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娱乐的年代,也是一个坚硬的娱乐在坚硬地大行其道的年代。
　　因为常常没有界限,所以一些“娱乐”行为常常软性地泛化;因为软娱乐是轻佻的,所以其大行其道依旧是坚硬的。这已经无需更多的佐证,任何一个社会的剪影,都可以让人从中窥测到,少数娱乐是如何把病态和畸形不经意地消费在浮躁的唇角。譬如本不该再成为“新闻”的关乎“凤姐”的新闻。眼下网络红人“凤姐”刚刚退赛《花儿朵朵》,转眼又报名了《中国达人秀》,在某记者访问环节,突然有一黑衣男冲上前来,将手中的臭鸡蛋往她身上砸去,嘴里还高喊,“请无耻的凤姐滚出达人秀。”
　　在泛娱乐的时代里,为什么总是没有足够理性的力量,能让大众以一种恬静而常态的心态来看待一切?我们当然可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所谓的凤姐参赛,其实完全是电视台这样的幕后推手与草根“呕像”合谋搞出来的商业噱头。问题是,电视娱乐应该有“中间度”,而“恶搞”却日益没有了边界。所以,要么抓紧时间收获真金白银的广告费,要么即刻被公众“丢蛋”式地抛弃,而抛弃一刻总会比捞钱的速率来得更快。
　　在关怀与悲悯被忽略之上,在逻辑和准则的背影走向模糊之际,所有这些已经足够勾勒出“电视恶搞”的形成路径,然而这显然不是娱乐时代的全部。软,因其软而无所不至。软娱乐所包裹的一种坚定和恒定总在直面廉价的挑战,这种挑战就像迷雾一般挥之不去。而这也是河南一中学教师在针对电视魔术明星刘谦被苏州大学聘为“荣誉董事”所写的公开信之标题——明星与大学联姻的功利迷雾。就在前不久,台湾魔术师刘谦又多了一个头衔——苏州大学“荣誉董事”。
　　大学与明星娱乐式的“联姻”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而其联姻的理由也多半是吊诡的。面对质问,校方称,请刘谦担任此职是因为他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苏州古称东吴,所以刘老师与苏大有着深刻的渊源,所以决定授予他“荣誉董事”的称号。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很显然,娱乐举措的背后,潜伏着被默许的明规则。一个大学想出名很难,但一个明星成为一个大学人,却过于容易也。眼下的大学之所以沉湎于这款暗含着娱乐色彩的“联姻”游戏,只是因为大学已经不想再“像湍流中的流速仪一样任凭水流变化,我自岿然不动,静静地行使自己的职能,测度着人世沧桑的悄然变化。坚持理念,保持自己的文化品格。”所以,大学选择屁滚尿流地流向世俗,滚向娱乐。
　　相对于大学,软娱乐是一种遮蔽;相对于电视恶搞,娱乐则是一种强悍。过去两月内,我以每周两次的频率往返首都北京和“脚都”长沙之间,每个晚上,一半的长沙人替另一半的长沙人洗脚,每个晚上,一伙长沙电视人为呆在家里的人民排忧放松。虽然,长沙人一定会说,长沙有多少著名的企业,工业增长速度甚至一度超过第三产业,长沙还是中国新兴的动漫之都。但本质上,长沙是一座快乐大本营,没有哪座城市的人民这么舍得且懂得吃喝玩乐,没有哪座城市的买卖如此牢牢根植于歌厅夜总会。而这个城市标志性的娱乐品牌就是“电视湘军”,它的定位方向及奋斗目标是中国所有媒体中最旗帜鲜明的,娱乐!娱乐!娱乐!
　　这世界上,自我认知与实际情况背离得最远的也许就是长沙人。比方,他们自认为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英雄群体,而实际上却是中国最具娱乐天赋的族群,后者恰是对前者绝妙的反讽。岳麓书院的门上有副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倘或你见到湖南卫视上至台长老总下至龙套剧务,你会发现这些今日长沙人的代表确实特殊,他们普遍拥有某种跨阶层的英雄情结:一个街头愤青可以把自己想象成随时随地芒鞋千里锄不平的义士,一个端着咖啡的小资读着本土伟人传会觉得自己的血管里也淌着燃烧的因子。长沙人确实有理由自负,数一数岳麓山上的陵墓,数一数周遭埋着的英名,你就读完了半部中国近代史,与其他拥有光荣历史的城市不同,长沙人从历史中得来的自负是那样真切。然后,娱乐本身也成为他们特殊性的新证据,湖南人做电视做到这样牛,是因为他们敢为天下先。
　　如果尼尔·波兹曼有幸能在长沙生活一个月并亲身参与某个电视节目,比方《快乐男声》,我想他会把《娱乐至死》重新写过,其中的例子和场景统统改成长沙。没有什么比波兹曼的原话更能体现一种文化批判下的娱乐江湖——长沙:“这是一个娱乐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逐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使我们成为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有哪座城市的人群被自身娱乐文化如此程度地改变?——外地人或许很难分清长沙与株洲的口音,但如果你知道什么叫“策”,那么定能从人堆里分出谁是长沙人,而置身娱乐业本身也是很多人的梦想。在长沙,“H”形的湖南广电大楼是无数有志青年心中通往荣耀与希望的伊甸园之门,在那扇门里“理想”二字无处遁形,新闻部门是最不挣钱也是最不被重视的部门。
　　但其实湖南卫视也曾有过一系列很受欢迎但却悄悄下马的非娱乐类栏目,譬如《新青年》、《有话好说》等等,部分节目的水平甚至远高于XX台。地方电视台没有机会去经营时政类的节目,电视湘军轻装上阵全面娱乐,实在是对生存环境的主动适应。我想即使是波兹曼本人,在经过调研后也应对此报以深刻的同情。
　　我读过好多讨论电视湘军娱乐至死现象的文章,这与老羞成怒的一群主流电视人扎堆声讨湖南卫视的风俗不同,它们大都留意到湖南卫视娱乐产品的生命周期在同质化竞争中迅速变短,基本上都把这种过渡娱乐化视为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必然结果,这仿佛是在应“娱乐至死”的理论。
　　于是我脑子里近期不免常常转动一个念头——娱乐至死又怎样呢?娱乐行为本身,在中国实在已承担了太多的道德谴责,就如麻将之于中国人民,实在是上苍赐下的礼物。我曾见过某个城市,因搞个什么节,仅市内交通管制引发的好奇,就招惹得全城百姓空巷出来看热闹,目睹那一张张空洞幸福的脸,我直想大哭一场,相比之下,长沙人民充实很多。
　　本人担任选秀评委数月以来,浸淫电视娱乐,常常也会在直播现场不由自主地呈现神魂颠倒、兴奋莫名的癫狂状。将全部的心思和智力都用在制造娱乐上,然后又被自己的产品彻底征服,这种具有高致病率与传染力的“幸福感”,大概和小白鼠被乙醚麻醉前的兴奋是一样的。
　　而之所以有了这样残酷的想法,只因其实人人都在江湖,身不由己。阅尽美色的同时,也必须拾回满目空虚。娱乐是你我有意无意与媒体一起合谋、集体完成的一次自我欺骗,这才是娱乐的悲喜剧,软娱乐的硬道理。当真应了苏辙的旧诗,流落江湖东复西,归来未洗足间泥。这是多么娱乐的两句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