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兔置》的阅读与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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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在对《兔置》一诗中相关问题考证与辨析的基础上,指出该诗是一首武士之歌,歌唱者即武士们自己。诗的主旨是在赞美武夫,武夫的价值系之于公侯。公侯虽说是贵族,而实代表着国家,因而诗所赞美的实是保卫国家的武士。《兔置》中的君臣关系具有楷模意义,这种和谐的关系,完全是在自然咏唱中流露出来的,更为真实,更具有意义。
  关键词:《兔置》武士 公侯
  “貔虎桓桓尚未临,兔置肃肃遍中林。武夫莫笑赳赳气,尽是干城与腹心。”这是明人金九畴的《咏兔置》诗。《兔置》是《诗经。周南》中的篇章。传统认为这是一首歌美周文王手下贤才众多,连打兔子的猎人都是武勇之士的诗。故金九畴有此咏。诗的原文如下:
  肃肃兔置,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肃肃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肃肃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20世纪的《诗经》研究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治《国风》不相信秦汉学者的旧说,不相信朱熹的新创,而自是要“创新”,別人没有说过的观点我再说,別人说了我再说,就觉得没有劲,所以锐意求奇,成了一种学术风气。就拿《兔置》来说,现在人追求就诗言诗,对背景材料全不顾及,而是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或认为这是一篇赞美猎人的歌,或以为是咏唱国君的武士在野外打猎,或以为是歌赞武士的英勇,或以为是观狩猎有感的,或以为是女子赞美她打猎的情人的,甚至还有认为是尹吉甫效忠共伯和的诗。对于这些新说,我们暂放至卜边。这里我们先将诗篇阅读中的问题拿出来讨论。
  是兔网还是虎网
  “兔置”,《毛传》说是捕兔子用的网。《说文》也说:“置,兔网也。从网且声。”《尔雅。释器》说:“兔罟谓之置。”邢易疏引,李巡说:“兔自作径路,张置捕之也。然则张网遮兔,因名曰置。”为什么捕兔网叫作“置”呢?郝懿行解释说:“置之言阻也。兔性狡而善逸,张者必于要路阻之也。”也就是说:“置”与阻读音相同,置就是阻挡兔子逃逸的网罗。本来这是很清楚的说明,也是古人没有任何歧义的认识,可是在近现代创新思潮高涨中却被怀疑了。闻一多《诗经通义》说:“《释文》本作菟,云:‘又作兔。’案古本《毛诗》疑当作菟。菟即于菟,谓虎也。”《左传》宣四年曰:‘楚人……谓虎于菟。’”然后旁征博引,无非是说明虎可以称菟,也可以称菟,这是楚国方言,而二南之地,适当楚境,“兔置”不是兔子网,而是老虎网。接着又举了古籍中用网罗捕捉老虎等猛兽的例子。
  闻一多实在太雄辩了,而且在人们的观念中,兔子不过是比鸡还小的动物,捕一只兔子算不得什么英雄好汉,只有捕捉猛兽如老虎者,才能表现出豪杰之气来,这与“赳赳武夫”才能相称。于是便有一批学者信从了闻一多这一新说。
  我们承认,古代也曾有用网捕虎的捕猎方式,这在甲骨文字中可以得到印证。甲骨文里有从网从虎、从网从鹿、从网从豕的字,这表示当是有用网捕捉虎、鹿、豕等动物的狩猎方式。也有从网从兔的字,文字学家认为这应该就是“置”的初字。但问题是,“兔置”尽管在脱离语境的前提下也可以理解为虎网,可是对古代名物的了解,说什么今人从文字训诂上推导出的结果也不及古人见实物说话者更为可靠。而且古人之说并非不通,为什么非要颠覆旧说而创立一种找不到任何历史传说根据的新说不可呢?
  再说,捕虎是要围猎的。《孔丛子·连丛子上·谏格虎赋》说:“于是分幕将士,营遮榛丛。戴星人野,列火求踪。见虎自来,乃往寻从。张置网,罗刃锋,驱槛车,听鼓钟。猛虎颠遽,奔走西东。怖骇内怀,迷冒怔忪。耳目丧精,值网而冲。局然自缚,或只或双。”扬雄《长杨赋序》说:“张罗罔置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狄攫,狐菟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两处都提到了用网网虎,但显然都是围猎,而且都有车,对付老虎这样的猛兽,一个人无法捕捉,只能一大群人共同来完成,故不仅是“张置网”“罗刃锋”,还要用火烧草木,把藏在草丛中的猛兽熏出来。《郑风。大叔于田》写卫太叔猎虎的情景也说:“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驅车举火,这一切只能在旷野进行,而无法在树林中展开。可是《兔置》却说“施于中林”,这不分明是在树林中布网吗?而林中正是古人网兔的地方。这样比较下来,你是采用新说,还是采用旧说?
  “肃肃”之网何来“丁丁”之声
  诗说:“肃肃兔置,栋之丁丁。”当下的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丁丁”是击打木桩的声音,“肃肃”是罗网繁密貌。有意思的是,罗网的繁密状态,只有在罗网张开时才能看见,而现在正在打木桩,还没有布罗网,如何能看见“罗网繁密貌”呢?反过来说,“肃肃兔置”是网罗已布好,又何来“丁丁”之声?逻辑上显然说不通。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重新思考。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古人关于“肃肃”的解释。《毛传》《尔雅》《郑笺》等都把“肃肃”解释为“敬也”。如《郑笺》说:“兔置之人,鄙贱之事,犹能恭敬,则是贤者众多也。”意思是:这里写的是布网捕兔之人能恭敬从事。这样避免了“丁丁”之声与“肃肃”之网的矛盾,可却有点不可思议。因此宋儒改释“敬也”为“整饬貌”。如朱熹说:“肃肃,整饬貌。”季本进一步解释说:“设兔置而肃然整饬,可以见其人之不苟矣。”郝敬《毛诗原解》说:“肃肃,网整饬貌。”意思是指网罗布置得齐整有序,并非是写人。日本山本章夫《诗经新注》说:“肃肃,整列貌。”朝鲜沈大允《诗经集传辨证》说:“肃肃,整齐貌。”意思大略相同。
  宋以后歧说渐多,如陆化熙、胡绍曾等以为是“纲举目张之貌”,郝懿行以为是“举网声”,牟庭以为是“清静无声之貌”。马瑞辰、闻一多以为通“缩缩”,指网目细密之貌。俞樾以为“肃肃”即“浦節”,也是言罗网的形状。日本皆川愿以为“既张一置毕,更又进设一置也”。细考各家之说,当以形容兔置之状者为是。即如俞樾《群经平议》说:“此经云‘肃肃兔置’,不云‘肃肃置兔’,则以器言,非以人言。”但兽网网眼稀疏,不像渔网细小而密,故不能用细密形容。“肃肃”音通“萧萧”,牟融《游报本寺》诗:“茶烟袅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径苔。”即指竹影稀疏之状。“肃肃兔置”当是形容兔网绳索稀疏之状的。   至于“栋之丁丁”,问题稍复杂。《毛传》说:“丁丁,标代声也。”标是击打,代即木桩。木桩是固定罗网的。依《毛傳》这个解释,便会出现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种矛盾:“肃肃”网已布好,何来“丁丁”之声?日本皆川愿《诗经绎解》別解说:“木一截曰丁。丁丁者,列植之貌。”这就更不靠谱了。倒是爱出奇的罗典,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值得注意,他在《凝园读诗管见》中说:“欲执兔者,以绳结为置,高不过二三尺,长则数丈,缘置上有网,中拄以干,其两端则系诸橛,橛置地中必极固,此所谓栋之丁丁也。”这就是说,“丁丁”不是形容声音,而是言木橛坚固的。考“丁”即“钉”的本字,古文象钉子之形。钉子可钉人木头可坚土中,固定物体劲而有力,故有强、壮、健之类的意义。《说文》以为“夏时万物皆丁壮成实”,显然非“丁”之本义。徐锴《说文系传》说“物挺然成立之貌”,虽申《说文》之说,但与“丁”之本义相去也不甚远。白居易《画鹃赞》说:“鸷鸟之英,黑鹃丁丁。”“丁丁”即是形容鹃之健壮貌的;广东翁源山歌说:“好计娇鏈就死了,唔好老妹丁丁在。”“丁丁”在这里是形容牢固、结实的。四川仿言以“丁丁然”形容确定,山西方言以“死丁丁”或“死格丁丁”形容坚固,又用“眼丁丁”形容眼睛盯着看得很清楚,音又变为“眼睁睁”。此篇之“丁丁”亦当是形容木桩坚固之状的。“丁丁”音或转为“径径”,从丁得声字每与圣声字通。《说文》:“赤色也,从赤,圣声。《诗》曰:‘鲂鱼經尾。’莉,或从丁。”《论语》“径径然小人哉”,皇侃疏:“径径,坚正难移之貌也。”音或转为“铮铮”。《后汉书·刘盆子传》:“卿所谓铁中铮铮,佣中佼佼者也。”李贤注:“《说文》曰:‘铮铮,金也。’铁之铮铮,言微有刚利也。”《东林列传·汤兆京传》:“兆京所至,有胆决,不避权贵,风力铮铮。”皆言其坚定意志,刚正不阿,与“丁丁”形容木桩之坚固不移同。
  两句连起来,意思是说:稀稀疏疏的兔网,牢牢固定在木桩上。正因罗网坚实地固定在木桩,兔子难以穿过,所以与下文的“公侯干城”才相呼应。于鬯《香草校书》以为“栋”本有破义,“丁丁”是破置之声。“此诗盖殷人之诗,谓此肃肃然之兔置,而乃丁丁然自破之、自废之于中逵、中林也,故曰:‘肃肃兔置,栋之丁丁。”其说不可从。
  “中逵”何能布“兔置”
  “肃肃兔置,施于中逵。”“施于中林”,“施”是布置的意思,“中林”就是林中,指树林深处,这很好理解。可是“施于中逵”一句就不好理解了。关于逵,古代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是“九达之道”,如《毛传》说:“逵,九达之道。”《尔雅·释宫》与《毛传》,郭璞注说:“四道交出,复有旁通者。”字又作“馗”,《说文》说:“馗,九达道也。似龟背,故谓之馗,或作逵。”《释名》说:“九达曰逵,齐鲁谓道多为逵师,此形然也。”道理四通八达好理解,可怎么能九达?
  另一种解释则是说“逵”是九辆车子可并行的大道,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杜预注说:“逵并九轨。”隐公十一年注说:“逵,道方九轨也。”但无论是四通八达的多歧之道,还是可以九轨并行的宽阔大道,都是大车穿行、人马奔走的地方,怎么有可能布兽网呢?故李朝朴世堂《诗经思辨录》说:“中逵之逵,新旧说皆以九达为训,然但此言山林之蹊径耳,安有兔置而可张之九达之逵也?为诗而固,古人已病之矣。”朴世堂之说,倒有几分道理。依此说,“逵”字在这里并不是指大道,而是山间小路,只是为了与下文“仇”字押韵,才用“逵”字的。“逵”故读如“求”,与“仇”为韵。
  不过为了押韵而乱用字,这毕竟不是经典的作风。于省吾先生在《泽螺居诗经新证》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说:“逵系陸(陆)之借字……《说文》‘陸,高平地,从阜圭声’。《尔雅·释地》‘高平曰陸’,然则‘施于中逵’即‘施于中陆’。”此说甚善,“中逵”即平原之中。原野正是野兔活动的地方,正好布网。
  关于“赳赳”“干城”“腹心”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武夫”指有勇力的人,这没有什么歧说。“赳赳”,《毛传》说是“武貌”,《尔雅。释训》也说是“武也”,是描写威武的。但威武何以用“赳赳”?《说文》说:“赳,轻劲有才力也。”“轻劲有才力”与“武”义相通。《汉书。赵充国传》注曰:“赳赳,劲貌。”这“劲貌”便是“轻劲有才力”来的,意思还是指强劲武勇。可是《说文》又说“读若鐳”,这样看来,“赳赳”和“蹻蹻”是声转字,受义于一源。故《大雅·崧高》“四牡蹻蹻”,《毛传》:“蹻蹻,壮貌。”《周颂·酌》“蹻蹻王之造”,《毛传》:“蹻蹻,武貌。”《集韵》说“蹻”是举足行高。后人又根据这个意思造了“勣”字,加“力”表示健力。许谦《诗集传名物钞》以为“赳赳,约也”,言其“步武有约束”。这恐怕就不对了。
  所谓“公侯干城”是指其保卫公侯言。关于“干城”,《毛传》以为:“干,扦也。”扦为扦卫之意,此句言公侯可用武夫来扦卫其城。《郑笺》云:“干也,城也,皆以御难也。”是以“干”“城”为二物,以“干”为盾牌,以“城”为城郭,言武夫是保卫公侯的盾牌与城郭,即《孔疏》所说的“言扦蔽如盾,防守如城也”。《左传·成公十二年》释《诗》曰:“此公侯之所以扦城其民也。”杜预注说:“扦,蔽也。”孔颖达疏说:“所以蔽扦其民若如城然。”此与毛、郑又不同。马瑞辰据《白虎通》逸文“诸侯曰干城”与何休《公羊传》注“诸侯轩城”,以为“干城”是诸侯城名。国设城为扦卫,因名扦城。《韩非子·八说》:“干城距冲,不若堙穴伏橐。”似乎说的是扦城。闻一多別出心裁,以为“干”当作闸,闸即垣,即城之屏蔽。这显然是求新求异而非求实之心,故不可从。比较之下,马瑞辰说较合理,“公侯干城”相当于说是公侯的城墙。如同今言“钢铁长城”。
  至于“腹心”,其实就是心腹,指心腹之臣。言“腹心”是为了“心”字与“林”字押韵。朱熹《诗经集传》说:“腹心,同心同德之谓,则又非特好仇而已也。”张次仲《待轩诗记》说:“则凡机密之事,可与共谋虑矣。故曰‘公侯腹心’。”山本章夫《诗经新注》曰:“腹心居体之中,‘公侯腹心’谓其智适于西伯帷幄之臣也。”冢田虎《冢注毛诗》曰:“腹心所以出谋虑。不特为干城、好仇焉,又可为其腹心以发忠谋也。”三章合起来看,首章“干城”,是颂武夫之勇。二章“好仇”,指伴侶、密友,是颂武夫之信。三章“腹心”,则是颂武夫之诚。   关于《兔置》的诗旨
  《兔置》一诗,是要表达怎样的意思?诗旨是什么?这是历代研究者最关注的问题。按说诗的内容并不难理解,可是在詩旨的探求上,却出现了分歧。这可以以宋为界,分成两个时段。
  汉唐学者有一个基本一致的认识,代表是《毛诗序》。《诗序》说:“《兔置》,后妃之化也。《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后妃之化”明显有附会之嫌,这是《毛诗》家的说法。而“贤人众多”一层意思,则为经学家反复申述,且多与文王用人联系起来。最早阐述此意的是墨子。《墨子。尚贤篇》说:“文王举闳夭、太颠于置网之中,授之政,西土服。”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引金履祥曰:“此事于《兔置》之诗,辞意最为吻合,计此诗必为此事而作也。”王先谦根据《文选·桓温<荐谯元彦表)》刘良注,述《韩诗》之说云:“殷纣之贤人,退处山林,网禽兽而食之。文王举闳夭、太颠于置网之中。”《盐铁论·备胡》篇记贤良曰:“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如中国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这是说当时的臣子与《兔置》的贤人不同,不能为国干城,以御强胡,不免为《兔置》诗人所刺。其意也是以《兔置》为咏,借古用贤才而刺今的。刘向《烈女传·贤明篇》说:“夫安贫贱而不怠于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诗》曰:‘肃肃兔置,栋之丁丁。’言不怠于道也。”《易林·坤》云:“《兔置》之容,不失其恭。”这里虽没有言明贤才之意,但所谓“不怠于道”“不失其恭”,与《毛传》释“肃肃”为“敬”相同,说明他们对此诗的解释基本是一致的。看来《墨子》《毛诗》《韩诗》《盐铁论》以及齐、鲁各家都认为此诗是言文王能起用贤人的。
  《左传》中似乎有不同解释,《左传·成公十二年》载郄至说:“共俭以行礼,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扦城其民也。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乱也,诸侯贪冒,侵欲不忌,争寻常以尽其民,略其武夫,以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民扦城,而制其腹心。乱则反之。”根据郄至此说,《兔置》似乎写了武夫在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功能。这样理解,与诗的格调显然不合。故欧阳修说:“郄、左皆毛、郑前人,其说如此,与今诗义绝异。郄至所引才诗四句,疑当时別自有诗。”而胡承珙则认为郄至引诗,乃是“断章取义”。“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这一句才是《兔置》的本义。由此而言,汉前各家说本无大异。不过,《墨子》《毛诗》《韩诗》等,虽有可能得之孔门传说,但也非诗之本义,而应当是诗之乐用意义或编诗者之意。《诗》作为“乐教”、作为经,必然要在政治上有所考虑,诱民向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之说诗者不明个中曲折,极力从诗中阐发“用贤”或“贤才众多”一层意思(如郑玄说:“置兔之人,鄙贱之事,犹能恭敬,则是贤人众多。是举微以见着也。”朱熹说:“化行俗美,贤才众多,虽兔置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犹如此。”伪《诗传》以为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何楷以为美周才多等),这样阐发的自然只是“乐教”所定的经义,而不是诗义。经义只是在诗义的基础上滋生出来的一层意义。
  宋以后废序之风兴起,新说丛出。如欧阳修《诗本义》说:“捕兔之人,布其网罟于道路林木之下,肃肃然严整,使兔不能越逸。以兴周南之君列其武夫,为国守御,赳赳然勇力,使奸民不得窃发尔。”罗典《凝园读诗管见》说:“考《本草·兽类》谓兔脑与血以及头骨皮毛之属,制为丹散服之,皆治难产,其用与下篇《芣莒》略同。故后妃每使武夫以置罗致其备先具,遂令宫中无患难产者,而众妾之有子,浸以成百男之庆也,所谓后妃之化盖如此。”牟庭《诗切》曰:“设置以捕兔,虽肃肃然清净,而栋代之声,自丁丁然远闻。以兴求士者虽当待之以密意,而不当结之以阴谋也。”牟应震《诗问》曰:“《兔置》,刺略武夫为腹心也。”方玉润《诗经原始》曰:“《兔置》,美猎士为王气所特钟也。”日本皆川愿《诗经绎解》曰:“此篇言其所求思者,有君子使之也。”冢田虎《冢注毛诗》曰:“此诗美武夫也。然士夫之失刚武者多因溺情,而其溺情欲者,亦因妃匹之不正。故序者以为武夫之赳赳,亦后妃之化也。”
  但就诗义求之,其所言不过歌美武夫为公侯干城、腹心而已。种种异说只是就经义无限发挥,舍本逐末。以往解释这篇诗,都把武夫作为单个的人来看,有的甚至认为“必有其人以当之”。但只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配称“干城”,犹如今称解放军为钢铁长城,是指一个整体言,而非个体的士兵。成语有“众志成城”,即可说明“城”是由“众”而成的。因而这是一支军歌。从这支军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支队伍雄赳赳的气势,那种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那种为国效力的志向与抱负。
  诗与经的双重理解
  《兔置》是一首武士之歌,歌唱者即武士们自己。
  在原始分工中,男性承担着狩猎任务,逐鹿兽于原野,唯高才捷足、勇武多力者,可以多获。同时,在上古时代,打猎也是习武的一种方式。高明的猎手,在战场上必然是勇士。人类学家曾在一些原始部落中发现,原始人以野猪牙做装饰,或将兽头颅悬挂于门前,以猎获之多而示武勇。兔子虽小,但却是跑得非常快的动物,虽有网遮拦,也必身手敏捷才能到手,故俗以“疾如捕兔”以喻快捷。这篇武士的赞歌,以兔网兴起,应该与上古时代武士的打猎生活有关。周代没有专门的军队,军队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平时是民,是猎人,战时则是战士。这样武士与猎人之间的关系就自然建立了起来。罗网固定在木桩,坚紧有力,犹如武夫之为国干城,可御强敌。这层象征意义就蕴含在自然的反复咏唱之中。
  诗由“干城”而“好仇”,而“腹心”,“干城”护国卫民,“好仇”齐心协力,“腹心”可以依赖,由外而内,一节深一节。一种盛世的军队风貌在歌子的反复咏唱中,活脱脱地呈现出来。同时诗人那种昂扬向上的情怀也从字里行间隐隐透出。徐光启《诗经六帖讲意》说:“曰‘干城’,御侮之臣也。曰‘好仇’,则君明臣良矣。曰‘腹心’,同心同德矣。”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干城’‘好仇’‘腹心’,即从上‘肃肃’字看出。落落数语,可赅《上林》《羽猎》《长杨》诸赋。”龟井昭阳《毛诗考》说:”干城’如廉颇、蔺相如之于赵王,‘好仇’如管仲、咎犯之于桓、文,‘腹心’如伊、吕之于汤、文。”
  诗的主旨是在赞美武夫,武夫的价值系之于公侯。公侯虽说是贵族,而实代表着国家。因而诗所赞美的实是保卫国家的武士。
  “武夫”代表的是军队。“赳赳武夫”所展现的是一支国家武装的昂扬斗志,而“公侯干城”则是武士志向与抱负的说明。
  诗中“武夫”与“公侯”之间的关系,不单纯是一种君臣关系,更重要的是“好仇”,是“腹心”,亦君亦友,所反映的正是上古时代君臣间的和谐关系,体现着“君民一体”的清明政治,而这一点正是几千年来士大夫所向往的。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代君臣之间,往往又是朋友,可以推心置腹。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知己”便是“知心”,臣为君舍生忘死,往往就在于“知己”上。庄子要表现的逍遥自得,而言“诸侯不得友”。一个“友”字即表现了当时人对君臣关系的普遍认识。在汉唐,我们还可以看到皇帝与大臣平等商量事情的情况。似乎到了宋代就不行了,大臣和皇帝商量事情,皇帝坐着,大臣站着。到了明代以后,是皇帝坐着,大臣跪着。在这样的关系下,很难找到“好仇”“腹心”的感觉了。因而宋以后,士大夫在诠释先秦文献时,要频繁谈到“君民一体”的问题。如王与之《周礼订义》卷五十七释“撢人”引李觏曰:“天下之情欲上达,故训方氏之职设;人主之志欲下通,故撢人之职设。古者君民一体,上下交孚,而无壅遏之患如此。”张虑《月令解》卷十曰:“古者君民一体,其借民之力,固欲其趋时无怠;其爱民之力,又欲其顺时少休。”袁燮《絮斋家塾书钞》卷五于《太甲中》云:“三代圣王但见君民一体,忘其君之为尊、民之为卑,岂敢自处于崇高富贵,下视斯民为可忽也?夫是之谓三代圣人之心。”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百六十七云:“《七月》篇乃追述先公时旧俗如此。末章则冬时收获已毕,邻民跻堂称祝,以尽其爱公之诚。可以想见古初君民一体之谊耳。”这说明“君民一体”已成为士大夫的一种政治理想。因而《兔置》篇中的君臣关系便有了楷模意义。《兔置》篇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君臣的和谐关系,这完全是在自然咏唱中流露出来的,故更为真实,更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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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自传体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最终完成于1940年。这时萧红29岁,人在香港。1942年初,写完这个小说一年多后,她就在香港去世了。呼兰河本来是东北的一条大河,萧红用它来指称自己的故乡呼兰县城。现在呼兰是哈尔滨的一个区,是大城市的一部分了,但是当年它不属于城市,而是一个有着独特乡土风情的东北小镇,与开放、摩登的“东方小巴黎”哈尔滨完全不一样。  《呼兰河传》是萧红在千里之外回望故乡的作品。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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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与吴福辉、温儒敏、赵园、王富仁、陈平原、陈思和、王晓明、刘纳等学人,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经历了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涌现出来的新人”到“学科建设最为活跃的中坚力量”的嬗变,如今,由于年龄等原因,他们已经退出学术第一线,他们的学术见解与成果,开始成为研究专题,被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与中国当代学术史。我们今天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研究,就需要就这些前辈学人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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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写出小说《家》之后谈到“我来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晚清以来,博物馆心态在不断编织自己的美丽新世界,“家”作为“旧世界”的基本单元,自然被囊括在迟早被送入博物馆作为展览品的名录之中。这份博物馆的名单,至少应包括如下事物:中国文字(钱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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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新诗到现在已到了另一个重要的时刻,胡适一代高屋建瓴,赋予了新诗和新文化崇高的政治潜能,这是和梁启超一脉相承的,即欲新一国之民,必新一国之文学。经过一百年,新诗已提供了足够的感觉的、美学的积淀,因而新诗作为一种文化方式,已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刻。  现代诗歌已经构成一种强有力的文化方式,就如其他艺术形式(如现代绘画),不仅提供了大量的感性/美学经验,而且呼应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思想变革,构成了一种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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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屈原的《思美人》一诗,西汉末年刘向编定《楚辞》,在刘安所收集《离骚》之外几篇较短的骚体诗的基础上,加上《橘颂》和宋玉的《悲回风》,总名之曰“九章”,并写一“序”,言《九章》是“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所作。王逸《楚辞章句》中王逸所作注中看法与《九章序》的看法不同。《思美人》第一句下面注:“言己忧思,念怀王也。”认定为楚怀王时被放所作。因为据《史记。楚世家》和《屈原列传》,楚怀王受其少子子兰等人的怂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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