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圣马丁广场群众大会以后，我的生活便不属于个人了。直到1990年6月第二轮选举之后我离开秘鲁，才重新享受私生活的快乐，这是我渴望已久的（甚至可以说，英国吸引我的地方是那里谁也不干涉谁的生活，人人都像幽灵一样）。自那次大会以后，我在巴兰科街上的家无论白天、黑夜时时刻刻有人来访，开会的，采访的，起草文件的，或者排队等候跟我、跟帕特丽西娅或者跟阿尔瓦罗谈话的。房间里、走廊上、楼梯旁总是有男男女女占据着，我常常不明白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那里干什么。这让我想起卡洛斯·赫尔曼·贝利的一句话：“这并非您的家，您是个野人。”
　　由于我的女秘书玛丽亚·德尔·卡门的工作量很快就饱和了，随后便有席尔瓦娜，接着是鲁西娅和罗西，再后来是两名志愿工作人员阿尼塔和埃莱娜；于是在我书房旁边便盖了一处邻接的房间，以便容纳这支娘子军，还要给妻子腾出一间私房；一向用手写作的我，这时仿佛看见一支队伍开进房间安营扎寨，接着一切都运转起来：电脑、传真机、复印机、交换台、打字机、新的电话线路、大大小小的档案柜。
　　这个办公室邻接书房，几步之外是寝室，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大选前的几周甚至工作到黎明。这使我感到生活里的一切，包括睡觉，甚至隐私，都变成公开的事了。
　　我不能做我一向喜爱做的事：从年轻时起，每当我写作结束时，黄昏时分我便去各个居民区转悠。去串胡同，去看晚场电影——那里的破座位吱吱作响，跳蚤咬得你坐不住；去挤电车和公共汽车，没有明确的方向，只是想了解利马这个充满矛盾的迷宫的内幕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近几年，我渐渐出了名——更多是由于我主持的电视节目而不是作品——因此，外出时不引人注意已经不大容易。可是，从1987年8月起，无论我去任何地方，不是看到围观人群鼓掌就是听到嘘声。外出活动时身后跟着一群记者，加上前后左右的保镖——起初是两个，接着是四个，最后是十五六个——实在是一场破坏我任何享受的小丑与逗笑者之间的表演。
　　实际上，自杀性的作息安排使我除政治之外没有时间干别的事情。尽管如此，偶尔有些空闲时也不敢干别的事，比如钻进一家书店——进去就会有许多人围上来，结果就不能在书店里闻闻墨香，东翻翻西看看，希望找些有意思的书——或者走进一家电影院，我的出现会变成展览，比如发生在阿利霞·马基尼娅朗诵会上的事。那是在市剧院里，观众一看见我和帕特丽西娅走进场内，立刻分成两派：一派鼓掌欢迎，另一派吹口哨起哄。为了看一出话剧演出，何塞·桑奇斯执导的《哎呀，卡梅拉》，排练组的朋友们把我一人安排在大不列颠剧场的顶层楼座里。我列举这两次演出是因为那几年里我就看了这么两场戏。至于电影，我也非常喜欢，如同书籍和戏剧一样，那几年也不过看了两三次，其方式很像作案（电影开演后入场，结束前退出）。最后一次——在米拉芙洛尔区的圣安东尼奥电影院——看了半场，奥斯卡·巴尔比就把我拉出了座位，因为刚刚有人向自由运动组织总部扔了一颗炸彈，还开枪打伤了一个值勤人员。我去看过两三次足球赛、一次排球赛，还有几次斗牛，但这些活动都是竞选指挥部决定的，为的是必须“泡”在群众之中。
　　我和帕特丽西娅可以参加的娱乐活动，就是去朋友家吃晚饭，或者偶尔下下馆子，这样做我们明知会被窥视和需要做戏给人看。
　　我常常毛骨悚然地想：我失去了自由。如果当上总统，这样的日子还要过上五年。我至今还记得，1990年6月14日，当大选的事都过去之后，我在巴黎下了飞机，行李还没有打开，就出门踏上了圣西门大街。这时阵阵惊喜和生疏的感觉洋溢在心头，我觉得自己再次成为一个无名的游人，没有前呼后拥的卫队，没有远近监视的警察，没有任何人认得我是谁。
　　（摘自《水中鱼：巴尔加斯·略萨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