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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兰德公司2016年7月发表由其研究员戴维·格姆波特、阿斯特里德·赛瓦罗斯和克里斯蒂纳·加拉弗拉共同撰写的《与中国开战——从无法想象之处展开想象》报告。该报告称，随着军事优势的削弱，美国已经不再确信，假使与中国开战，能否仍然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特别是“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意味着美国已不能指望在战争爆发时能够掌握作战控制权，摧毁中国的防御，取得决定性胜利。该报告旨在探讨中美战争的样式、双方遭受的损失以及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并针对美国应该进行的备战和采取的措施提出建议。
报告设想，中美之间的战争具有区域性、常规性特征，主要通过水面和水下舰艇、战机、导弹、太空战和网络战等方式进行。战斗可能在东亚地区发起并持续进行，这里是中美冲突的爆发点，中国军队几乎将所有兵力都部署在該地区。由于双方部署武装力量的范围越来越广，追踪能力和攻击能力越来越强，西太平洋大片区域将成为“交战区域”，战争将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报告认为，双方不可能使用核武器：即使是在高烈度常规冲突中，双方也不会选择首先使用核武器，实施毁灭性的核报复。鉴于中国常规军事力量有限，中国应该不会攻击美国本土，除了使用网络战手段。相比之下，美国针对中国军事目标实施的常规攻击行动范围更广。上述判断是基于2015-2025年的时间段而做出的。
报告称研究对华战争非常重要。传感器、制导、网络以及其他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升了中美双方威胁对方的能力，为双方提供了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能力和诱因，特别是在战争爆发伊始就相互实施猛烈打击。但由于双方均无法控制战事，并且都有足够的能力继续战斗，因此造成的军事和经济损失也会增加。但中美冲突不可能发展成为大规模地面作战。而且，中美两国强大的常规反制力量能够实现相互瞄准和摧毁，这将使双方的军事力量在数月内受到极大的损耗。此后，双方将通过动员机制恢复和补充力量，战争陷入僵局，损失继续攀升，战争结果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非军事因素对战争结果的影响
报告认为，中美陷入军事僵局的可能，意味着战争的结果最终取决于非军事因素，这在当前及未来应该对美国有利。尽管战争将对双方的经济造成损害，但中国遭受的破坏将更具灾难性和持久性。如果战争持续时间长达一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下降25%～35%，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仅会下降5%～10%。即使是低烈度冲突也将使中国经济实力受到削弱，除非冲突迅速结束。长期高烈度战争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使其来之不易的发展势头遭到遏制。
报告称，这种经济破坏将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使分裂主义者受到鼓舞。尽管中国国家政权和安全力量可能仍然能够应对这种挑战，但需要加强对内控制，增加税收，从而可能在战事困难时导致政局不稳。相比之下，美国国内的党派纷争虽然会妨碍战争行动的实施，但不会危及社会稳定，更不会影响到国家生存，无论冲突持续多久，只要能够维持常规作战的属性。网络战的升级将使中美双方都受到损害，但在中国造成的经济问题更糟糕，并且阻碍了中国政府对国内不安定因素进行管控。
报告认为，长期高烈度战争中的国际反应同样将对美国有利。美国东亚盟国的支援将会使中国赢得军事胜利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俄罗斯、印度和北约的反应措施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北约将会遏制俄罗斯趁机对欧洲制造威胁。如果战事波及日本，特别是日本境内的美军基地遭到攻击，日本很可能会参战。鉴于日本政府对于宪法中关于限制使用武力条款的解读越来越随心所欲，其军事力量得到增强，日本的参战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和结果。如果中东地区动荡加剧，中美两国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报告的分析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普遍认识：中美开战将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两国应该尽量避免发生战争。面对可能付出的巨大代价，中美两国不太可能预先策划发动战争，并且会要求政府加强危机管理以及文职部门对军方的控制。如果某一方军队在实施攻击行动之前遭到打击，将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在出现敌对状态之初保持相互克制，虽然非常困难，但非常关键，这就要求两国必须抱有合作的意愿，即使战事已经发生。领导人之间需要保持即时、直接的沟通，无论是在刚刚出现敌对状态还是在危机持续期间。
美国在高烈度冲突中可能无法实施控制和赢得胜利，也无法避免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付出重大代价，因此必须防止对手主动实施迅速猛烈的反击。这就要求在实施军事计划方面确保能够得到总统的许可。军事指挥官需要向总统提供一系列适用的选择方案。
报告提出的对策建议
报告称，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战事，美国需要避免片面实施军事计划。中美两国政治领导人不仅需要掌握打击对手的攻击计划，也应该有其他军事方案，更应该能够通过协调遏制冲突。
在未来数年内，美国不仅需要防止危机上升为暴力冲突，还应努力缓解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造成的影响。兰德公司和其他智囊机构一再强调，需要投资发展生存能力更强的作战平台（例如潜艇）以及能够对付“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武器（例如战区导弹）。上述措施有助于实施威慑，避免中国确信自己能够在高烈度冲突中占据优势，从而有助于在危机期间以及冲突初始阶段保持局势稳定。但这些措施对于降低美国在高烈度冲突中的军事损失和经济代价方面作用有限。
即使中国军事能力得到提升，也仍然会在长期高烈度战争中遭受巨大损失。而且，这种战争在经济、内政和外交方面均会造成不利于中国的影响。美国需要确定中国能够意识到这种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即使没有在军事上输掉战争。
美国通过谨慎备战，不仅可以认识到长期高烈度战争将对本国造成的严重损害，还可促使中国打消以可接受的代价赢得战争的想法。然而，进行备战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正如前文分析，中美之间不太可能发生战争，部分原因在于双方均能意识到战争的成本将高于收获，即使对于胜利者也是如此。而且，全面备战的成本将非常高——如果考虑到战争爆发的低概率，备战的成本无疑要高于战争付出的代价。
报告结论
报告认为，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美国的军事优势被削弱，加之常规反制技术的发展，中美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具有高烈度的属性，持续时间在一年左右，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并且会给双方造成巨大损失和代价。战争持续时间越久，造成的经济、内政和外交影响就越大。这些非军事因素虽然对中国的打击更大，但美国的经济以及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的能力也会受到很大削弱。美国应该谨慎备战，确保具备与中国进行长期高烈度战争的能力。此外，美国还应该通过计划机制、文职控制体制以及在和平、危机和战争期间与中国进行沟通，控制对华战争的范围、烈度和持续时间。
对于中国而言，政治控制和战时的最高层沟通同样必不可少。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使其在对美战争中遭受完败的危险降低。不过，中国不能指望在短期内结束战争，而长期战争将削弱中国的国力、稳定与安全，并且使其陷入贫困。
腓特烈大帝曾经说过，势均力敌的强国在考虑发动战争时，需要权衡可能获得的战果是否能够抵消付出的代价。鉴于中美两国在摧毁对方武装力量的能力方面趋于接近，任何一方都不能确定能够在可接受的代价范围内赢得战争胜利。如果因对抗或者意外事件造成敌对状态，中美两国最好能够考虑如何限制损害，而不是如何打赢战争。
（摘自《防务视点》）
报告设想，中美之间的战争具有区域性、常规性特征，主要通过水面和水下舰艇、战机、导弹、太空战和网络战等方式进行。战斗可能在东亚地区发起并持续进行，这里是中美冲突的爆发点，中国军队几乎将所有兵力都部署在該地区。由于双方部署武装力量的范围越来越广，追踪能力和攻击能力越来越强，西太平洋大片区域将成为“交战区域”，战争将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报告认为，双方不可能使用核武器：即使是在高烈度常规冲突中，双方也不会选择首先使用核武器，实施毁灭性的核报复。鉴于中国常规军事力量有限，中国应该不会攻击美国本土，除了使用网络战手段。相比之下，美国针对中国军事目标实施的常规攻击行动范围更广。上述判断是基于2015-2025年的时间段而做出的。
报告称研究对华战争非常重要。传感器、制导、网络以及其他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升了中美双方威胁对方的能力，为双方提供了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能力和诱因，特别是在战争爆发伊始就相互实施猛烈打击。但由于双方均无法控制战事，并且都有足够的能力继续战斗，因此造成的军事和经济损失也会增加。但中美冲突不可能发展成为大规模地面作战。而且，中美两国强大的常规反制力量能够实现相互瞄准和摧毁，这将使双方的军事力量在数月内受到极大的损耗。此后，双方将通过动员机制恢复和补充力量，战争陷入僵局，损失继续攀升，战争结果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非军事因素对战争结果的影响
报告认为，中美陷入军事僵局的可能，意味着战争的结果最终取决于非军事因素，这在当前及未来应该对美国有利。尽管战争将对双方的经济造成损害，但中国遭受的破坏将更具灾难性和持久性。如果战争持续时间长达一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下降25%～35%，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仅会下降5%～10%。即使是低烈度冲突也将使中国经济实力受到削弱，除非冲突迅速结束。长期高烈度战争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使其来之不易的发展势头遭到遏制。
报告称，这种经济破坏将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使分裂主义者受到鼓舞。尽管中国国家政权和安全力量可能仍然能够应对这种挑战，但需要加强对内控制，增加税收，从而可能在战事困难时导致政局不稳。相比之下，美国国内的党派纷争虽然会妨碍战争行动的实施，但不会危及社会稳定，更不会影响到国家生存，无论冲突持续多久，只要能够维持常规作战的属性。网络战的升级将使中美双方都受到损害，但在中国造成的经济问题更糟糕，并且阻碍了中国政府对国内不安定因素进行管控。
报告认为，长期高烈度战争中的国际反应同样将对美国有利。美国东亚盟国的支援将会使中国赢得军事胜利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俄罗斯、印度和北约的反应措施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北约将会遏制俄罗斯趁机对欧洲制造威胁。如果战事波及日本，特别是日本境内的美军基地遭到攻击，日本很可能会参战。鉴于日本政府对于宪法中关于限制使用武力条款的解读越来越随心所欲，其军事力量得到增强，日本的参战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和结果。如果中东地区动荡加剧，中美两国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报告的分析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普遍认识：中美开战将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两国应该尽量避免发生战争。面对可能付出的巨大代价，中美两国不太可能预先策划发动战争，并且会要求政府加强危机管理以及文职部门对军方的控制。如果某一方军队在实施攻击行动之前遭到打击，将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在出现敌对状态之初保持相互克制，虽然非常困难，但非常关键，这就要求两国必须抱有合作的意愿，即使战事已经发生。领导人之间需要保持即时、直接的沟通，无论是在刚刚出现敌对状态还是在危机持续期间。
美国在高烈度冲突中可能无法实施控制和赢得胜利，也无法避免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付出重大代价，因此必须防止对手主动实施迅速猛烈的反击。这就要求在实施军事计划方面确保能够得到总统的许可。军事指挥官需要向总统提供一系列适用的选择方案。
报告提出的对策建议
报告称，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战事，美国需要避免片面实施军事计划。中美两国政治领导人不仅需要掌握打击对手的攻击计划，也应该有其他军事方案，更应该能够通过协调遏制冲突。
在未来数年内，美国不仅需要防止危机上升为暴力冲突，还应努力缓解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造成的影响。兰德公司和其他智囊机构一再强调，需要投资发展生存能力更强的作战平台（例如潜艇）以及能够对付“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武器（例如战区导弹）。上述措施有助于实施威慑，避免中国确信自己能够在高烈度冲突中占据优势，从而有助于在危机期间以及冲突初始阶段保持局势稳定。但这些措施对于降低美国在高烈度冲突中的军事损失和经济代价方面作用有限。
即使中国军事能力得到提升，也仍然会在长期高烈度战争中遭受巨大损失。而且，这种战争在经济、内政和外交方面均会造成不利于中国的影响。美国需要确定中国能够意识到这种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即使没有在军事上输掉战争。
美国通过谨慎备战，不仅可以认识到长期高烈度战争将对本国造成的严重损害，还可促使中国打消以可接受的代价赢得战争的想法。然而，进行备战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正如前文分析，中美之间不太可能发生战争，部分原因在于双方均能意识到战争的成本将高于收获，即使对于胜利者也是如此。而且，全面备战的成本将非常高——如果考虑到战争爆发的低概率，备战的成本无疑要高于战争付出的代价。
报告结论
报告认为，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美国的军事优势被削弱，加之常规反制技术的发展，中美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具有高烈度的属性，持续时间在一年左右，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并且会给双方造成巨大损失和代价。战争持续时间越久，造成的经济、内政和外交影响就越大。这些非军事因素虽然对中国的打击更大，但美国的经济以及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的能力也会受到很大削弱。美国应该谨慎备战，确保具备与中国进行长期高烈度战争的能力。此外，美国还应该通过计划机制、文职控制体制以及在和平、危机和战争期间与中国进行沟通，控制对华战争的范围、烈度和持续时间。
对于中国而言，政治控制和战时的最高层沟通同样必不可少。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使其在对美战争中遭受完败的危险降低。不过，中国不能指望在短期内结束战争，而长期战争将削弱中国的国力、稳定与安全，并且使其陷入贫困。
腓特烈大帝曾经说过，势均力敌的强国在考虑发动战争时，需要权衡可能获得的战果是否能够抵消付出的代价。鉴于中美两国在摧毁对方武装力量的能力方面趋于接近，任何一方都不能确定能够在可接受的代价范围内赢得战争胜利。如果因对抗或者意外事件造成敌对状态，中美两国最好能够考虑如何限制损害，而不是如何打赢战争。
（摘自《防务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