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三十年代
　　
　　问：你能为我们谈谈书法技术与装帧工作的关系吗？
　　答：这是一个专题。这儿就简要地说一说吧。一个书籍装帧艺术工作者，要有深邃的绘画技术、图案基础技术为根底，然后才能发挥其所长；同时还要有汉字的书法基础，才能书写出变化多端、美观大方的美术字体。装帧工作者要有工艺美术形象思维，才能把一本出版物装饰得似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如果仅仅为了外表美观，而不切题，还不能说是一种上好的装帧设计。封面设计仅是装帧范畴内的一种技术。就一幅封面而论，它主要由两方面构成：贴切而谨严的装饰图案，配上大方而老练的题字。题字，通常多为毛笔字，正草隶篆，都无不可(篆体应少用，因为现在的青年读者不容易认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以前的出版物封面，许多都请对书法有修养的人士题签，或从古碑帖中去选集书名字，拍摄引用。当年各解放区出版的书籍封面，多由毛泽东同志或其他领导同志题书名；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由章钰题书名；鲁迅的《热风》、《华盖集》(及续编)、《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和他编的《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引玉集》等等，都是他自己用毛笔题写的。丰子恺也很喜欢用他脱胎于李叔同的字体题书名，凡是他设计的书封面，书名全用毛笔书写。就是喜欢以老宋体字和美术体为封面字的钱君，对隶书与传体书法也有深远的功夫。我在十四岁起，曾学过五年汉隶书，对后来从事装帧工作题写书名有不小的帮助。即使你要书写美术体的字，没有对我国固有书法技术下过苦功的，也是写不顺手的。在二、三十年代，有些装帧工作者题写的美术字书名，往往写的使读者认不出是什么字，其原因一是基础差，二是变化太多，没有规律地硬变——变的杂乱无章，笔划也不统一。这样，即使你把图案设计得很可以，而整张封面却给破坏了。在那些年，这样的封面设计，在出版界还是不少见的。另一方面，也不是说，毛笔字写的好，美术字就必然写的好。书法技术仅仅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对美术体字的书写，就有莫大的帮助。写美术体字，大多是先设计，然后用绘图仪器加工而成的。当然，有些汉字的部位却须靠笔功去完成，不能完全依靠仪器。有的美术工作者对美术字体写不满意——不美观，不大方，主要原因是笔功(手工加工能力)不够。如：“撇”、“捺”、“点”、“挑”、“弯”等笔划，仪器往往用不上，必须用钢笔或毛笔加工。技术到家，字的结构就圆润得体；技术不到家，一些曲线笔划就会变成折线，现出了折角，很不舒服。封面上的书名字，是封面画的主要组成部分，构件不美，就会损害书籍的美观。我国二十年代以来不少出版物封面上的书名字多采用宋体。宋体字横细直粗，合乎汉字横多直少的自然结构，经过美术加工，极为美观大方。这种宋体美术字，日本的美术工作者写的比我们好。他们原是从中国学去的，学去以后再加以发展，书写技术反比我们高明了，我们翻过来再向他们学习，互相竞赛、互相提高。我国老的装帧工作者中，书写宋体美术字，要算钱君是高手，郑川谷和我都比不了他。当然，宋体书法和美术体书法，各人有各人的风格，不能一概而论。总之，书法与装帧工作的关系很大，很密切：会写字而不会装饰美术，固然做不好装帧工作，会装饰美术而写不好字的，也做不好装帧工作。
　　
　　问：请你谈谈插图、刊头、题饰图案的设计，可以吗？
　　答：插图、刊头和题饰等设计，都是装帧工作范围内的事。从来的出版家有不少是很注意书籍插图的，因为它可以提高读者的兴趣，帮助理解书籍的内容，尤其是文艺类书籍，插图愈丰富，就愈能引起读者阅读它的欲望。先前出版的木版书，如：《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和《西游记》等古典小说，插图都很丰富。出版者往往还在封面的书名之上冠以“绣像”二字，以求多多推广该书。虽然绘图者、木刻者费工费时，成本提高，也在所不惜。到了石印、铅印时期，因为制版技术进步了，插图更加增多。“五四”以后，最注意插图工作的是鲁迅先生。你们看他主编的《奔流》、《译文》等刊物，总是想尽办法寻找插图来编印进去。凡是鲁迅编的刊物，美术作品总是很丰富多采的。即使不是他主编，也往往经常介绍中外美术家的作品(尤其是版画)给编者去采纳刊用，如：三十年代的《文学》月刊，《北新》月刊等。上面说过，他为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推荐插图，为费定著的《城与年》找插图，并亲笔题写说明，都是非常热心的。一九三六年生活书店出版富曼诺夫的长篇《夏伯阳》(郭定一译)汉译本，当时苏联正拍成电影，在上海放映。我想到：汉译本中可以加插一些这个红军游击队司令员的电影镜头，就到上海大戏院找了姜椿芳同志，他热心地给找到了十多幅照片，并将俄文说明代为译成汉文。我喜出望外地拿到书店，规划版面，摄制铜版，把它插印在正文前面，以增加读者的兴趣。可是，近年来的文艺书籍的插图却不多了，有者，也是厚厚一部书，里边插图只有寥寥数幅而已。如：姚雪垠的《李自成》。我们并不是没有插图美术家，及至最近，一批插图和连环画作者，队伍大，技艺高的人才多得很，如：赵宏本、叶浅予、李桦、彦涵、古元、丁聪、顾炳鑫、贺友直、华三川、戴敦邦、万籁鸣、特伟、伍必端、孙滋溪、张德育、董辰生、方成、苗地、缪印堂、袁运甫、邱陵、范曾、韩羽、周菱、秦元阅、姚有信等。他们绘事忙，但并非没有时间为文艺书籍绘插图，问题是要有人去组织这件事，出版社的装帧部门应该有专人负责组织这种工作，使出版物图文并茂，为读书界做些好事。实际上，插图工作也是出版家应该做的工作，有责任把它做好。
　　
　　“刊头”设计是期刊和日报副刊所不可缺少的。期刊之内有各个专栏，每一专栏之首，就需要设计刊头，使版面醒目。如三十年代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内容除国际政治、学术论文外，还有《东方画报》栏、《妇女栏》、《文艺栏》等等，这些刊头，当时是由我设计绘制的(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计绘制了一百三十多幅)。还有如《月报》(胡愈之主编，开明书店出版)、《世界知识》(生活书店出版)、《文摘》(孙寒冰编，文摘社出版)等刊物，内容都有各种专栏，都曾设计各种刊头，请美术家绘制或选择照片，把专栏名字摄入进去，作为装潢。日报上的副刊，更要设计刊头，一为版面分栏，二为形式醒目。举一些先前的例子：一九一九年李大钊参加工作的北京《晨报副刊》，一九二四年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一九一八年李石岑等主编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之一：《学灯》，一九三二年上海《申报》副刊之一：《自由谈》；现在，《人民日报》副刊之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