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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的马路命名,其沿革往往反映着这座城市的历史。
我记得家住上海的那条马路,就变换过多次路名。我的老母亲后来随我们搬到北京居住以后,就时常怀念这条对她来说,几乎等于故乡的路。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时刻在她的念想之中。
“老底子格个辰光……”只要她的话匣子一打开,就会用如今上海人也不大说的老式上海话,如数家珍地说起我家住过不知多少年的延安中路。虽然其间也曾从李梅路到连云路,搬过数次家,但总没离开延中这一带。所以,以后有机会到上海,走过原来熟悉的弄堂、学校、店铺、戏院、菜场、饮食店和摊点时,总有一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感觉。变化中的上海,一出机场,上了高架路,确有不辨西东,不知身在老上海的何处之茫茫然。
我家居住过的延安路,最早并不是现在这样子,为贯穿市中心区东西的大道通衢,而是一条河浜,一条可以行船运货,交通输送的渠道,其迤逶东向的出口,是十六铺,从那里汇入黄浦江。据我母亲说,这条河的名字叫洋泾浜,填平以后,成为马路,便称作长浜路。每当她讲起这条路的起源,便有老年人那种抚今追昔,沧海桑田的感叹。说罢了河,说罢了船,她肯定要说,如今的上海人,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条河和曾经叫过长浜路的老名字呢!
以后,我看到一本1933年上海沪报馆出版,郁慕侠著述的《上海鳞爪》一书,其中关于路桥一节,果然证实了我母亲所说,那确实是一条流经市区的河流:“当十五年前,英、法租界交界的洋泾浜未填满时,有桥梁多座,如西新桥、东新桥、郑家木桥……自填满以后,行经其间,只见一条平坦广阔的爱多亚路,不知此条大路即十五年前的柴船、粪船天天泊入其中,秽水淤塞之洋泾浜呀!”
其实,连爱多亚路这个洋名,现在走在延安路上的上海本地人也未必听说过。然而,我对上海的全部记忆,却是从这条路叫作爱多亚路的时代开始的。
爱多亚是何许人?因何以他的名为路名?我估计,这个殖民地色彩的路名由来,与法租界的霞飞路、福煦路、马当路、贝当路,一色以他们法国的军官命名习惯,大概也是一位武人。殖民者害怕中国人造反,这才请出他们的尊神,借以威风。马当路,好像现在还有,但与原来的伯莱尼蒙·马浪路,已压根不是一回事了。贝当路,说来更可笑,二战开始,此人当了法奸,租界当局也觉得不好意思,改掉了。
租界所强制输入的西方文明,构成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色,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但对中国人来说,这种不平等条约的产物,这种国中之国的统治,这种以一个莫名其妙的外国人爱多亚,谁知道他是谁呀,来命名这座城市中的这条马路,无论如何,那是令人感到屈辱的标记。
不过,那时作为学童的我,背着书包,上学放学,连跑带跳,走在这条马路上,倒没有意识到这个路名的别扭和无聊,因为小孩子显然还不懂得什么叫国家主权,什么叫民族尊严。但对于英法租界相比邻的这条爱多亚路,一边是戴着巴拿马帽的安南巡捕,一边是缠着帕巾的红头阿三,在幼小的心灵里,总是有一种非我族类的排斥感、戒惧感,总是宁可多绕远几步,也要躲开他们。一个外国人,在我们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耀武扬威,那总是很伤民族自尊心的。
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爱多亚路的殖民地路名,也就终结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戴着战斗帽,打着膏药旗,荷枪实弹,列队行走的日本鬼子,军靴踩在路上,这条马路和这条马路上的居民,一同忍受着被人践踏的滋味。汪伪汉奸政权是否改过路名,我已经记不得了。或许来不及改,就垮台了。即使改的话,也是一场丑剧。这样,1945年的9月,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权将这条路,改名为中正路,以为从此是一条中国人行走的马路了,谁知更不幸的是,这条路与淮海路的前身林森路,再加上从未改名的南京路一起,这三条城市主干线,成为开着吉普车的美国大兵,横行无忌的天下。
马路无言,它所负荷的屈辱,那几年里,与中国人的心一样沉重。有时候想想,路的历史,也是城市历史的写照,甚至还可能是国家历史的缩影。
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条至少有八十年以上路龄,四易其名的老马路,被命名为延安路,与革命的圣地,与厚实的黄土,永远联结在一起,开始它的新生。虽然,路还是那条路,但路的变化,过去和今天,现在与未来,却长远地留于这条马路上生活过、居住过的老百姓心里。特别像我这样生于斯、长于斯者,更甭说像我母亲见过这条路的前身为一条洋泾浜者,大概总是有一些最难忘情的记忆,埋藏在脑海深处。
我记得,1949年的5月下旬,我从读书求学的南京,回到阻绝一个多月,音讯不通的上海家里,我听我母亲第一件告诉我的事情,就是在苏州河的激战枪炮声平静以后的一大清早,也是上海解放以后的第一个黎明时光,她悄悄地打开门,想看一看外边有些什么动静时,一眼望去,都是刚下火线,和衣而卧,绝不惊动老百姓的人民子弟兵。
这时,在我眼前忽然显现在这条马路上所见过的一个个镜头:那红头阿三手中黑黢黢的警棍,那鬼子兵枪口上插着的明晃晃的刺刀,那喝得醉醺醺的美国大兵开得飞快的吉普车……于是,我为我家居住过两代人的这条原来是一条河的马路庆幸,它的子弟兵正紧贴着,躺在它的怀抱里。这个在我母亲记忆中最动人的画面,只要她想讲给孩子们听的时候,那双老花的眼睛,就会亮起来。
我那老母亲故去许久了,如果她还健在,我一定设法陪她老人家去看看这条立体化起来拥有双层空间的延安路,让她看看那解放以后第一个黎明直到今天发生巨大变化的上海。我想,面对这个曾经熟悉然而又陌生的故乡,不论是谁,都会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腼腆吧!
我记得家住上海的那条马路,就变换过多次路名。我的老母亲后来随我们搬到北京居住以后,就时常怀念这条对她来说,几乎等于故乡的路。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时刻在她的念想之中。
“老底子格个辰光……”只要她的话匣子一打开,就会用如今上海人也不大说的老式上海话,如数家珍地说起我家住过不知多少年的延安中路。虽然其间也曾从李梅路到连云路,搬过数次家,但总没离开延中这一带。所以,以后有机会到上海,走过原来熟悉的弄堂、学校、店铺、戏院、菜场、饮食店和摊点时,总有一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感觉。变化中的上海,一出机场,上了高架路,确有不辨西东,不知身在老上海的何处之茫茫然。
我家居住过的延安路,最早并不是现在这样子,为贯穿市中心区东西的大道通衢,而是一条河浜,一条可以行船运货,交通输送的渠道,其迤逶东向的出口,是十六铺,从那里汇入黄浦江。据我母亲说,这条河的名字叫洋泾浜,填平以后,成为马路,便称作长浜路。每当她讲起这条路的起源,便有老年人那种抚今追昔,沧海桑田的感叹。说罢了河,说罢了船,她肯定要说,如今的上海人,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条河和曾经叫过长浜路的老名字呢!
以后,我看到一本1933年上海沪报馆出版,郁慕侠著述的《上海鳞爪》一书,其中关于路桥一节,果然证实了我母亲所说,那确实是一条流经市区的河流:“当十五年前,英、法租界交界的洋泾浜未填满时,有桥梁多座,如西新桥、东新桥、郑家木桥……自填满以后,行经其间,只见一条平坦广阔的爱多亚路,不知此条大路即十五年前的柴船、粪船天天泊入其中,秽水淤塞之洋泾浜呀!”
其实,连爱多亚路这个洋名,现在走在延安路上的上海本地人也未必听说过。然而,我对上海的全部记忆,却是从这条路叫作爱多亚路的时代开始的。
爱多亚是何许人?因何以他的名为路名?我估计,这个殖民地色彩的路名由来,与法租界的霞飞路、福煦路、马当路、贝当路,一色以他们法国的军官命名习惯,大概也是一位武人。殖民者害怕中国人造反,这才请出他们的尊神,借以威风。马当路,好像现在还有,但与原来的伯莱尼蒙·马浪路,已压根不是一回事了。贝当路,说来更可笑,二战开始,此人当了法奸,租界当局也觉得不好意思,改掉了。
租界所强制输入的西方文明,构成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色,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但对中国人来说,这种不平等条约的产物,这种国中之国的统治,这种以一个莫名其妙的外国人爱多亚,谁知道他是谁呀,来命名这座城市中的这条马路,无论如何,那是令人感到屈辱的标记。
不过,那时作为学童的我,背着书包,上学放学,连跑带跳,走在这条马路上,倒没有意识到这个路名的别扭和无聊,因为小孩子显然还不懂得什么叫国家主权,什么叫民族尊严。但对于英法租界相比邻的这条爱多亚路,一边是戴着巴拿马帽的安南巡捕,一边是缠着帕巾的红头阿三,在幼小的心灵里,总是有一种非我族类的排斥感、戒惧感,总是宁可多绕远几步,也要躲开他们。一个外国人,在我们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耀武扬威,那总是很伤民族自尊心的。
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爱多亚路的殖民地路名,也就终结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戴着战斗帽,打着膏药旗,荷枪实弹,列队行走的日本鬼子,军靴踩在路上,这条马路和这条马路上的居民,一同忍受着被人践踏的滋味。汪伪汉奸政权是否改过路名,我已经记不得了。或许来不及改,就垮台了。即使改的话,也是一场丑剧。这样,1945年的9月,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权将这条路,改名为中正路,以为从此是一条中国人行走的马路了,谁知更不幸的是,这条路与淮海路的前身林森路,再加上从未改名的南京路一起,这三条城市主干线,成为开着吉普车的美国大兵,横行无忌的天下。
马路无言,它所负荷的屈辱,那几年里,与中国人的心一样沉重。有时候想想,路的历史,也是城市历史的写照,甚至还可能是国家历史的缩影。
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条至少有八十年以上路龄,四易其名的老马路,被命名为延安路,与革命的圣地,与厚实的黄土,永远联结在一起,开始它的新生。虽然,路还是那条路,但路的变化,过去和今天,现在与未来,却长远地留于这条马路上生活过、居住过的老百姓心里。特别像我这样生于斯、长于斯者,更甭说像我母亲见过这条路的前身为一条洋泾浜者,大概总是有一些最难忘情的记忆,埋藏在脑海深处。
我记得,1949年的5月下旬,我从读书求学的南京,回到阻绝一个多月,音讯不通的上海家里,我听我母亲第一件告诉我的事情,就是在苏州河的激战枪炮声平静以后的一大清早,也是上海解放以后的第一个黎明时光,她悄悄地打开门,想看一看外边有些什么动静时,一眼望去,都是刚下火线,和衣而卧,绝不惊动老百姓的人民子弟兵。
这时,在我眼前忽然显现在这条马路上所见过的一个个镜头:那红头阿三手中黑黢黢的警棍,那鬼子兵枪口上插着的明晃晃的刺刀,那喝得醉醺醺的美国大兵开得飞快的吉普车……于是,我为我家居住过两代人的这条原来是一条河的马路庆幸,它的子弟兵正紧贴着,躺在它的怀抱里。这个在我母亲记忆中最动人的画面,只要她想讲给孩子们听的时候,那双老花的眼睛,就会亮起来。
我那老母亲故去许久了,如果她还健在,我一定设法陪她老人家去看看这条立体化起来拥有双层空间的延安路,让她看看那解放以后第一个黎明直到今天发生巨大变化的上海。我想,面对这个曾经熟悉然而又陌生的故乡,不论是谁,都会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腼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