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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日两国是东亚近邻，因地理位置、民族传统等因素，在文化方面二者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之一，也影响了日本的狐信仰。本文试从中国狐妖妲己和日本狐妖玉藻前入手，通过分析二者的形象流变，运用民俗学知识，从女性学角度在对比中解读中日狐妖形象背后的中日女性观。本文通过对比研究中日两国的狐妖形象，分析中日狐形象人性内涵背后的中日文化，在差异中探寻儒家文化圈的异同。
关键词：中日对比 狐妖 女性观 妲己 玉藻前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作为主要题材的妖怪故事、精怪文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逐渐衰落，却在邻国日本传承不衰，并发扬光大。近年来，日本妖怪文化在中国引起热潮，中日妖怪文化对比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对比研究，中国学者试图对中日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认识。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比之日本完善的妖怪体系，中国的妖怪研究依然存在发展空间。
狐是古代中国和日本长期大范围广泛存在的哺乳动物，中日文化中都不乏关于狐妖的传说故事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产品，这些引起了学界的研究兴趣。德国汉斯—约尔格·乌特《论狐狸的传说及其研究》认为：“狐狸作为一种神或恶魔的动物也出现在中国、朝鲜和日本的童话中。这样动物在行为和心理方面的特征植根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即认为狐狸能变为一个具有诱惑力的女人。”a由此可见，狐狸的女性化趋向在东亚文化圈具有共通性。
不过，当前中日狐妖的比较研究大多局限在狐妖形象或影视动漫领域，从女性学角度解读中日狐妖形象流变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试图选取中日狐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形象妲己和玉藻前进行比较，以揭示中日传统女性观及其文化内涵。
一、中日狐文化的流变
（一）中国狐形象的女性化和妖魔化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狐作为一个经典文学形象，从最初的动物意象到成为淫邪象征的女性妖怪，其象征意义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经过了极大的变化。
狐在中国最早记载于《山海经·南山经》：“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b李炳海指出：“先秦文学中的狐形象或是男性配偶的写照，或是君主、权势的体现，或是思乡情感的寄托。”c狐代表的是有力量的君主，而先秦掌握权力的基本上都是男性，故而狐形象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的，这与历史的走向一致。
秦汉以前，虽有写狐狸狡诈多疑的作品，但并没有对其惑人害人的描写。秦汉以后狐意象逐渐开始妖化，但此时狐狸的形象并不局限于女性，男狐的形象也时有出现。
魏晋时期，狐狸化人尤其是女人的说法开始风行。《搜神记》卷十二载：“千岁之狐， 起为美女。”d《搜神记》明确狐的女性化特征，以美女形象惑人的“狐狸精”开始广泛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拾遗名山记》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则直接将淫妇与狐对应。
唐宋时期，狐妖女性化的倾向更为明显，逐步形成了代表性的狐妓形象。《太平广记》卷四四七引《玄中记》载：“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七至卷第四百五十五第八十三则狐故事记载了男女老少各种妖化的狐魅，展示了狐形象的地域化、宗教化及女性化趋势，对之后狐题材文学作品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元明清时期，狐妖的形象更加广泛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封神演义》中蛊惑君王的苏妲己，《醒世姻缘传》中泼辣凶悍的薛素姐等都是狐媚妖化的代表。《狐妖艳史》《狐狸缘全传》等专写狐妖的作品也开始流行起来。狐基本以妖化的美女形象成为故事主角，尤其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对狐女的描写超过一半篇目。
（二）日本狐妖文化概况
在日本民间传说中，狐狸是最常见的妖怪之一。狐狸传说和日本的“稻荷信仰”分不开。由于狐狸捕食田鼠，保护庄稼，日本把狐狸当作农耕神的使者来祭拜。随着各种文化的互相影响，人们在狐狸形象中增添了很多特性，狐狸形象变得日益复杂。佐脇嵩之《百怪图卷》中，狐大致分为野狐和善狐两种。野狐是人们厌恶的狐妖，它通晓咒术，能给人带来灾害，有时还被人们看作是淫邪的化身。但野狐也有不危害人类的，善狐也有品行恶劣的，九尾狐为其最终修行形态。
日本关于狐妖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弘仁十三年（822）的《日本灵异记》，上卷第二中收录了美濃国一个男子娶狐女为妻的故事。江户时期，画家鸟山石燕于安永五年（1776）创作完成了一系列作品《画图百鬼夜行》，其《上篇·阴》记载有狐火。狐火本是早期妖怪传说中狐狸嘴巴吐出的气体在空气中燃烧的现象，后来被传为妖狐用于攻击对手使其产生幻觉的手段。天保十二年（1841），署名桃山人的日本怪谈集《绘本百物语》在第三卷中有关于葛叶的记载。葛叶是日本著名狐女，传说是大阴阳师安倍晴明的母亲。成书于日本平安时代的说话集《今昔物语集》中，记载了几篇狐妖魅惑于人却未能成功的传奇故事。
日本古典文学中的狐大多展现为女性的形象，男性狐只存在于自然特征的雄狐故事及少量“幻化为人”的狐男故事中。日本稻荷信仰的狐故事中常包含“狐报恩”和“狐女为妻”两方面内容， 狐故事普遍以女性形象为中心，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充斥着阴性文化的倾向，因此狐总以女性 （即阴性） 形象呈现。
二、中日女性狐妖形象的演变——以中国妲己和日本玉藻前为例
作为狐妖形象的代表，中国最著名的狐妖妲己和日本的大妖玉藻前都对本国人民的民俗信仰及民间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般认为，日本狐妖玉藻前的故事是受到中国狐妖妲己故事影响而创作出来的。中日两国这一狐妖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情节和发展的高度一致为比较中日狐文化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妲己形象的演变
从传世文献来看，妲己的形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西周和春秋时期，虽有其事却无其名，到战国时期才出现关于妲己的记载，是以妲己的身份存在着历史事实和民间虚构的双重性。 《尚书·牧誓》载：“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此“妇”是否为妲己，不得而知，但后世妲己其人其事应渊源于此。《国语·晋语》载：“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国语》最早提及妲己，赋予其有苏氏之女的身世，有苏氏以九尾狐为图腾，这可能是后世妲己狐狸形象的渊源。
自战国始，不断叠加在妲己身上的罪证导致妲己的形象逐渐妖魔化。《国语》将妲己和商的灭亡相联系，妲己的罪行初现眉目。《吕氏春秋》云：“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用为政的实例阐明妲己干预政治的罪行。西汉时期，妲己的形象丰满起来。《史记· 殷本纪》云：“（殷纣王）爱妲己， 妲己之言是从。”e并列举了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等情节，将妲己与纣王的罪行几乎全部相联系，坐实妲己是纣王罪行的源头。
自《史记》始，妲己亡国祸水的形象成为社会的主流观点。汉儒刘向编写《列女传》时，妲己被归为“孽嬖传”，《史记》中纣王所为的“比干挖心”，在刘向笔下被归为妲己的行为，妲己的污名化愈演愈烈。
在后人二次创作和流传中，妲己由本无名姓逐渐被赋予了身份，在不断被加诸的罪行中污名化。但妲己虽然背负亡国祸水的名声，在此时还是作为人的形象而出现，真正使妲己被妖魔化的形象深入人心，归于明《封神演义》的流行。《封神演义》中，苏妲己本是冀州侯苏护之女，美艳绝世，被父亲献给商纣王为妃，路上被奉女娲之命惑乱殷商的九尾狐精夺身附体。凭借美貌，九尾狐蛊惑纣王纵情女色，残害忠臣，使商朝亡国，最终被姜子牙斩首示众。《封神演义》将妲己的形象由人变为狐妖，使妲己其人其事都具有了妖魔化的色彩。至此，妲己祸国妖姬的形象在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创作中达到了顶峰。
（二）日本玉藻前形象的演变
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儒学家大江匡房在《狐媚记》中提及：“狐媚变异，多载史册。殷之妲己，为九尾狐；任氏为人妻，到于马嵬。”由此可知，中国妲己的故事在日本早有流传。
日本传说中的狐妖玉藻前是在平安时代末期、鸟羽上皇院政期间出现由白面金毛九尾狐变化的绝世美女，由于其才识广博且绝世美艳，被称为天下第一美女。最初记载玉藻前故事的是室町时代的文献《神明镜》《杀生石》《玉藻之草子》。玉藻前初名藻女，由武士坂部夫妇收养，精通琴棋书画且拥有绝世美貌。她入宫成为鸟羽天皇的女官，受天皇宠爱，赐名玉藻前。不久，因鸟羽天皇病重，阴阳师安倍晴明五世孙安倍泰亲探察后知晓是玉藻前作怪，察知其祸害天皇从而窃国的阴谋。斗法后，玉藻前被安倍泰亲镇压，其执念以“杀生石”的形态保留。
玉藻前的故事一直流传，但其来历始终不明。江户时代，高井兰山《绘本三国妖妇传》中，详细描述了九尾狐先后化身为妲己、华阳夫人、褒姒并最终流亡日本成为鸟羽上皇的宠姬玉藻前时所行的祸国之事。《绘本三国妖妇传》中九尾狐辗转中国、印度、日本三国的经历完善了玉藻前的形象。高井兰山将玉藻前与中、日、印著名的女祸故事相结合，为玉藻前编织了一个更加完整而又有来历的身世。日本文人将这一形象与日本历史上深得鸟羽上皇宠爱的藤原得子联系起来，完成了玉藻前故事的日本化。
三、中日狐妖形象折射的女性观
在中日两国密切的文化交流中，中国儒学广泛渗透到日本社会中，对日本的文化道德和文学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中日都延续了传统儒学。传统儒学的女性观是儒家礼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女性观具有深刻的影响。
（一）德言容功的四德规范
儒家所崇尚和奉行的“三从”“四德”是对传统女性最具约束力的道德规则。“四德”为女性设下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规范准则，这套用于约束女性的准则不断丰富，对女性形成了苛刻的社会道德要求。《女诫》明言：“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从社会女性规范来看，妲己与藤原得子都不满足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这正是后世对其形象扭曲的根源。妇德要求女性贞顺，但妲己和藤原得子完全不是卑微服从的女性，她们有自己的野心和手段，即使是身处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也依然敢于触犯男性的权威，她们以其巧言机敏在政治中留下烙印。妲己的倾国美貌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中不断加以渲染，藤原得子被冠以绝世美女玉藻前的名号，但在儒家温从含蓄的审美体系里，容颜过盛反而是祸端之源，妲己和藤原得子不符合这一体系的要求，被不断抹黑妖化也是自然而然的。
（二）男尊女卑的两性秩序
中日两国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两国女性都曾经历过封建父权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控制，从侧面表现出中日两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男权社会的相似性。在男尊女卑的性别格局下，女性地位下降，沦为生育工具，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被置于服务男性世袭、生育继承人的角色上，并以此作为妇女道德的首要标准。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中日女性，在这种生活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其社会地位流变也有相似性，如妲己和藤原得子这类因宠爱而祸乱朝政的情况是对男性秩序的直接挑战，是对男性主导的主流思想的叛逆。
狐狸多产多育的生理属性使狐意象具有生殖崇拜的特性。狐性淫，在化人后带有狐的生理属性，狐喻妓的先例深化了狐性淫的观念。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化，节欲逐渐成为主流。男性在将性幻想投诸女性的同时，在没有社會话语权的女性身上加以“狐狸精”的诸多特征来满足自我，又因“狐狸精”凶残而对女性加以警惕。狐意象的渐趋女性化事实上是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文化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和改造，男性在贪恋女色的同时，为了维护禁欲的传统，将性欲投射于妖化的女性，这是男权社会下男尊女卑思想的必然产物。
（三）“女祸论”的政治观念
古代对女性参政是坚决禁止的。历代统治者和文人极力构建起“红颜祸水”的观念，明晰男尊女卑为主导的性别意识，将女性彻底排除在政治事务外。古人将妃妾以色侍君，恃宠干政定义为“女祸”。 据刘世林《妲己本事考》f记载：妲己作为一位王侯之女，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美人计的主角，但在功成之后由于政治需要而被污为狐狸精以灭口。由此可见君主的伟业功成不能容忍女性身影的出现。妲己用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不道德的恶的手段完成了灭商的使命，但在高度专制且统一的周代意识形态及其长达八百余年的统治下，只能以彻底扭曲的方式被深埋在中国文化记忆的底层，作为纯洁和幼稚的红颜知己，献身于最残酷的政治倾轧中。被誉为“中国四大妖姬”的夏之妺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晋之骊姬，这些红颜祸水除了郦姬实有其事外，其他女子不过是后世附会的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不同于妲己的后世附会，作为玉藻前原型的藤原得子确实自我选择处在日本政治的漩涡中心。藤原得子作为摄关家名门出身的皇后，深受鸟羽天皇的宠爱。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登上帝位，她设计使得中宫藤原璋子失宠，让崇德上皇和藤原忠实以及赖长父子对立，并因此引起了保元之乱，更树立了武家政权先例，甚至出现了美福门院实际摄政和皇位继承由她决定的说法。藤原得子以女性的身份干预日本宫廷政治，引起社会动乱，因此日本文人将各种狐妖传说附会在她身上，扭曲了藤原得子作为政治家的智慧与手段。只有使藤原得子妖化，才能掩盖住女性在政治中的光彩与机敏。后世让藤原得子成为法力高强的玉藻前的原型，可能正因政治“女祸”造成时代离乱，以妖的形象掩盖对女性政治的畏惧和否认。
无论是本无名姓事迹被不断叠加罪证的妲己还是盛宠干政被附会狐妖身份的藤原得子，中日相似的文化环境决定了“女主政治”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不会得到任何正面的声音。
四、狐妖形象所见中日文化异同
中日两国妖怪文化历史悠久，狐狸作为中日两国共有的妖怪文化，呈现了两国同中有异的文化风格。
中日的狐狸形象都通晓人性，被赋予人格化的形象；都拥有法力，具有妖魔的力量。在日本的妖怪体系中部分狐狸为害，为人惧怕，继承了中国狐意象妖化的特点。但与中国不同，日本狐妖继承中国狐意象妖化特征的同时，有部分狐兼有神性，被奉为神明。
即使同是狐女的文学形象，中国多为狐狸幻化为女子迷惑男人吸食精气，而日本的狐狸幻化为女子后，大多与男子成亲生子，操持家庭，更为温顺。相较于中国以受害男子为中心，日本的主题不是狐女对男子的诱惑和男子因迷恋妖魅而受害，而是狐妖母子的分别，狐的形象更侧重于人而不是妖。g
中日的狐妖故事最终都以狐妖的失败和作为正义一方的男性的胜利为结局，体现了中日文化中邪不胜正的共同民族心理，但中日两国的狐妖故事在叙述上明显体现了两国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日本河合隼雄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日本人喜欢用女性形象表达自我的了。日本的社会制度是一个极端强权的父权制度，这使得人们在许多时候不得不放弃这所谓的女性视角。但是对于民间故事而言，因为它具有心理补偿的作用，所以它便成为巾帼们自由活跃的载体。它并不代表女性的心理，而是日本的男性和女性共同的心理。”h日本的狐妖故事突出了作为大妖的狐狸的法力高强，在民间故事中给予女性力量补偿，故事多从女性视角展开，但最终也没有脱离男权制度的禁锢。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狐妖故事在表达上更加偏向于男性视角。由于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基于男性本位展开，即使是在民间故事中，无论是情节或是发展都契合了男性视角，狐妖的力量来自于男性又被男性所消灭，男性视角始终贯穿着中国狐妖故事的发展，这也是中日狐妖文化差异的原因之一。
结语
中日妖怪文化都从侧面反映了中日的社会状况。中日狐妖形象的演变反映了儒家主流价值观对于女性行为规范的严格要求。惑君干政的女性在男性话语权的加强中被不断妖魔化，最终成为文化中的负面形象。由于这些女性人物的记述者多为男性，从妖怪文化视角揭示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对于认识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地位等社会问题有一定的意义。随着研究的推进，如何客观地看待科学社会中的妖怪文化，如何深入挖掘中日妖怪文化背后的人性内涵和民族心理，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a范正生：《狐狸妖化描写及其宗教阐释》，《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7—19页。
b方濤译注：《山海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页。
c李炳海：《从九尾狐到狐媚女妖——中国古代的狐图腾与狐意象》，《学术月刊》1993年第12期。
d马银琴、周广荣译注：《搜神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9页。
e韩兆琦译注：《史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2页。
f刘士林：《妲己本事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73—76页。
g董江洪：《日本传说中的狐妻形象》，《文学教育（下）》2014年第10期，第36—37页。
h陈嘉音：《中日画中妻故事比较研究》，浙江农林大学2019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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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201910357714
作 者： 王雅倩，安徽大学文典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中日对比 狐妖 女性观 妲己 玉藻前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作为主要题材的妖怪故事、精怪文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逐渐衰落，却在邻国日本传承不衰，并发扬光大。近年来，日本妖怪文化在中国引起热潮，中日妖怪文化对比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对比研究，中国学者试图对中日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认识。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比之日本完善的妖怪体系，中国的妖怪研究依然存在发展空间。
狐是古代中国和日本长期大范围广泛存在的哺乳动物，中日文化中都不乏关于狐妖的传说故事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产品，这些引起了学界的研究兴趣。德国汉斯—约尔格·乌特《论狐狸的传说及其研究》认为：“狐狸作为一种神或恶魔的动物也出现在中国、朝鲜和日本的童话中。这样动物在行为和心理方面的特征植根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即认为狐狸能变为一个具有诱惑力的女人。”a由此可见，狐狸的女性化趋向在东亚文化圈具有共通性。
不过，当前中日狐妖的比较研究大多局限在狐妖形象或影视动漫领域，从女性学角度解读中日狐妖形象流变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试图选取中日狐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形象妲己和玉藻前进行比较，以揭示中日传统女性观及其文化内涵。
一、中日狐文化的流变
（一）中国狐形象的女性化和妖魔化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狐作为一个经典文学形象，从最初的动物意象到成为淫邪象征的女性妖怪，其象征意义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经过了极大的变化。
狐在中国最早记载于《山海经·南山经》：“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b李炳海指出：“先秦文学中的狐形象或是男性配偶的写照，或是君主、权势的体现，或是思乡情感的寄托。”c狐代表的是有力量的君主，而先秦掌握权力的基本上都是男性，故而狐形象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的，这与历史的走向一致。
秦汉以前，虽有写狐狸狡诈多疑的作品，但并没有对其惑人害人的描写。秦汉以后狐意象逐渐开始妖化，但此时狐狸的形象并不局限于女性，男狐的形象也时有出现。
魏晋时期，狐狸化人尤其是女人的说法开始风行。《搜神记》卷十二载：“千岁之狐， 起为美女。”d《搜神记》明确狐的女性化特征，以美女形象惑人的“狐狸精”开始广泛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拾遗名山记》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则直接将淫妇与狐对应。
唐宋时期，狐妖女性化的倾向更为明显，逐步形成了代表性的狐妓形象。《太平广记》卷四四七引《玄中记》载：“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七至卷第四百五十五第八十三则狐故事记载了男女老少各种妖化的狐魅，展示了狐形象的地域化、宗教化及女性化趋势，对之后狐题材文学作品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元明清时期，狐妖的形象更加广泛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封神演义》中蛊惑君王的苏妲己，《醒世姻缘传》中泼辣凶悍的薛素姐等都是狐媚妖化的代表。《狐妖艳史》《狐狸缘全传》等专写狐妖的作品也开始流行起来。狐基本以妖化的美女形象成为故事主角，尤其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对狐女的描写超过一半篇目。
（二）日本狐妖文化概况
在日本民间传说中，狐狸是最常见的妖怪之一。狐狸传说和日本的“稻荷信仰”分不开。由于狐狸捕食田鼠，保护庄稼，日本把狐狸当作农耕神的使者来祭拜。随着各种文化的互相影响，人们在狐狸形象中增添了很多特性，狐狸形象变得日益复杂。佐脇嵩之《百怪图卷》中，狐大致分为野狐和善狐两种。野狐是人们厌恶的狐妖，它通晓咒术，能给人带来灾害，有时还被人们看作是淫邪的化身。但野狐也有不危害人类的，善狐也有品行恶劣的，九尾狐为其最终修行形态。
日本关于狐妖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弘仁十三年（822）的《日本灵异记》，上卷第二中收录了美濃国一个男子娶狐女为妻的故事。江户时期，画家鸟山石燕于安永五年（1776）创作完成了一系列作品《画图百鬼夜行》，其《上篇·阴》记载有狐火。狐火本是早期妖怪传说中狐狸嘴巴吐出的气体在空气中燃烧的现象，后来被传为妖狐用于攻击对手使其产生幻觉的手段。天保十二年（1841），署名桃山人的日本怪谈集《绘本百物语》在第三卷中有关于葛叶的记载。葛叶是日本著名狐女，传说是大阴阳师安倍晴明的母亲。成书于日本平安时代的说话集《今昔物语集》中，记载了几篇狐妖魅惑于人却未能成功的传奇故事。
日本古典文学中的狐大多展现为女性的形象，男性狐只存在于自然特征的雄狐故事及少量“幻化为人”的狐男故事中。日本稻荷信仰的狐故事中常包含“狐报恩”和“狐女为妻”两方面内容， 狐故事普遍以女性形象为中心，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充斥着阴性文化的倾向，因此狐总以女性 （即阴性） 形象呈现。
二、中日女性狐妖形象的演变——以中国妲己和日本玉藻前为例
作为狐妖形象的代表，中国最著名的狐妖妲己和日本的大妖玉藻前都对本国人民的民俗信仰及民间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般认为，日本狐妖玉藻前的故事是受到中国狐妖妲己故事影响而创作出来的。中日两国这一狐妖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情节和发展的高度一致为比较中日狐文化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妲己形象的演变
从传世文献来看，妲己的形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西周和春秋时期，虽有其事却无其名，到战国时期才出现关于妲己的记载，是以妲己的身份存在着历史事实和民间虚构的双重性。 《尚书·牧誓》载：“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此“妇”是否为妲己，不得而知，但后世妲己其人其事应渊源于此。《国语·晋语》载：“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国语》最早提及妲己，赋予其有苏氏之女的身世，有苏氏以九尾狐为图腾，这可能是后世妲己狐狸形象的渊源。
自战国始，不断叠加在妲己身上的罪证导致妲己的形象逐渐妖魔化。《国语》将妲己和商的灭亡相联系，妲己的罪行初现眉目。《吕氏春秋》云：“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用为政的实例阐明妲己干预政治的罪行。西汉时期，妲己的形象丰满起来。《史记· 殷本纪》云：“（殷纣王）爱妲己， 妲己之言是从。”e并列举了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等情节，将妲己与纣王的罪行几乎全部相联系，坐实妲己是纣王罪行的源头。
自《史记》始，妲己亡国祸水的形象成为社会的主流观点。汉儒刘向编写《列女传》时，妲己被归为“孽嬖传”，《史记》中纣王所为的“比干挖心”，在刘向笔下被归为妲己的行为，妲己的污名化愈演愈烈。
在后人二次创作和流传中，妲己由本无名姓逐渐被赋予了身份，在不断被加诸的罪行中污名化。但妲己虽然背负亡国祸水的名声，在此时还是作为人的形象而出现，真正使妲己被妖魔化的形象深入人心，归于明《封神演义》的流行。《封神演义》中，苏妲己本是冀州侯苏护之女，美艳绝世，被父亲献给商纣王为妃，路上被奉女娲之命惑乱殷商的九尾狐精夺身附体。凭借美貌，九尾狐蛊惑纣王纵情女色，残害忠臣，使商朝亡国，最终被姜子牙斩首示众。《封神演义》将妲己的形象由人变为狐妖，使妲己其人其事都具有了妖魔化的色彩。至此，妲己祸国妖姬的形象在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创作中达到了顶峰。
（二）日本玉藻前形象的演变
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儒学家大江匡房在《狐媚记》中提及：“狐媚变异，多载史册。殷之妲己，为九尾狐；任氏为人妻，到于马嵬。”由此可知，中国妲己的故事在日本早有流传。
日本传说中的狐妖玉藻前是在平安时代末期、鸟羽上皇院政期间出现由白面金毛九尾狐变化的绝世美女，由于其才识广博且绝世美艳，被称为天下第一美女。最初记载玉藻前故事的是室町时代的文献《神明镜》《杀生石》《玉藻之草子》。玉藻前初名藻女，由武士坂部夫妇收养，精通琴棋书画且拥有绝世美貌。她入宫成为鸟羽天皇的女官，受天皇宠爱，赐名玉藻前。不久，因鸟羽天皇病重，阴阳师安倍晴明五世孙安倍泰亲探察后知晓是玉藻前作怪，察知其祸害天皇从而窃国的阴谋。斗法后，玉藻前被安倍泰亲镇压，其执念以“杀生石”的形态保留。
玉藻前的故事一直流传，但其来历始终不明。江户时代，高井兰山《绘本三国妖妇传》中，详细描述了九尾狐先后化身为妲己、华阳夫人、褒姒并最终流亡日本成为鸟羽上皇的宠姬玉藻前时所行的祸国之事。《绘本三国妖妇传》中九尾狐辗转中国、印度、日本三国的经历完善了玉藻前的形象。高井兰山将玉藻前与中、日、印著名的女祸故事相结合，为玉藻前编织了一个更加完整而又有来历的身世。日本文人将这一形象与日本历史上深得鸟羽上皇宠爱的藤原得子联系起来，完成了玉藻前故事的日本化。
三、中日狐妖形象折射的女性观
在中日两国密切的文化交流中，中国儒学广泛渗透到日本社会中，对日本的文化道德和文学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中日都延续了传统儒学。传统儒学的女性观是儒家礼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女性观具有深刻的影响。
（一）德言容功的四德规范
儒家所崇尚和奉行的“三从”“四德”是对传统女性最具约束力的道德规则。“四德”为女性设下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规范准则，这套用于约束女性的准则不断丰富，对女性形成了苛刻的社会道德要求。《女诫》明言：“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从社会女性规范来看，妲己与藤原得子都不满足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这正是后世对其形象扭曲的根源。妇德要求女性贞顺，但妲己和藤原得子完全不是卑微服从的女性，她们有自己的野心和手段，即使是身处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也依然敢于触犯男性的权威，她们以其巧言机敏在政治中留下烙印。妲己的倾国美貌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中不断加以渲染，藤原得子被冠以绝世美女玉藻前的名号，但在儒家温从含蓄的审美体系里，容颜过盛反而是祸端之源，妲己和藤原得子不符合这一体系的要求，被不断抹黑妖化也是自然而然的。
（二）男尊女卑的两性秩序
中日两国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两国女性都曾经历过封建父权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控制，从侧面表现出中日两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男权社会的相似性。在男尊女卑的性别格局下，女性地位下降，沦为生育工具，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被置于服务男性世袭、生育继承人的角色上，并以此作为妇女道德的首要标准。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中日女性，在这种生活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其社会地位流变也有相似性，如妲己和藤原得子这类因宠爱而祸乱朝政的情况是对男性秩序的直接挑战，是对男性主导的主流思想的叛逆。
狐狸多产多育的生理属性使狐意象具有生殖崇拜的特性。狐性淫，在化人后带有狐的生理属性，狐喻妓的先例深化了狐性淫的观念。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化，节欲逐渐成为主流。男性在将性幻想投诸女性的同时，在没有社會话语权的女性身上加以“狐狸精”的诸多特征来满足自我，又因“狐狸精”凶残而对女性加以警惕。狐意象的渐趋女性化事实上是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文化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和改造，男性在贪恋女色的同时，为了维护禁欲的传统，将性欲投射于妖化的女性，这是男权社会下男尊女卑思想的必然产物。
（三）“女祸论”的政治观念
古代对女性参政是坚决禁止的。历代统治者和文人极力构建起“红颜祸水”的观念，明晰男尊女卑为主导的性别意识，将女性彻底排除在政治事务外。古人将妃妾以色侍君，恃宠干政定义为“女祸”。 据刘世林《妲己本事考》f记载：妲己作为一位王侯之女，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美人计的主角，但在功成之后由于政治需要而被污为狐狸精以灭口。由此可见君主的伟业功成不能容忍女性身影的出现。妲己用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不道德的恶的手段完成了灭商的使命，但在高度专制且统一的周代意识形态及其长达八百余年的统治下，只能以彻底扭曲的方式被深埋在中国文化记忆的底层，作为纯洁和幼稚的红颜知己，献身于最残酷的政治倾轧中。被誉为“中国四大妖姬”的夏之妺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晋之骊姬，这些红颜祸水除了郦姬实有其事外，其他女子不过是后世附会的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不同于妲己的后世附会，作为玉藻前原型的藤原得子确实自我选择处在日本政治的漩涡中心。藤原得子作为摄关家名门出身的皇后，深受鸟羽天皇的宠爱。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登上帝位，她设计使得中宫藤原璋子失宠，让崇德上皇和藤原忠实以及赖长父子对立，并因此引起了保元之乱，更树立了武家政权先例，甚至出现了美福门院实际摄政和皇位继承由她决定的说法。藤原得子以女性的身份干预日本宫廷政治，引起社会动乱，因此日本文人将各种狐妖传说附会在她身上，扭曲了藤原得子作为政治家的智慧与手段。只有使藤原得子妖化，才能掩盖住女性在政治中的光彩与机敏。后世让藤原得子成为法力高强的玉藻前的原型，可能正因政治“女祸”造成时代离乱，以妖的形象掩盖对女性政治的畏惧和否认。
无论是本无名姓事迹被不断叠加罪证的妲己还是盛宠干政被附会狐妖身份的藤原得子，中日相似的文化环境决定了“女主政治”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不会得到任何正面的声音。
四、狐妖形象所见中日文化异同
中日两国妖怪文化历史悠久，狐狸作为中日两国共有的妖怪文化，呈现了两国同中有异的文化风格。
中日的狐狸形象都通晓人性，被赋予人格化的形象；都拥有法力，具有妖魔的力量。在日本的妖怪体系中部分狐狸为害，为人惧怕，继承了中国狐意象妖化的特点。但与中国不同，日本狐妖继承中国狐意象妖化特征的同时，有部分狐兼有神性，被奉为神明。
即使同是狐女的文学形象，中国多为狐狸幻化为女子迷惑男人吸食精气，而日本的狐狸幻化为女子后，大多与男子成亲生子，操持家庭，更为温顺。相较于中国以受害男子为中心，日本的主题不是狐女对男子的诱惑和男子因迷恋妖魅而受害，而是狐妖母子的分别，狐的形象更侧重于人而不是妖。g
中日的狐妖故事最终都以狐妖的失败和作为正义一方的男性的胜利为结局，体现了中日文化中邪不胜正的共同民族心理，但中日两国的狐妖故事在叙述上明显体现了两国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日本河合隼雄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日本人喜欢用女性形象表达自我的了。日本的社会制度是一个极端强权的父权制度，这使得人们在许多时候不得不放弃这所谓的女性视角。但是对于民间故事而言，因为它具有心理补偿的作用，所以它便成为巾帼们自由活跃的载体。它并不代表女性的心理，而是日本的男性和女性共同的心理。”h日本的狐妖故事突出了作为大妖的狐狸的法力高强，在民间故事中给予女性力量补偿，故事多从女性视角展开，但最终也没有脱离男权制度的禁锢。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狐妖故事在表达上更加偏向于男性视角。由于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基于男性本位展开，即使是在民间故事中，无论是情节或是发展都契合了男性视角，狐妖的力量来自于男性又被男性所消灭，男性视角始终贯穿着中国狐妖故事的发展，这也是中日狐妖文化差异的原因之一。
结语
中日妖怪文化都从侧面反映了中日的社会状况。中日狐妖形象的演变反映了儒家主流价值观对于女性行为规范的严格要求。惑君干政的女性在男性话语权的加强中被不断妖魔化，最终成为文化中的负面形象。由于这些女性人物的记述者多为男性，从妖怪文化视角揭示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对于认识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地位等社会问题有一定的意义。随着研究的推进，如何客观地看待科学社会中的妖怪文化，如何深入挖掘中日妖怪文化背后的人性内涵和民族心理，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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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李炳海：《从九尾狐到狐媚女妖——中国古代的狐图腾与狐意象》，《学术月刊》1993年第12期。
d马银琴、周广荣译注：《搜神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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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刘士林：《妲己本事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73—76页。
g董江洪：《日本传说中的狐妻形象》，《文学教育（下）》2014年第10期，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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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201910357714
作 者： 王雅倩，安徽大学文典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