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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多伦多二十国峰会结束的翌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MF)总裁多米尼柯施特拉斯卡恩(DominiqueStrauss Kahn)就马不停蹄地赶回华盛顿，召集本刊记者在内的少数记者举行了一场小范围的圆桌会。
圆桌会的主题，是介绍将于7月12日至13口举行的“亚洲21世纪”高峰会。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会议，为什么让卡恩如此看重?最大的原因，就在于IMF和亚洲国家关系敏感，恩怨是非不断。
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IMF虽向一些国家伸出了援手，但贷款条件相当苛刻——受援国必须实行严格的财政政策，进行更自由化的市场管理，甚至必须在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
以马来西亚为例，IMF当时为紧急援款开出了一系列苛刻条件，其中包括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汇管制、最大限度紧缩通胀并削减财政开支，甚至要求政治改革。当听到IMF的这些条件，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曾破口大骂：“这样还不如让康德苏(时任IMF总裁)来马来西亚当总统算了。”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萨(Michael Mussa)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个普遍的感觉就是，IMF的一些贷款的先决条件太具破坏性。”加州州立大学经济学家教授孙文松(sungWon Sohn)也指出，“旧的IMF太苛刻，他们过去的一些条件根本没考虑到实际情况。”
从现在看，IMF当时奉行的就是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处处以所谓的市场规律为准，但实际上这种僵化教条的做法，反而伤害了新兴经济体，也损害了IMF的信誉。IMF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也一度使IMF和中国关系恶化。
正是由于这些不堪回首的记忆，亚洲国家在过去十多年中对IMF表现出明显的离心倾向。这次金融危机中，亚洲国家尽管也受到冲击，但并未向IMF救助，相反，亚洲还有组建地区性货币组织的打算，以此取代1MF的部分职能。
现在的亚洲却是国际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IMF要在国际金融体系扮演中心角色，就不能缺少亚洲的支持，而^’亚洲的离心倾向让IMF产生巨大的危机感。于是，在“后危机时代”，彻底反思过去偏颇政策的副作用，修补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也成为IMF的一一项重要任务。
IMF在努力向亚洲国家伸出橄榄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不久前出任IMF总裁特别顾问，固然有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的因素，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也同IMF希望借助中国官员的身份来改善和亚洲关系有关。此外，IMF拟于7月初在香港发布《世界经济展望》的更新报告，也是IMF首次将发布会放在亚洲举行。
在这次圆桌会上，记者更不断听到卡恩就亚洲金融危机进行反思，他多次坦承，IMP当年在处理亚洲金融风暴对策上存有“过错”，加剧了亚洲国家的民生痛苦。他并且表示，时代在变，IMF也必须改变；而且，在一些问题上，欧洲其实不妨学习一下亚洲的经验。
虽然他避免直接使用“道歉”这个词语，但其态度的诚恳、言辞的直率、反省的深刻，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这或许正凸显了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在这次危机中，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大幅提升，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让IMF已无法再忽视它们的存在。同时，美国、欧洲相继成为危机肇源地，也让外界开始反思西方模式的局限性。
“后危机时代”，IMF必须寻找突破，并重返亚洲。但要化解与亚洲国家的恩怨，IMP无疑还需作出更多切实的努力，包括如何化解因指责人民币汇率问题而与中国产生的龃龉。卡恩的这次圆桌会可能是一个个开始。以下就是这次圆桌会的对话摘录。
IMF措施“加剧了民生的痛苦，这是事实”
《瞭望东方周刊》：IMF即将在韩国举行“亚洲21世纪”高峰会以及在香港发布更新报告，这是否是IMF在修复因亚洲金融危机而与亚洲国家恶化的关系?
卡恩：是的，IMF以前处理亚洲危机的方式，被亚洲国家认为非常糟糕。
当时IMF代表团的日的是控制危机，清除这些国家金融领域的问题。那些措施当时其实不错，也许正是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金融系统没有太大问题并能够顺利度过危机的原因之一。
但如果回顾过去，IMF的措施也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付出了昂贵代价，加剧了民生的痛苦，这也是事实。
现在想起来，IMF确实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吸取教训。(我们从中得出的经验之一，就是)我们在处理危机时，必须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因为这些解决问题、平定事态的经济措施，对民众来说总是艰难的，对弱势群体来说尤其如此。
时代在变，我认为IMF也在变，我不会说今天我们的行事方式完美无缺，但肯定这一会议(“亚洲21世纪”高峰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反思过去，看看我们所做的是否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
我们做任何事，必须将相关国家的利益放在心上。我们未来要做的，就是和亚洲国家、亚洲机构共同努力，在韩国举行的G20峰会提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建议，使其在下次危机发生时产生作用。
我们无法回避、也不想回避亚洲金融危机，回避我们受到的批评。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是否会在目前的欧洲国家问题上，采取比10年前对付亚洲国家更加宽松的做法?
卡恩：我想说的是不会宽松，假如你和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希腊民众交谈，我敢保证，那些在街上抗议的人们绝对不会说：“哦，IMF，你对我们太好了，我们都爱你。”
我看到的恰恰相反。因此，这不是更加宽松，而是相关政策会更适应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
在我看来，过去的错误方式使IMF现在能更真诚地解决好现在的问题。我们现在会说，“OK，我们来了，来和你一起解决”。现在是解决一大批问題的好时机，有时这些问题确实存在，IMF提供的也是正确方法，但如果不考虑到危机的特殊性，将会增加这些国家的困难，使事情变得难以控制。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但我不想具体点出是哪个国家——当时的IMF官员建议这个国家实行土地改革。我对土地问题是一个外行，不过我也认为，土地改革确实对这个国家有好处。但这和当时该国必须要应对的金融危机没有关系，如果在当时推进土地改革，无疑会带来一系列的政治问题。
因此，我们最终取消了这一建议，将关注点集中在当时我们必须采取对策的那些问题上。
未来5年，会考虑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体系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政府不久前宣布，将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每天的最高弹性是0.5个百分点、你怎什评价中国的这一举动?中国的做法是否会有效改善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另外，IMF赞扬亚洲促进了全球经济复苏，IMF也正在推进治理结构改革，你认为你未来的接任者是否可能来自亚洲? 卡恩：我们长期以来就认为，中国采取这样的新政策其实符合中国经济利益，这将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促进。因此，当中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中国政府是基于政策连续性作出的自我决策，我也不认为相关情况会迅速发生变化。
但我们仍然认为，人民币存在低估，当然，现在开始采取的行动，有望纠正这一点。
我们的相关研究认为，人民币币值重估将有助于纠正失衡问题，但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不会解决所有失衡的问题，远远不够。所以，一些人认为贸易失衡的所有问题都来自人民币失衡，这可能是错误的。
换言之，人民币重估是朝正确方向迈进，我们会鼓励这一点，但失衡问题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光改变汇率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举动值得欢迎，但我也认为，人民币回归市场正常价值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IMF治理结构改革问题上，我非常赞同，IMF总裁必须来自欧洲的做法已属于过去的时代。当我离开这个机构的时候，欢迎由来自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的官员担任我的继任者。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此前宣布，将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IMF是否会在未来5年考虑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留权(SDR)一揽子货币?
卡恩：这个问题值得考虑，但我同时认为，在人民币没有回归到市场价值
或者说，在人民币没有变成浮动汇率货币时，将其纳入一揽子货币有难度。希望这个过程越快越好，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的理由需要将其他货币纳入SDR一揽子货币，可以首先从人民币开始。
但有另外一点也必须考虑到：除了人民币币值问题以外，人民币如何与市场融合，也会是个问题。
在某些问题上，欧洲国家应向亚洲国家学习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认为，IMF不应该只关注汇率问题，也应该关注发达国家的金融问题。许多经济学家都抱怨，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IMF将太多资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但忽视了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问题，IMF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你对此有何评价?
卡恩：确实这次危机起源于发达国家美国。假如我们有调查美国金融问题的可能性，我们也许在危机前几年就发出警告说：“你们在次级贷款领域将会有大问题。”
但事实是我们没有能力这么做。直到最近，我们的金融领域评估计划——派出庞大队伍去相关国家评估金融领域问题的计划，还只是一个自愿的活动。
在本次危机前，主要国家中有两个国家决定不参加这一活动，那就是美国和中国。不过现在美国和中国都同意了。
我想我们当前的责任所在，就是尽量发现可能会爆发的各种问题，不仅在美国，也在欧洲，在日本，当然也包括中国。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对中国进行评估，我们会努力对可能的风险发出警告。
因此我们正通过这次危机修复早期预警体系中的缺陷。在事后说你应该预先看到危机来临，这很容易，但真正在危机爆发前就发出预测的人，却少之又少。
如果查阅危机爆发前IMF发表的相关文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有几页关于次级贷款市场的内容，其中就警告这可能会导致问题。但显然，我們的声音不够响亮，这点我们必须承认。外界说我们在预测危机和发出预警方面做得不大好，这种评价不算过分。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亚洲哪些发展经验值得发达国家借鉴?不少发达国家现在面临加快经济增长、减少财政赤字的挑战，而一些亚洲国家正好在高增长和低赤字上做得不错，你认为有没有好的经验供欧美国家学习?
卡恩：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从长期来讲，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迅速增长，但短期而言，我敢肯定的是，欧洲国家必须直接在财政问题上采取行动。他们不能只坐在那里等待经济增长直接到来。
亚洲的增长方式，与其他国家的增长方式有很大不同，特别是欧元区国家。
现在不仅亚洲经济增长迅速，其他地区也是如此，我两个星期访问了南美洲，秘鲁的经济增长率是7％，哥伦比亚是7％，巴西也差不多。但亚洲国家和美洲国家能说，你们欧洲国家的增长太慢了，你参考我们的做法吧?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现在的现实就是，一方面，世界各个地区发展不同，需要将这种不同纳入考虑；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一条教训，不管怎么分析，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去做，去落实，这才是最困难的部分。
亚洲经济迅速增长的经验，不能直接套用在一些老牌发达国家，比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身上。
但我也要说，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就不能从亚洲国家学习。比如促进创新，改善增长环境，在这些问题上，欧洲国家可能确实得多看看亚洲国家怎么做的。
圆桌会的主题，是介绍将于7月12日至13口举行的“亚洲21世纪”高峰会。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会议，为什么让卡恩如此看重?最大的原因，就在于IMF和亚洲国家关系敏感，恩怨是非不断。
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IMF虽向一些国家伸出了援手，但贷款条件相当苛刻——受援国必须实行严格的财政政策，进行更自由化的市场管理，甚至必须在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
以马来西亚为例，IMF当时为紧急援款开出了一系列苛刻条件，其中包括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汇管制、最大限度紧缩通胀并削减财政开支，甚至要求政治改革。当听到IMF的这些条件，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曾破口大骂：“这样还不如让康德苏(时任IMF总裁)来马来西亚当总统算了。”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萨(Michael Mussa)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个普遍的感觉就是，IMF的一些贷款的先决条件太具破坏性。”加州州立大学经济学家教授孙文松(sungWon Sohn)也指出，“旧的IMF太苛刻，他们过去的一些条件根本没考虑到实际情况。”
从现在看，IMF当时奉行的就是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处处以所谓的市场规律为准，但实际上这种僵化教条的做法，反而伤害了新兴经济体，也损害了IMF的信誉。IMF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也一度使IMF和中国关系恶化。
正是由于这些不堪回首的记忆，亚洲国家在过去十多年中对IMF表现出明显的离心倾向。这次金融危机中，亚洲国家尽管也受到冲击，但并未向IMF救助，相反，亚洲还有组建地区性货币组织的打算，以此取代1MF的部分职能。
现在的亚洲却是国际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IMF要在国际金融体系扮演中心角色，就不能缺少亚洲的支持，而^’亚洲的离心倾向让IMF产生巨大的危机感。于是，在“后危机时代”，彻底反思过去偏颇政策的副作用，修补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也成为IMF的一一项重要任务。
IMF在努力向亚洲国家伸出橄榄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不久前出任IMF总裁特别顾问，固然有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的因素，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也同IMF希望借助中国官员的身份来改善和亚洲关系有关。此外，IMF拟于7月初在香港发布《世界经济展望》的更新报告，也是IMF首次将发布会放在亚洲举行。
在这次圆桌会上，记者更不断听到卡恩就亚洲金融危机进行反思，他多次坦承，IMP当年在处理亚洲金融风暴对策上存有“过错”，加剧了亚洲国家的民生痛苦。他并且表示，时代在变，IMF也必须改变；而且，在一些问题上，欧洲其实不妨学习一下亚洲的经验。
虽然他避免直接使用“道歉”这个词语，但其态度的诚恳、言辞的直率、反省的深刻，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这或许正凸显了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在这次危机中，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大幅提升，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让IMF已无法再忽视它们的存在。同时，美国、欧洲相继成为危机肇源地，也让外界开始反思西方模式的局限性。
“后危机时代”，IMF必须寻找突破，并重返亚洲。但要化解与亚洲国家的恩怨，IMP无疑还需作出更多切实的努力，包括如何化解因指责人民币汇率问题而与中国产生的龃龉。卡恩的这次圆桌会可能是一个个开始。以下就是这次圆桌会的对话摘录。
IMF措施“加剧了民生的痛苦，这是事实”
《瞭望东方周刊》：IMF即将在韩国举行“亚洲21世纪”高峰会以及在香港发布更新报告，这是否是IMF在修复因亚洲金融危机而与亚洲国家恶化的关系?
卡恩：是的，IMF以前处理亚洲危机的方式，被亚洲国家认为非常糟糕。
当时IMF代表团的日的是控制危机，清除这些国家金融领域的问题。那些措施当时其实不错，也许正是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金融系统没有太大问题并能够顺利度过危机的原因之一。
但如果回顾过去，IMF的措施也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付出了昂贵代价，加剧了民生的痛苦，这也是事实。
现在想起来，IMF确实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吸取教训。(我们从中得出的经验之一，就是)我们在处理危机时，必须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因为这些解决问题、平定事态的经济措施，对民众来说总是艰难的，对弱势群体来说尤其如此。
时代在变，我认为IMF也在变，我不会说今天我们的行事方式完美无缺，但肯定这一会议(“亚洲21世纪”高峰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反思过去，看看我们所做的是否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
我们做任何事，必须将相关国家的利益放在心上。我们未来要做的，就是和亚洲国家、亚洲机构共同努力，在韩国举行的G20峰会提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建议，使其在下次危机发生时产生作用。
我们无法回避、也不想回避亚洲金融危机，回避我们受到的批评。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是否会在目前的欧洲国家问题上，采取比10年前对付亚洲国家更加宽松的做法?
卡恩：我想说的是不会宽松，假如你和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希腊民众交谈，我敢保证，那些在街上抗议的人们绝对不会说：“哦，IMF，你对我们太好了，我们都爱你。”
我看到的恰恰相反。因此，这不是更加宽松，而是相关政策会更适应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
在我看来，过去的错误方式使IMF现在能更真诚地解决好现在的问题。我们现在会说，“OK，我们来了，来和你一起解决”。现在是解决一大批问題的好时机，有时这些问题确实存在，IMF提供的也是正确方法，但如果不考虑到危机的特殊性，将会增加这些国家的困难，使事情变得难以控制。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但我不想具体点出是哪个国家——当时的IMF官员建议这个国家实行土地改革。我对土地问题是一个外行，不过我也认为，土地改革确实对这个国家有好处。但这和当时该国必须要应对的金融危机没有关系，如果在当时推进土地改革，无疑会带来一系列的政治问题。
因此，我们最终取消了这一建议，将关注点集中在当时我们必须采取对策的那些问题上。
未来5年，会考虑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体系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政府不久前宣布，将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每天的最高弹性是0.5个百分点、你怎什评价中国的这一举动?中国的做法是否会有效改善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另外，IMF赞扬亚洲促进了全球经济复苏，IMF也正在推进治理结构改革，你认为你未来的接任者是否可能来自亚洲? 卡恩：我们长期以来就认为，中国采取这样的新政策其实符合中国经济利益，这将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促进。因此，当中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中国政府是基于政策连续性作出的自我决策，我也不认为相关情况会迅速发生变化。
但我们仍然认为，人民币存在低估，当然，现在开始采取的行动，有望纠正这一点。
我们的相关研究认为，人民币币值重估将有助于纠正失衡问题，但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不会解决所有失衡的问题，远远不够。所以，一些人认为贸易失衡的所有问题都来自人民币失衡，这可能是错误的。
换言之，人民币重估是朝正确方向迈进，我们会鼓励这一点，但失衡问题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光改变汇率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举动值得欢迎，但我也认为，人民币回归市场正常价值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IMF治理结构改革问题上，我非常赞同，IMF总裁必须来自欧洲的做法已属于过去的时代。当我离开这个机构的时候，欢迎由来自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的官员担任我的继任者。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此前宣布，将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IMF是否会在未来5年考虑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留权(SDR)一揽子货币?
卡恩：这个问题值得考虑，但我同时认为，在人民币没有回归到市场价值
或者说，在人民币没有变成浮动汇率货币时，将其纳入一揽子货币有难度。希望这个过程越快越好，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的理由需要将其他货币纳入SDR一揽子货币，可以首先从人民币开始。
但有另外一点也必须考虑到：除了人民币币值问题以外，人民币如何与市场融合，也会是个问题。
在某些问题上，欧洲国家应向亚洲国家学习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认为，IMF不应该只关注汇率问题，也应该关注发达国家的金融问题。许多经济学家都抱怨，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IMF将太多资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但忽视了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问题，IMF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你对此有何评价?
卡恩：确实这次危机起源于发达国家美国。假如我们有调查美国金融问题的可能性，我们也许在危机前几年就发出警告说：“你们在次级贷款领域将会有大问题。”
但事实是我们没有能力这么做。直到最近，我们的金融领域评估计划——派出庞大队伍去相关国家评估金融领域问题的计划，还只是一个自愿的活动。
在本次危机前，主要国家中有两个国家决定不参加这一活动，那就是美国和中国。不过现在美国和中国都同意了。
我想我们当前的责任所在，就是尽量发现可能会爆发的各种问题，不仅在美国，也在欧洲，在日本，当然也包括中国。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对中国进行评估，我们会努力对可能的风险发出警告。
因此我们正通过这次危机修复早期预警体系中的缺陷。在事后说你应该预先看到危机来临，这很容易，但真正在危机爆发前就发出预测的人，却少之又少。
如果查阅危机爆发前IMF发表的相关文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有几页关于次级贷款市场的内容，其中就警告这可能会导致问题。但显然，我們的声音不够响亮，这点我们必须承认。外界说我们在预测危机和发出预警方面做得不大好，这种评价不算过分。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亚洲哪些发展经验值得发达国家借鉴?不少发达国家现在面临加快经济增长、减少财政赤字的挑战，而一些亚洲国家正好在高增长和低赤字上做得不错，你认为有没有好的经验供欧美国家学习?
卡恩：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从长期来讲，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迅速增长，但短期而言，我敢肯定的是，欧洲国家必须直接在财政问题上采取行动。他们不能只坐在那里等待经济增长直接到来。
亚洲的增长方式，与其他国家的增长方式有很大不同，特别是欧元区国家。
现在不仅亚洲经济增长迅速，其他地区也是如此，我两个星期访问了南美洲，秘鲁的经济增长率是7％，哥伦比亚是7％，巴西也差不多。但亚洲国家和美洲国家能说，你们欧洲国家的增长太慢了，你参考我们的做法吧?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现在的现实就是，一方面，世界各个地区发展不同，需要将这种不同纳入考虑；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一条教训，不管怎么分析，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去做，去落实，这才是最困难的部分。
亚洲经济迅速增长的经验，不能直接套用在一些老牌发达国家，比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身上。
但我也要说，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就不能从亚洲国家学习。比如促进创新，改善增长环境，在这些问题上，欧洲国家可能确实得多看看亚洲国家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