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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冬天，在珞珈山某个湿冷的周曰下午，我照例去逛位于梅园的学校书店，在那里买到了一本刚出版不久的新书《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我那时并不知道这一次的购书设置了我往后的生活轨迹。如若未卜先知，我会不会退出书店呢？无数次向自己提出过这个疑问。当然，答案只有一个。
正如书的作者钱理群先生在题记中所说明的，该书“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这本书给青年的我带来莫大的刺激，三年多以来晦暗不明混沌一片的日子，仿佛突然有了光。至今记得宿舍熄灯后躲在蚊帐内的烛光下翻书到天亮的那些冬夜，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舞台，舞台上一皂衣玄甲苍髯的老者时而慷慨陈词，时而娓娓道来，说不尽的激昂与热烈，引领我进入一片与现实世界决然分裂又仿佛相连的时空。这或许是非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精神症侯之一种，我不是用冰冷的智商去理解，而是凭年轻的心去感应，其间或许掺杂了不少想象甚至虚构，然而一切皆有温度，有血肉。
之后顺藤摸瓜去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版）。不同于当时大学教材所使用的唐歿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呈现出清晰的文学和思想史趣味，部分章节甚至以话题和文学现象为线索，处理得像论文而非讲义，这对帮助青年学生从唐歿本文学史教材中稍稍出离，无疑大有裨益。在讨论第二个十年的现代戏剧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使用了“民族化”和“莎士比亚化”这两个中心概念，来描述那个时期现代戏剧的纷繁状况，这对于当时大三的我而言好似拨云见日，乱哄哄的世界顿时玉宇澄清，光风霁月，曾经纷乱如麻的各式人物顿时各安其位，秩序井然。这个小章节曾经带给我的愉悦，也许比我一学年中从课堂获得的所有快乐都更多一些。当然，这部后来成为考研必读书的著作并非钱理群先生一人之力完成，它是合作的产物，当年给予我的第一个粗浅认识，就是原来文学史还可以是这样有意思的，关于文学的历史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叙述，这个启示如铭印一样至今对我阅读其他门类的历史学著作深有影响。
及至跟随钱老师读书已是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光景，已然错过了据说台上讲得头顶汗蒸如雾，台下爆满且如痴如醉的课堂盛景。即使他开设曹禺研究课程，在讲台上动情地大声朗读关于愫芳的章节，把讲台直接变成了舞台，也没能重现传说中的80年代中期的情景。我也许并不完全接受那样的表演，甚至在钱老师讲得最投入和动情的时节，还禁不住暗自替他捏着一把汗，然而我却十分享受那些在钱老师窄小的家中进行的小型讨论课。正如朱伟华所回忆的，没有充分的课前准备去上这样的讨论课是件相当可怕的事，心理压力在一路从宿舍走到敲门的那一刻达到峰值，让人透不过气来。弥勒佛并不总是笑眯眯的，他抿嘴坐在扶手椅里沉默地凝视某处地板的样子，足以摧残脆弱的小心脏。他的逻辑是，你们要能自己激发起我的谈兴，要不然就会这样相对枯坐。备受折磨的经历记忆犹新，然而在这样的记忆里，也还有一些事同样鲜明。
比如那些持续整个学期和学年的文本细读课。不同文体的戏剧、散文、小说文本由他选定。大学里并没有开设专门的戏剧课程，有限的观剧经验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戏剧有切身的、更接近专业的体验和认知。钱老师精心挑选他自己最喜爱的，一部一部从头至尾展开细读。比如戏剧，他会教我们从台词的字里行间体会人物微妙的心理状态及变化，理解场景转换之于戏剧冲突和情节开展的关系。读到高兴处，他甚至声情并茂地开启表演模式，给我们演示这里要轻柔，那里要拖长，这里要有停顿，那里必须一气呵成，所谓不同的戏剧效果就是通过不尽相同的处理方式而达成。对于我来说，类似的课程几乎等于为我的大学四年补课，在那些讨论课结束后的夜晚，在与同学返回学校宿舍时我常常既满足和兴奋，又意识到某种深深的、无以弥补的遗憾。
也是在这样的课程中，钱老师讲到他幼年在南京时如何迷恋戏剧，有个夏天甚至时常与小伙伴一起午后逃课，躲到家附近池塘边的硕大的荷叶阴影里创作剧本，或到荷塘的小船上朗读和表演自己的作品，任小船在荷叶荷花莲蓬间随意飘荡，乐此不疲。也是在某次讨论课里，钱老师透露说他童年时在20世纪40年代黑白影片《三毛流浪记》里饰演过一个小角色，一个有钱人家傻傻的大头儿子。我们当即哈哈大笑，同时也意识到，在那个年代，能在电影里哪怕只是饰演一个小角色的儿童，必定有着相当特殊的家世。
或许可以说，如若不了解钱理群老师的家世和他青年时期的阅历，就不能了解他真正的志趣和他个人化的现代文学研究。他的家世好似一部完整版的近现代中国史，这段历史的每一个波澜、每一次转折，它的初兴、起伏、增长、突变和长长的尾声里，他的祖辈、父辈、同辈都是粉墨登场的角色，而绝非路人甲和路人乙。
特別的家世使他获得一种自觉，他比寻常人更愿主动接近和参与历史的创造本身，更自然地思考自身在历史中的位置和作用，清晰的“角色意识”几乎贯穿了他已走过的八十年人生。最近才知道钱老师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说是“日记”并不准确，如果你习惯了鲁迅日记，翻阅钱理群先生的日记本一定感觉不适应。首先他不会每日都记，断断续续地，可以看出有兴会才有感而发。他的日记也没有特别记录社会史素材，他更执着的是将自己的内心、情绪和思想与时代相比较。最有意思的是，每到自己的整十岁生日或纪念性日子，日记里必有一长篇大论，对自己的过往和将来反复咏叹，站在自身之外反观和眺望的姿态异常醒目。有着这样的历史角色意识的人生，不奋进、不日日新或许几无可能。
特別的家世也导引了他的思考兴趣——固执于观察知识分子的思想及其现代命运，观察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未来的可能，而看似其专业或职业的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其实不过是“作为方法的中国现代文学”。他在这份职业工作里最先找到周氏兄弟，接着找到曹禺，找到20世纪40年代作家群体，他们——代他言说了他意识中的知识人迷局和中国诸问题。
及至老年，他不再为“方法”所限，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开始直接谈论自己的家世，叙写逝去和健在的家人与旧时家庭生活记忆;也开始在报章杂志就当代文化和社会问题发声，世间广泛流传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之论，即是其知识分子研究和中国问题观察的一部分。那些回忆和杂感性质的文字，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B面，它们共同组成其学术生涯的完整结构，也形塑了一個明显区別于其他学人的、属于他一个人的舞台。近年来，他更日益趋近自己真正的志趣所在，不再倚靠“中国现代文学”这道屏障，去研究现代中国的某些关键人物，日益走近他那一个人的舞台的中央。 钱理群老师曾经不止一次感慨，说与夏志清等蜚声于海内外汉学界的学人相比，自己不会外文是一个明显的缺憾，导致了其西学根底的粗浅。他没有说因为时代的原因，深厚的中学修为也并不是这两三代学人所普遍具备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又凭借什么来以学术为志业呢？以我的理解，他主要的凭借来自两个方面。
钱老师多次从各个方面总结过王瑶先生的治学之道，尤为服膺王先生的中古文学研究，以为那不仅仅是断代研究的典范，更具有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王瑶先生对于文学现象的抓取、提炼和“概念化”，在文学和历史之间建立关键的“中间环节”的能力，是他最为称道的。以我的理解，王瑶先生的这般“神技”，与其说是长期技术化专业训练的成果，不如说更有赖个人的才情和慧根，用这样的方法去教养学生，十足可以修身养性，却难以适应职业化和体制化的需要，毕竟真正有才华者寡，而程式化的手艺却可熟极而流。但钱老师却坚持实践王瑶先生的治学之道，王先生的这番道理不仅被他运用于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多个课题，他层出不穷的新想法也大多有着这一王式方法论的影子。
他还把这一方法运用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中。钱老师有个口头禅：“这个事情是一个标志。”他所谓的“标志”，表示他从一个普通的社会事件中看到了某种具有界碑性质的意义，由此上溯和下推，可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解释链条，这个“事件”因此获得了某种“中间环节”的价值。他还常以“象征”来形容某类人或事，并给其命名，使之“概念化”，从而获得某种阐释力，他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论、“志愿者文化”论，或许可以说是这类思考的结果。
錢老师的另一个凭借即是所谓“燃烧自己”，“把自己烧在里面”。在《心灵的探寻》一书的“后记”中他说：“我已经尽可能真诚地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我已经尽可能坦白地解剖了我心中的鲁迅，更坦白地把‘自己’暴露于世人面前。几十年来一直纠缠我的灵魂，使我坐寝不安的感情重担已经卸下，我还要再期待什么呢？难道我们这一代人就应该这样永远地惶恐而紧张下去么？”（《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62页）这段话我今天读来仍然感觉惊讶，难以想象在20岁读到时该如何分辨并接受这样的直白。这是一种我并不熟悉的表达方式，又似乎是我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心贴着心的言说，至今记得读到这里放下全书时的激动和不安。在随后与钱老师越来越熟悉之后，我似乎已经逐渐淡忘并适应了这一点。适应使人麻木，然而适应并不会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燃烧自己”的信念从未消失在钱老师往后的学术活动中，并且“燃烧自己”也并不止于其学术研究，还是他的生活信条。
他其实没有生活，只有不停歇的思考，或者说思考就是他的生活。他从不关心凡尘世俗的一切琐事，甚至在假装陪伴家人外出时脑子里盘旋着的仍然是他正在研究的问题，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心猿意马如梦初醒的样子会不会很多次让家人既灰心又无奈，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如果停止思考，他会觉得生命不再有光彩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他坚持走王瑶先生示范过的那条艰苦道路，还是坚持“把自己烧在里面”的工作方式，都使得他的研究特別具有一个“人”的气息，他的学术舞台上活动着的，永远是一个生气满满的“人”，即使他老了，也是一个生气蓬勃的老人。
他充溢的生气还体现在一个小习惯上。在电子邮件尚未发明的年代，钱老师以手写的方式完成与他的友人和读者的通信，数量之多，不知是否有出其右者。我们每次去他家上课或聊天，甚至在教室上大课时，事毕都通常会从他手里接过一摞信件，替他跑一趟邮局代为寄出。那些都是他手写的回信。他回复的对象包罗万象，三教九流都平等相待，当然其中大多是对于思想和文化有兴趣的人。有趣的是，这样的交流并非单向的好为人师，钱老师时常和我们谈起某个来信人“经历很传奇”，某个来信人“很有头脑”“非常有意思”，甚至某封来信使他受益匪浅，启发和修正了他的某些认识。他把这类事情看作是对于民间思想群落的自觉维护，因此自然可以是他日常生活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他保持到今天的习惯，电子邮件的发明极大地成全了他这个不同寻常的爱好。与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通过纸笔的交流，他从中获得的不仅是对自我的磨砺，更是采集、融通不同生命之力的喜悦。
2019年夏，我经历了一场人生变故，而崔老师在那时就要走到她生命的尽头了，在无法去看望他们的那些日子里，钱老师竟然破天荒数次打电话来询问我的健康状况，之后每次见面都会再关问一番。这个变化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难道衰老竟真的降临了吗？我刚开始读他的书时，想象他是一个苍髯老者，而其时他比现在的我更年轻。如今他须发皆白，步履蹒跚，坐在他面前常常会感觉眼前有白晃晃一层光晕，而我却忽略了他的年龄。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言不再厉，究竟从何时开始，他从师长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谈的朋友，一如家人的长辈？在我的经验里，他已从舞台走到了现实的时空，而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他仍然活跃在观众众多的舞台上。
愿他的舞台永不落幕。
正如书的作者钱理群先生在题记中所说明的，该书“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这本书给青年的我带来莫大的刺激，三年多以来晦暗不明混沌一片的日子，仿佛突然有了光。至今记得宿舍熄灯后躲在蚊帐内的烛光下翻书到天亮的那些冬夜，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舞台，舞台上一皂衣玄甲苍髯的老者时而慷慨陈词，时而娓娓道来，说不尽的激昂与热烈，引领我进入一片与现实世界决然分裂又仿佛相连的时空。这或许是非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精神症侯之一种，我不是用冰冷的智商去理解，而是凭年轻的心去感应，其间或许掺杂了不少想象甚至虚构，然而一切皆有温度，有血肉。
之后顺藤摸瓜去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版）。不同于当时大学教材所使用的唐歿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呈现出清晰的文学和思想史趣味，部分章节甚至以话题和文学现象为线索，处理得像论文而非讲义，这对帮助青年学生从唐歿本文学史教材中稍稍出离，无疑大有裨益。在讨论第二个十年的现代戏剧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使用了“民族化”和“莎士比亚化”这两个中心概念，来描述那个时期现代戏剧的纷繁状况，这对于当时大三的我而言好似拨云见日，乱哄哄的世界顿时玉宇澄清，光风霁月，曾经纷乱如麻的各式人物顿时各安其位，秩序井然。这个小章节曾经带给我的愉悦，也许比我一学年中从课堂获得的所有快乐都更多一些。当然，这部后来成为考研必读书的著作并非钱理群先生一人之力完成，它是合作的产物，当年给予我的第一个粗浅认识，就是原来文学史还可以是这样有意思的，关于文学的历史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叙述，这个启示如铭印一样至今对我阅读其他门类的历史学著作深有影响。
及至跟随钱老师读书已是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光景，已然错过了据说台上讲得头顶汗蒸如雾，台下爆满且如痴如醉的课堂盛景。即使他开设曹禺研究课程，在讲台上动情地大声朗读关于愫芳的章节，把讲台直接变成了舞台，也没能重现传说中的80年代中期的情景。我也许并不完全接受那样的表演，甚至在钱老师讲得最投入和动情的时节，还禁不住暗自替他捏着一把汗，然而我却十分享受那些在钱老师窄小的家中进行的小型讨论课。正如朱伟华所回忆的，没有充分的课前准备去上这样的讨论课是件相当可怕的事，心理压力在一路从宿舍走到敲门的那一刻达到峰值，让人透不过气来。弥勒佛并不总是笑眯眯的，他抿嘴坐在扶手椅里沉默地凝视某处地板的样子，足以摧残脆弱的小心脏。他的逻辑是，你们要能自己激发起我的谈兴，要不然就会这样相对枯坐。备受折磨的经历记忆犹新，然而在这样的记忆里，也还有一些事同样鲜明。
比如那些持续整个学期和学年的文本细读课。不同文体的戏剧、散文、小说文本由他选定。大学里并没有开设专门的戏剧课程，有限的观剧经验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戏剧有切身的、更接近专业的体验和认知。钱老师精心挑选他自己最喜爱的，一部一部从头至尾展开细读。比如戏剧，他会教我们从台词的字里行间体会人物微妙的心理状态及变化，理解场景转换之于戏剧冲突和情节开展的关系。读到高兴处，他甚至声情并茂地开启表演模式，给我们演示这里要轻柔，那里要拖长，这里要有停顿，那里必须一气呵成，所谓不同的戏剧效果就是通过不尽相同的处理方式而达成。对于我来说，类似的课程几乎等于为我的大学四年补课，在那些讨论课结束后的夜晚，在与同学返回学校宿舍时我常常既满足和兴奋，又意识到某种深深的、无以弥补的遗憾。
也是在这样的课程中，钱老师讲到他幼年在南京时如何迷恋戏剧，有个夏天甚至时常与小伙伴一起午后逃课，躲到家附近池塘边的硕大的荷叶阴影里创作剧本，或到荷塘的小船上朗读和表演自己的作品，任小船在荷叶荷花莲蓬间随意飘荡，乐此不疲。也是在某次讨论课里，钱老师透露说他童年时在20世纪40年代黑白影片《三毛流浪记》里饰演过一个小角色，一个有钱人家傻傻的大头儿子。我们当即哈哈大笑，同时也意识到，在那个年代，能在电影里哪怕只是饰演一个小角色的儿童，必定有着相当特殊的家世。
或许可以说，如若不了解钱理群老师的家世和他青年时期的阅历，就不能了解他真正的志趣和他个人化的现代文学研究。他的家世好似一部完整版的近现代中国史，这段历史的每一个波澜、每一次转折，它的初兴、起伏、增长、突变和长长的尾声里，他的祖辈、父辈、同辈都是粉墨登场的角色，而绝非路人甲和路人乙。
特別的家世使他获得一种自觉，他比寻常人更愿主动接近和参与历史的创造本身，更自然地思考自身在历史中的位置和作用，清晰的“角色意识”几乎贯穿了他已走过的八十年人生。最近才知道钱老师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说是“日记”并不准确，如果你习惯了鲁迅日记，翻阅钱理群先生的日记本一定感觉不适应。首先他不会每日都记，断断续续地，可以看出有兴会才有感而发。他的日记也没有特别记录社会史素材，他更执着的是将自己的内心、情绪和思想与时代相比较。最有意思的是，每到自己的整十岁生日或纪念性日子，日记里必有一长篇大论，对自己的过往和将来反复咏叹，站在自身之外反观和眺望的姿态异常醒目。有着这样的历史角色意识的人生，不奋进、不日日新或许几无可能。
特別的家世也导引了他的思考兴趣——固执于观察知识分子的思想及其现代命运，观察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未来的可能，而看似其专业或职业的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其实不过是“作为方法的中国现代文学”。他在这份职业工作里最先找到周氏兄弟，接着找到曹禺，找到20世纪40年代作家群体，他们——代他言说了他意识中的知识人迷局和中国诸问题。
及至老年，他不再为“方法”所限，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开始直接谈论自己的家世，叙写逝去和健在的家人与旧时家庭生活记忆;也开始在报章杂志就当代文化和社会问题发声，世间广泛流传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之论，即是其知识分子研究和中国问题观察的一部分。那些回忆和杂感性质的文字，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B面，它们共同组成其学术生涯的完整结构，也形塑了一個明显区別于其他学人的、属于他一个人的舞台。近年来，他更日益趋近自己真正的志趣所在，不再倚靠“中国现代文学”这道屏障，去研究现代中国的某些关键人物，日益走近他那一个人的舞台的中央。 钱理群老师曾经不止一次感慨，说与夏志清等蜚声于海内外汉学界的学人相比，自己不会外文是一个明显的缺憾，导致了其西学根底的粗浅。他没有说因为时代的原因，深厚的中学修为也并不是这两三代学人所普遍具备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又凭借什么来以学术为志业呢？以我的理解，他主要的凭借来自两个方面。
钱老师多次从各个方面总结过王瑶先生的治学之道，尤为服膺王先生的中古文学研究，以为那不仅仅是断代研究的典范，更具有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王瑶先生对于文学现象的抓取、提炼和“概念化”，在文学和历史之间建立关键的“中间环节”的能力，是他最为称道的。以我的理解，王瑶先生的这般“神技”，与其说是长期技术化专业训练的成果，不如说更有赖个人的才情和慧根，用这样的方法去教养学生，十足可以修身养性，却难以适应职业化和体制化的需要，毕竟真正有才华者寡，而程式化的手艺却可熟极而流。但钱老师却坚持实践王瑶先生的治学之道，王先生的这番道理不仅被他运用于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多个课题，他层出不穷的新想法也大多有着这一王式方法论的影子。
他还把这一方法运用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中。钱老师有个口头禅：“这个事情是一个标志。”他所谓的“标志”，表示他从一个普通的社会事件中看到了某种具有界碑性质的意义，由此上溯和下推，可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解释链条，这个“事件”因此获得了某种“中间环节”的价值。他还常以“象征”来形容某类人或事，并给其命名，使之“概念化”，从而获得某种阐释力，他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论、“志愿者文化”论，或许可以说是这类思考的结果。
錢老师的另一个凭借即是所谓“燃烧自己”，“把自己烧在里面”。在《心灵的探寻》一书的“后记”中他说：“我已经尽可能真诚地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我已经尽可能坦白地解剖了我心中的鲁迅，更坦白地把‘自己’暴露于世人面前。几十年来一直纠缠我的灵魂，使我坐寝不安的感情重担已经卸下，我还要再期待什么呢？难道我们这一代人就应该这样永远地惶恐而紧张下去么？”（《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62页）这段话我今天读来仍然感觉惊讶，难以想象在20岁读到时该如何分辨并接受这样的直白。这是一种我并不熟悉的表达方式，又似乎是我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心贴着心的言说，至今记得读到这里放下全书时的激动和不安。在随后与钱老师越来越熟悉之后，我似乎已经逐渐淡忘并适应了这一点。适应使人麻木，然而适应并不会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燃烧自己”的信念从未消失在钱老师往后的学术活动中，并且“燃烧自己”也并不止于其学术研究，还是他的生活信条。
他其实没有生活，只有不停歇的思考，或者说思考就是他的生活。他从不关心凡尘世俗的一切琐事，甚至在假装陪伴家人外出时脑子里盘旋着的仍然是他正在研究的问题，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心猿意马如梦初醒的样子会不会很多次让家人既灰心又无奈，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如果停止思考，他会觉得生命不再有光彩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他坚持走王瑶先生示范过的那条艰苦道路，还是坚持“把自己烧在里面”的工作方式，都使得他的研究特別具有一个“人”的气息，他的学术舞台上活动着的，永远是一个生气满满的“人”，即使他老了，也是一个生气蓬勃的老人。
他充溢的生气还体现在一个小习惯上。在电子邮件尚未发明的年代，钱老师以手写的方式完成与他的友人和读者的通信，数量之多，不知是否有出其右者。我们每次去他家上课或聊天，甚至在教室上大课时，事毕都通常会从他手里接过一摞信件，替他跑一趟邮局代为寄出。那些都是他手写的回信。他回复的对象包罗万象，三教九流都平等相待，当然其中大多是对于思想和文化有兴趣的人。有趣的是，这样的交流并非单向的好为人师，钱老师时常和我们谈起某个来信人“经历很传奇”，某个来信人“很有头脑”“非常有意思”，甚至某封来信使他受益匪浅，启发和修正了他的某些认识。他把这类事情看作是对于民间思想群落的自觉维护，因此自然可以是他日常生活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他保持到今天的习惯，电子邮件的发明极大地成全了他这个不同寻常的爱好。与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通过纸笔的交流，他从中获得的不仅是对自我的磨砺，更是采集、融通不同生命之力的喜悦。
2019年夏，我经历了一场人生变故，而崔老师在那时就要走到她生命的尽头了，在无法去看望他们的那些日子里，钱老师竟然破天荒数次打电话来询问我的健康状况，之后每次见面都会再关问一番。这个变化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难道衰老竟真的降临了吗？我刚开始读他的书时，想象他是一个苍髯老者，而其时他比现在的我更年轻。如今他须发皆白，步履蹒跚，坐在他面前常常会感觉眼前有白晃晃一层光晕，而我却忽略了他的年龄。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言不再厉，究竟从何时开始，他从师长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谈的朋友，一如家人的长辈？在我的经验里，他已从舞台走到了现实的时空，而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他仍然活跃在观众众多的舞台上。
愿他的舞台永不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