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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正式成立了，可喜可贺！研究院举办的第一场学术活动，以“鲁迅与孔子”为题，让我们得以在鲁迅的故乡缅怀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位圣人，一位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一位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新文学大师。
在快要过完的201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我所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举办了一些纪念活动，包括“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学术研讨会，“五四现场”“国民：1919”“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八大家”等展览，这些活动无不彰显了这样的事实：一百年前在北大红楼、天安门东交民巷和赵家楼等地集会的学生们，读过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宣言，领会过《狂人日记》里“吃人”的彻悟之语，听到过“救救孩子”的振聋发聩的呐喊，受到过新文化先贤的教诲，并在爱国运动中直接得到先贤们的有力支持。有鉴于此，我从新文化运动杰出人物中挑出八位，称为“新文化八大家”，重点介绍给大家，他们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和刘半农。
“新文化八大家”中，有四位與绍兴有密切的关系，蔡元培、周氏兄弟在绍兴出生和长大，籍贯吴兴（湖州）的钱玄同曾在绍兴生活和读书。此外，1919年5月4日当天，走在学生队伍前列，为学生运动起草宣言的是绍兴籍的北京大学外文系学生罗家伦。
绍兴是一座产生了新文化运动英杰的城市，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单就儒学而言，阳明洞、天泉桥、蕺山书院等，见证了儒家学术传统的丰富和发展。在绍兴思考传统文化和新文化之间的关系，会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启示。因此，今天，将两位圣人在此相提并论，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一百年前，1919年12月，鲁迅从北京回到绍兴，卖掉旧宅，处理赘物，举家搬往北京，离开了这个他和孔乙己、魏连殳、吕纬甫等生于斯长于斯的“鲁镇”。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此后再也没有回来。当时从绍兴到北京，先走水路，或到上海，从上海坐海船到天津，换铁路到京;或到南京，从南京乘坐津浦路火车到天津换车。1919年鲁迅举家北迁，乘坐的是火车。
但在孔子时代，这条路走起来多么艰辛，人们不难想象。
鲁迅时常往来于绍兴和北京，多次在这条路上奔波。今天这条铁路旁边又添加了京沪高铁，更加快捷。但在鲁迅时代，这条路并不平坦。如1913年（民国二年）夏，他回乡省亲，一路险象环生。到天津，客栈“食宿皆恶”，第二天车过黄河，有十几个儿童拿石头砸人，一位旅客被击中额头，血大出，造成一个多小时的混乱。当天夜里列车停靠兖州，驻守当地的辫子兵不时在车窗外窥探，有四五个士兵登车搜寻，叫起卧铺车的乘客，其中有一个还把鲁迅携带的网篮拎起来掂量一番。到明光，一位车役仆倒于地，被车轮碾断了小腿和脚趾。到滁州，大雨一阵，至浦口又遇大雨，乘小轮舟渡过长江，行李衣服尽湿，晚上住在一家叫“第一楼”的旅馆，鲁迅的评价是“不甚善”。鲁迅一路所见，是客店的粗陋，路人的恶意，驻军士兵的骚扰，大雨中渡江的狼狈。
在这条路上，鲁迅不会不想到孔子。他思考一路乱象的根源时，很可能会忧伤愤怨，感叹圣人的教导已经失去了效力。
在这条路上，鲁迅不会不想到孔子，因为他从小阅读儒家经典：“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他为准备科举考试，必须阅读这位古代圣人的书籍，作文必须用《论语》章句进行发挥。他参加的一次县考，成绩不佳，还伤了身体，给他留下不快的记忆。他后来还留心过历代孔子画像，特别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他的小说《出关》，就演绎了这幅画像讲述的故事。
在这条路上，鲁迅不会不想到孔子，因为他在教育部任职的一项工作是参加每年的祭孔大典，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华民国的国民教育“以孔于思想为修身大本”。袁世凯总统执政时，为祭孔大典做了古怪的祭服，包括鲁迅在内的值祭官必须穿起来。
在这条路上，鲁迅不会不想到孔子，正像我们现在走这条路都会想到。因为这条路上有一站曲阜。
鲁迅没有在孔子的家乡停留过，但他曾经在文章中议论过孔子的学说，尤其批评过尊孔者对孔子学说的曲解和滥用一一然而，吊诡的是，有人却把鲁迅称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去年，也是在这条路上，在曲阜，我发现了古今两位圣人的结合点。曲阜既有孔子的故居——“宅即鲁王宫”，也有近年刚刚建成的孔子博物馆;还有一座中国教师博物馆，即将在曲阜师范大学建成。在古往今来的众多教师中，孔子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位。博物馆设立“名师堂”，介绍历代著名教师，其中就有鲁迅。鲁迅是一位资深教师，他从日本留学回来，第一个工作就是在师范学堂教书，后来做过中学的教务长、师范学校的校长、大学的讲师和教授，还做过十四年中央政府教育部职员，担任过社会教育司第二、第一科科长、佥事。作为教师的鲁迅，做的工作与孔子做的工作性质相近——现在称作文化思想教育工作。
当列车行驶在津浦路上，特別是路过孔子故乡时，鲁迅想到孔子，还可能想起自己与孔子一样罹患的胃病，那是苦读圣贤书、挣取功名留下的病根。当年，为了提前到考场住下等待第二天的考试，鲁迅刚吃过晚饭就急急赶路，因积食和消化不良得了胃病。路过孔子的家乡，他联想到两千年前的先贤为了推行自己的礼乐理想，坐着牛车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行走的景象，推断出因车轮颠簸，粮食粗糙，孔圣人得了胃下垂，为缓解疼痛，只好每饭“不撤姜食”，而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鲁迅不仅对孔子的胃病感同身受，还在姓氏上与孔子的家乡有一层因缘。鲁迅之“鲁”，除了他的母亲姓鲁的因素外，还因为“周鲁同国”，鲁国是孔子家乡所在地。晚年，他听到政府尊孔的号召，在给外国朋友的信中调侃说：“在中国，也有人说要以孔子之道治国，从此就要变成周朝了罢，而我也忝列皇室了，真是做梦也未想到的幸运！”
鲁迅虽然批评过孔子的学说，却从来没有辱骂过这位先贤。他批判的是那些将孔子当作敲门砖的统治者及其帮凶帮闲。孔子建立的文化学术传统仍然影响着鲁迅时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 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再从厦门到广州，又从广州到上海，到处碰壁，沉郁愤懣，笔下对于孔子就有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1934年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有这样一段：
（孔夫子）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
晚年鲁迅也不断筹划离开纷争的旋涡，到外国休息养病。乘桴浮于海，从鲁迅者其谁欤？孤独，是中外古今很多圣哲的命运，鲁迅对此早有自觉。他在《无花的蔷薇》中说：
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待到偉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鲁迅生前身后，也有相似的遭遇，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是现代的孔夫子。
现代的孔夫子，仍然会像孔子一样，四处奔波，惶惶不安，虽然知其不可而为之，但终于是不可为，结局便是躲进小楼，写文章，做学问。鲁迅晚年对儒家传统表示了尊重，在申述“中国人没有失掉自信力”的论断时，向包括孔子在内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先贤们致敬，同情和理解是这论断的基础。
鲁迅既警惕后世的陋儒对孔子的曲解，也痛斥把孔子当成“敲门砖”的统治者。他认为，权势者们总是吹捧孔子，使孔子成了权势者或想成为权势者的偶像，脱离了一般的民众。这些权势者，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已达，这器具就无用了，如果不达呢？那就更加无用。因此，全国每一县固然都有文庙，但一般民众是决不去参拜的，老百姓更愿意去佛寺或者神庙。
总之，在与孔子的精神遇合过程中，鲁迅更为深切地理解了这位圣人，也对中国历史、现实、文化以及自身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
回到整整一百年前的冬天，鲁迅在绍兴收拾行李，拜別亲友。百忙中，他还不忘购买古砖，为他的金石研究搜集材料。他的行李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书籍，其中最多的是中国古籍，在北京鲁迅旧居的藏书室里，至今还放着那些装运书籍兼有书柜功用的鲁迅自己设计的箱子，箱子一角字体各异的“中”字清晰可见。鲁迅带走的或许有小说史料的抄稿、博物学资料抄稿和绍兴乡邦文献的抄稿，可惜的是，可能因为不便携带又不宜示人，有些物品只好烧掉：《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木板烧掉了;祖父那堆积如山的日记全部烧毁了，虽然可惜，却也可以理解，这可能是想清除家庭历史的负面影响。但实际上，这家庭历史的阴影，已经刻在他心头，伴随他一生——正如中国传统文化特別是儒家传统的影响，鲁迅一代人终生难以摆脱一样。
因此，鲁迅离开绍兴，既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也带着不能割断的传统文化的血脉。
在五四运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聚集在绍兴——“绍祚中兴”——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反思现代文化，探讨文化在民族复兴中发挥作用的途径。鲁迅与孔子，古代和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两位圣人的联结，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文化延续不断，其命维新，而创造新文化，必须从传统出发。
对鲁迅和孔子的同情和理解是我们的出发点。
1919年冬，鲁迅扶老携幼从绍兴出发北上前，见到了少年时代的伙伴、现在已是几个孩子的父亲的闰土。他看到农民在贫困的生活中挣扎，他观察小镇和乡村生活的差异，他对比京城和地方的状况，他悲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回到北京后，他以这次经历为素材写下了小说《故乡》。在小说的结尾，他写主人公躺在船上，听着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自己是在走路。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不愿辛苦辗转而生活，不愿辛苦麻木而生活，不愿辛苦恣睢而生活。那么，到底应该过怎样的生活？人生还有没有希望达到美好的状态，出路何在？希望何在？他的思考结果是：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和他的家人是怀着开辟新生活的憧憬的，那就是北京的大家庭生活，全家大团圆，而且是三兄弟组成的文学合作社——新街口公用库的八道湾十一号三进大宅院等着他们。
可是，几年后，大家庭就解体了。兄弟失和让鲁迅十分痛苦，让他对传统观念做出更深刻的反思。
为什么孔夫子的谆谆教诲和美好理想不能给民众带来幸福？为什么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理念不能带来和谐社会？社会已经转型，制度正在变革，孔子的学说还能继续启示我们吗？国与民之间的关系怎样才能融洽？统治者应该新民还是亲民？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孰优孰劣？中国文化有没有自新的希望？鲁迅晚年，已经意识到中国传统中的有价值成分，从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得到自信和动力，但没有来得及做更系统的思考。鲁迅之后，几代人在这条道路上艰苦探索，取得了成绩，但也走了很多弯路。
“鲁迅与孔子”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思考的契机。我们带着对未来的希望重新出发，标举两位精神上很多相通之处的文化英雄，沿着从孔子到鲁迅的路继续前进——这是通向中国文化复兴的道路。
我们重新出发，怀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怀着对新文化的理解。新文化时期对儒学的反思，是中华文化演进一个必然出现、不可或缺的阶段。
我们重新出发，基于对百年来理论和实践的反思。急功近利，乃至意气用事，不“得其中道而行之”，是违反文化生长规律的。需要高度警惕的是，政治的泛化会导致文化的偏执。
我们重新出发，以更坚定的信念和更开放的姿态。述而不作，敏而好古，孔子如是，鲁迅亦然。古，对孔子而言，是“克己复礼”“吾从周”;对鲁迅而言，是中外古今的优秀文明成果。鲁迅提倡“拿来主义”，述而不作，乃至“译而不作”，顺应时代潮流，态度坚定明确，整理古代的文献，是在亲近传统，以便更精细地选择;他翻译外国优秀作品，是为了丰富本民族文化。
我们正沿着鲁迅走过的这条继承传统、建设现代新文化道路行进。借鉴他对儒家传统批判承续的经验，我们将得到发现的惊喜和契合的欢欣。
孔子和鲁迅，将在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上给我们宝贵的启示。
在快要过完的201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我所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举办了一些纪念活动，包括“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学术研讨会，“五四现场”“国民：1919”“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八大家”等展览，这些活动无不彰显了这样的事实：一百年前在北大红楼、天安门东交民巷和赵家楼等地集会的学生们，读过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宣言，领会过《狂人日记》里“吃人”的彻悟之语，听到过“救救孩子”的振聋发聩的呐喊，受到过新文化先贤的教诲，并在爱国运动中直接得到先贤们的有力支持。有鉴于此，我从新文化运动杰出人物中挑出八位，称为“新文化八大家”，重点介绍给大家，他们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和刘半农。
“新文化八大家”中，有四位與绍兴有密切的关系，蔡元培、周氏兄弟在绍兴出生和长大，籍贯吴兴（湖州）的钱玄同曾在绍兴生活和读书。此外，1919年5月4日当天，走在学生队伍前列，为学生运动起草宣言的是绍兴籍的北京大学外文系学生罗家伦。
绍兴是一座产生了新文化运动英杰的城市，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单就儒学而言，阳明洞、天泉桥、蕺山书院等，见证了儒家学术传统的丰富和发展。在绍兴思考传统文化和新文化之间的关系，会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启示。因此，今天，将两位圣人在此相提并论，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一百年前，1919年12月，鲁迅从北京回到绍兴，卖掉旧宅，处理赘物，举家搬往北京，离开了这个他和孔乙己、魏连殳、吕纬甫等生于斯长于斯的“鲁镇”。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此后再也没有回来。当时从绍兴到北京，先走水路，或到上海，从上海坐海船到天津，换铁路到京;或到南京，从南京乘坐津浦路火车到天津换车。1919年鲁迅举家北迁，乘坐的是火车。
但在孔子时代，这条路走起来多么艰辛，人们不难想象。
鲁迅时常往来于绍兴和北京，多次在这条路上奔波。今天这条铁路旁边又添加了京沪高铁，更加快捷。但在鲁迅时代，这条路并不平坦。如1913年（民国二年）夏，他回乡省亲，一路险象环生。到天津，客栈“食宿皆恶”，第二天车过黄河，有十几个儿童拿石头砸人，一位旅客被击中额头，血大出，造成一个多小时的混乱。当天夜里列车停靠兖州，驻守当地的辫子兵不时在车窗外窥探，有四五个士兵登车搜寻，叫起卧铺车的乘客，其中有一个还把鲁迅携带的网篮拎起来掂量一番。到明光，一位车役仆倒于地，被车轮碾断了小腿和脚趾。到滁州，大雨一阵，至浦口又遇大雨，乘小轮舟渡过长江，行李衣服尽湿，晚上住在一家叫“第一楼”的旅馆，鲁迅的评价是“不甚善”。鲁迅一路所见，是客店的粗陋，路人的恶意，驻军士兵的骚扰，大雨中渡江的狼狈。
在这条路上，鲁迅不会不想到孔子。他思考一路乱象的根源时，很可能会忧伤愤怨，感叹圣人的教导已经失去了效力。
在这条路上，鲁迅不会不想到孔子，因为他从小阅读儒家经典：“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他为准备科举考试，必须阅读这位古代圣人的书籍，作文必须用《论语》章句进行发挥。他参加的一次县考，成绩不佳，还伤了身体，给他留下不快的记忆。他后来还留心过历代孔子画像，特别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他的小说《出关》，就演绎了这幅画像讲述的故事。
在这条路上，鲁迅不会不想到孔子，因为他在教育部任职的一项工作是参加每年的祭孔大典，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华民国的国民教育“以孔于思想为修身大本”。袁世凯总统执政时，为祭孔大典做了古怪的祭服，包括鲁迅在内的值祭官必须穿起来。
在这条路上，鲁迅不会不想到孔子，正像我们现在走这条路都会想到。因为这条路上有一站曲阜。
鲁迅没有在孔子的家乡停留过，但他曾经在文章中议论过孔子的学说，尤其批评过尊孔者对孔子学说的曲解和滥用一一然而，吊诡的是，有人却把鲁迅称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去年，也是在这条路上，在曲阜，我发现了古今两位圣人的结合点。曲阜既有孔子的故居——“宅即鲁王宫”，也有近年刚刚建成的孔子博物馆;还有一座中国教师博物馆，即将在曲阜师范大学建成。在古往今来的众多教师中，孔子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位。博物馆设立“名师堂”，介绍历代著名教师，其中就有鲁迅。鲁迅是一位资深教师，他从日本留学回来，第一个工作就是在师范学堂教书，后来做过中学的教务长、师范学校的校长、大学的讲师和教授，还做过十四年中央政府教育部职员，担任过社会教育司第二、第一科科长、佥事。作为教师的鲁迅，做的工作与孔子做的工作性质相近——现在称作文化思想教育工作。
当列车行驶在津浦路上，特別是路过孔子故乡时，鲁迅想到孔子，还可能想起自己与孔子一样罹患的胃病，那是苦读圣贤书、挣取功名留下的病根。当年，为了提前到考场住下等待第二天的考试，鲁迅刚吃过晚饭就急急赶路，因积食和消化不良得了胃病。路过孔子的家乡，他联想到两千年前的先贤为了推行自己的礼乐理想，坐着牛车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行走的景象，推断出因车轮颠簸，粮食粗糙，孔圣人得了胃下垂，为缓解疼痛，只好每饭“不撤姜食”，而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鲁迅不仅对孔子的胃病感同身受，还在姓氏上与孔子的家乡有一层因缘。鲁迅之“鲁”，除了他的母亲姓鲁的因素外，还因为“周鲁同国”，鲁国是孔子家乡所在地。晚年，他听到政府尊孔的号召，在给外国朋友的信中调侃说：“在中国，也有人说要以孔子之道治国，从此就要变成周朝了罢，而我也忝列皇室了，真是做梦也未想到的幸运！”
鲁迅虽然批评过孔子的学说，却从来没有辱骂过这位先贤。他批判的是那些将孔子当作敲门砖的统治者及其帮凶帮闲。孔子建立的文化学术传统仍然影响着鲁迅时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 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再从厦门到广州，又从广州到上海，到处碰壁，沉郁愤懣，笔下对于孔子就有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1934年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有这样一段：
（孔夫子）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
晚年鲁迅也不断筹划离开纷争的旋涡，到外国休息养病。乘桴浮于海，从鲁迅者其谁欤？孤独，是中外古今很多圣哲的命运，鲁迅对此早有自觉。他在《无花的蔷薇》中说：
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待到偉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鲁迅生前身后，也有相似的遭遇，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是现代的孔夫子。
现代的孔夫子，仍然会像孔子一样，四处奔波，惶惶不安，虽然知其不可而为之，但终于是不可为，结局便是躲进小楼，写文章，做学问。鲁迅晚年对儒家传统表示了尊重，在申述“中国人没有失掉自信力”的论断时，向包括孔子在内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先贤们致敬，同情和理解是这论断的基础。
鲁迅既警惕后世的陋儒对孔子的曲解，也痛斥把孔子当成“敲门砖”的统治者。他认为，权势者们总是吹捧孔子，使孔子成了权势者或想成为权势者的偶像，脱离了一般的民众。这些权势者，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已达，这器具就无用了，如果不达呢？那就更加无用。因此，全国每一县固然都有文庙，但一般民众是决不去参拜的，老百姓更愿意去佛寺或者神庙。
总之，在与孔子的精神遇合过程中，鲁迅更为深切地理解了这位圣人，也对中国历史、现实、文化以及自身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
回到整整一百年前的冬天，鲁迅在绍兴收拾行李，拜別亲友。百忙中，他还不忘购买古砖，为他的金石研究搜集材料。他的行李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书籍，其中最多的是中国古籍，在北京鲁迅旧居的藏书室里，至今还放着那些装运书籍兼有书柜功用的鲁迅自己设计的箱子，箱子一角字体各异的“中”字清晰可见。鲁迅带走的或许有小说史料的抄稿、博物学资料抄稿和绍兴乡邦文献的抄稿，可惜的是，可能因为不便携带又不宜示人，有些物品只好烧掉：《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木板烧掉了;祖父那堆积如山的日记全部烧毁了，虽然可惜，却也可以理解，这可能是想清除家庭历史的负面影响。但实际上，这家庭历史的阴影，已经刻在他心头，伴随他一生——正如中国传统文化特別是儒家传统的影响，鲁迅一代人终生难以摆脱一样。
因此，鲁迅离开绍兴，既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也带着不能割断的传统文化的血脉。
在五四运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聚集在绍兴——“绍祚中兴”——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反思现代文化，探讨文化在民族复兴中发挥作用的途径。鲁迅与孔子，古代和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两位圣人的联结，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文化延续不断，其命维新，而创造新文化，必须从传统出发。
对鲁迅和孔子的同情和理解是我们的出发点。
1919年冬，鲁迅扶老携幼从绍兴出发北上前，见到了少年时代的伙伴、现在已是几个孩子的父亲的闰土。他看到农民在贫困的生活中挣扎，他观察小镇和乡村生活的差异，他对比京城和地方的状况，他悲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回到北京后，他以这次经历为素材写下了小说《故乡》。在小说的结尾，他写主人公躺在船上，听着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自己是在走路。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不愿辛苦辗转而生活，不愿辛苦麻木而生活，不愿辛苦恣睢而生活。那么，到底应该过怎样的生活？人生还有没有希望达到美好的状态，出路何在？希望何在？他的思考结果是：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和他的家人是怀着开辟新生活的憧憬的，那就是北京的大家庭生活，全家大团圆，而且是三兄弟组成的文学合作社——新街口公用库的八道湾十一号三进大宅院等着他们。
可是，几年后，大家庭就解体了。兄弟失和让鲁迅十分痛苦，让他对传统观念做出更深刻的反思。
为什么孔夫子的谆谆教诲和美好理想不能给民众带来幸福？为什么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理念不能带来和谐社会？社会已经转型，制度正在变革，孔子的学说还能继续启示我们吗？国与民之间的关系怎样才能融洽？统治者应该新民还是亲民？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孰优孰劣？中国文化有没有自新的希望？鲁迅晚年，已经意识到中国传统中的有价值成分，从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得到自信和动力，但没有来得及做更系统的思考。鲁迅之后，几代人在这条道路上艰苦探索，取得了成绩，但也走了很多弯路。
“鲁迅与孔子”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思考的契机。我们带着对未来的希望重新出发，标举两位精神上很多相通之处的文化英雄，沿着从孔子到鲁迅的路继续前进——这是通向中国文化复兴的道路。
我们重新出发，怀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怀着对新文化的理解。新文化时期对儒学的反思，是中华文化演进一个必然出现、不可或缺的阶段。
我们重新出发，基于对百年来理论和实践的反思。急功近利，乃至意气用事，不“得其中道而行之”，是违反文化生长规律的。需要高度警惕的是，政治的泛化会导致文化的偏执。
我们重新出发，以更坚定的信念和更开放的姿态。述而不作，敏而好古，孔子如是，鲁迅亦然。古，对孔子而言，是“克己复礼”“吾从周”;对鲁迅而言，是中外古今的优秀文明成果。鲁迅提倡“拿来主义”，述而不作，乃至“译而不作”，顺应时代潮流，态度坚定明确，整理古代的文献，是在亲近传统，以便更精细地选择;他翻译外国优秀作品，是为了丰富本民族文化。
我们正沿着鲁迅走过的这条继承传统、建设现代新文化道路行进。借鉴他对儒家传统批判承续的经验，我们将得到发现的惊喜和契合的欢欣。
孔子和鲁迅，将在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上给我们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