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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年，缠斗了百年的宋金达成绍兴和议，议定以淮水至大散关一线为双方统治区域的分界线，彼此偃旗息鼓，与民生息。这条胡汉相争夷夏攻防的边界线维系了百年不坠，直至蒙元灭金，一统河山，才消弭于无形。有趣的是，此边界线又恰与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大致重合，也与南船北马、南米北面的人文经济区划线差相仿佛。
有如此历史渊源和现实依托，这样的一条南北分界线理应成为国人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然而日前围绕江苏淮安修建南北分界大桥的众声喧哗，表明对于中国南北分界线，乃至南与北的概念，人们依然没有在文化心理，历史意向和精确现实之间达成一致。
南北分界的文史表达
人们关于某项事物的概念的形成，除了现实情形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心理，而文化心理的形成，又在相当程度上为历史意向的传承所左右。更愿意以长江而非淮河来划分南北，即为中国人的心理深受文化历史图景影响的一个明证。
南方自古就是存在着的，然而相对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河汉和河洛地区的主流文明区，它长期缺乏一种文化上的表达，虽然有屈原这样的楚文化的天才。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为躲避战乱而进行的大规模南迁，开始将南方密集地纳入主流文明的文史图景中，作为南方核心的江南的概念也开始生成并不断被固化。
从东晋的谢灵运唐宋的杜牧、柳永，再到南明的侯方域，一代代的江南士大夫们游山玩水，歌咏吟唱，把南方的精致繁华与风流蕴藉表达到了极致。而北望长安，壮怀激烈，冀图收复中原，则成为江南精英们乐此不疲的感时怀古题材。
与此同时，无论是三国大战之赤壁火烧连营，还是符坚的投鞭断流，祖逖的中流击水，辛弃疾的北固山怀古，乃至王实甫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都一再强化了长江保南阻北的符号意义——划江而治，作为解决南北纷争的暂行性格局，早已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文史意向。
因而长江的得失总是被视为打破平衡的关键。南下者，一旦攻破长江，则东南半壁江山唾手可得；北伐者，一旦过江，便呈直捣黄龙之势。这一点在国民党政权的命运起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国民党北伐军自广州北上，几个恶仗都是在江西、湖南境内进行的，越过长江之际，势如破竹，直系、皖系望风而逃，溃不成军。若不是在对待共产党问题上产生分歧，导致宁汉分流，延宕时日，估计北伐1927年即可抵定。而1949年4月红旗过江，则直接导致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南京被攻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均有大势已去之感，虽然此时他们尚有西南、西北大片地盘。此后国民党军队的兵败如山倒，再次印证了失长江者失天下的古训。熟稔中国历史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美登颇谙长江符号学意义上的奥秘，南京易手后，他并未随国民党政府南撤广州，而是选择留下，试图与新生的共产党政府进行接触。反而是苏联大使一路跟随国民党政府到广州，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尴尬两淮
中原者，两淮也，淮南淮北，大体上淮南为江淮之间，淮北为黄淮之间。近代以来两淮被人们习称为江北，其作为东南腹地的重要性，从清末的一次行政规划动议所引发的争议便可略见端倪，而其尴尬地位也在那次风波中展现无疑。
勃兴于太平天国之后的捻军起义，其主要活动区域为两淮区域的豫东、皖北、苏北和鲁西南，此四省交界地带令有关各方的剿捻战事都呈力有不逮之势。面对此局面，清廷内部便有将此四地合纳为一省的动议，甚至将此一新省的名号都拟好了——江淮行省。除了捻党为患外，此四地风土人情的一致性也成为一个有力的理由：民风浇离，好勇斗狠，土地贫瘠，喜食面食。相对于北方，他们是“南人”。然而相对于江南，他们长期作为“江北佬”而存在。
此议最后因在京江苏籍大佬们的竭力反对而未果，反对的一个最有力理由是如果把江北“割让”给新建行省，则两江总督辖区犹如被“腰斩”，必失腾挪之势，而将日趋蹇促，日久则大不利于东南膏腴之地的赋税供给。
确保东南赋税无虞是历代定都北方的统治者日夜萦绕于心头的大事，的确可以成为反对者最有力的理由。苏北、淮北仍归两江辖制，则运河运输的流畅完整在黄河以南可以更有把握一些，而进入山东境内，则属直隶范围，乃京师鞭长而及之地。有清一代，如何协调江、淮、黄、运之间的矛盾冲突，令两江、河运及盐运总督绞尽了脑汁。横生出一个江淮行省，不仅会使运河运输产生意想不到的梗阻，甚而会威胁到赋税重要来源的两淮盐场的完整性。
不过，将豫东、皖北、苏北和鲁西南连为一体的想法一直未偃旗息鼓，解放后也频有动议，省名从黄淮海省到中原省不一而足，而省会则毫无例外要放在徐州。连著名学者顾准也大力呼吁黄淮海的一体化，认为千里黄淮海区域若连为一片，治理得当，下通大海，上达八百里秦川，则中华再现“神武景气”可期。
苏北、皖北，不南不北，亦南亦北，尴尬也罢，左右逢源也罢，一次次演绎着在南北议题上，中国的行政区划与实际的人文分野及人们的文化心理感觉三者间的冲突与不适。
海洋中国VS内陆中国
日本常常自诩为认识中国历史最深者，然而其借鉴于中国历史经验之处，每每昧于时势而失算。比如东北问题，日本政学精英从当年元、清勃兴的历史受到“启发”，总认为欲征服支那，必先得满蒙，全不顾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与朝代国家体系间的天渊之别，结果百万关东军始终被牵制在与苏联在东北亚的对峙中，不能孤注一掷遂行南下战略。因而有史家说，日本之败就败在围绕中国问题的“南”“北”之争上。
日本在中国南北问题上的“历史近视症”，同样体现在其对运河作用的过度重视上。自1850年代黄河决口北侵夺大清河入海后，运河运力日减，在与海运之争中渐渐处于下风。然而甲午战后，日本所索要的通商口岸中，仍多为运河沿岸的苏州、杭州和扬州。而后海运日兴，兼以英人建成津浦铁路，运河终成废弃之态，而苏、杭、杨也都不复往日繁华景象，日本通商口岸的布局因此被认为相当失算。
事实上，自清末以来，随着南北铁路干线的打通和海运的兴旺，中国南北概念的意涵已被大大拓宽。无论是南方的革命党兴，还是北洋军阀的混战，无论是“海防”、“疆防”之争，还是“海派”、“京派”论战，都超越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因农业定居民族和游牧民族相争而产生的南北议题。
南北相争，越来越呈现出革命与反动，现代与传统，工商文明与小农经济，民主共和与专制复辟，一言以蔽之，即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之间的对决之势。
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地区的梯次腾飞，中国的发展议题已经演绎为如何平衡率先发达的沿海地区与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利益格局，南北问题也因之被东西问题所取代。
有如此历史渊源和现实依托，这样的一条南北分界线理应成为国人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然而日前围绕江苏淮安修建南北分界大桥的众声喧哗，表明对于中国南北分界线，乃至南与北的概念，人们依然没有在文化心理，历史意向和精确现实之间达成一致。
南北分界的文史表达
人们关于某项事物的概念的形成，除了现实情形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心理，而文化心理的形成，又在相当程度上为历史意向的传承所左右。更愿意以长江而非淮河来划分南北，即为中国人的心理深受文化历史图景影响的一个明证。
南方自古就是存在着的，然而相对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河汉和河洛地区的主流文明区，它长期缺乏一种文化上的表达，虽然有屈原这样的楚文化的天才。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为躲避战乱而进行的大规模南迁，开始将南方密集地纳入主流文明的文史图景中，作为南方核心的江南的概念也开始生成并不断被固化。
从东晋的谢灵运唐宋的杜牧、柳永，再到南明的侯方域，一代代的江南士大夫们游山玩水，歌咏吟唱，把南方的精致繁华与风流蕴藉表达到了极致。而北望长安，壮怀激烈，冀图收复中原，则成为江南精英们乐此不疲的感时怀古题材。
与此同时，无论是三国大战之赤壁火烧连营，还是符坚的投鞭断流，祖逖的中流击水，辛弃疾的北固山怀古，乃至王实甫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都一再强化了长江保南阻北的符号意义——划江而治，作为解决南北纷争的暂行性格局，早已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文史意向。
因而长江的得失总是被视为打破平衡的关键。南下者，一旦攻破长江，则东南半壁江山唾手可得；北伐者，一旦过江，便呈直捣黄龙之势。这一点在国民党政权的命运起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国民党北伐军自广州北上，几个恶仗都是在江西、湖南境内进行的，越过长江之际，势如破竹，直系、皖系望风而逃，溃不成军。若不是在对待共产党问题上产生分歧，导致宁汉分流，延宕时日，估计北伐1927年即可抵定。而1949年4月红旗过江，则直接导致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南京被攻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均有大势已去之感，虽然此时他们尚有西南、西北大片地盘。此后国民党军队的兵败如山倒，再次印证了失长江者失天下的古训。熟稔中国历史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美登颇谙长江符号学意义上的奥秘，南京易手后，他并未随国民党政府南撤广州，而是选择留下，试图与新生的共产党政府进行接触。反而是苏联大使一路跟随国民党政府到广州，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尴尬两淮
中原者，两淮也，淮南淮北，大体上淮南为江淮之间，淮北为黄淮之间。近代以来两淮被人们习称为江北，其作为东南腹地的重要性，从清末的一次行政规划动议所引发的争议便可略见端倪，而其尴尬地位也在那次风波中展现无疑。
勃兴于太平天国之后的捻军起义，其主要活动区域为两淮区域的豫东、皖北、苏北和鲁西南，此四省交界地带令有关各方的剿捻战事都呈力有不逮之势。面对此局面，清廷内部便有将此四地合纳为一省的动议，甚至将此一新省的名号都拟好了——江淮行省。除了捻党为患外，此四地风土人情的一致性也成为一个有力的理由：民风浇离，好勇斗狠，土地贫瘠，喜食面食。相对于北方，他们是“南人”。然而相对于江南，他们长期作为“江北佬”而存在。
此议最后因在京江苏籍大佬们的竭力反对而未果，反对的一个最有力理由是如果把江北“割让”给新建行省，则两江总督辖区犹如被“腰斩”，必失腾挪之势，而将日趋蹇促，日久则大不利于东南膏腴之地的赋税供给。
确保东南赋税无虞是历代定都北方的统治者日夜萦绕于心头的大事，的确可以成为反对者最有力的理由。苏北、淮北仍归两江辖制，则运河运输的流畅完整在黄河以南可以更有把握一些，而进入山东境内，则属直隶范围，乃京师鞭长而及之地。有清一代，如何协调江、淮、黄、运之间的矛盾冲突，令两江、河运及盐运总督绞尽了脑汁。横生出一个江淮行省，不仅会使运河运输产生意想不到的梗阻，甚而会威胁到赋税重要来源的两淮盐场的完整性。
不过，将豫东、皖北、苏北和鲁西南连为一体的想法一直未偃旗息鼓，解放后也频有动议，省名从黄淮海省到中原省不一而足，而省会则毫无例外要放在徐州。连著名学者顾准也大力呼吁黄淮海的一体化，认为千里黄淮海区域若连为一片，治理得当，下通大海，上达八百里秦川，则中华再现“神武景气”可期。
苏北、皖北，不南不北，亦南亦北，尴尬也罢，左右逢源也罢，一次次演绎着在南北议题上，中国的行政区划与实际的人文分野及人们的文化心理感觉三者间的冲突与不适。
海洋中国VS内陆中国
日本常常自诩为认识中国历史最深者，然而其借鉴于中国历史经验之处，每每昧于时势而失算。比如东北问题，日本政学精英从当年元、清勃兴的历史受到“启发”，总认为欲征服支那，必先得满蒙，全不顾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与朝代国家体系间的天渊之别，结果百万关东军始终被牵制在与苏联在东北亚的对峙中，不能孤注一掷遂行南下战略。因而有史家说，日本之败就败在围绕中国问题的“南”“北”之争上。
日本在中国南北问题上的“历史近视症”，同样体现在其对运河作用的过度重视上。自1850年代黄河决口北侵夺大清河入海后，运河运力日减，在与海运之争中渐渐处于下风。然而甲午战后，日本所索要的通商口岸中，仍多为运河沿岸的苏州、杭州和扬州。而后海运日兴，兼以英人建成津浦铁路，运河终成废弃之态，而苏、杭、杨也都不复往日繁华景象，日本通商口岸的布局因此被认为相当失算。
事实上，自清末以来，随着南北铁路干线的打通和海运的兴旺，中国南北概念的意涵已被大大拓宽。无论是南方的革命党兴，还是北洋军阀的混战，无论是“海防”、“疆防”之争，还是“海派”、“京派”论战，都超越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因农业定居民族和游牧民族相争而产生的南北议题。
南北相争，越来越呈现出革命与反动，现代与传统，工商文明与小农经济，民主共和与专制复辟，一言以蔽之，即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之间的对决之势。
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地区的梯次腾飞，中国的发展议题已经演绎为如何平衡率先发达的沿海地区与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利益格局，南北问题也因之被东西问题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