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严复是中国19世纪晚期颇有影响的维新思想家。然而，在戊戌政变这次政治地震中，他却有着与康梁维新派迥异的命运：当“戊戌六君子”因变法而走向刑场时，当康梁因变法而亡命海外时，当许许多多人士因与变法相连而遭囚禁或罢黜时……严复却安然无恙，依旧在天津做他的北洋水师学堂总办。这是为什么呢？本文就这个问题的原因做些辨析。
　　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严复在戊戌政变中免于株连，过去也有些说法。有人认为，是荣禄在背后保护他；也有人认为，是日本人在为严复撑腰，清政府不敢逮捕他。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大家知道，荣禄是个封建官僚，他与严复既没有维新思想上的共同语言，也没有人事上的特殊关系，他有什么必要去袒护严复呢？至于日本人为严复撑腰，而使他免于灾难，也是不可信的。严复等人宣传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在政治上是根本否定君主专制政体的，是严重损害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统治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慈禧集团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本能反应，也一定会加祸于严复。史实也证明了这种本能反应的存在，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端郡王载漪伪造列强逼慈禧太后还政给光绪帝的照会，慈禧太后信以为真，盛怒之下，命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义和团；‘折冲御侮’，对外宣战。”高中历史《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章第八课“义和国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阅读内容记述的这个史实虽然是一幕历史闹剧，但“对外宣战”却是慈禧集团当自己专制统治受到威胁时的一种本能反应。试想想，在牵涉到与列强关系时，处理严复与“对外宣战”，孰重孰轻，谁主谁次，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笔者认为，日本人为严复撑腰而使他免于灾难是不可信的。
　　那么，严复在戊戌政变中安然无恙的原因到底何在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严复的维新思想与康梁派的维新思想在政治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严复的维新思想受19世纪英国著名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影响很大。庸俗进化论认为：社会发展只能缓慢进化而无质的飞跃。所以严复认为在中国创立议院，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中国的改良要从文化教育入手，以后再谈民主政治。而康梁派则认为：中国已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实行以君主立宪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已是刻不容缓的唯一救国之路。可见，严复保守的维新思想与康梁派激进的维新思想是有着较大的分歧和距离的。笔者认为，在晚清那众云改良的年代，正是这种分歧和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清政府的视线，“清晰”了严复与康梁派在维新思想上的“本质区别”，并最终成为他们在戊戌政变中命运迥异的原因之一。
　　其次，严复只是维新思想家，不是维新活动家。严复，身为当时影响较大的维新思想家，但在实际活动中，却少有作为。他既没有参加康梁派组织的政治活动，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行动。从1895年春天“公车上书”到1898年秋天“戊戌政变”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严复的活动主要如下：①1896年，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严复曾为他“考订功课，讲明学术”，并为他选聘教员；②1897年11月，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③1898年9月14日，经人推荐，被光绪帝召见约三刻钟之久，这是严复唯一的实际活动。严复的上述活动比起康梁派为变法而走南闯北、奔走呼号、建言献策紫禁城的政治活动来，要逊色得多。因此，从上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严复确实只是维新思想家，而不是维新活动家。这直接影响到慈禧集团对严复的态度，成为严复与康梁派在戊戌政变中命运迥异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笔者认为，在戊戌政变中，严复与康梁派命运迥异，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严复在思想上未与康梁派完全汇流，组织上无密切关系，行动上几乎脱轨，这才是主要的原因。
　　（作者单位：江西省安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