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我20岁时，我正在交往的男友去世了。我们一起外出游玩，到了离家很远的东南亚边远地区，一天早上，他没有醒来。他呼吸困难并且断断续续的。我对他实施心肺复苏，然后给他找了一位医生，他被匆忙地用被单裹着，放上一辆货车尾箱里。但太迟了，出于某些复杂的原因，他22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那次悲剧给我带来了很多改变，直到现在，九年过去了，还有些是我说不出来的，或不能理解的。但其中一个最可怕的后果是我心中长久地埋下了一个痛苦的恐惧——我爱的人会死去、失踪、消失。我未婚夫科里十分了解我的恐惧。在我们交往的六年里，他无数次耐心地抚慰我——他活着并很安全。他曾经有一次去了图书馆，那里没有手机信号，回来后发现我以为他发生车祸死了。有一次，他的双手和脸因过敏而肿了，在去华盛顿特区急诊室的路上，他反而花了更多的时间来安慰我。就在上周末，他要飞去奥斯汀市参加一个单身派对时，我发信息给他：“你没跟我一起坐飞机让我很担心。”他回复：“我知道”——他到达后发来信息：“到达。”
我很少会说出心中这一恐惧。不是因为我感到羞愧——事实是，我强烈地感觉到精神创伤极少被公开讨论——而是因为这很难用言语说清楚。肚子里的无助和恐慌上升到胸腔，然后紧抓着我的喉咙，这种感觉只有在我看到他或听到他的声音时才得以缓解。
周二的美国铁路撞车事故让我看到这场斗争的另一面。现在，我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它。
我那时在188号列车的第三节车厢。我常常要途经东北区域，往返于位于布鲁克林的家和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我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一名编辑。）前两个小时的行程很顺畅，我写下了一篇采访，编辑了一篇文章;我查看了6月6日的任务清单——我和科里将在那天结婚。在马里兰州的某个地方，一个穿着白色海军服的年轻男子上了车;他向我请求要坐我右边的过道位置时，称呼我为“女士”。
刚过了费城，我们的车就加速了。速度似乎太快了。我们转弯时，感觉像是侧翻。火车一阵颠簸，我旁边正在打瞌睡的同伴伸出双手找平衡。又一次颠簸。接着整辆车开始剧烈地摇晃，仿佛遇到了地震。
座椅哐当作响，行李掉了下来，人们开始尖叫。突然，我们向一边翻倒，也许是翻滚——那么多的机器，那么多的身体，全都甩起来了。周围全黑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不知道其他东西在哪儿。我感到身体悬在半空，但被某种看不见的巨大力量固定在椅子或墙上。火车撞到地面，我嘴巴尝到了金属和泥土的味道。我记得当时想的是：“我们停下来时，我会死去吗？”
车最终停下来时，我还在呼吸。我的四肢还能活动。坐我旁边的同伴不见了;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我爬到他原来的位置，趴在一个行李架上，和其他许多人一起叫喊，我们需要找到出口。我穿着裙子，左脚穿着鞋。我感觉血液从我脚上的伤口处慢慢渗出。几分钟后，一个男人把我从别人推开的窗户中拉出来。我们站在火车顶上——其实是火车左面——审视着周围不现实的一切。人们蹒跚地离开扭曲、冒烟的废墟。我的背部在撞击中受了伤，疼痛逐渐增加，我那沉重、擦伤了的胸腔难以呼吸。但我仍跟着大伙。我们一个跟着一个，拉着手或搂着肩膀。没有人推搡，没有人要求额外照顾。“我们太幸运了，”一个年轻的女士说，她后来帮助我离开现场。“你知道我们有多幸运吗？”
我借了个电话打给科里。“我们的火车脱轨了，”我以平静的语气对他说，这时，直升飞机的灯光开始扫过我周围的地面。几分钟后，他坐上了从纽约出发往南开的车。与此同时，我被抬上了警车的后车厢，伴随着大声鸣叫的警笛疾驰着离开现场。
四个小时后，我终于在天普大学医院见到了科里。那时我已经照了X光（我的肋骨擦伤了，可能几处有轻微骨折），做了心电图。由于我只穿着一只鞋子，一位护士给了我一双袜子。除了这位护士，还有很多陌生人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如拥抱、水、长袖汗衫、安慰的话语等等。我试着记下他们的名字，告诉自己以后要给他们送感谢卡;但人太多了，这不可能做到。当我出院时，一位保安扶着我到天普大学医院为家人提供的等候区。我的牙齿不受控制地打颤，事故发生后就一直这样。我经过房间时，我的未婚夫看见了我但几乎认不出来，不仅仅是因为他近视，更因为我的脸蒙上了灰尘。他拥抱着我，对我说没事了——一贯的令人宽慰的语气。
但在他的眼里和声音里，我发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我看到了自己。那是伴随着我并让我苦苦挣扎的恐惧。他帮我洗去灰尘和血迹后告诉我，虽然我在现场给他打了电话，他还是担心我会死去。因为可能会有内出血。也许他去到医院后我就死了。这些推测性的、警惕性的话语是我常常会说的，我们称之为“万一问题”，现在从他口中听到让我很震惊。
在过去几天里，我们说了无数次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在新闻里看到死者的照片和名字，感到一阵阵恐惧、悲伤。我们对彼此微笑、亲吻对方，睡觉时牵着手，一直在寻求安全感。除此以外，我们还有着共同的恐惧感——从前只有我自己体会过。
周四早上，我看到了他的恐惧。我到我父母在费城的酒店房间里洗澡，科里留在我们的房间休息。他后来也过来了，进入房间后看到我穿着浴袍坐在那里，他哭了起来：“我现在不能离开你太久。”他说着，弯下身来拥抱我。
失去的恐惧——一个人会随时消失——和爱的深渊一样深沉、感性。也许它是爱的黑暗面。它有着异常强大的力量——强大得侵袭你的思想，让你在最平常的情况下假设发生最坏的事情。
甘一平摘自《疯狂英语·阅读》
那次悲剧给我带来了很多改变，直到现在，九年过去了，还有些是我说不出来的，或不能理解的。但其中一个最可怕的后果是我心中长久地埋下了一个痛苦的恐惧——我爱的人会死去、失踪、消失。我未婚夫科里十分了解我的恐惧。在我们交往的六年里，他无数次耐心地抚慰我——他活着并很安全。他曾经有一次去了图书馆，那里没有手机信号，回来后发现我以为他发生车祸死了。有一次，他的双手和脸因过敏而肿了，在去华盛顿特区急诊室的路上，他反而花了更多的时间来安慰我。就在上周末，他要飞去奥斯汀市参加一个单身派对时，我发信息给他：“你没跟我一起坐飞机让我很担心。”他回复：“我知道”——他到达后发来信息：“到达。”
我很少会说出心中这一恐惧。不是因为我感到羞愧——事实是，我强烈地感觉到精神创伤极少被公开讨论——而是因为这很难用言语说清楚。肚子里的无助和恐慌上升到胸腔，然后紧抓着我的喉咙，这种感觉只有在我看到他或听到他的声音时才得以缓解。
周二的美国铁路撞车事故让我看到这场斗争的另一面。现在，我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它。
我那时在188号列车的第三节车厢。我常常要途经东北区域，往返于位于布鲁克林的家和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我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一名编辑。）前两个小时的行程很顺畅，我写下了一篇采访，编辑了一篇文章;我查看了6月6日的任务清单——我和科里将在那天结婚。在马里兰州的某个地方，一个穿着白色海军服的年轻男子上了车;他向我请求要坐我右边的过道位置时，称呼我为“女士”。
刚过了费城，我们的车就加速了。速度似乎太快了。我们转弯时，感觉像是侧翻。火车一阵颠簸，我旁边正在打瞌睡的同伴伸出双手找平衡。又一次颠簸。接着整辆车开始剧烈地摇晃，仿佛遇到了地震。
座椅哐当作响，行李掉了下来，人们开始尖叫。突然，我们向一边翻倒，也许是翻滚——那么多的机器，那么多的身体，全都甩起来了。周围全黑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不知道其他东西在哪儿。我感到身体悬在半空，但被某种看不见的巨大力量固定在椅子或墙上。火车撞到地面，我嘴巴尝到了金属和泥土的味道。我记得当时想的是：“我们停下来时，我会死去吗？”
车最终停下来时，我还在呼吸。我的四肢还能活动。坐我旁边的同伴不见了;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我爬到他原来的位置，趴在一个行李架上，和其他许多人一起叫喊，我们需要找到出口。我穿着裙子，左脚穿着鞋。我感觉血液从我脚上的伤口处慢慢渗出。几分钟后，一个男人把我从别人推开的窗户中拉出来。我们站在火车顶上——其实是火车左面——审视着周围不现实的一切。人们蹒跚地离开扭曲、冒烟的废墟。我的背部在撞击中受了伤，疼痛逐渐增加，我那沉重、擦伤了的胸腔难以呼吸。但我仍跟着大伙。我们一个跟着一个，拉着手或搂着肩膀。没有人推搡，没有人要求额外照顾。“我们太幸运了，”一个年轻的女士说，她后来帮助我离开现场。“你知道我们有多幸运吗？”
我借了个电话打给科里。“我们的火车脱轨了，”我以平静的语气对他说，这时，直升飞机的灯光开始扫过我周围的地面。几分钟后，他坐上了从纽约出发往南开的车。与此同时，我被抬上了警车的后车厢，伴随着大声鸣叫的警笛疾驰着离开现场。
四个小时后，我终于在天普大学医院见到了科里。那时我已经照了X光（我的肋骨擦伤了，可能几处有轻微骨折），做了心电图。由于我只穿着一只鞋子，一位护士给了我一双袜子。除了这位护士，还有很多陌生人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如拥抱、水、长袖汗衫、安慰的话语等等。我试着记下他们的名字，告诉自己以后要给他们送感谢卡;但人太多了，这不可能做到。当我出院时，一位保安扶着我到天普大学医院为家人提供的等候区。我的牙齿不受控制地打颤，事故发生后就一直这样。我经过房间时，我的未婚夫看见了我但几乎认不出来，不仅仅是因为他近视，更因为我的脸蒙上了灰尘。他拥抱着我，对我说没事了——一贯的令人宽慰的语气。
但在他的眼里和声音里，我发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我看到了自己。那是伴随着我并让我苦苦挣扎的恐惧。他帮我洗去灰尘和血迹后告诉我，虽然我在现场给他打了电话，他还是担心我会死去。因为可能会有内出血。也许他去到医院后我就死了。这些推测性的、警惕性的话语是我常常会说的，我们称之为“万一问题”，现在从他口中听到让我很震惊。
在过去几天里，我们说了无数次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在新闻里看到死者的照片和名字，感到一阵阵恐惧、悲伤。我们对彼此微笑、亲吻对方，睡觉时牵着手，一直在寻求安全感。除此以外，我们还有着共同的恐惧感——从前只有我自己体会过。
周四早上，我看到了他的恐惧。我到我父母在费城的酒店房间里洗澡，科里留在我们的房间休息。他后来也过来了，进入房间后看到我穿着浴袍坐在那里，他哭了起来：“我现在不能离开你太久。”他说着，弯下身来拥抱我。
失去的恐惧——一个人会随时消失——和爱的深渊一样深沉、感性。也许它是爱的黑暗面。它有着异常强大的力量——强大得侵袭你的思想，让你在最平常的情况下假设发生最坏的事情。
甘一平摘自《疯狂英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