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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与神父
16岁的哥里男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来到神学院，他发现，他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地在街头打架或爬哥里瓦里山了。相反，他几乎是被监禁了起来。这个他所就读的机构，与其说是所宗教学院，还不如说是所令人压抑的19世纪英国公立学校：集体宿舍、欺负人的男孩、愈演愈盛的鸡奸行为、假惺惺且残忍的教师以及监禁室。
这个帝国的神学院“以其野蛮的习俗、中世纪式的教育方式和武斗争胜而著名”。托洛茨基说，“所有被《圣经》禁止的恶行都会在这张神圣的温床上滋生”。而斯大林所入读的这家神学院更是臭名昭著，被人戏称为“石墙麻袋”。“这里毫无生气，”有个学生说，“死气沉沉——我们觉得被关进了监狱。”
如果说神学院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那便是为俄国培养了几个最坚决的革命者。同为神学院学生的斯大林的同志菲利普·马哈拉泽说：“没有一个世俗学校像第比利斯神学院这样产出了那么多无神论者。”这座“石墙麻袋”变成了革命家的寄宿学校。
据一位同学回忆，刚入学时的斯大林“冷静而又谨慎，谦卑而又腼腆”。另一位同学则说，这位曾经趾高气扬的哥里团伙领袖变得“阴郁而又避世，他不再喜欢儿时的那些游戏了”。沉默寡言的青年索索（斯大林母亲一直称斯大林为索索）正观察着这个时代的剧变——也正在成为一位诗人——不过，他依然努力学习着。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一年级，成绩位列全年级第八名。在遵规守纪方面也取得了“优异的5分”。
索索的境遇“可怜”，他不得不经常“乞求”院长在学费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斯大林曾写信给院长：尊敬的院长，您想必对我可怜的母亲有所了解。她以一己之力供我读书，而我的父亲则已经长达3年未向我们家提供一分一毫。这是他惩罚我违抗他意愿而继续读书的方式……这便是我第二次向尊敬的院长寻求帮助的原因。我乞求您帮助我，给予我全额奖学金的待遇……）斯大林找了一份唱诗班的兼职以赚取更多的零花钱（他记得是5卢布）。他是“唱诗班方阵右边的首席男高音”，并经常参加歌剧院的演出。
凯可（斯大林的母亲）随索索来到第比利斯，待了几星期帮他安顿。她在神学院做缝纫工和餐厅服务员——这当然使斯大林很难堪，也许也造成了他刚入学时的沉默寡言。
斯大林升入二年级。他的成绩变得更加“优异”了，名列全年级第五。他开始创作诗歌。
这一学期结束的时候，索索带着他写的诗来到了著名的《伊比利亚报》办公室。在那里，他得到了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王子的接见。恰夫恰瓦泽是格鲁吉亚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相信理想中的格鲁吉亚应该是个由开明贵族统治的农业社会。
王子颇为欣赏索索的诗作，把他引荐给自己的编辑。最终，斯大林发表了五首诗——相当不错的成绩。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王子称斯大林为“眼神灼人的年轻人”。早在他以革命者身份在格鲁吉亚出名之前，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已经在那片土地上传开了。
“眼神灼人的年轻人”
在格鲁吉亚人自己看来，这片土地虽然长期遭到压迫，却盛产骑士和诗人。斯大林以“索塞罗”这一笔名发表在《伊比利亚报》上的诗歌被广泛地传阅，且成为了经典之作。它们被收录到了格鲁吉亚各种“最佳诗歌集”中。早在人们听到“斯大林”这个名字前，“索塞罗”便已在格鲁吉亚声名鹊起。《母语》是一本于1912—1960年多次再版的儿童诗歌合集。其1916年的版本收录了斯大林最早期的诗歌《清晨》。在其接下来的版本中，这首诗得到了保留，有时被署名为“斯大林”，有时则不是，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才被拿下。
随着年岁增长，斯大林的男高音也几近专业歌手水平。在其一生中，从政并非唯一选择。事实上，斯大林完全可以选择成为歌唱家或诗人。唐纳德·雷菲尔德教授曾将斯大林的诗歌译成英文。他说：“我们会为斯大林从诗人转而成为革命家感到可惜，其理由并非纯粹是政治性的。”
斯大林早期的诗歌显示了他对文学、权力的痴迷和具有毁灭性的创造力。同时，我们还能从中读出他对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和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天才诗人的崇敬和嫉妒。正如曼德尔施塔姆在其著名的讽刺斯大林的诗作中所说的那样，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和“农民屠戮者”对文学的影响是“负面”的，其“魔爪像蠕虫一样短悍滑腻”。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只看到了斯大林残酷的那一面，只以为他是个庸俗而没有教养的人；可事实上，斯大林受过系统的古典教育，且具有渊博的知识。斯大林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对诗歌的关心。曼德尔施塔姆至少说对了一点：“在俄国，诗的价值至高无上，人们甚至会为它而死。”
这位17岁时的神学院诗人从来没公开承认自己写过诗，但是，他曾对一位朋友说道：“我对写诗失去了兴趣，因为它会耗尽我所有的精力和很多耐心——那时的我就像瞬息万变的水银。”而现在，革命和密谋的水银已经朝第比利斯的年轻人倾泻而来，很快，它就涌入了神学院。
他将目光转向了马克思
原本，索索只是同情下层阶级，可渐渐地，他变得越来越进步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舅舅——凯可的哥哥桑德拉被警察杀死了。斯大林从来没提及过此事，但它应该对他的心态造成了影响。
“像瞬息万变的水银”的斯大林很快将目光从法国小说家转移到了马克思：男孩们花了5戈比借了两星期的《资本论》。为了能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他开始自学德语和英语。他还有一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此之后，斯大林从未停止过学习外语，特别是德语和英语。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手抄马克思的著作，并将手抄本与他人分享。有一次，斯大林在哥里的朋友科特·哈哈纳什维利带来了几本马克思的作品，斯大林把它们借走了，却又拒绝归还：“你为什么还需要它们？我已经把它们传阅给好多人了，他们都从中获益良多。”他还偷了一本德语教材。不过，他的英语和德语从未达到流利的水平——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还向他的第二任妻子娜迪亚要了一本英语教材，以便在假日时自学。
不久之后，斯大林和伊利马什维利便会趁夜色偷偷溜出神学院，参加铁路工人的集会。这些秘密集会是在圣山下的破烂小屋里举行的。终于，革命的星星之火被点燃了，而它再也沒有熄灭过。
在斯大林接下来的生活中，这种情况将不断出现。他找到了一个更具革命思想的精神导师，那便是哥里的拉多·克茨霍韦利。在此之前，拉多被第比利斯神学院和基辅神学院分别开除，并被逮捕入狱。现在，他出狱了，并和斯大林再次接上了头。他成为了索索最崇拜的人。马克思主义者在第比利斯聚集了起来。
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终于变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这个信仰奉献了一生，且从来没有动摇过。然而，对于高加索地区的那些小民族而言，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是很难被接受的。這些民族长期受到压迫，所以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取得独立。因此，斯大林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几乎“失去了国际主义的色彩”，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和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合体”。
现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养分的索索开始转变了。他对神父们不再友好，甚至粗暴。不过，他还未像他的前辈或后辈那样公开反对他们。在此之后，他的官方传记总是夸大其词地描写这位革命家的早熟，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他那一代人中第一个站出来的。到目前为止，他依然是个进步的学生。他刚刚把自己的脚趾伸入到了革命这股洪流之中。
（摘自《青年斯大林》）
16岁的哥里男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来到神学院，他发现，他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地在街头打架或爬哥里瓦里山了。相反，他几乎是被监禁了起来。这个他所就读的机构，与其说是所宗教学院，还不如说是所令人压抑的19世纪英国公立学校：集体宿舍、欺负人的男孩、愈演愈盛的鸡奸行为、假惺惺且残忍的教师以及监禁室。
这个帝国的神学院“以其野蛮的习俗、中世纪式的教育方式和武斗争胜而著名”。托洛茨基说，“所有被《圣经》禁止的恶行都会在这张神圣的温床上滋生”。而斯大林所入读的这家神学院更是臭名昭著，被人戏称为“石墙麻袋”。“这里毫无生气，”有个学生说，“死气沉沉——我们觉得被关进了监狱。”
如果说神学院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那便是为俄国培养了几个最坚决的革命者。同为神学院学生的斯大林的同志菲利普·马哈拉泽说：“没有一个世俗学校像第比利斯神学院这样产出了那么多无神论者。”这座“石墙麻袋”变成了革命家的寄宿学校。
据一位同学回忆，刚入学时的斯大林“冷静而又谨慎，谦卑而又腼腆”。另一位同学则说，这位曾经趾高气扬的哥里团伙领袖变得“阴郁而又避世，他不再喜欢儿时的那些游戏了”。沉默寡言的青年索索（斯大林母亲一直称斯大林为索索）正观察着这个时代的剧变——也正在成为一位诗人——不过，他依然努力学习着。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一年级，成绩位列全年级第八名。在遵规守纪方面也取得了“优异的5分”。
索索的境遇“可怜”，他不得不经常“乞求”院长在学费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斯大林曾写信给院长：尊敬的院长，您想必对我可怜的母亲有所了解。她以一己之力供我读书，而我的父亲则已经长达3年未向我们家提供一分一毫。这是他惩罚我违抗他意愿而继续读书的方式……这便是我第二次向尊敬的院长寻求帮助的原因。我乞求您帮助我，给予我全额奖学金的待遇……）斯大林找了一份唱诗班的兼职以赚取更多的零花钱（他记得是5卢布）。他是“唱诗班方阵右边的首席男高音”，并经常参加歌剧院的演出。
凯可（斯大林的母亲）随索索来到第比利斯，待了几星期帮他安顿。她在神学院做缝纫工和餐厅服务员——这当然使斯大林很难堪，也许也造成了他刚入学时的沉默寡言。
斯大林升入二年级。他的成绩变得更加“优异”了，名列全年级第五。他开始创作诗歌。
这一学期结束的时候，索索带着他写的诗来到了著名的《伊比利亚报》办公室。在那里，他得到了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王子的接见。恰夫恰瓦泽是格鲁吉亚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相信理想中的格鲁吉亚应该是个由开明贵族统治的农业社会。
王子颇为欣赏索索的诗作，把他引荐给自己的编辑。最终，斯大林发表了五首诗——相当不错的成绩。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王子称斯大林为“眼神灼人的年轻人”。早在他以革命者身份在格鲁吉亚出名之前，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已经在那片土地上传开了。
“眼神灼人的年轻人”
在格鲁吉亚人自己看来，这片土地虽然长期遭到压迫，却盛产骑士和诗人。斯大林以“索塞罗”这一笔名发表在《伊比利亚报》上的诗歌被广泛地传阅，且成为了经典之作。它们被收录到了格鲁吉亚各种“最佳诗歌集”中。早在人们听到“斯大林”这个名字前，“索塞罗”便已在格鲁吉亚声名鹊起。《母语》是一本于1912—1960年多次再版的儿童诗歌合集。其1916年的版本收录了斯大林最早期的诗歌《清晨》。在其接下来的版本中，这首诗得到了保留，有时被署名为“斯大林”，有时则不是，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才被拿下。
随着年岁增长，斯大林的男高音也几近专业歌手水平。在其一生中，从政并非唯一选择。事实上，斯大林完全可以选择成为歌唱家或诗人。唐纳德·雷菲尔德教授曾将斯大林的诗歌译成英文。他说：“我们会为斯大林从诗人转而成为革命家感到可惜，其理由并非纯粹是政治性的。”
斯大林早期的诗歌显示了他对文学、权力的痴迷和具有毁灭性的创造力。同时，我们还能从中读出他对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和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天才诗人的崇敬和嫉妒。正如曼德尔施塔姆在其著名的讽刺斯大林的诗作中所说的那样，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和“农民屠戮者”对文学的影响是“负面”的，其“魔爪像蠕虫一样短悍滑腻”。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只看到了斯大林残酷的那一面，只以为他是个庸俗而没有教养的人；可事实上，斯大林受过系统的古典教育，且具有渊博的知识。斯大林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对诗歌的关心。曼德尔施塔姆至少说对了一点：“在俄国，诗的价值至高无上，人们甚至会为它而死。”
这位17岁时的神学院诗人从来没公开承认自己写过诗，但是，他曾对一位朋友说道：“我对写诗失去了兴趣，因为它会耗尽我所有的精力和很多耐心——那时的我就像瞬息万变的水银。”而现在，革命和密谋的水银已经朝第比利斯的年轻人倾泻而来，很快，它就涌入了神学院。
他将目光转向了马克思
原本，索索只是同情下层阶级，可渐渐地，他变得越来越进步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舅舅——凯可的哥哥桑德拉被警察杀死了。斯大林从来没提及过此事，但它应该对他的心态造成了影响。
“像瞬息万变的水银”的斯大林很快将目光从法国小说家转移到了马克思：男孩们花了5戈比借了两星期的《资本论》。为了能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他开始自学德语和英语。他还有一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此之后，斯大林从未停止过学习外语，特别是德语和英语。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手抄马克思的著作，并将手抄本与他人分享。有一次，斯大林在哥里的朋友科特·哈哈纳什维利带来了几本马克思的作品，斯大林把它们借走了，却又拒绝归还：“你为什么还需要它们？我已经把它们传阅给好多人了，他们都从中获益良多。”他还偷了一本德语教材。不过，他的英语和德语从未达到流利的水平——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还向他的第二任妻子娜迪亚要了一本英语教材，以便在假日时自学。
不久之后，斯大林和伊利马什维利便会趁夜色偷偷溜出神学院，参加铁路工人的集会。这些秘密集会是在圣山下的破烂小屋里举行的。终于，革命的星星之火被点燃了，而它再也沒有熄灭过。
在斯大林接下来的生活中，这种情况将不断出现。他找到了一个更具革命思想的精神导师，那便是哥里的拉多·克茨霍韦利。在此之前，拉多被第比利斯神学院和基辅神学院分别开除，并被逮捕入狱。现在，他出狱了，并和斯大林再次接上了头。他成为了索索最崇拜的人。马克思主义者在第比利斯聚集了起来。
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终于变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这个信仰奉献了一生，且从来没有动摇过。然而，对于高加索地区的那些小民族而言，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是很难被接受的。這些民族长期受到压迫，所以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取得独立。因此，斯大林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几乎“失去了国际主义的色彩”，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和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合体”。
现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养分的索索开始转变了。他对神父们不再友好，甚至粗暴。不过，他还未像他的前辈或后辈那样公开反对他们。在此之后，他的官方传记总是夸大其词地描写这位革命家的早熟，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他那一代人中第一个站出来的。到目前为止，他依然是个进步的学生。他刚刚把自己的脚趾伸入到了革命这股洪流之中。
（摘自《青年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