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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视野下进行的《诗经》研究非常具有特色。一方面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它具有冲破网罗的创新特质，突破了传统《诗经》研究的套数和束缚，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疑古背景，又使它有失之偏颇，矫枉过正之失。
关键词：顾颉刚 《古史辨》 诗经研究 疑古思潮
一、崭新的成果，独特的方法
1用 历史考辨的眼光看《诗经》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作为其《古史辨》的一部分。顾颉刚先生对《诗经》研究自然会从历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他开始运用历史考辨的方法对古文献资料进行变伪求真。在《诗经》学术史上他做了极有价值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他将宋代典籍中散佚的引录《诗辨妄》的原句及相关资料辑录成集，从《朱子语类》中将评论《诗经》的语录辑录成集，将从北大教授吴虞家中发现的《诗经通论》借来标点付印，将通志堂经解本中的《诗疑》点校出版”。他选择这些文献是与他的诗学渊源有关的，顾先生的疑古思想主要是继承郑樵，姚际恒和崔述的传统。而他的学术渊源和治学方法还深受胡适和钱玄同的影响：“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胡适先生让他明白：“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耍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所以，除了文献整理工作，他的诗经研究在这个基础上还自觉运用“注重历史演变，在动态中分析”的方法。
最显见的成果包括1923年完成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以及1925年的《瞎子断扁的一例——静女》。前者原名《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大抵想“说明诗经在历来儒者手里玩弄，好久蒙着真相，并且屡屡碰到危险的“厄运”，和虽是一重重的经历险境，到底流传到现在，有真相大白于世的希望的“幸运”。为了说明真相，先生从传说中的诗人和诗本事说起，灾再谈到周代人的用诗，然后再涉及春秋战国之间和孔孟的研究，力图用清晰的历史演变线索还《诗经》的本来面目，用这种方法他最后得出音乐性质变化的结论。也见出《诗经》在那个时代的地位。当他用这种历史的眼光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时，结合史学的求是精神和考辨方法，让我们对《诗经》有一个更纵深的把握，非常具有感染力。而后者更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大的轰动和讨论，进一步推动了《诗经》的研究。它为那个时代《诗经》的研究确立了方向标，形成鲜明的时代烙印——由经学化走向大众化。大胆怀疑，积极立论。而此文巨大的张力依然来源于这种历史的眼光和方法。此文虽没有明显的时间线索，但他的文本分析实际上就是选取《毛诗故训传》，卫宏的诗序和郑笺来进行对比分析，再结合白话文的翻译。增加对比度，让人在新奇中迷醉，迅速陷入他的结论框架，经学的一套迅速瓦解，个人的大众的观点跟随着除旧变新的时代喷涌而出，终于把《诗经》从高雅的经学的殿堂拉回到也许庸俗但有活力的民间大地，极具变革开创之功。
2 用民俗学的方法研究诗经
顾先生的民俗学知识也非常丰富，他曾创办民俗学会风谣学会，通俗读物编刊社，对于民间歌谣，孟姜女故事，民间香会都有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又为他的《诗经》研究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冲破经学的藩篱，打通了从民俗学到诗经学的大门。
首先，由于他对歌谣的认识，使他对《诗经》意义的认定更加符合原貌，而不是像经学家们胡乱进行附会和猜测。在《野有死麇》和《襄裳》两文中。他都运用民歌的例子做了重新的阐释，发表了全新的意见。在民歌的搜集整理和对古今歌谣的比较中，他对《诗经》的性质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1925年先生发表的长文《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就是对这种方法的淋漓尽致的运用。文章紧紧扣住徒歌和乐歌的差异。结合苏州歌谣和诗经本文的实例，形象地说明《诗经》乐歌的性质。文章条分缕析，考虑到各种情况，立论周密严实。本文其实是《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的观点的升华。正是基于对民间歌谣的熟悉和研究，他对诗经中歌谣的存在和状态有更为明确的认识，并非简单地“风是歌谣。雅颂不是歌谣”，最终得出全为乐歌的结论。是民俗学知识更为妥贴全面运用的结果。
而民歌的“起兴”也促进了他对《诗经》“兴”的研究，顾先生在辑集歌谣的过程中，“忽然在无意中悟出兴诗的意义”，他认为“兴”的作用主要在于作一个起势，使其不过于单调率直，也兼协韵的作用
二、独立的观念，解构的效益
顾先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受他人的管束”。和他独特的诗经研究方法相对应的是自始至终贯穿的独立的学术观念。跳出前人的一切框架，在一种更高的视野下进行自己的阐释。他“保持客观的态度，用平等的眼光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
对于附会史事的毛诗序，他分析“它是把“政治盛衰”“道德优劣”“时代早晚”“篇第先后”之四事纳为一轨”。“凡诗篇在先者，其时代必早，其道德必优，其政治必盛。反是，则一切皆反”对于毛诗郑笺他不敢苟同。在《瞎子断篇的一例——静女》中可见一斑，而“《三家诗》也是《毛传》的“一丘之貉”，当然对于郑樵崔述，王柏等他多有表彰，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他的微辞。“那时把汉儒的经说和宋儒的经说比较之下，觉得宋儒的见解比汉儒强得多，虽是用我们的理性看来还嫌宋儒的不彻底。”他在总结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之时，认为两千年的诗学“譬如一座高碑矗立在野里，日子久了，蔓草和葛藤盘满了”，只有“等到斩除的工作做完了，这座碑的真面目就透露出来了”。在这种全面彻底的怀疑和清算之下，他以独立的勇气，全新的方法作出自己的判断，通过与歌谣的接触和比较，利用历史学周密精彩的学理剖析。他最终把诗经定位为乐歌。与之同时代的钱玄同则直言“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郑振铎则从正统文学和俗文学的演变关系入手，认为是“中国俗文学史的起点”至此，《诗经》作为一部经典被完全解构，笼罩在其上神圣的光环也消失殆尽。
这种强烈的解构效益让我们的诗经研究有了一个大的方向的转型，影响深远，冲破之功的背后其实不可避免有一定负面效应的，但独立的学术观念应该弘扬，恰当的解构也未尝不是一个突破口。
三、疑古的思潮，时代的局限
顾先生的诗经研究，是在其“疑古”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极富怀疑精神，推翻了许多经学一贯的陈见，立论大胆新颖，这与当时除旧立新的新时代遥相呼应，鲜明的时代烙印烙下了其独特成就的同时，也烙下了历史的局限性。首先，顾先生的通过考辨历史，创立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造成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东周以上无史论”。在古文献的整理过程中，有时辨伪过了头。其次，他运用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法对《诗经》进行别开生面的解释，给诗经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诗经》怍为一门文学，必须要用其本身的思路予以阐释，不能全用别的学科思路予以审视，如《野有死麋》《襄裳》等篇，完全从民谣歌谣的例子入手，虽然可备一说，但毕竟似乎不太周全。
关键词：顾颉刚 《古史辨》 诗经研究 疑古思潮
一、崭新的成果，独特的方法
1用 历史考辨的眼光看《诗经》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作为其《古史辨》的一部分。顾颉刚先生对《诗经》研究自然会从历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他开始运用历史考辨的方法对古文献资料进行变伪求真。在《诗经》学术史上他做了极有价值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他将宋代典籍中散佚的引录《诗辨妄》的原句及相关资料辑录成集，从《朱子语类》中将评论《诗经》的语录辑录成集，将从北大教授吴虞家中发现的《诗经通论》借来标点付印，将通志堂经解本中的《诗疑》点校出版”。他选择这些文献是与他的诗学渊源有关的，顾先生的疑古思想主要是继承郑樵，姚际恒和崔述的传统。而他的学术渊源和治学方法还深受胡适和钱玄同的影响：“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胡适先生让他明白：“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耍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所以，除了文献整理工作，他的诗经研究在这个基础上还自觉运用“注重历史演变，在动态中分析”的方法。
最显见的成果包括1923年完成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以及1925年的《瞎子断扁的一例——静女》。前者原名《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大抵想“说明诗经在历来儒者手里玩弄，好久蒙着真相，并且屡屡碰到危险的“厄运”，和虽是一重重的经历险境，到底流传到现在，有真相大白于世的希望的“幸运”。为了说明真相，先生从传说中的诗人和诗本事说起，灾再谈到周代人的用诗，然后再涉及春秋战国之间和孔孟的研究，力图用清晰的历史演变线索还《诗经》的本来面目，用这种方法他最后得出音乐性质变化的结论。也见出《诗经》在那个时代的地位。当他用这种历史的眼光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时，结合史学的求是精神和考辨方法，让我们对《诗经》有一个更纵深的把握，非常具有感染力。而后者更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大的轰动和讨论，进一步推动了《诗经》的研究。它为那个时代《诗经》的研究确立了方向标，形成鲜明的时代烙印——由经学化走向大众化。大胆怀疑，积极立论。而此文巨大的张力依然来源于这种历史的眼光和方法。此文虽没有明显的时间线索，但他的文本分析实际上就是选取《毛诗故训传》，卫宏的诗序和郑笺来进行对比分析，再结合白话文的翻译。增加对比度，让人在新奇中迷醉，迅速陷入他的结论框架，经学的一套迅速瓦解，个人的大众的观点跟随着除旧变新的时代喷涌而出，终于把《诗经》从高雅的经学的殿堂拉回到也许庸俗但有活力的民间大地，极具变革开创之功。
2 用民俗学的方法研究诗经
顾先生的民俗学知识也非常丰富，他曾创办民俗学会风谣学会，通俗读物编刊社，对于民间歌谣，孟姜女故事，民间香会都有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又为他的《诗经》研究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冲破经学的藩篱，打通了从民俗学到诗经学的大门。
首先，由于他对歌谣的认识，使他对《诗经》意义的认定更加符合原貌，而不是像经学家们胡乱进行附会和猜测。在《野有死麇》和《襄裳》两文中。他都运用民歌的例子做了重新的阐释，发表了全新的意见。在民歌的搜集整理和对古今歌谣的比较中，他对《诗经》的性质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1925年先生发表的长文《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就是对这种方法的淋漓尽致的运用。文章紧紧扣住徒歌和乐歌的差异。结合苏州歌谣和诗经本文的实例，形象地说明《诗经》乐歌的性质。文章条分缕析，考虑到各种情况，立论周密严实。本文其实是《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的观点的升华。正是基于对民间歌谣的熟悉和研究，他对诗经中歌谣的存在和状态有更为明确的认识，并非简单地“风是歌谣。雅颂不是歌谣”，最终得出全为乐歌的结论。是民俗学知识更为妥贴全面运用的结果。
而民歌的“起兴”也促进了他对《诗经》“兴”的研究，顾先生在辑集歌谣的过程中，“忽然在无意中悟出兴诗的意义”，他认为“兴”的作用主要在于作一个起势，使其不过于单调率直，也兼协韵的作用
二、独立的观念，解构的效益
顾先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受他人的管束”。和他独特的诗经研究方法相对应的是自始至终贯穿的独立的学术观念。跳出前人的一切框架，在一种更高的视野下进行自己的阐释。他“保持客观的态度，用平等的眼光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
对于附会史事的毛诗序，他分析“它是把“政治盛衰”“道德优劣”“时代早晚”“篇第先后”之四事纳为一轨”。“凡诗篇在先者，其时代必早，其道德必优，其政治必盛。反是，则一切皆反”对于毛诗郑笺他不敢苟同。在《瞎子断篇的一例——静女》中可见一斑，而“《三家诗》也是《毛传》的“一丘之貉”，当然对于郑樵崔述，王柏等他多有表彰，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他的微辞。“那时把汉儒的经说和宋儒的经说比较之下，觉得宋儒的见解比汉儒强得多，虽是用我们的理性看来还嫌宋儒的不彻底。”他在总结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之时，认为两千年的诗学“譬如一座高碑矗立在野里，日子久了，蔓草和葛藤盘满了”，只有“等到斩除的工作做完了，这座碑的真面目就透露出来了”。在这种全面彻底的怀疑和清算之下，他以独立的勇气，全新的方法作出自己的判断，通过与歌谣的接触和比较，利用历史学周密精彩的学理剖析。他最终把诗经定位为乐歌。与之同时代的钱玄同则直言“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郑振铎则从正统文学和俗文学的演变关系入手，认为是“中国俗文学史的起点”至此，《诗经》作为一部经典被完全解构，笼罩在其上神圣的光环也消失殆尽。
这种强烈的解构效益让我们的诗经研究有了一个大的方向的转型，影响深远，冲破之功的背后其实不可避免有一定负面效应的，但独立的学术观念应该弘扬，恰当的解构也未尝不是一个突破口。
三、疑古的思潮，时代的局限
顾先生的诗经研究，是在其“疑古”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极富怀疑精神，推翻了许多经学一贯的陈见，立论大胆新颖，这与当时除旧立新的新时代遥相呼应，鲜明的时代烙印烙下了其独特成就的同时，也烙下了历史的局限性。首先，顾先生的通过考辨历史，创立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造成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东周以上无史论”。在古文献的整理过程中，有时辨伪过了头。其次，他运用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法对《诗经》进行别开生面的解释，给诗经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诗经》怍为一门文学，必须要用其本身的思路予以阐释，不能全用别的学科思路予以审视，如《野有死麋》《襄裳》等篇，完全从民谣歌谣的例子入手，虽然可备一说，但毕竟似乎不太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