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即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许多预言，从前还是设想，现在看来似乎很近了，有些已经付诸实践。
　　“大数据”代替入户核查，社会救助精准了；刷脸进大楼，公租房管理更加高效；机器人律师，可以现场解答老百姓法律咨询……许多过去只能依靠人的智力才能胜任的复杂工作，已经开始被机器完美替代，而一些人力无法承受、无法逾越的高危险难领域，智能机器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四化”为实现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其中，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平台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使我国的社会治理能够更加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能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更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革命性的变革，这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新动能和新机遇。
　　环顾世界，各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尤其是人工智能战略的发展。日本在2015年就表明了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橱窗”的雄心，美国也在2016年向世人宣告了其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英国的“政府即平台”、新加坡的“在线政府”以及迪拜的“智能迪拜”等智能治理的国外实践样本，为我国探索运用人工智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提供了借鉴。
　　今天人们要面对的已经不是是否接受人工智能的问题，而是如何以科学理性的方式应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与此同时，智能领域发展的不确定性也给政府管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及社会治理转型升级带来新风险、新挑战，必须时刻准备着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法律、道德、政治等领域的危机。我们不仅要关注国际人工智能界的研究进展，同步建立相应的发展政策，而且应该提早研究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类社会风险问题。人工智能研究方兴未艾，还不可能过早设置禁区。那么如何确保在顺应技术革新大潮的前提下，既鼓励人工智能的正常发展，又合理规避可能的风险？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研究、不同阶段的发展、不同行业的研究，亟待建立相應的研究政策、行业规则以及伦理规约。这就需要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等多元主体携手合作、共同参与，从而构建多层次、多样性的治理模式。
　　人工智能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把双刃剑，治理能力与水平对于人工智能也是如此。人工智能的早期发展，需要国家治理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强力的支持，而当技术逐渐成熟并蓄势待发且准备在人类社会生长时，治理主体的缺位、治理能力的羸弱就可能导致生产秩序混乱、权责不清、道德忧虑等后果。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生活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认识人工智能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影响和治理困境，如何建构人工智能时代精准治理的原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难题。本期“人工智能与精准治理”特别策划，我们集合了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哲学等不同研究领域专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敬请垂注。
　　——《学术前沿》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