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重建不会搞大跃进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jimlancer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刚进入2009年的汶川,没有以往新年的悠闲。不管是政府和民间,这里最热门的一个词是“拆迁”。街上随处可见带着广东援建字样安全帽的工程人员,熟人见面的问候是:“搬到哪里了?拆了没有?”
  4个月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汶川县城,当地人谈论最多的是希望从这个相对地质不稳定的高I上『峡谷中搬走,异地重建。而现在总体规划已经做出一一原址重建。
  因此,居住面积有限的汶川县城面临“瘦身”,约1万人要迁走。又因80%以上的房屋在地震中受损严重,县城需重新规划。这座历史悠久的小城,正在经历巨变。
  汶川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利益关系在空间布局上的重组。要建得有序有效,对汶川县是巨大的挑战。2009年1月12日,本刊记者专访了汶川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张通荣。
  
  重建的核心问题是拆迁
  
  《瞭望东方周刊》:汶川县城震前人口有多少?这一次要搬走多少人?
  张通荣:有户口的常住人口有3万多,还有很大的流动人口群体,生意人、学生,加起来总数有接近6万人。这一次搬迁阿坝师专和维州中学加在一起就有七八千人,加上其他的,共一万人左右。迁走的主要是流动人口。
  《瞭望东方周刊》:重建实际上是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
  张通荣:重建涉及到利益调整是必然的,好几个学校要搬到三江、水磨(汶川县下辖的两个乡镇),从县城到乡镇,从相对比较好的地方搬迁到相对落后的地方。利益涉及三个方面:迁出县城的单位,受到搬迁影响的三江、水磨的当地老百姓,还有为此要迁走的本地的一些企业、公共事业单位等。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补偿呢?
  张通荣:对于当地老百姓,首先解决他们住的问题,不能说因为我们要搬来,所以你们必须搬走。老百姓受了那么大的灾,这样会让他们绝望的。三江、水磨的地划出来以后,还要有专门的地方解决老百姓的集中安置。有宅基地,把他们的房屋修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失去土地,没事可做,还要有维持他们生存的办法。学校建起来,有一些就业岗位,可以直接进入服务业,开理发店、小卖店等,另外学校需要勤杂工,要优先考虑被搬迁的农民。此外,三江、水磨属于生态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发展旅游,夏季休闲避暑,老百姓也可以发展旅游经济。
  推行农村低保,下一步打算把他们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险范畴,解决后顾之忧。
  《瞭望东方周刊》:我了解到农村低保,每人每月20元,能解决什么问题?
  张通荣:对,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这点钱维持简单的生存都不行。所以我们考虑,给这部分人买社保,女的到55岁,男的到65岁,每人每月保证有几百块钱的收入,这样才差不多(维持生存)。现在县里正在研究,报到阿坝州,因为社保是州里统筹的,如果不纳入州的统筹,我们县财政没有这个底啊。县里的失地农民有很多,因为建设规划的需要,还有地震造成的土地损失,加起来有一两万人。现在州里基本上同意我们的思路,因为问题摆在这里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的农村宅基地和土地很不平均了,是不是要重新分配?
  张通荣:如果要进行大面积土地的重新调整不太现实。如果要大面积调整,就要收回部分土地,老百姓会觉得要把最里面的肉拿走了,反而容易引起矛盾冲突。现在就是考虑土地的复垦,在2009年上半年,基本上完成土地复垦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被搬迁的单位利益怎么保障呢?
  张通荣:用水磨的土地置换他们在阿坝师专的土地。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县城里阿坝师专的土地比水磨的土地值钱多了啊。
  张通荣:实际上水磨那边的土地因为要发展旅游,还是有升值的空间,但是升值有个过程,所以土地有个级差,所以要进行相应的补偿,比如说这边的一亩地,那边给一亩二,或者一亩五,等价置换。他们(阿坝师专)已经签了协议。
  《瞭望东方周刊》:整个县城的重建要重新安排沉淀了很多年的利益纠葛,比如谁都想在市中心的位置,谁都想最早住进安居房,你们怎么解决的?
  张通荣: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也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因为汶川的人口很稠密,涉及很多部门间的关系,方方面面拧在一起。
  我们的原则是,保障公共设施,涉及民生的优先保障。比如一定要修避险的地方,无论哪个单位,必须服从这个大局,不能讨价还价,不能因为老百姓不同意,我们就放弃建这样的避难场所。公共服务这一块带有强制性,必须要拆。
  《瞭望东方周刊》:这又涉及补偿的问题。
  张通荣:以前我们这个工作做得不是很细,比如告诉他房子要拆,但是拆了去哪里住,不知道,他们肯定有意见。现在我们很重视,给拆迁通知的时候,必须要有安置意向书,要不然可以不同意。如果拆到了门面就要在其他地方还他一个经营场所。
  
  对于老百姓,第一要保护利益,第二要信息对称
  
  《瞭望东方周刊》:会不会存在补偿标准不统一而出现矛盾?
  张通荣:肯定会有矛盾。如果是因为规划原因造成的拆迁,政府就要赔偿,如果地震中垮塌了,要原地重建,就不存在赔偿。可能在同一条街,这一边就是因为规划的原因,得到补偿要多,另一边就要自己重建,只能得到一点维修加固的补偿。
  《瞭望东方周刊》:一些居民到处打探拆迁的消息,内心很焦虑,也有些不满。
  张通荣:以前我们犯了一个致命的毛病,就是我们在做什么老百姓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们也不知道,信息没有沟通。所以我们安排另外一个县委常委,要让老百姓知道我们想做什么,并把他们的想法反馈给我们。对于老百姓,第一要保护利益,第二要信息对称,要开放,阳光操作。
  《瞭望东方周刊》:阿坝师专以前所在的地方要建第一批安居房工程,先让谁住进去呢?
  张通荣:先让地震损失或因为公共设施拆迁的群众搬进去。让受到损失的人进去,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公务人员,群众监督。
  《瞭望东方周刊》:这么大规模的拆迁可能是你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是不是广州那边也可以提供一些政策上的经验支持?
  张通荣:这个确实有必要,以前的拆迁,量没有这么大,时段也没有这么集中,这个情况下要学习别人好的东西,但不能把所有办法搬过来。广州的生活水平是很高的,我们不能学他们的标准,要学他们的方法。
  《瞭望东方周刊》:这么大规模的拆迁补偿,而你们当地的产业遭到毁灭性破坏,没有自己的财政能力了,怎么办?
  张通荣:有社会给我们的捐赠资金,几千万,一直没舍得用,数目不是很大,因为整个重建需要几百个亿,一条路就要几十个亿,比如从汶川到映秀的路就需要80多个亿,如果三条大的通道一搞,一两百个亿就没有了,所以实实在在的经济是有限的。我们跟广东这边协调,希望超过1%财政援建的范 围。(本刊记者:就是再多要—点钱啊。)唉,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再向省里、州里要一些。
  
  重建时间缩短会不会变成“大跃进”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汶川重建工作要从三年缩短到两年,这个政策是从哪里来的?
  张通荣:应该说县里面没有明确地提出来,援建单位有这个说法。温总理2008年11月份来视察的时候,提出来,能不能把重建工作缩短到两年。我理解的是,他因为看到很多老百姓无家可归,看到国家和对口援建的力量这么大,觉得可不可以把公共设施、城乡居民的这一块提前?但是也要避免走进误区,比如生态和产业如果说在短短的两年就能完全恢复,不可能,十年都难啊。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好像很多工作安排都是按照两年时间做的,缩短工期有相关的文件吗?
  张通荣:应该说是上面的要求,但是文件还没有。
  《瞭望东方周刊》:哪里的要求?
  张通荣:温总理来了提出了,省里面贯彻嘛,就传达了。这应该说是一个目标。
  《瞭望东方周刊》:重建还需要客观科学地面对吧?
  张通荣: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就特别注意重建的质量问题。因为汶川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地震很频繁,1933年的松潘叠溪地震,波及到这里很严重;1976年这里也有过级别高的地震,差不多30多年一次。所以灾后重建一定要负责任,所以我们要抱着科学和理性的态度。不能只要建起来,不管以后的死活。
  《瞭望东方周刊》:重建时间缩短了,基础设施和居民住房的质量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变成重建的“大跃进”?
  张通荣:你问到了重点。质量应该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这边农村房屋的施工期一般不超过半年。但是,如果老百姓都集中在这个时间建房子,就缺两个东西——材料和施工队伍。
  你看今天送给我的材料里面就涉及2009年建材储备,提出来建立建材特供机制,因为水泥、钢筋肯定要受国际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受扩大内需的政策的影响,肯定要涨价。2009年汶川很多建设都要开工,怎么办?要储备。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筹备资金,需要两亿多。沙石和砖,新批了几家扩大生产量,确保供应。
  施工技术人员,一方面请省里的三个市增援我们,但还是杯水车薪,他们只能起骨干作用,所以现在正在做农房建设技术指导的培训,培训农民,我们要把农民自己的那些土专家队伍培训起来。
  
  “人民的矛盾人民币来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在重建拆迁中,对待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怎么预防和处理?   张通荣:我们提出一个理念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通过人民币来解决。应该说地震之前就有的一些矛盾,地震后更增加了,激化了,本来家里面很穷,地震加剧了贫穷。前一段,我们还组织了大接访,就在11月、12月,遇到问题,马上拿出钱来解决,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
  矛盾比较集中的是基础设施,没有水,解决水,没有路,解决路,直接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我们县第一个提出:在灾后重建中做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的排头兵。这让很多矛盾缓冲了。另外,干部下乡,包村包户,发现问题及时反映。
  如果说老百姓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可能。今天给他100块钱,他们明天想要200。要不断去满足他们提高的预期,也是很艰难的问题。老百姓要树立生产自救,自力更生的意识。说实话,这方面他们是比较差的,因为受了灾就等着政府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我接触的一些老百姓表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但是当地,政府没做好。
  张通荣:上级来视察,很容易说,这个要给他们解决。老百姓的要求也就不断提高。希望你把这个问题实实在在地反映一下,我们真的很难,上面的期望值也很高,让老百姓不要对党和政府有意见,实际上我们把上面的政策都很好地执行了。
  我个人还是认为,政策的实行要有严肃性,不要太随意,面上的问题,还是要坚持政策。
  《瞭望东方周刊》:重建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通荣:第一个困难就是政府的预期和老百姓的预期不统一,老百姓考虑问题很简单,就是想把房屋修起来,能不能与县城发展对接,不太考虑。另外,灾后重建推进的项目很多,资金还是有缺口。
  《瞭望东方周刊》:国家的财政拨款加上整个广东省1%的财政收入都放到你的县里面,还不够吗?
  张通荣:要是没有发生地震还行。拆迁居民、公共设施、产业重塑,都需要钱,但是我们的钱有限。中央财政2008年到我们账上的只有4亿多,我们修一个威州中学都需要3个亿啊。中央财政是对着省里面的,按照中央的政策应该给汶川240多个亿,到我们这里还是水中望月。广东3年的各方面力量整合在一起有100多个亿,加起来300多亿。而我们实际的损失是600多亿,还差很多。
其他文献
4月14日,看到玉树地震的消息,我的心脏差点停跳了。  我和玉树的缘分是从2003年开始的。那时我在北京学汉语。在日本的时候,我曾在杂志上看到有关《格萨尔王传》和其说唱艺人的故事,就很想去中国寻访。在北京有很巧的机缘,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在玉树的一位格萨尔王研究者,于是我决定利用暑假去一趟玉树。  格萨尔王是一位史诗英雄,他一生戎马,扬善抑恶,弘扬佛法,是藏族人心中的旷世英雄。讲述他生平故事的《格萨
我最近的讲演最后一定说一句话一如果中国有一天重新成为世界最强国,我们依赖的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不是其他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中国重新成为世界最强国,依赖的一定是我们的文化,而不是其他。”日前,在嘉兴“南湖文化论坛”上,马未都在题为“文明的坐标’演讲中,用这句话作为结语,略显激动的语气透露出这位“中国收藏第一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信心和热爱。  2010年初夏,观复文化基金会在北京成立。这是55
如果我们没有自己合理的,充分论证的,能够得到很多国家同情和支持的议程,我们对现有议程的不同意见就会被当作是不合作,我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挤到墙角,尴尬应对。    人民银行在20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开幕之前一周,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罕见地同时用中英两种文字发表《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声明。很明显,这个声明的听众不只是中国人。  声明发表后,白宫,美国财政部,欧盟还有国际
橄榄油一直都是一种高档的油。我们习惯一种食物高档了,就一定要给它找到非凡的“营养价值”。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说,橄榄油确实也是一种相当不错的油。但是它的高檔并不在于此——就像茅台,其高档之处就在于它是茅台。如果从进到胃里的去向和作用来说,茅台也并不比二锅头更好。  作为一种植物油,橄榄油中的油酸含量在70%以上。油酸是一种单不饱和脂肪酸。有一些实验结果显示,如果把食谱中的饱和脂肪(比如动物油、奶油等
一个地方求发展的欲望,不是规划所能限制的    对于长三角的许多城市而言,长三角规划无异于一次裁判。长三角诸多争论已久的核心问题,将在这个规划中得到答案、看到方向。  这些焦点问题,包括会不会有新的发展带、长三角诸多港口如何整合、要不要建苏南国际机场、核心产业如何布局、城市功能如何定位等等。正在制订的长三角规划中,有些问题已逐渐明朗,有些则仍有争议。有的问题哪怕是在制订规划的学者之间,也远未达成共
诗于五言、七言之外,另有“大言”一体,世传吕洞宾诗“曾经天上三千劫,又在人间五百年”、“三千里外无家客,七百年来云水身”是也。吕洞宾的年岁,是个说不清的事。北宋初年,他自称百岁。人老多忘,便是差个十年二十年,也不算什么。学道的人留起胡子,便说自己是汉朝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因为他们以长生为旨,必先度己而后度人。  吕洞宾在宋初出名,一是鹤发童颜,二是会剑术,三是善走,顷刻数百里。比如我们在北京吃饭
短短一周内,上海仪电重组上广电有了重大进展。    11月23日,上海仪电对上海广电集团旗下广电电子和广电信息的收购获证监会批准,由此,上海仪电将成为这两家上市公司的新东家。  曾经让上海广电集团陷入破产泥沼的液晶面板第五代线,也在11月20日揭开竞购谜底:未超出市场预期,五代线由深圳天马微电子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25亿元竟得,并委托给深天马托管。  上海仪电的前身是上海
从过去30年的经验看,每10年为一个阶段,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犯罪,都会从局部开始一次质变。    “在我记忆里,‘文革’后最早提到黑社会的是彭真。”上世纪80年代曾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的董仲行,这样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  70年代末,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开放,曾经因高压管制而稳定的社会治安迅速恶化。刑事案件以1978年54.8万起为基数,至1981年,平均每年增加10万多起。  城市中的团伙犯
幸运的是,我最终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我和我的一个写作搭档在加州拥有一家已注册的公司,尽管公司并没有赚过钱,但我是它的工作人员之一,因此我就可以按照公司的保险政策购买医疗保险。唯一的问题就是,我的搭档也必须购买同一家医疗保险。我打电话跟她说了这个情况,她回答说:“我已经有医疗保险了。”不过这也无所谓:我告诉她,我愿意给她交保险费,因为跟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相比,给她交保险费换来我和我先生上保险,依然
江南水乡绍兴,1978年一个满天星斗的清晨,29岁的陈建国平生第一次去上海。背着沉沉的行囊,他要去5里路外的渡口坐乌篷船,崎岖不平的乡间土路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船夫轻轻地摇着乌篷船,赶到火车站时东方已微微露出鱼肚白。那时,从宁波方向到上海每天只有一趟火车。陈建国早上挤上绿皮车,走出上海老北站已是华灯初上。  30年后,当年上海与绍兴那看似遥不可及的距离已经变成了小小的数字一火车2小时,自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