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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61家基金公司中，虽然证监会官员出身的高管有数十位，但由公募转投私募者，莫泰山为第一人。
在纷纷攘攘地传闻了近三个月之后，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总经理莫泰山转投私募——重阳投资一事，终于尘埃落定。
作为公司的主要筹建者之一，莫泰山先后任交银施罗德副总经理，总经理，为该公司于2009年上半年起跻身国内前十大基金公司立下汗马功劳。
对于莫泰山的离职，无论是业界，还是媒体，都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不仅因为他是一家具有重要行业影响力的银行系基金公司的总经理，而且因为他具有特殊的行业经历。在加盟交银施罗德之前，他曾长期在证监会工作，历任基金监管部副处长、办公厅主席秘书、基金脓管部处长。
在国内61家基金公司中，虽然证监会官员出身的高管有数十位，但由公募转投私募者，莫泰山为第一人。“如果他不选择辞职，继续在交银施罗德干三五年，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一位内部人士说。
然而，他仍然选择了辞职，并且去向既不是其他国有金融机构，也不是回归仕途，而是一家完全民营性质的资产管理公司。这让很多业界人士强烈地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气息，即民营资本加速进入资产管理业，这已不仅是一种理论探讨，而正在成为现实。
私募挑战新高
自2007年以来，吕俊、江晖等明星基金经理“奔私”逐渐成为一股潮流。经过12年的规范发展，公募基金业培养出一批基金经理，他们不但具有较强专业投资能力，而且已积累了一定的个人财富，这为他们转投私募、创办所有权属于自己的私募基金公司，准备了条件。
同时，相对于公募基金业的巨大规模而言，阳光私募基金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国内理财市场大量高端个人客户的兴起，私募产品需求巨大，这为公募基金的部分基金经理“奔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只有公募和私募获得平衡发展，资产管理业才有望走向健康、强大。目前，国内公募基金业在长期的政策扶持下，已获得超常规发展，但私募基金却受到压抑，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因此，部分公募基金经理流向私募，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潮流。
迄今为止，公募转投私募者主要以投研系统的人员为主，市场和后台系统的公募基金人员转投私募的较少，基金公司总经理级别人员转投私募者更少，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私募基金公司的规模在现阶段仍难以容纳非投研系统的精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私募基金业整体仍比较弱小的现状。
不过，总部位于上海的重阳投资是一个例外。重阳投资位于上海小陆家嘴的国金中心南塔10楼，不仅拥有完全可以与一流公募基金公司相媲美的豪华办公环境，而且集聚了各方面的高级人才。
该公司的三位合伙人分别为公司创始人裘国根、原交银施罗德总经理奠泰山、原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李旭利。同时，原交银施罗德专户理财部总经理沈斌任该公司总裁助理，此前，原《证券市场周刊》副总编朱军已加盟该公司任高级副总经理。
重阳投资立志于成为一家伟大的民营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所开展的业务不仅包括阳光私募产品，而且在与各大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部合作，开展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顾问业务。
莫泰山具有大型基金公司的丰富管理经验，在监管层、各大商业银行拥有良好的人脉资源，他的加盟成为国内私募基金业向全新资产管理公司进军的标志。
不确定的未来
在莫泰山辞职后，交银施罗德选聘原富达基金(香港)中国业务董事总经理战龙接任总经理职位。战龙，澳大利亚籍，曾于2003年1月至2008年2月任招商基金常务副总经理。
知情人士称，交银施罗德此次选聘总经理，由外方股东施罗德主导，战龙被选中的原因是其工作履历比较漂亮。上世纪90年代，战龙在澳大利亚留学、工作，并于2001年11月至2002年12月任荷兰国际集团(ING)中国区总经理，全程参与了国内首家合资基金公司的筹建。在招商基金公司成立后，他作为外方股东代表出任招商基金常务副总经理，主要负责机构业务。
对于战龙，业界对他褒贬不一。“这个人表面比较温和，但内心也很细致。”一位业内人士说。不过，另一位人士认为，战龙在招商基金五年间，给人的印象并不突出。他推测，这也有可能与招商基金总经理成保良比较强势，让他没有得到太多的施展机会有关。据悉，在招商基金工作的后期，战龙与成保良的关系已经比较紧张，这是他转投富达基金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从在富达基金任职的时间也不算很长，但是，这段工作经历再次给战龙的履历增添了不少光环，成为他此次夺得交银施罗德总经理的重要资本。
作为公司的新掌门人，战龙的个人品质、工作能力和管理风格将对交银施罗德未来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最近一年来，该公司已经历了一连串的人事动荡，公司投资总监李旭利、明星基金经理郑拓、投资副总监兼专户投资部总经理赵枫、专户理财部总经理沈斌等多名骨干人员先后离职，与顶峰时相比，交银施罗德旗下基金的业绩和规模都已褪色不少。战龙的到来，能否稳住该公司的局势，很多人只能将信将疑，静观其变。
“交银施罗德现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未来的发展，关键取决于战龙能否聚集一批业界的优秀人才，并做到人尽其用。”一位资深人士说。
公募依然浮躁
然而，整个公募基金业的行业环境并不十分有利，这对于包括交银施罗德在内的很多公司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经历了2006年至2007年的大牛市之后，各大基金公司的管理资产规模获得爆炸性增长，基金公司的管理费收入水涨船高，从而带来了基金公司净利润和从业人员薪资水平的骤增。
然而，由于行业主管部门长期以来疏于对从业人员进行必要的教育、引导和约束，因此，基金业财富收入呈几何级数的高增长，不但没有给受益者们带来心理上的满足，反而令华尔街式的贪婪如同瘟疫一样在国内基金业传染，并深入到一些人的骨髓，基金公司中内部人自肥，以及基金公司间盲目攀比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种相当浮躁的气氛中，基金从业人员在基金公司之间流动频繁，从公募向私募的流动也比较常见，于是，关于公募基金业面临危机，以及基金公司应尽快把股权卖给基金公司的高管和基金经理们的呼声此起彼伏。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很多基金公司的股权，可以卖给外资机构，却不可以卖给公司的管理层?难道公司高管、基金经理比老外还可怕?为什么这些经理人不被信任?”一位业内知名人士如此公开质问道。
果真如此吗?事实上，把基金公司的部分股权卖给管理层并非不可能，关键是要看交易价格是否公道，交易方式是否公开透明。
目前，巨额年薪和丰厚福利待遇已基本体现了管理层、基金经理对基金公司的贡献，基金公司股东们的暴利主要得益于特许经营的行业政策，那种企图把基金公司的股权半买半送给内部人的人们，其实不过是想制造一场很不公正的社会财富再分配而已。
在当今收入分配差距巨大、并已威胁到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下，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图谋无疑相当危险。
在纷纷攘攘地传闻了近三个月之后，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总经理莫泰山转投私募——重阳投资一事，终于尘埃落定。
作为公司的主要筹建者之一，莫泰山先后任交银施罗德副总经理，总经理，为该公司于2009年上半年起跻身国内前十大基金公司立下汗马功劳。
对于莫泰山的离职，无论是业界，还是媒体，都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不仅因为他是一家具有重要行业影响力的银行系基金公司的总经理，而且因为他具有特殊的行业经历。在加盟交银施罗德之前，他曾长期在证监会工作，历任基金监管部副处长、办公厅主席秘书、基金脓管部处长。
在国内61家基金公司中，虽然证监会官员出身的高管有数十位，但由公募转投私募者，莫泰山为第一人。“如果他不选择辞职，继续在交银施罗德干三五年，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一位内部人士说。
然而，他仍然选择了辞职，并且去向既不是其他国有金融机构，也不是回归仕途，而是一家完全民营性质的资产管理公司。这让很多业界人士强烈地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气息，即民营资本加速进入资产管理业，这已不仅是一种理论探讨，而正在成为现实。
私募挑战新高
自2007年以来，吕俊、江晖等明星基金经理“奔私”逐渐成为一股潮流。经过12年的规范发展，公募基金业培养出一批基金经理，他们不但具有较强专业投资能力，而且已积累了一定的个人财富，这为他们转投私募、创办所有权属于自己的私募基金公司，准备了条件。
同时，相对于公募基金业的巨大规模而言，阳光私募基金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国内理财市场大量高端个人客户的兴起，私募产品需求巨大，这为公募基金的部分基金经理“奔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只有公募和私募获得平衡发展，资产管理业才有望走向健康、强大。目前，国内公募基金业在长期的政策扶持下，已获得超常规发展，但私募基金却受到压抑，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因此，部分公募基金经理流向私募，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潮流。
迄今为止，公募转投私募者主要以投研系统的人员为主，市场和后台系统的公募基金人员转投私募的较少，基金公司总经理级别人员转投私募者更少，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私募基金公司的规模在现阶段仍难以容纳非投研系统的精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私募基金业整体仍比较弱小的现状。
不过，总部位于上海的重阳投资是一个例外。重阳投资位于上海小陆家嘴的国金中心南塔10楼，不仅拥有完全可以与一流公募基金公司相媲美的豪华办公环境，而且集聚了各方面的高级人才。
该公司的三位合伙人分别为公司创始人裘国根、原交银施罗德总经理奠泰山、原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李旭利。同时，原交银施罗德专户理财部总经理沈斌任该公司总裁助理，此前，原《证券市场周刊》副总编朱军已加盟该公司任高级副总经理。
重阳投资立志于成为一家伟大的民营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所开展的业务不仅包括阳光私募产品，而且在与各大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部合作，开展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顾问业务。
莫泰山具有大型基金公司的丰富管理经验，在监管层、各大商业银行拥有良好的人脉资源，他的加盟成为国内私募基金业向全新资产管理公司进军的标志。
不确定的未来
在莫泰山辞职后，交银施罗德选聘原富达基金(香港)中国业务董事总经理战龙接任总经理职位。战龙，澳大利亚籍，曾于2003年1月至2008年2月任招商基金常务副总经理。
知情人士称，交银施罗德此次选聘总经理，由外方股东施罗德主导，战龙被选中的原因是其工作履历比较漂亮。上世纪90年代，战龙在澳大利亚留学、工作，并于2001年11月至2002年12月任荷兰国际集团(ING)中国区总经理，全程参与了国内首家合资基金公司的筹建。在招商基金公司成立后，他作为外方股东代表出任招商基金常务副总经理，主要负责机构业务。
对于战龙，业界对他褒贬不一。“这个人表面比较温和，但内心也很细致。”一位业内人士说。不过，另一位人士认为，战龙在招商基金五年间，给人的印象并不突出。他推测，这也有可能与招商基金总经理成保良比较强势，让他没有得到太多的施展机会有关。据悉，在招商基金工作的后期，战龙与成保良的关系已经比较紧张，这是他转投富达基金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从在富达基金任职的时间也不算很长，但是，这段工作经历再次给战龙的履历增添了不少光环，成为他此次夺得交银施罗德总经理的重要资本。
作为公司的新掌门人，战龙的个人品质、工作能力和管理风格将对交银施罗德未来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最近一年来，该公司已经历了一连串的人事动荡，公司投资总监李旭利、明星基金经理郑拓、投资副总监兼专户投资部总经理赵枫、专户理财部总经理沈斌等多名骨干人员先后离职，与顶峰时相比，交银施罗德旗下基金的业绩和规模都已褪色不少。战龙的到来，能否稳住该公司的局势，很多人只能将信将疑，静观其变。
“交银施罗德现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未来的发展，关键取决于战龙能否聚集一批业界的优秀人才，并做到人尽其用。”一位资深人士说。
公募依然浮躁
然而，整个公募基金业的行业环境并不十分有利，这对于包括交银施罗德在内的很多公司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经历了2006年至2007年的大牛市之后，各大基金公司的管理资产规模获得爆炸性增长，基金公司的管理费收入水涨船高，从而带来了基金公司净利润和从业人员薪资水平的骤增。
然而，由于行业主管部门长期以来疏于对从业人员进行必要的教育、引导和约束，因此，基金业财富收入呈几何级数的高增长，不但没有给受益者们带来心理上的满足，反而令华尔街式的贪婪如同瘟疫一样在国内基金业传染，并深入到一些人的骨髓，基金公司中内部人自肥，以及基金公司间盲目攀比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种相当浮躁的气氛中，基金从业人员在基金公司之间流动频繁，从公募向私募的流动也比较常见，于是，关于公募基金业面临危机，以及基金公司应尽快把股权卖给基金公司的高管和基金经理们的呼声此起彼伏。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很多基金公司的股权，可以卖给外资机构，却不可以卖给公司的管理层?难道公司高管、基金经理比老外还可怕?为什么这些经理人不被信任?”一位业内知名人士如此公开质问道。
果真如此吗?事实上，把基金公司的部分股权卖给管理层并非不可能，关键是要看交易价格是否公道，交易方式是否公开透明。
目前，巨额年薪和丰厚福利待遇已基本体现了管理层、基金经理对基金公司的贡献，基金公司股东们的暴利主要得益于特许经营的行业政策，那种企图把基金公司的股权半买半送给内部人的人们，其实不过是想制造一场很不公正的社会财富再分配而已。
在当今收入分配差距巨大、并已威胁到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下，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图谋无疑相当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