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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富的来源和企业家的贡献
按照经济学一般原理，企业财富来源于生产要素的贡献，生产要素又分为资本、土
地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成为要素收益的获得者，土地所有者获得租金，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润。这其中资本所有者获得了全部剩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剥削活劳动。
现代经济的发展促使经济学理论发展，人们认识到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创新的巨大作用。企业家作为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一种特殊的劳动者，被从一般的劳动者中分离出来。企业家获得的报酬远远高于企业一般雇员，甚至可以获得一部分红利，占有一部分剩余。也就是不仅死劳动可以获得剩余，活劳动也可以分享一部分剩余。
在发达市场经济社会里，要素的价格和剩余的分配是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由市场机制解决的。发达国家近代经济制度是平滑演进的，利益分配会引起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矛盾，但不会导致严重的冲突。而其在我国近代社会发展是断裂和跳跃的，产权制度的建构带有强烈的人为设计特征，其中实体公正和程序透明的缺失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不可小视。
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国有企业改革，在明晰产权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效益的影响，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对企业家贡献的评价。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价格基本上反映了要素的稀缺性，利润也就基本上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这使利润分配可以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之上。在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健全，政府干预和管制使价格体系扭曲，土地、资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和部分核心原材料的价格被人为压低了。结果是各种垄断租金导致的利益转移广泛存在，政策环境对企业盈亏的影响极大，会计意义上的利润不能真正体现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在此基础上评估企业家的贡献，是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的。
现以“铁本事件”披露的情况说明。
1、征用土地6500亩。江苏省土地平均价格约为42万元/亩(江苏统计局网站)，假定常州平均地价为30万元/亩。常州高新区规定的基准价是10万元/亩，对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可优惠10—50%。铁本被违规认定为高新企业，进入了常州高新区。假定该项目按高新区基准地价获得土地，每亩可节省20万元，共节省了13亿元。而实际项目占地中60％为耕地，给农民的补偿费仅为1.5万元/亩，这笔钱铁本尚未完全支付。铁本公司实际支付的土地成本可能比以上估算的还要低很多。
2、环境保护。按规定2亿元人民币以上的钢铁项目应由国家环保总局审批。环境保护成本一般占钢铁项目总投资的15％－20%，铁本项目概算106亿，环保成本应不少于16亿元。铁本没有经过环保审批，假定只完成一半的环保要求，这一项可节省8亿元。
3、信贷资金。铁本注册资本金3亿元，运作总投资106亿元的项目，已获得6家银行贷款授信总额43.4亿。铁本取得如此之多的贷款授信，其自有资金比例远远低于国家有关钢铁行业贷款比例规定。假定授信贷款43.4亿元滚动使用可以完成项目建设，铁本注册资本金全部到位，按国家有关贷款规定（宏观调控前自有资金比例为不少于25％）可贷款9亿元，违规超额贷款34.4亿元。超额贷款部分按照民间借贷利率12％-15％计算，利率节省5％，如果建设期24个月，则可节省3.44亿元。
仅从以上3项看，在建设期铁本就可节省24.44亿元。
目前大量基础设施和服务项目以及原材料的价格被管制，没有反映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基础原材料和煤、电、油、运环节紧张，获得配置者实际上是得到了垄断租金，社会利益被转移给使用者。铁本这样一个大项目，大量使用和消耗这些价格低估的基础实施、服务和原材料，得到的利益转移决不是个小数字。还有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普遍实行税收优惠和豁免企业的社会保障责任，这也是一大块利益转移。
可见铁本如果没有被查处，只要项目建成，在建设期24.44亿元的利益就基本实现。一旦开始营业，又可获得低价的基础原材料、基础设施和服务，还有税收补贴和社保责任豁免，方方面面的好处惊人。我们毫不怀疑这样的项目可以赚钱。如果铁本没有违法违规，它将是一个成功的企业，老板戴国芳也将是一个成功的私人企业家。从微观上看，如果戴国芳在为企业取得这些租金上做了贡献，他是应该得到相应报酬的。但从社会角度看，这些财富和利润有相当部分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的垄断租金转移给铁本的，并不是企业创造的财富，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实际上政府干预在形成租金的时还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社会福利总量减少），当然不应该获得报酬。
我国体制转轨一直未能最终完成，加上政府有意识地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各种政策和干预造成的利益转移数量惊人，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胡和立先生曾计算1988年我国各种租金的数量：包括商品价格差，贷款利息差，外汇汇率差和其他租金，总额高达4000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40％（《经济社会体制比較》1989年第5期）。
国有企业是政府干预和垄断的主要受益者。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和利益主体多元化，外资和私企也开始受益（如铁本和戴国芳）。我们认为各种租金造成的利益转移在整个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必须将这种利益转移与企业自身创造的价值区分开来，将企业家为企业寻租作的贡献与为社会创造财富作的贡献区分开来，正确地评价企业家的贡献，做到公正与服众。
不公正的过程无法带来有效率的结果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经济体制必然是低效率的，一方面，因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或更严格讲是企业的真正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缺失，造成经营者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效率就不会高；另一方面，政府是市场秩序的制订和维护者，同时又是国有企业的“家长”，间接成为市场主体，这就使政府难以恪守中立的立场，必然以行政权力干预经济，使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所有制的改革，将产权落实到私人，这样保证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同时政府与企业间没有了利益关联，也就失去了继续干预微观经济运行的动力，从而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而拖延国企改革，结果只会使国有资产缩水越来越多，就像夏天里逐渐融化的“冰棍”。加速改制过程，尽管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和不公正的问题，部分国有企业经营者和私人企业家占了便宜，但能尽快形成有效率的经济体制，结果对社会整体是有利的，这是个创造财富的过程。
这个说法看上去不错，但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探讨。
其一，是不是不管过程公正与否，只要产权落实到私人，就能使体制有效率。
如前所述，目前政府对经济干预是广泛的，这造成了要素价格严重的扭曲，大量的垄断租金形成了对企业的利益转移，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包括私人企业)从中获利。实际上若干企业的成功并非由于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水平如何高，而是得到了政府干预造成的垄断租金。或者说经营者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寻租能力，企业的主要盈利模式就是努力寻求租金。
当改制过程完成，企业已不再属国有，但是企业的盈利模式不可能在产权改变的同时一起改变。虽然企业与政府的利益关系被削弱了，但企业并不因此会与政府权力一刀两断。可能的结果是，企业的经营者（或其他潜在的购买者）赞成改制，但在改制完成获得了企业的所有权后，却不愿意改变以往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制度安排，不愿意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一部分官员和资本家结成权贵同盟，他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参与市场竞争。这些人靠旧体制发财，靠旧体制得到企业所有权，怎能轻易放弃旧体制。这就是进一步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难以推进的原因，也就是所谓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因此，尽管可以不顾过程是否公正完成国有企业改制，使企业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但这并不能带来充分竞争的市场制度，“看得见的脚”仍会四处乱伸，最关键的资源配置仍无法市场化，整个体制仍将是低效率的。而这种不公正的产权明晰过程带来的利益格局，恰恰是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
其二 不公正的过程能否有效界定产权。
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基本上都没有经过直接的或代议的公共选择程序，因此国有企业买卖是一种卖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在这种所有者与看守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缺失情况下的交易，对国有企业最终所有者－全体国民的利益是难以保护的。这个过程难言公正。特别是在MBO中，大量的情况是经营者自己定价或参与定价，是一种内部人交易，不公正问题就更严重。
目前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制已完成90％，大型国有企业改制也正在进行，改制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不满。这就是郎咸平教授一呼百应的原因。体制改革是一个过程，法律规章制度也有一个形成与完善的过程，引起争议和不满的种种问题一部分是违法违规的，但也有一部分并不与现行法律法规直接冲突。中国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进入现代法制社会的历史非常短，法律条文空缺与疏漏在所难免。“法无禁止即可行”，应该认同这一原则。但对于政府来说，则更适用另一个原则，这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看守者未经所有者委托、不受所有者监督而自行定价进行交易，很难被人们认为是真正合法的代理人交易。
更广泛地看，法律并不仅仅就是成文法，也包括自然法；不仅仅是条文，也包括公正与社会认同。我们知道正式制度源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自然法、道义、意识形态等等）是正式制度（成文法、产权）的基础，为其提供合法性和支持系统。正式制度如果与非正式制度冲突，其实行的成本高、效率低，甚至形同虚设。如果产权的界定过程被广泛置疑和反对，产权的效率必然低下或无效，甚至维护这种产权的权威也有崩溃的可能。一些东南亚国家曾经是权贵势力猖獗，利益极度向社会上层倾斜，并实行专制统治，但社会民众并不认同。结果贫富差距扩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印尼总统苏哈托倒台就是例子。
综上所述，以不公正的过程完成国有企业改制，不能带来高效率的经济体制；以不公正的过程界定产权，效率必然低下。必须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置于公正的规则之下，没有公正，难言效率。
按照经济学一般原理，企业财富来源于生产要素的贡献，生产要素又分为资本、土
地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成为要素收益的获得者，土地所有者获得租金，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润。这其中资本所有者获得了全部剩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剥削活劳动。
现代经济的发展促使经济学理论发展，人们认识到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创新的巨大作用。企业家作为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一种特殊的劳动者，被从一般的劳动者中分离出来。企业家获得的报酬远远高于企业一般雇员，甚至可以获得一部分红利，占有一部分剩余。也就是不仅死劳动可以获得剩余，活劳动也可以分享一部分剩余。
在发达市场经济社会里，要素的价格和剩余的分配是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由市场机制解决的。发达国家近代经济制度是平滑演进的，利益分配会引起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矛盾，但不会导致严重的冲突。而其在我国近代社会发展是断裂和跳跃的，产权制度的建构带有强烈的人为设计特征，其中实体公正和程序透明的缺失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不可小视。
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国有企业改革，在明晰产权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效益的影响，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对企业家贡献的评价。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价格基本上反映了要素的稀缺性，利润也就基本上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这使利润分配可以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之上。在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健全，政府干预和管制使价格体系扭曲，土地、资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和部分核心原材料的价格被人为压低了。结果是各种垄断租金导致的利益转移广泛存在，政策环境对企业盈亏的影响极大，会计意义上的利润不能真正体现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在此基础上评估企业家的贡献，是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的。
现以“铁本事件”披露的情况说明。
1、征用土地6500亩。江苏省土地平均价格约为42万元/亩(江苏统计局网站)，假定常州平均地价为30万元/亩。常州高新区规定的基准价是10万元/亩，对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可优惠10—50%。铁本被违规认定为高新企业，进入了常州高新区。假定该项目按高新区基准地价获得土地，每亩可节省20万元，共节省了13亿元。而实际项目占地中60％为耕地，给农民的补偿费仅为1.5万元/亩，这笔钱铁本尚未完全支付。铁本公司实际支付的土地成本可能比以上估算的还要低很多。
2、环境保护。按规定2亿元人民币以上的钢铁项目应由国家环保总局审批。环境保护成本一般占钢铁项目总投资的15％－20%，铁本项目概算106亿，环保成本应不少于16亿元。铁本没有经过环保审批，假定只完成一半的环保要求，这一项可节省8亿元。
3、信贷资金。铁本注册资本金3亿元，运作总投资106亿元的项目，已获得6家银行贷款授信总额43.4亿。铁本取得如此之多的贷款授信，其自有资金比例远远低于国家有关钢铁行业贷款比例规定。假定授信贷款43.4亿元滚动使用可以完成项目建设，铁本注册资本金全部到位，按国家有关贷款规定（宏观调控前自有资金比例为不少于25％）可贷款9亿元，违规超额贷款34.4亿元。超额贷款部分按照民间借贷利率12％-15％计算，利率节省5％，如果建设期24个月，则可节省3.44亿元。
仅从以上3项看，在建设期铁本就可节省24.44亿元。
目前大量基础设施和服务项目以及原材料的价格被管制，没有反映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基础原材料和煤、电、油、运环节紧张，获得配置者实际上是得到了垄断租金，社会利益被转移给使用者。铁本这样一个大项目，大量使用和消耗这些价格低估的基础实施、服务和原材料，得到的利益转移决不是个小数字。还有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普遍实行税收优惠和豁免企业的社会保障责任，这也是一大块利益转移。
可见铁本如果没有被查处，只要项目建成，在建设期24.44亿元的利益就基本实现。一旦开始营业，又可获得低价的基础原材料、基础设施和服务，还有税收补贴和社保责任豁免，方方面面的好处惊人。我们毫不怀疑这样的项目可以赚钱。如果铁本没有违法违规，它将是一个成功的企业，老板戴国芳也将是一个成功的私人企业家。从微观上看，如果戴国芳在为企业取得这些租金上做了贡献，他是应该得到相应报酬的。但从社会角度看，这些财富和利润有相当部分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的垄断租金转移给铁本的，并不是企业创造的财富，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实际上政府干预在形成租金的时还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社会福利总量减少），当然不应该获得报酬。
我国体制转轨一直未能最终完成，加上政府有意识地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各种政策和干预造成的利益转移数量惊人，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胡和立先生曾计算1988年我国各种租金的数量：包括商品价格差，贷款利息差，外汇汇率差和其他租金，总额高达4000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40％（《经济社会体制比較》1989年第5期）。
国有企业是政府干预和垄断的主要受益者。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和利益主体多元化，外资和私企也开始受益（如铁本和戴国芳）。我们认为各种租金造成的利益转移在整个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必须将这种利益转移与企业自身创造的价值区分开来，将企业家为企业寻租作的贡献与为社会创造财富作的贡献区分开来，正确地评价企业家的贡献，做到公正与服众。
不公正的过程无法带来有效率的结果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经济体制必然是低效率的，一方面，因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或更严格讲是企业的真正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缺失，造成经营者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效率就不会高；另一方面，政府是市场秩序的制订和维护者，同时又是国有企业的“家长”，间接成为市场主体，这就使政府难以恪守中立的立场，必然以行政权力干预经济，使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所有制的改革，将产权落实到私人，这样保证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同时政府与企业间没有了利益关联，也就失去了继续干预微观经济运行的动力，从而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而拖延国企改革，结果只会使国有资产缩水越来越多，就像夏天里逐渐融化的“冰棍”。加速改制过程，尽管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和不公正的问题，部分国有企业经营者和私人企业家占了便宜，但能尽快形成有效率的经济体制，结果对社会整体是有利的，这是个创造财富的过程。
这个说法看上去不错，但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探讨。
其一，是不是不管过程公正与否，只要产权落实到私人，就能使体制有效率。
如前所述，目前政府对经济干预是广泛的，这造成了要素价格严重的扭曲，大量的垄断租金形成了对企业的利益转移，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包括私人企业)从中获利。实际上若干企业的成功并非由于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水平如何高，而是得到了政府干预造成的垄断租金。或者说经营者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寻租能力，企业的主要盈利模式就是努力寻求租金。
当改制过程完成，企业已不再属国有，但是企业的盈利模式不可能在产权改变的同时一起改变。虽然企业与政府的利益关系被削弱了，但企业并不因此会与政府权力一刀两断。可能的结果是，企业的经营者（或其他潜在的购买者）赞成改制，但在改制完成获得了企业的所有权后，却不愿意改变以往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制度安排，不愿意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一部分官员和资本家结成权贵同盟，他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参与市场竞争。这些人靠旧体制发财，靠旧体制得到企业所有权，怎能轻易放弃旧体制。这就是进一步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难以推进的原因，也就是所谓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因此，尽管可以不顾过程是否公正完成国有企业改制，使企业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但这并不能带来充分竞争的市场制度，“看得见的脚”仍会四处乱伸，最关键的资源配置仍无法市场化，整个体制仍将是低效率的。而这种不公正的产权明晰过程带来的利益格局，恰恰是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
其二 不公正的过程能否有效界定产权。
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基本上都没有经过直接的或代议的公共选择程序，因此国有企业买卖是一种卖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在这种所有者与看守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缺失情况下的交易，对国有企业最终所有者－全体国民的利益是难以保护的。这个过程难言公正。特别是在MBO中，大量的情况是经营者自己定价或参与定价，是一种内部人交易，不公正问题就更严重。
目前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制已完成90％，大型国有企业改制也正在进行，改制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不满。这就是郎咸平教授一呼百应的原因。体制改革是一个过程，法律规章制度也有一个形成与完善的过程，引起争议和不满的种种问题一部分是违法违规的，但也有一部分并不与现行法律法规直接冲突。中国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进入现代法制社会的历史非常短，法律条文空缺与疏漏在所难免。“法无禁止即可行”，应该认同这一原则。但对于政府来说，则更适用另一个原则，这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看守者未经所有者委托、不受所有者监督而自行定价进行交易，很难被人们认为是真正合法的代理人交易。
更广泛地看，法律并不仅仅就是成文法，也包括自然法；不仅仅是条文，也包括公正与社会认同。我们知道正式制度源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自然法、道义、意识形态等等）是正式制度（成文法、产权）的基础，为其提供合法性和支持系统。正式制度如果与非正式制度冲突，其实行的成本高、效率低，甚至形同虚设。如果产权的界定过程被广泛置疑和反对，产权的效率必然低下或无效，甚至维护这种产权的权威也有崩溃的可能。一些东南亚国家曾经是权贵势力猖獗，利益极度向社会上层倾斜，并实行专制统治，但社会民众并不认同。结果贫富差距扩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印尼总统苏哈托倒台就是例子。
综上所述，以不公正的过程完成国有企业改制，不能带来高效率的经济体制；以不公正的过程界定产权，效率必然低下。必须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置于公正的规则之下，没有公正，难言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