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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刚刚结束时，人们都陷入六神无主的混乱状态之中，而玺光尊却在玺宇馆中堂堂正正地挂起了太阳旗，向众人大力宣讲“日本思想”，并且大力倡导充满信念的实际行动。当时，对其杰出的举动，我曾十分钦佩。虽然明知我在她的眼里并不中意，但我还是真心实意地相信了她的说教。战后不久，在我负责联系借用重松先生的住宅之时，还接受了玺光尊的一个指示：设法将金木先生从深居简出的山中湖别墅带出来。原来，玺光尊早就希望让金木先生加入她的信徒行列。
当时，我对玺光尊比较尊重，视她的指示为“神之命令”。于是，我领取了往返的交通费后，身背背囊，只身跨上电车而去。，正值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期，电车毫不准时，一旦停车后，谁也不知道何时再开动。我乘着拥挤、颠簸的电车到达御殿场时，己是日落黄昏。山中湖的旭丘我不但从未去过，就连金木先生别墅的门牌号都不知道。下了电车后，我逢人问路，在夜幕徐徐降临之际，朝着旭丘无精打采地迈着沉重的脚步。登山路时，周围越来越黑；不一会儿，连脚下的路也难以辨清。漆黑的山林之中，伸手不见五指，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磨蹭，活像个幽灵在徘徊。后来，我开始有些胆怯了，不知如何是好，前后思量之际，正好一辆卡车由此经过。看到这救命的一线希望，我激动得拼命向卡车招手呼唤，卡车在我面前嘎然而止。一问去向，说是去旭丘。这可真是天助我也!司机见我手中无灯无火，只身冒险走山路，实在觉得可怜，二话没说就让我上了车。
这样，好不容易才到了旭丘。不过，旭丘太大了，从卡车下来后，将周围环视了半天也闹不清哪儿是金木先生的别墅。这时己是夜间9时许，大多数的人家已熄灯入睡了。我走到还亮着灯的人家去敲门询问，也记不清敲到第几家时，总算打听到金木先生的别墅。据金木先生说，若是平常他早就关灯去睡了。碰巧那天他外出晚归，因而迟迟未睡。虽说我几度幸运，终于找到了金木先生，可等我开口讲明此行的目的——请他去玺光尊那里，没想到金木先生一口回绝说：“虽说大家公认玺光尊是富有灵感的人，但最近她有恶灵附体。也许是妄自尊大之灵附体了吧!”金木先生还说他无法再相信玺光尊了。
由于金木先生意念十分坚定，任凭你纠缠不休地劝说也难以使他回心转意。于是我只得失望地退到别的房间休息。
进了房间，我茫然屹立，灯光下，我孤独的黑影倒映在墙上。想到此次我未能完成“神之命令”，心情沮丧，真想跳进山中湖一死了之。这也许是我始终不渝的“思神”之心和战后混乱之中前途无望的无力感，才促使我怀此绝望的心情，死，我并不认为可怕，也不觉得不可思议。我想，倘若去死，干脆按照幼年算卦先生预言的那样溺水而死。我甚至感到：此时此刻，不正是应该去死的时候吗?
正当我考虑是否写遗书的时候，也许金木先生凭其灵感，察觉到我的心思，于是推门进来说：“到了十月十五日，我去玺宇馆，你安心地睡吧!”一听此话，我如释重负，同时也觉得浑身瘫软无力，一头栽倒在床上，呼呼地睡了起来。
可是等到十月十五日那天，金木先生还是未来。
秋天到了，我们因无法继续待在重松先生家里，只好“迁居”到位于小金井的大井先生的家去借宿。这位拥有占地三千坪的宽大宅第的房东出身干名门世家，他的夫人秀子曾是玺宇的理解者。当我们一行擎着“天玺照妙”的旗幡拥入大井先生的宅第后，玺光尊照例是喧宾夺主，占领了有壁龛的正房。于是，大井夫妻只得被排挤到茶室里去住。
迄那时为止，每当玺光尊“名为借、实为占”地住进私宅后，见房东不愿甘当信徒，也不乐意将私宅奉献给玺宇，便总不死心。为此和房东不断地发生口角，结果我们的下场只能是被逐之客。大井先生的宅第也不例外，逼得我们只好迁居，一走了之。
我们从大井先生家迁出后，又搬进西荻洼关根叮的小梧先生的寓所。那座住宅占地六百坪，有二十多间房，全部用柏木建成，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宅第。房东小梧先生本是个大地主，因他住在别的宅院里，所以我们一行终于找到了宽敞的住房，并求得一时的安稳，真是福分不浅!
玺宇的生活
昭和二十一年，日本国战败，社会异常混乱，战前的“价值观念”早已被全盘否定，大家都交织地怀着“告别战争的安全感”与“生活前景难测的不安感”。在这两种情感的支配下，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日本进入了民舟失去精神寄托、犹豫傍涅的时代。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战败后有了允许自由信教的政策。于是，各种“新兴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以奎光尊为教祖的玺宇也属其中的一个。
战后的“新兴宗教”之中，有许多是因推行宗教大众化而成功的。可是，玺宇在该教是否应该大众化的问题上完全拒绝与世俗妥协，彻底地禁锢在玺光尊的独裁体制之中。现在回想起来，玺光尊若有意开门传教，大有成功之机会。
我们在关根叮栖身之时，家住青森县八户的一位信徒——宫重先生曾携带一百万日元的巨款来到东京。当时我们在关根叮租用的民宅乃房东小误先生所有，他曾声明：可以八十万元出售!宫重先生听说后，为了将此房产买进来作为玺宇的根据地，筹集了这笔巨款。宫重先生在八户是个大户人家，祖上几辈都经营造酒。他很早就深怀笃信之心，曾信仰过佛教。后来经玺宇信徒的介绍，得识玺光尊，听过她的说教后便成为信徒。
关恨叮的宅第十分宽大，若作为玺宇当时的根据地是再好不过的。玺光尊的心腹胜木先生以及干部清水先生对此也深感兴趣，于是便去劝说玺光尊将那座住宅买下来。可是玺光尊刚恒自用，毫无买房之意。任凭你磨破嘴皮，她依旧奉守故技，扬言要行让小误成为信徒，再设法使他将房产奉献出来。到后来，上劝玺光尊的人中，就连胜木先生也落了个挨打的下场，买房的指望终于破灭了。
记得战后成为甲州财阀的若尾鸿太郎先生自从打听到我的事情之后，曾几度来玺宇寻访。那时他说过：他发现新兴宗教团体因获得众多信徒的捐献，各种实业蓬勃发展，利益也逐渐上升。
若尾先生还曾与玺光尊洽谈，并夸下海口：若是与他携手共济，委任他来组织、管理教团事务，他可以让日本人口的一半都成为信徒。但玺光尊固执己见，倘若信徒不能全面服从她，她绝不放心。因此，她不但不采纳，反倒劝说若尾先生也来作她的信徒，并希望他也脱离世俗、共度清苦的“信仰生活”。当然此言如同废话，白费日舌。
今日回想起来，玺光尊没有向世俗妥协，作为宗教团体未获成功，这反倒是件好事。何出此言呢?因为如果玺光尊成功了，我自己的“信仰精髓”恐怕也会遭到她的蹂躏与摧残。
玺宇内的严肃生活与清规戒津的修道院别无两样。也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私生活完全被禁止，既不许闲聊，也不许间津俗事。与信徒以外的人交往当然更在禁令之中。正因为如此，我和妻子同居一个屋檐下，然而连夫妻间的悄悄话都从未交谈过。由于报纸、收音机等一无所有，长期与世隔绝。世上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任何情报都无法传入。
另外，私人物品也不许自由携带。有个规定叫“毒品检查”，每个人的随身物件经常遭受盘查。毫无疑问，携带金钱的事更是大逆不道的。有一次，一位信徒接受盘查时，“裤腰带里藏有毒品，给我脱下来!”一声叱呵，吓得他战战兢兢地赶快求饶说：“腰带一解，裤子就会脱落下来，饶了我吧!”……
玺宇的信徒大多是社会上半呆半傻、正直善良的人，不论怎样受人指使，都一心为了讨得玺光尊的欢心而效尽犬马之力。一次“查毒”，在一位信徒身上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但玺光尊仍不死心，下令继续搜查，于是，众信徒竟然连水池都不放过，一齐跳进池中拼命地查找所谓的“毒品”。
我等信徒的生活，每天从早到晚都要修行和祈祷。除了集体唱念“天玺照妙、天玺显现”的神名以外，还要念《观音经》、《般若心经》等。另外，为使信徒增加，每天还要出门去现身说法。那时，我们每天早上5时即起，一直忙碌到近午夜11时才能摸到床边。
根据玺光尊的说教，玺宇信徒在“劳动、心魂、说法，三个方面，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改造世俗之精神”信徒们在睡眠不足的时候聚精会神地唱念神名，因而进入“半神灵附体”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劳动时，就连自己也不相信为什么变得那么能干。如做缝纫活儿，不但比平常快速灵巧,而且越来越能精确地缝制。有这种亲身体验的信徒无不万分感激，信仰之心也更加虔诚。
玺光尊对外来参拜的稀客历来倾心相待，可是对常来的信徒却非常苛刻。信徒到玺宇来时一般都带些贡品，当时必须是擎举过头地向玺光尊献上。贡品中的农产品必须是最上等的，而且必须仔细洗净后带来。若有丝毫不中意的地方，便会被呵叱为“有毒”，不予接受。当然，被呵叱为有毒时，信徒本人必须立即在奎光尊面前彻底仟悔一番才行。
回想在峰村先生为玺宇教主的时候，玺光尊不过是称为“蒲田有德之妇”、一时受人仰慕而已，谁知她竟然妄自尊大起来。原以为她的目的是成为“某某神”便罢，没想到她却说什么：“现在的天皇已失去了神的本质变为凡人。而我才是真正的日本天皇，也是天照大神的化身。”后来，她索性自命为“世界的天皇”。尽管玺光尊对她的身份日渐高贵这件事自诩为“除去面纱露真姿”。然而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想当天皇，一枕黄粱”的“怪灵”附体。
就这样，随着玺光尊的“步步高升”，她对信徒们的要求也越发尖刻。不久，觉得“伴君如伴虎”、不得不脱离她的信徒也日益增多。信徒一减少，她便大发雷霆，叱责留在玺宇馆中未走的人们负有“共同责任”，还怪罪我们是“信心和努力不足”。
当时我的任务之一是向熟人讲解玺宇的宗旨，劝说他们入教。我曾将“野田酱油”的前一代社长茂木房五郎先生引见给玺光尊。据说茂木家世代信仰日莲宗，到了房五郎先生那一代，由于他身体贫弱，为了锻炼身体与意志，曾去四国岛巡礼了八十八个寺院。战前，茂木房五郎与我同期作为西园寺公毅先生的信徒，经常携手出入先生位于拢野川的宅第。他还是我及木谷实棋抨前的旧交。
经我的牵线，茂木房五郎先生前来面见玺光尊。玺光尊热情地劝他入教，并且还说：“我要是当上了日本天皇，就让你当总理大臣!”一闻此话，弄得茂木先生两目发呆，回到家里还似作梦一般。从此以后，任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去相劝，他也不敢到玺宇馆来露面了。
为了宣传玺宇，我的足迹踏遍了四面八方，但都未能像玺光尊所期待的那样取得成果。每次传教空手而归，少不了被责骂为“只因你敬神之念不足!”实际上，唯我独尊的那种“排他性”与我的基本观点完全相悸。因此，虽然我为了宣传玺宇而到处奔走，但实在难以开口声称“銮光尊是天皇，是唯一的神”。
只有当我从野田的茂木房五郎先生家回来时，才未遭叱责，因为我几度去打扰，每次登门都请他捐献“神之供品”，每次都能拿回来五瓶酱油和三瓶甜酒。正值商品奇缺的年月，所以只有那时玺光尊才不叱责我。总之，在她的眼里不管是谁，传教时，只要没有将“玺光尊比任何人都伟大”的意思解释清楚，对方未被她的说教打动心弦，也不来进献贡品，就不能使她十分满意。
信徒中谁若是不中她的意或是因病难以使用，玺光尊便毫不留情地将他从玺宇馆驱逐出去。被逐的信徒非常可怜，腹中空空，两袖清风，流落街头，整日为乞讨翌日的食粮而发愁。尤其是看到心地善良的信徒被逐出玺宇，我心中最难忍受，但也爱莫能助。
被逐的信徒如果将新信徒带来，或揣上一笔钱财而归，能为教团作出贡献，便允许回归。总之，驱逐成为“兴办教团”的手段之一，其他的新兴宗教中似乎也有类似的做法。
我也曾几次被驱逐。但由于我的熟人多，即使被赶出门去也毫无困窘之感，甚至反倒觉着轻松愉快得多。每次被逐，我就到各个信徒的家里辗转盘桓，特别是多次在前多先生家里充当食客。因家住金泽的前多先生同是玺宇信徒，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心逗留的“世外桃源”，为此，“吴先生可真不错!即使被驱逐也有投奔的地方，毫不发愁。”其他的信徒经常以这样羡慕的口吻议论我。
当时，我对玺光尊比较尊重，视她的指示为“神之命令”。于是，我领取了往返的交通费后，身背背囊，只身跨上电车而去。，正值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期，电车毫不准时，一旦停车后，谁也不知道何时再开动。我乘着拥挤、颠簸的电车到达御殿场时，己是日落黄昏。山中湖的旭丘我不但从未去过，就连金木先生别墅的门牌号都不知道。下了电车后，我逢人问路，在夜幕徐徐降临之际，朝着旭丘无精打采地迈着沉重的脚步。登山路时，周围越来越黑；不一会儿，连脚下的路也难以辨清。漆黑的山林之中，伸手不见五指，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磨蹭，活像个幽灵在徘徊。后来，我开始有些胆怯了，不知如何是好，前后思量之际，正好一辆卡车由此经过。看到这救命的一线希望，我激动得拼命向卡车招手呼唤，卡车在我面前嘎然而止。一问去向，说是去旭丘。这可真是天助我也!司机见我手中无灯无火，只身冒险走山路，实在觉得可怜，二话没说就让我上了车。
这样，好不容易才到了旭丘。不过，旭丘太大了，从卡车下来后，将周围环视了半天也闹不清哪儿是金木先生的别墅。这时己是夜间9时许，大多数的人家已熄灯入睡了。我走到还亮着灯的人家去敲门询问，也记不清敲到第几家时，总算打听到金木先生的别墅。据金木先生说，若是平常他早就关灯去睡了。碰巧那天他外出晚归，因而迟迟未睡。虽说我几度幸运，终于找到了金木先生，可等我开口讲明此行的目的——请他去玺光尊那里，没想到金木先生一口回绝说：“虽说大家公认玺光尊是富有灵感的人，但最近她有恶灵附体。也许是妄自尊大之灵附体了吧!”金木先生还说他无法再相信玺光尊了。
由于金木先生意念十分坚定，任凭你纠缠不休地劝说也难以使他回心转意。于是我只得失望地退到别的房间休息。
进了房间，我茫然屹立，灯光下，我孤独的黑影倒映在墙上。想到此次我未能完成“神之命令”，心情沮丧，真想跳进山中湖一死了之。这也许是我始终不渝的“思神”之心和战后混乱之中前途无望的无力感，才促使我怀此绝望的心情，死，我并不认为可怕，也不觉得不可思议。我想，倘若去死，干脆按照幼年算卦先生预言的那样溺水而死。我甚至感到：此时此刻，不正是应该去死的时候吗?
正当我考虑是否写遗书的时候，也许金木先生凭其灵感，察觉到我的心思，于是推门进来说：“到了十月十五日，我去玺宇馆，你安心地睡吧!”一听此话，我如释重负，同时也觉得浑身瘫软无力，一头栽倒在床上，呼呼地睡了起来。
可是等到十月十五日那天，金木先生还是未来。
秋天到了，我们因无法继续待在重松先生家里，只好“迁居”到位于小金井的大井先生的家去借宿。这位拥有占地三千坪的宽大宅第的房东出身干名门世家，他的夫人秀子曾是玺宇的理解者。当我们一行擎着“天玺照妙”的旗幡拥入大井先生的宅第后，玺光尊照例是喧宾夺主，占领了有壁龛的正房。于是，大井夫妻只得被排挤到茶室里去住。
迄那时为止，每当玺光尊“名为借、实为占”地住进私宅后，见房东不愿甘当信徒，也不乐意将私宅奉献给玺宇，便总不死心。为此和房东不断地发生口角，结果我们的下场只能是被逐之客。大井先生的宅第也不例外，逼得我们只好迁居，一走了之。
我们从大井先生家迁出后，又搬进西荻洼关根叮的小梧先生的寓所。那座住宅占地六百坪，有二十多间房，全部用柏木建成，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宅第。房东小梧先生本是个大地主，因他住在别的宅院里，所以我们一行终于找到了宽敞的住房，并求得一时的安稳，真是福分不浅!
玺宇的生活
昭和二十一年，日本国战败，社会异常混乱，战前的“价值观念”早已被全盘否定，大家都交织地怀着“告别战争的安全感”与“生活前景难测的不安感”。在这两种情感的支配下，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日本进入了民舟失去精神寄托、犹豫傍涅的时代。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战败后有了允许自由信教的政策。于是，各种“新兴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以奎光尊为教祖的玺宇也属其中的一个。
战后的“新兴宗教”之中，有许多是因推行宗教大众化而成功的。可是，玺宇在该教是否应该大众化的问题上完全拒绝与世俗妥协，彻底地禁锢在玺光尊的独裁体制之中。现在回想起来，玺光尊若有意开门传教，大有成功之机会。
我们在关根叮栖身之时，家住青森县八户的一位信徒——宫重先生曾携带一百万日元的巨款来到东京。当时我们在关根叮租用的民宅乃房东小误先生所有，他曾声明：可以八十万元出售!宫重先生听说后，为了将此房产买进来作为玺宇的根据地，筹集了这笔巨款。宫重先生在八户是个大户人家，祖上几辈都经营造酒。他很早就深怀笃信之心，曾信仰过佛教。后来经玺宇信徒的介绍，得识玺光尊，听过她的说教后便成为信徒。
关恨叮的宅第十分宽大，若作为玺宇当时的根据地是再好不过的。玺光尊的心腹胜木先生以及干部清水先生对此也深感兴趣，于是便去劝说玺光尊将那座住宅买下来。可是玺光尊刚恒自用，毫无买房之意。任凭你磨破嘴皮，她依旧奉守故技，扬言要行让小误成为信徒，再设法使他将房产奉献出来。到后来，上劝玺光尊的人中，就连胜木先生也落了个挨打的下场，买房的指望终于破灭了。
记得战后成为甲州财阀的若尾鸿太郎先生自从打听到我的事情之后，曾几度来玺宇寻访。那时他说过：他发现新兴宗教团体因获得众多信徒的捐献，各种实业蓬勃发展，利益也逐渐上升。
若尾先生还曾与玺光尊洽谈，并夸下海口：若是与他携手共济，委任他来组织、管理教团事务，他可以让日本人口的一半都成为信徒。但玺光尊固执己见，倘若信徒不能全面服从她，她绝不放心。因此，她不但不采纳，反倒劝说若尾先生也来作她的信徒，并希望他也脱离世俗、共度清苦的“信仰生活”。当然此言如同废话，白费日舌。
今日回想起来，玺光尊没有向世俗妥协，作为宗教团体未获成功，这反倒是件好事。何出此言呢?因为如果玺光尊成功了，我自己的“信仰精髓”恐怕也会遭到她的蹂躏与摧残。
玺宇内的严肃生活与清规戒津的修道院别无两样。也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私生活完全被禁止，既不许闲聊，也不许间津俗事。与信徒以外的人交往当然更在禁令之中。正因为如此，我和妻子同居一个屋檐下，然而连夫妻间的悄悄话都从未交谈过。由于报纸、收音机等一无所有，长期与世隔绝。世上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任何情报都无法传入。
另外，私人物品也不许自由携带。有个规定叫“毒品检查”，每个人的随身物件经常遭受盘查。毫无疑问，携带金钱的事更是大逆不道的。有一次，一位信徒接受盘查时，“裤腰带里藏有毒品，给我脱下来!”一声叱呵，吓得他战战兢兢地赶快求饶说：“腰带一解，裤子就会脱落下来，饶了我吧!”……
玺宇的信徒大多是社会上半呆半傻、正直善良的人，不论怎样受人指使，都一心为了讨得玺光尊的欢心而效尽犬马之力。一次“查毒”，在一位信徒身上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但玺光尊仍不死心，下令继续搜查，于是，众信徒竟然连水池都不放过，一齐跳进池中拼命地查找所谓的“毒品”。
我等信徒的生活，每天从早到晚都要修行和祈祷。除了集体唱念“天玺照妙、天玺显现”的神名以外，还要念《观音经》、《般若心经》等。另外，为使信徒增加，每天还要出门去现身说法。那时，我们每天早上5时即起，一直忙碌到近午夜11时才能摸到床边。
根据玺光尊的说教，玺宇信徒在“劳动、心魂、说法，三个方面，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改造世俗之精神”信徒们在睡眠不足的时候聚精会神地唱念神名，因而进入“半神灵附体”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劳动时，就连自己也不相信为什么变得那么能干。如做缝纫活儿，不但比平常快速灵巧,而且越来越能精确地缝制。有这种亲身体验的信徒无不万分感激，信仰之心也更加虔诚。
玺光尊对外来参拜的稀客历来倾心相待，可是对常来的信徒却非常苛刻。信徒到玺宇来时一般都带些贡品，当时必须是擎举过头地向玺光尊献上。贡品中的农产品必须是最上等的，而且必须仔细洗净后带来。若有丝毫不中意的地方，便会被呵叱为“有毒”，不予接受。当然，被呵叱为有毒时，信徒本人必须立即在奎光尊面前彻底仟悔一番才行。
回想在峰村先生为玺宇教主的时候，玺光尊不过是称为“蒲田有德之妇”、一时受人仰慕而已，谁知她竟然妄自尊大起来。原以为她的目的是成为“某某神”便罢，没想到她却说什么：“现在的天皇已失去了神的本质变为凡人。而我才是真正的日本天皇，也是天照大神的化身。”后来，她索性自命为“世界的天皇”。尽管玺光尊对她的身份日渐高贵这件事自诩为“除去面纱露真姿”。然而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想当天皇，一枕黄粱”的“怪灵”附体。
就这样，随着玺光尊的“步步高升”，她对信徒们的要求也越发尖刻。不久，觉得“伴君如伴虎”、不得不脱离她的信徒也日益增多。信徒一减少，她便大发雷霆，叱责留在玺宇馆中未走的人们负有“共同责任”，还怪罪我们是“信心和努力不足”。
当时我的任务之一是向熟人讲解玺宇的宗旨，劝说他们入教。我曾将“野田酱油”的前一代社长茂木房五郎先生引见给玺光尊。据说茂木家世代信仰日莲宗，到了房五郎先生那一代，由于他身体贫弱，为了锻炼身体与意志，曾去四国岛巡礼了八十八个寺院。战前，茂木房五郎与我同期作为西园寺公毅先生的信徒，经常携手出入先生位于拢野川的宅第。他还是我及木谷实棋抨前的旧交。
经我的牵线，茂木房五郎先生前来面见玺光尊。玺光尊热情地劝他入教，并且还说：“我要是当上了日本天皇，就让你当总理大臣!”一闻此话，弄得茂木先生两目发呆，回到家里还似作梦一般。从此以后，任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去相劝，他也不敢到玺宇馆来露面了。
为了宣传玺宇，我的足迹踏遍了四面八方，但都未能像玺光尊所期待的那样取得成果。每次传教空手而归，少不了被责骂为“只因你敬神之念不足!”实际上，唯我独尊的那种“排他性”与我的基本观点完全相悸。因此，虽然我为了宣传玺宇而到处奔走，但实在难以开口声称“銮光尊是天皇，是唯一的神”。
只有当我从野田的茂木房五郎先生家回来时，才未遭叱责，因为我几度去打扰，每次登门都请他捐献“神之供品”，每次都能拿回来五瓶酱油和三瓶甜酒。正值商品奇缺的年月，所以只有那时玺光尊才不叱责我。总之，在她的眼里不管是谁，传教时，只要没有将“玺光尊比任何人都伟大”的意思解释清楚，对方未被她的说教打动心弦，也不来进献贡品，就不能使她十分满意。
信徒中谁若是不中她的意或是因病难以使用，玺光尊便毫不留情地将他从玺宇馆驱逐出去。被逐的信徒非常可怜，腹中空空，两袖清风，流落街头，整日为乞讨翌日的食粮而发愁。尤其是看到心地善良的信徒被逐出玺宇，我心中最难忍受，但也爱莫能助。
被逐的信徒如果将新信徒带来，或揣上一笔钱财而归，能为教团作出贡献，便允许回归。总之，驱逐成为“兴办教团”的手段之一，其他的新兴宗教中似乎也有类似的做法。
我也曾几次被驱逐。但由于我的熟人多，即使被赶出门去也毫无困窘之感，甚至反倒觉着轻松愉快得多。每次被逐，我就到各个信徒的家里辗转盘桓，特别是多次在前多先生家里充当食客。因家住金泽的前多先生同是玺宇信徒，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心逗留的“世外桃源”，为此，“吴先生可真不错!即使被驱逐也有投奔的地方，毫不发愁。”其他的信徒经常以这样羡慕的口吻议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