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来到日本的时候，在年轻棋士中木谷实四段以其出类拔萃的技艺而十分突出。别的棋士一听到他那“怪童丸”的名字，都畏惧三分。在震惊天下以本因坊秀哉名人和雁金准一八段的决斗为开场的日本棋院对棋正社——“院社对抗战”时，木谷实四段继名人秀哉后出场，将棋正社的雁金准一八段、小野田千代太郎六段、高部道平六段三棋士，各各连续击败三回，独自一人单枪匹马便使对抗战胜利结束，成为力拔千钧的实力派人物。
　　
　　后来我在时事新报主办的“擂台战”中，遇到了木谷实四段，首次与他对局。面对这个强敌，若用一般的手段去打，毫无取胜的把握。经过再三的考虑之后，决心采用模拟棋的对策与他一试。因我是黑先，所以我想第1手打在天元上，以后便模拟白棋走下去。从天元开始打，然后模拟下去的战术，必然逼得对方要尽快在中央挑起战火来，因此，于此时抓住战机，充分发挥天元一子的作用，把握住中央的胜负变化使之于己有利——这就是我的作战方法。白棋若不尽快地接近中央布子，就总是被对方模拟，棋势也会越发显而易见是对黑棋十分有利——这就是我对局前研究出的结论。
　　
　　在对局的前两天，我将这一想法告诉了登门来访的桥本宇太郎，“这可真有意思。一定试试也很好!”经他这么一劝，我更觉得干劲倍增了。
　　


　　
　　对局一开始，我第1手打天元，其后便仿照白棋一手一手地模拟。顿时，木谷实显得张惶失措，如坐针毡。他反复长考，总是迟迟不愿落子。而我只是模拟便罢，所以毫不多占时间。后来，实在忍耐不住的木谷，几次离席与“责任记者”三谷水平先生去商量。后来据三谷回顾，木谷当时曾抱怨说：“这样不停地模拟下去，棋就没法下了。”作为责任记者的三谷，因我并无违反规则，所以也不能劝说我停止模拟，为了安慰木谷，三谷曾苦口婆心地费了好大的劲儿。
　　
　　我模拟到第62手，于第63手开始变化。那时候我的作战初获成功，黑棋棋势一目了然，非常好下，可惜我于中盘略有松懈，被木谷实在124手走了一个妙手，结果以三目之差败北。
　　
　　对局结束时已是更深人静，连末班电车也没了。于是我和木谷实在棋院过夜，我们谈棋话志直至黎明。那时可以说是我初次与他结识。总之，我来日后两年之间，常常是执黑也不能胜他。到我的段位追上了他，与他平起平坐之时，已花去了将近四年的时间。这期间里他是我的第一强敌。
　　
　　参加棋士升段大赛
　　
　　昭和五年(1930)，十六岁的我终于参加了盼望已久的棋士升段的大赛。那年春季的升段大赛，我的成绩为七胜一败获三等；秋季大赛时的成绩为八战全胜获一等。因而晋升为四段。
　　接着，昭和六年的棋士升段大赛中，春季成绩为六胜二败；秋季成绩为八战全胜。昭和七年，春季为八战全胜；秋季为七胜一败。因而又晋升为五段。
　　
　　现在回顾起来，来日之后我最热心学棋的时期，是从初抵日本的昭和四年开始到昭和七年为止。尤其是在黑棋上对本因坊秀策、白棋上对本因坊秀荣名人的对局谱如饥似渴地研究了一番。那以后，为了学习宗教而过多地占用了时间，因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钻研棋艺了。
　　到那时为止，我执黑棋为多，以坚实的秀策流为主体，战绩辉煌。可以说那是我高歌“黑先无敌”的时代。昭和六年、七年里，我在“成绩上位者选拨战”中连续优胜。特别是在昭和七年时事新报社主办的“擂台战”中，如入无人之境，连斩十八将，在棋士升段大赛中又首次执白战胜了木谷实。这是我的棋手生涯中胜率最高的时期。现将我来日后到昭和八年的成绩统计如下。其中昭和七年的胜率几乎达到了九成。
　　
　　昭和三年(十四局)九胜三败(打挂二局)
　　
　　昭和四年(二十一局)十二胜七败二平
　　
　　昭和五年(三十九局)三十一胜六败二平
　　
　　昭和六年(四十二局)三十五胜五败一平(打挂一局)
　　
　　昭和七年(五十局)四十四胜五败一平
　　
　　昭和八年(三十六局)二十五胜九败三平
　　
　　我们一家来日半年后，便由麻布谷叮迁居到东中野，在那里又住了一年左右。在我于升段大赛中不断获得好成绩的时候，深承濑越先生的眷顾，在西荻他的地产内，另为我们建了一栋别墅，于是我们又搬到那里安居下来，这个别墅是二层小楼，房间有六个，我们一家居住真是舒适宽敞。后来大哥尽早地赶回北京，将三个妹妹也接到了东京，全家终于得以团圆。二哥吴炎因为要继续在南开大学读书，所以只好一人独自留在天津。这个时期，大哥在早稻田大学的围棋部里作为主将非常活跃；而我不管去哪儿家里都不放心，只允许我跟随哥哥一起去玩。
　　提起我来日当初，由于语言不通，地理不熟，日本的习惯亦不懂，因而经常晕头转向。其中最使我吃惊的是日本的“神舆”。在中国，与这种神舆相似的是在送葬时静静地抬着走的殡轿。由于我还不懂得日本传统的祭祀习俗，见到那些气势勇猛的人们担着神舆，还以为是既大肆铺张又兴高采烈地举行出殡仪式呢！这到底在为谁举行葬礼啊！当时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还有一次，我们兄弟俩去拜访赤坂的井上一郎先生的家，归途中迷了路。井上一郎是越先生门下中最早的弟子，与桥本宇太郎和我都亲如兄弟。大哥为了找到归途，拼命地走，可是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当时若是在派出所问一下路就好了，可是那时在日本，总把我们中国人说成是“支那人”，大哥害怕被人蔑视，尽量避免去派出所问路。后来，无暇思顾得失，不得已还是去派出所打听，这才终于平安无事地回到家。这说明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及朝鲜人的蔑视己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了。我自身并未因此而留下多少不愉快的回忆。不过，据大哥说，对朝鲜人的蔑视最凶，即便是坐电车，日本人一上来，朝鲜人必须马上给他们让座。
　　住在谷叮的那阵子，母亲因不懂日语，几乎从不外出，最初的两个月里，每顿饭都到附近的中国菜馆去吃。那时，一到天色将晚，在关闭套窗的时刻，都有卖豆腐的在门前走过。每当听到那划破沉闷空气的喇叭声，都勾起了母亲的思乡之念，这似乎更使她增添了几分孤寂的心情。
　　记得在东中野住的时候，承蒙濑越先生的关照，常常叫桥本字太郎给我们送“甘纳豆”(类似中国的豆鼓)来吃。那时，我们的日语都是连蒙带猜的，说不通的地方大多采用笔谈。有一次，桥本宇太郎在我家一起吃完晚饭，他本想以笔代口致谢，写了“御驰走样”四字(日本饭后客套语)。我和哥哥看了之后都以为是“出去散步”的意思，于是马上收拾停当，准备出门。桥本顿时惊讶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啦？我们看着他惊讶的样子，商面相觑，更是吃惊。总之，“驰走”二字，在中国只能理解为外出的意思，在日本却大为不同。
　　
　　
　　西园寺公毅先生
　　昭和六年的入夏前，木谷实来访，邀我一起去拜访西园寺公毅先生。那时我们在西荻越先生的别墅里刚刚安顿下来，对日本的生活大都习惯了。
　　西园寺公毅先生在西园寺家族中论辈是当时第一银行总经理西园寺龟二郎先生的哥哥。因他办实业失败，以后便在丰岛区龙野川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信仰日莲宗，身边常有许多信徒云集。虽说是日莲宗，但先生倡导的宗教却稍有不同，据说是一种神灵的信仰，其内容如凭借意志力—即在佛教上解释为“法”的力量来治病等，念诵的是独特的《南无妙法莲华经》。另外，遇到有关事业或政治的求问时，也进行类似请教神谕那样的仪式。
　　当时，政友会的望月圭介先生、主管丹那隧道的三土忠造铁道大臣等，作为信徒也经常出入公毅先生的府邸。总之，其信徒在政、财界里为数众多，木谷实也是他的信徒之一。公毅先生作为业余围棋爱好者棋力非常高强。


　　后来这位西园寺先生对升段大赛中成绩超群的我很感兴趣，便吩咐木谷偕我同去见他。当我问木谷：“为何事而去求教呀?”木谷说：“为了让你身体更结实，棋艺更高强而去嘛！”不过最初我还是谢绝了他，没想到没几天他又邀我。就那样反复劝了我两、三次，后来，于入秋之前，我终于同意他带我去求教。
　　一到先生的家，首先学着念诵了《南无妙法莲华经》。虽说念的什么全然不解其意。但据说是伟人之言，所以与木谷实一起认真地念完了经。因为公毅先生有句宗旨：“魂宿腹中”，所以要求大家铭刻肺腹一般地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
　　从那以后，我和木谷实一起频繁地往来于西园寺先生的府邸。有棋赛的日子，我去先生的家求教已成为固定日程，木谷实就住在西园寺先生家的附近，所以，每当我去求教，总是在先生的家碰见他。
　　棋士升段大赛每天下午五时左右暂停，我便用一个小时左右去西园寺先生的家求教。每次去都立即将那天的对局谱摆出来请先生看，与木谷实共同研究的同时也征求先生的意见，当时，我们二人正在热烈地探讨着“新布局”。所以可以说，和木谷实共同搞新布局的研究主要是在先生家里进行的。另外，我还常常被先生叫去吃晚饭。饭后常与先生下将棋。可惜我的将棋非常拙劣，总是不能胜他。
　　另外，还请先生为我诊察身体健康状况。就在供着许多佛像、经常祈祷的房间的角落里，我在终年铺垫着的被褥上躺下，请先生为我诊察身体。当时，先生找到我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后，口中念念有词，吆喝着以其意志来给我治疗。“这样就好啦。明天的比赛肯定能胜。”被先生这样一念叨，顿时便不可思议地觉得我必胜无疑了似的。
　　据说西园寺先生年轻时曾留学美国，对西欧文化非常熟悉。后来由某个时期开始，被东洋哲学深深吸引，因而就信仰了日莲宗。先生的信仰是在日莲宗里掺入了许多儒教思想，对儒教怀有浓厚的兴趣。这样，一直到昭和九年(1934)先生去世为止，我成为先生家的常客，先生对我也十分宠爱。之所以对我如此眷顾，我想可能是由于我有汉学素养，幼年曾修过“大学”等，对儒教的教义深有领会吧。有幸与西园寺公毅先生结识，无疑成为我和木谷实亲密交往的良缘契机，并且成为我对宗教深感兴趣的入门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