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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访制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途径，而涉法涉诉信访是在信访中针对属于公检法及司法行政部门处理的信访案件。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数量上升，为社会和谐稳定和司法权威的树立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与困扰。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如何使“诉”、“访”分离，在不损司法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信访的作用是值得深思的。
关键词 涉法涉诉信访 法治化 纠纷解决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
涉法涉诉信访的产生有很多原因，信访不信法是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高发的原因之一。从上访者的角度而言，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在诉讼中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有官司不到庭、不举证、不上诉，判决之后到处上访，如此情形不在少数。从社会角度而言，司法腐败、媒体渲染使百姓认为只要“敢闹”就能通过信访换来自己想要的结果，这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信访的数量。为了规范信访制度的发展，各信访机构对其受理事项都有明确的规定。以贵阳市信访局的微信公众号为例，在其“信访指南”一栏中可以明确看到除了其受理的事项外还列明了不属于信访的事项范围：“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但是依旧未能有效解决涉法涉诉案件当事人到信访局进行。涉法涉诉信访要实现法治化，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必须实行“诉”、“访”分离，将属于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事项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不得由法律以外的因素进行干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法治化意在解决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牺牲司法权威的现象。在针对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法治化研究中，有学者提出将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统一纳入人大轨道处理，基于同级人大有权监督政府部门执法行为的工作制度，将公检法及司法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的信访机构统一起来设置一个专门的“信访工作机构”，隶属于同级人大的领导①。笔者认为，该设想存在不合理之处。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挽回”司法权威在维稳中所作出的牺牲，而此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避免人大领导对司法权的干预。就我国目前的形势而言，要实现涉法涉诉信访的法治化，注定有一条长远而艰险的道路。法治化是法治的确立与实现的过程，“纸上”的法治只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的实现，需要经历观念培育、制度建设，持续推进与最终实现的完整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法治化②。要实现涉法涉诉信访的法治化，不仅要在立法层面予以完善，更要在加强观念培育以及制度建设。本文拟从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对涉法涉诉信访发展的影响方面探寻涉法涉诉实现法治化路径。
信访制度是实现国家民主、社会监督的一种途径，其本意应是参与国家建设与管理。随着信访制度的发展，其功能与职能也逐渐的出现了异化。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就是信访制度发展异化的体现，但是，涉法涉訴信访又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涉法涉诉信访是封建时期诉讼文化发展的另一种表象。
（一）涉法涉诉信访的前世今生
在古代虽然没有明确区分司法、行政、立法，但是在法治化进程中遭遇到的阻碍在当时也存在着。直诉制度是指受冤屈的军民可以直接向帝王本人提出申诉的制度，直诉制度从汉至清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不同朝代对直诉制度的称谓不同，其规定也略有不同，但是，就其大体内容看来对于官府在正常情况下不予受理上述、原审不公、状告不理的情况下均允许军民通过邀车架、挝登闻鼓、立肺石和上表申诉方式，使其冤屈直达最高统治者③。最为人熟知的是邀车架与挝登闻鼓，因为这两种方式可以使伸冤者直接面对统治者，以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反映问题。而立肺石则是指群众要越级上告，必须在公石上站三天，能坚持下来者自有专门的官员来询问案情，并负责上报至最高统治者。立肺石制度最早出现在《周礼·秋官》，要求老百姓在反映问题时说真话不可夸张作假，从直诉制度中可以看出涉法涉诉信访的影子。
（二）涉法涉诉信访与直诉制度对比
如果说涉法涉诉信访是封建直诉制度在当今社会的另一种形式，那从直诉制度中可以看到涉法涉诉信访中常见的几种形态。
1.上表申诉是通过向皇帝上书希望得到昭雪或减刑的行为，唐朝时期中书省和门下省负责收受投诉的表书，并且上表申诉制度已经相当完完善。而上表申诉的制度设计更类似于今天的刑事申诉制度，但是刑事申诉制度在刑事纠错中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是因为许多申诉都石沉大海，如果没有专业律师在监狱外的奔走努力，想要通过申诉书推动案件的重申是极其艰难的。在此种情形下，罪犯家属在庭外的信访变便成为了“救命稻草”，或是罪犯刑满释放后不断上访申诉以求推动案件的重申。
2.邀车架、挝登闻鼓及立肺石都是以更直接的形式申诉冤情，作为可以直接面对权力者一种方式，更多人愿意冒险尝试。同理，在涉法涉诉信访中，有的信访者是因为通过其他方式不能解决其问题，因此选择通过信访、越级信访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我国每年在“两会”期间“进京”的信访者陡增是必然的。
封建直诉制度对现代人的影响深远，古代皇权官僚思想旧根难除、现代人民主观念淡薄、缺乏权利意识，加之部分行政机关懒政怠政官僚主义思想犹存都是造成信访及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量大难减的原因。而在古代的“清官”文化的发展下也进一步的推动了我国涉法涉诉信访的发展。
（三）涉法涉诉信访的现代法律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后，传统涉法涉诉信访在受社会和文化的一定影响，在一段时期内遭受到了严格的规则和管控，但是并没有使其消失和削弱，反而行政体制和司法管理模式为涉法涉诉信访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和空间。
1.权利集中在高层，上级对下级的直接控制，党政对司法的干预形成一种我国特有的“政法体制”，在权利分配中，乡镇基层地方权利，省市及中央的权利高度集中，党委政府掌握绝对的权利，司法机关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权利的分配不均，导致了不同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判断。在许多人的眼中，“法律、法院、法官不如领导一句话”，信访者为了见到位居高位的领导，不惜越过截访者穿越重重阻碍，这样的现象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一种体现。
关键词 涉法涉诉信访 法治化 纠纷解决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涉法涉诉信访的产生有很多原因，信访不信法是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高发的原因之一。从上访者的角度而言，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在诉讼中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有官司不到庭、不举证、不上诉，判决之后到处上访，如此情形不在少数。从社会角度而言，司法腐败、媒体渲染使百姓认为只要“敢闹”就能通过信访换来自己想要的结果，这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信访的数量。为了规范信访制度的发展，各信访机构对其受理事项都有明确的规定。以贵阳市信访局的微信公众号为例，在其“信访指南”一栏中可以明确看到除了其受理的事项外还列明了不属于信访的事项范围：“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但是依旧未能有效解决涉法涉诉案件当事人到信访局进行。涉法涉诉信访要实现法治化，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必须实行“诉”、“访”分离，将属于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事项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不得由法律以外的因素进行干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法治化意在解决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牺牲司法权威的现象。在针对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法治化研究中，有学者提出将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统一纳入人大轨道处理，基于同级人大有权监督政府部门执法行为的工作制度，将公检法及司法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的信访机构统一起来设置一个专门的“信访工作机构”，隶属于同级人大的领导①。笔者认为，该设想存在不合理之处。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挽回”司法权威在维稳中所作出的牺牲，而此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避免人大领导对司法权的干预。就我国目前的形势而言，要实现涉法涉诉信访的法治化，注定有一条长远而艰险的道路。法治化是法治的确立与实现的过程，“纸上”的法治只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的实现，需要经历观念培育、制度建设，持续推进与最终实现的完整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法治化②。要实现涉法涉诉信访的法治化，不仅要在立法层面予以完善，更要在加强观念培育以及制度建设。本文拟从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对涉法涉诉信访发展的影响方面探寻涉法涉诉实现法治化路径。
二、涉法涉诉信访的背景分析
信访制度是实现国家民主、社会监督的一种途径，其本意应是参与国家建设与管理。随着信访制度的发展，其功能与职能也逐渐的出现了异化。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就是信访制度发展异化的体现，但是，涉法涉訴信访又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涉法涉诉信访是封建时期诉讼文化发展的另一种表象。
（一）涉法涉诉信访的前世今生
在古代虽然没有明确区分司法、行政、立法，但是在法治化进程中遭遇到的阻碍在当时也存在着。直诉制度是指受冤屈的军民可以直接向帝王本人提出申诉的制度，直诉制度从汉至清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不同朝代对直诉制度的称谓不同，其规定也略有不同，但是，就其大体内容看来对于官府在正常情况下不予受理上述、原审不公、状告不理的情况下均允许军民通过邀车架、挝登闻鼓、立肺石和上表申诉方式，使其冤屈直达最高统治者③。最为人熟知的是邀车架与挝登闻鼓，因为这两种方式可以使伸冤者直接面对统治者，以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反映问题。而立肺石则是指群众要越级上告，必须在公石上站三天，能坚持下来者自有专门的官员来询问案情，并负责上报至最高统治者。立肺石制度最早出现在《周礼·秋官》，要求老百姓在反映问题时说真话不可夸张作假，从直诉制度中可以看出涉法涉诉信访的影子。
（二）涉法涉诉信访与直诉制度对比
如果说涉法涉诉信访是封建直诉制度在当今社会的另一种形式，那从直诉制度中可以看到涉法涉诉信访中常见的几种形态。
1.上表申诉是通过向皇帝上书希望得到昭雪或减刑的行为，唐朝时期中书省和门下省负责收受投诉的表书，并且上表申诉制度已经相当完完善。而上表申诉的制度设计更类似于今天的刑事申诉制度，但是刑事申诉制度在刑事纠错中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是因为许多申诉都石沉大海，如果没有专业律师在监狱外的奔走努力，想要通过申诉书推动案件的重申是极其艰难的。在此种情形下，罪犯家属在庭外的信访变便成为了“救命稻草”，或是罪犯刑满释放后不断上访申诉以求推动案件的重申。
2.邀车架、挝登闻鼓及立肺石都是以更直接的形式申诉冤情，作为可以直接面对权力者一种方式，更多人愿意冒险尝试。同理，在涉法涉诉信访中，有的信访者是因为通过其他方式不能解决其问题，因此选择通过信访、越级信访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我国每年在“两会”期间“进京”的信访者陡增是必然的。
封建直诉制度对现代人的影响深远，古代皇权官僚思想旧根难除、现代人民主观念淡薄、缺乏权利意识，加之部分行政机关懒政怠政官僚主义思想犹存都是造成信访及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量大难减的原因。而在古代的“清官”文化的发展下也进一步的推动了我国涉法涉诉信访的发展。
（三）涉法涉诉信访的现代法律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后，传统涉法涉诉信访在受社会和文化的一定影响，在一段时期内遭受到了严格的规则和管控，但是并没有使其消失和削弱，反而行政体制和司法管理模式为涉法涉诉信访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和空间。
1.权利集中在高层，上级对下级的直接控制，党政对司法的干预形成一种我国特有的“政法体制”，在权利分配中，乡镇基层地方权利，省市及中央的权利高度集中，党委政府掌握绝对的权利，司法机关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权利的分配不均，导致了不同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判断。在许多人的眼中，“法律、法院、法官不如领导一句话”，信访者为了见到位居高位的领导，不惜越过截访者穿越重重阻碍，这样的现象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