关注的问题。被骗后的奥古斯托曾想过要自杀，在行动前他前往萨拉曼卡拜访作者乌纳穆诺却遭到阻止，理由是“他只是作为一个虚构人物存在着”，被幻想者是无权决定自己的生死的。震惊之余，奥古斯托又因此陷入了对存在问题的思考：“一个幻想的人物是一种思想，而思想永远是不死的……我是幸存者，我是思想，是思想！”在奥古斯托看来，幻想的人物虽然是“不生活的”，但其思想是永生的，是在读者头脑中永存的，这一思想的转变既安慰了将死的自己，也体现了他对永恒存在的追求。奥古斯托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指作者）杀？谁能决定他的生死？在小說的最后，当作者乌纳穆诺收到奥古斯托死讯的电报后反悔了，想要复活他，却失败了，因为没有人使一个真正死去的虚构人物真正复活。死去的奥古斯托出现在他的睡梦中并意味深长地说道：“您可别变成虚构的人物，实际不存在的人，不活也不死的人。”此时的奥古斯托作为灵魂（思想）得到永生，他对乌纳穆诺的警告也引导我们思考个体存在的意义。朱景冬先生在译序中道出了《迷雾》的主题：“人，既然被创造出来，就应该存在，应该有其人格和价值，而不应该任凭他的创造者随意处置。”乌纳穆诺创造了奥古斯托，却无法依照自己的意愿将人物复活，最终失去了对人物的控制，这是人物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这“意识”同时也影响到了作者和读者，使所有了解这个故事的人都跟随人物思考和讨论人的存在这一哲学问题。
四、结语
1898年美西战争中西班牙败北，国势大衰，使西班牙人民受到巨大冲击并开始反思造成如此惨状的原因，1914年出版的《迷雾》就是乌纳穆诺对当时社会状况反思后的集中表达。乌纳穆诺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问题，思考“爱”与“思”何为存在的先决条件，试图以“我爱故我在”的疾呼扭转当时哲学领域存在的唯理智思维方式的困境，强调“骨肉之人”存在的意义，进而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之路。
a 〔西班牙〕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迷雾》，朱景冬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页。（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殷企平：《元小说的背景和特征》，《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82—88页。
c 刘桐阳：《从“骨肉之人”看乌纳穆诺〈迷雾〉中的悲剧意识》，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d 毛怀瑾：《论乌纳穆诺的生命悲剧意识》，厦门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迷雾[M].朱景冬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2]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 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 刘桐阳.从“骨肉之人”看乌纳穆诺《迷雾》中的悲剧意识[D].华东师范大学，2018.
[5] 毛怀瑾.论乌纳穆诺的生命悲剧意识[D].厦门大学，2017.
[6] 殷企平.元小说的背景和特征[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82-88.
作 者： 单文静，中国海洋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