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课的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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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口一词以“郑和下西洋”为爱国主义教育事例
  
  现行高中中国古代史课本第六章第六节《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重点是介绍郑和下西洋及中俄雅克萨之战的历史。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教科书写道:“为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满足统治者对异域珍宝特产的需要,明成祖派郑和出使西洋。”说到下西洋的情节与意义:“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主动外交。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航程之远,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空前的。他比欧洲航海家的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郑和不愧是世界航海事业的先驱。”说到下西洋的后果和历史局限性:“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发展海外贸易,它采取的不计经济效益的政策,给明朝造成巨大负担。随着国力衰退,航海的壮举也悄然结束。”教科书还设计了以“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局限”为题的“活动课·辩论会”,目的是“增强爱国主义情感,激发民族自豪感”,这是点睛之笔,叙述及讨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是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关的论文、教材、辞书,均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有意或无意地以这一点宣扬民族自豪感,这一历史事件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型事例。
  这些论点笔者完全同意。特别是上引教科书的观点,成功地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摒弃了全盘赞扬的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对郑和下西洋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应当说是中肯的。不过,笔者想借教科书提出的“增强爱国主义感情,激发民族自豪感”问题,探讨历史研究、历史教材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关系,这是个大题目。
  
  如何进行中外历史比较
  
  不少文章为说明郑和下西洋征服海洋壮举的历史意义,同西方航海史上远航时间、人数、船数进行对比:在时间上,比迪亚士在1487年发现好望角要早82年,比哥伦布在1492年到达美洲要早87年,比麦哲伦在1521年到达菲律宾早116年;在人、船方面,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有大型宝船62艘,大者长44丈、宽18丈,官兵27800人,而哥伦布去美洲仅有船3只、80余人,麦哲伦到菲律宾不过5条船、260余人,达·伽马去印度有船4艘、约160人,与郑和船队无法相比。
  陈述的这些事实,都是历史的真实。然而比对是否就此截止,是否还要比较什么内容,这是由作者研究目标所决定的。就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作比较,笔者以为还需要关注两个问题:
  其一,历史后果。一个事件的历史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看她对当时以及后世社会生活的影响。15—16世纪的中西航海史确实令人深思,西方只用了那么少的人力、物力,真是同永乐帝动用的人力、财力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比较一下两者的后果,则是另一种不可同日而语了。地理大发现所开始的殖民活动,揭开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殖民者进行海外掠夺,把大量黄金输入欧洲,引起“价格革命”。在物价上涨中,新兴的工业资产者发财致富,一部分农民发家,征收定额地租的地主经济遭到破坏。所以价格革命带动生产关系的变化,促进城乡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造成封建制的进一步衰落。地理大发现的后果如此,其重要意义也在这里。郑和下西洋的后果与此不同,中国君主利用经济富足和高技术水平从事航海活动,用重金聘请所至之地的国王、酋长来华,制造“万国来朝”的鼎盛局面,稳定永乐帝因篡位而形成的不稳定的政局,这是下西洋的首要目的。其次是购买上层社会所需要的珍珠、香料等奢侈品。下西洋贸易对官营手工业的发展不无好处,而限制、打击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整个讲做的是赔本买卖。因此永乐后期,官员李时勉等人说“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明太宗实录》卷120)。下西洋过后不久,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说:“三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耳。”(《殊域周咨录》卷8《古里》)他们将郑和下西洋当作弊政来看待,认为是政治外交行为,而不是经济贸易活动,结果是疲敝中国。两种后果,倒反映了事情的本质。
  其二,中断的“第一”意义何在?下西洋时代中国造船术、航海术最先进,处于“第一”的地位,但是后来中断了,成为昙花一现的事物,这样的“第一”,强调它的意义在哪里?郑和下西洋发生得早,利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术和航海术,船队规模大,航海持续时间长,在人类航海史上是空前的壮举,是中华民族对世界航海事业的贡献。它表明当时中国经济、文化的发达。这些都值得我们引以自豪,加以歌颂。问题是进行这样的中西对比想说明什么?一味地自诩“当年我们祖先如何如何先进”,是阿Q式的“十年浩劫”时代的思维逻辑,今人不宜固执。若用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寻找中国由先进变为落后的社会原因,激励国人奋发图强,将是有意义的,然而少见以此立论的文章。历史上的先进只应对后人起鞭策作用,而不应替落后作解嘲。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中国是周边国家及西洋的“中心”,这种自诩世界中心的观念源远流长。在清代,西方文明传入,开明人士虽未把它视作奇技淫巧,然而也认为中国古已有之,观19世纪大学士阮元主编的《畴人传》即可知。20世纪人们一方面反对“全盘西化”论,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中心论仍在或明或暗地流行着,因之片面地比较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就不是奇怪的事情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爱国,他人也爱其国。在中外历史比较中,尊重祖国,同时也要尊重他人之国,庶几或可避免偏颇之弊。
  
  忌讳现代化的比附
  
  教科书说:“郑和船队到达各国,受到热烈欢迎。……郑和下西洋期间倡导的不欺寡、不凌弱、友好相处、共享太平,为亚非国家之间的交往确立了不成文的准则,对后世影响深远。”有的教材、论文、辞书,或谓:“郑和使团奉行与海外诸国‘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方针,执行……对外开放政策,赢得了亚非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与友谊。”或者说:“郑和下西洋是和平进行的,没有征讨和杀伐。”“……前者郑和是和平使者,后者哥伦布是入侵强盗,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文字,给读者传达的信息,不外是郑和是和平使者,所以受到热烈欢迎;郑和之行确立亚非诸国的和平相处原则;同样是远航,郑和是和平使者,哥伦布则是入侵强盗。如此说明与引导,不无历史问题现代化之嫌。“热烈欢迎”、“友谊”已是现代新闻纸的常见语汇。郑和下西洋是和平进行的,只能说“基本上”如此。如果纯为和平外交及和平贸易,用27800人的庞大军队做什么?打击海盗是作用之一,难道就不包括制服那些不受招抚拒绝朝贡的人?郑和将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俘虏到南京,永乐帝君臣视其为“禽兽”,可怜其愚昧无知,释放回国,又如何解释呢?过分强调“和平”以及“共享”原则,就违背历史真相了。与其说郑和同哥伦布有和平使者、入侵强盗之分,不如说赏赐使者与掠夺强盗之别,永乐帝时代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威胁到中国安全,需要派遣郑和带着大军去做和平工作?永乐帝为宣扬国威,花钱去请人来朝贡,说郑和是“和平使者”未为不可,也许说他是“赏赐使者”更贴切一些。
  现代化的比附不可取,对比的出发点是为借鉴。这里附带说一句,对郑和使团成员的选择,永乐帝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郑和,回族人,信奉伊斯兰教自不必说了,当了大太监后,兼信佛教,他的随员、著作《瀛涯胜览》的马欢等人也是伊斯兰教信徒,下西洋所到之处,居民多信仰伊斯兰教或佛教,以郑和、马欢等人为使节,基于宗教信仰的相同,与所至各国君民交往自然方便,容易达到预期的效果。
  
  理解历史与爱历史、爱国家
  
  我国的历史,一度全面成为被批判对象,于是乎成为一部“吃人”的历史。所谓看来看去,说来说去无非是“吃人”现象。对这种观念持有异议的学者则要求人们,对本国历史应有“温情与敬意”,至少不要抱偏激的虚无态度。不爱本国历史,奢谈爱国,不是有点滑稽么?所以说,爱国首先对历史要有一个热爱的态度。
  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事象,有美好、丑陋的区别,正面与负面、消极与积极之分,不论那一方面,都不是历史研究者、爱好者表示肯定或否定的简单事情,关键是要理解性地说明历史: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一种状态,它的正面意义、负面作用各在哪里,令人理解,而不是一味地批判或赞扬。人们懂得历史,自然而然地就会爱自己的国家。若持温情与敬意态度,历史知识越多,潜移默化的作用越大,必然增加对国家的感情。爱历史,就必须全面认识它,理解它,尽可能地避免对它的误解,这才有利于爱国观念的增强。爱国主义不是靠灌输深入人心的,是在人们历史知识丰富的情形下自然产生的。历史书不必以哪一个事件作为爱国事例,灌输,未必能够实现初衷。让人多获得历史知识,才是最重要的。
  时代在变化,爱国思想、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随着时代发生更新。在古代以热爱汉民族国家和王朝政权为内容,所谓民族气节,也是指此而言,那时将少数民族王朝视为异族政权,汉人反对它,就是气节高尚。及至辛亥革命以后,“五族共和”,民族气节扩展为中华民族的气节,不再仅是汉人的事情。可是传统的汉人国家的观念并未完全消失。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于对日战争的需要,将历史上汉人抵抗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斗争大加歌颂,以蒙古灭宋、满州灭明的历史,说明小而强的国家可以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警惕被日本灭亡,鼓舞国人同日本侵略者战斗。看来,并未运用完整的热爱中华民族的观念,而是为“实用”讲那些历史事例。半殖民地时代,中国人民争取独立,争取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爱国的内容和表现是反对外国侵略者——帝国主义。二战之后,特别是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变化了,爱国应当表现在建设富强的国家方面,让人民生活美满,而不是完全同以前一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超级强国的霸权主义。这种形势的变化,爱国主义内容的更新,需要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上。像那样简单对比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的时间早晚、人数及船只多寡,得出先进与落后、和平使者与入侵强盗之别的结论,如果在20世纪上半叶的话,这些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到了下半叶还是说这类话,多少令人有狭隘之感,也令人感到观念的变更之难。
  讲爱国,得分清国家、政府、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国家同政府不是一个概念。但是人们在讲到爱国时,常常将它们混淆为一,以政府代替国家。在传统社会,朕即国家的时代,爱国就是爱皇帝及其王朝,国家与政府是不作区分的。不过我们如果仔细分辨的话,不难发现,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有时人们也会加以区别,所谓“天下者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也”,将中国与特定的某姓之王朝区别开来。家天下成为历史陈迹之后,国家、政府不分,显然就更不合适了,政府代表国家,但不等同于国家。人民爱国是爱中国,不是爱政府的同义语。讲到爱国,似乎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就是百姓如何热爱国家及政府,反过来讲国家、政府应当怎样爱护百姓,仿佛不是爱国主义应有的内容。尤其重在宣传个人如何为国捐躯的舆论环境情况下,若问国家、政府对百姓是怎样爱护的,做了些什么,好像是不必顾及的、多余的问题。这是不是讲爱国主义的一种偏颇呢?也许可以探讨吧。
  本文以中学历史课本中的“郑和下西洋”的评介为例,探讨历史课的爱国教育,所针对的问题,是历史课本所提出来的,并非说课本本身有多少缺点。其实它写得很好,前面已经说过,它成功地综合了当今的史学研究成果。本文所说的那些问题,尤其是简单的中西对比,是学术界的事,而不是课本的事。本文就是想讨论在历史教学中现代爱国教育的新概念,仅此而已。文中那些感想性的意见,敬祈方家指教。
  【收稿时间】2002年8月
  【作者简介】冯尔康,男,1934年4月生,江苏仪征人,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著作有《雍正传》《清史史科学》《清代人物传记史科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等,目前正在研究中国家庭史和社会史概论。
  【责任编辑 王公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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