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评论康有为、孙中山常常施墨于其得意处，而回避其败笔。现择其败笔中荦荦大者，揭示出来。
　　康有为是维新派首领，官至工部主事，多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国难当头，知识分子站出来大声疾呼，接连上书，直至被皇帝采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他组织了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等组织，并办报纸宣传改良。
　　康有为的最大缺失在于，他不安于改良家的名分，反而弃大而就小，觊觎圣人、学者的名分。这是非常让人不解、遗憾与痛心的。学者之可贵就在于他以天下为己任，造福于民，造福于社会。改良家乃是极有价值的学者，是学者中的佼佼者。得到改良家名分，已属大幸，夫复何求?
　　康有为为著书而著书，反而心有余而力不足，弄巧成拙，暴露了学术上的浅薄。他写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便有抄袭嫌疑，犯了文坛之大忌，书中的主旨多出自四川学者廖平的《辟刘篇》。廖平其人没有心计，城府洞开，在《辟刘篇》尚未正式出版之前就让康有为过目。而《知圣篇》的内容，最少也稀稀拉拉向康有为讲过。康有为得廖平的思想如饮甘泉，不久就写出了《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两部书。书一出版即遭非议，人们纷纷指责康有为抄袭，成为当时有名的学术公案。梁启超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一语道出了廖对康的影响。假如康有为以改良家为最高荣誉、不做空头学问的话，形象会更高大，影响力会更久远。
　　孙中山建立了用三民主义支撑起来的共和制，不仅外变，内也变；不仅名异，实也异。这是孙中山伟大的地方，也是尽人皆知的。倒是孙中山的败笔尚未引起世人充分的注意。
　　孙中山的第一个缺失是言行不一。孙中山讲民权，可是连他的党员都得不到人权保证，加入国民党按手模就是对其人权的践踏。为此，黄兴等一批志士嗤之以鼻，弃之而去。孙中山没能与当时一流的精英联手，乃是他未能成大事的最主要原因。革命尚未成功就搞起个人崇拜，有悖于铲除专制的革命初衷。
　　孙先生讲民族，但是为筹措足够的革命经费，险些付出了出让国土的代价。如果国土都可以谈判的话，岂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孙先生讲民生，却没有考虑实行土地改革，有人说战事繁忙来不及，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兹事体大，岂容忽视。孙先生最少应该把一半精力用于这件事情才对。孙先生的第二个缺失是提出了一些有毛病的政治口号，如"驱逐鞑虏"、"平均地权"、"天下为公"等。"驱逐鞑虏"带有民族复仇情绪，有一竹篙打一船人之嫌，任何以种族划分敌我的革命都是不人道的。"平均地权"与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如出一辙。若真的人人平均享有地权的话，这个国家就什么大事情也做不成了，于国于民两不利。"天下为公"，本意是指国家政治为公物，不是私物，但滥用这个口号极易引起误会，不用也罢。
　　孙中山的第三个败笔是以党代政，为其后蒋介石的"党天下"埋下了伏笔。1924年孙先生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一系列为党天下鸣锣开道的口号，使得后来蒋介石的独裁政治有了依据。国民党的党天下把民主扼杀殆尽，给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原文载《大家参考》2000年第4期，作者王澍。景林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