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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西方学者大多对“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没有特别的区分，往往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它们。日本伦理学家小仓志祥指出“在通常情况下，这两个词的使用，是没有区别的。”美国学者蒂洛甚至认为“二者无任何区别”。贝克主编的《伦理学百科全书》在界说“ethics”与“morality”时就指出：“这两个词常常被互相替换地使用。”所以，我国一些教材中就给“伦理学”下了这样的定义：伦理学，即关于道德的科学，又称道德学、道德哲学。它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包括道德意识现象、道德活动现象以及道德规范现象等。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辞典大多都使用了欧美的语境去诠释“道德”，他们把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产生的“道德”一词与英文morality（风俗、习惯、个性、品性）对应起来，有的则干脆用19世纪才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伦理理论去解释中国古老的“道德”一词，这肯定是不合理的。
所以，要研究中国的“伦理”、“道德”问题，就得到中国本土语境中去寻找文化根基了。
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的“道德”和其相应的文化概念内涵的形成，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孕育和筛选的过程，儒释道各家都曾经对这个重要的中国文化概念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名实之辩。形象地说，中国历史上“道德”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中国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
中国古代文辞多是一字一义，道、德两字也不例外，最初是分离的，各自有各的意思。（见下图）
先秦诸子对“道”有多种解释：或为天地万物之理（“道理”、“规律”等）；或为宇宙人生之相（“本相”、“根本”等）；或为人生行动之法（“法则”、“途径”等）。
到老子时代，中国古代智慧者在思考世界本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自己的认识主体渗入到自己的认识客体中去了，也就是“知天知人”和“知人知天”的辩证世界观。所以，老子在证明“道”的时候，已经不再像西周以前的人们只是使用形体感官去观察世界和理性地总结世界了，而是开始直接用自己的身心去感受世界了，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曰大。”
老子这里说的“道”就是指的人在认识极限时候的身心感受，类似于现在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存在与虚无”的知识关系。人在自己的认识极限处，最大的感受是他发现了认识的本身就是个“有无”的对待和转化的关系，一切的存在是具体的，但是又都是流变的！所以，在人的生命范畴内，一切都是生灭转化的、运动的、对待的和变化的。
西周时期的“德”与“得”义基本相同，是指当事人有所得的知识行为情况。
最早把“道”和“德”联系起来成为“道德”一词的，是管子和荀子，管子说：“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也。”意思是人们按照天道的规律去行为处事，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去行为处事的人，就是“道德”的人。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道德”一词有些类似于现在的“科学言行”，这个词汇始终是与人所认识自然规律联系在一起的，蕴涵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行动含义。《荀子·劝学》云：“故学至乎礼，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蜀人严君平写过一部系统的《道德真经指归》，全面注解了《道德经》。他是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庄子”，他对道德是这样诠释的：“道德，天地之神明也；天地，道德之形容也。何以明之？道德包万天地也，庄子（指严君平）曰：夫天地有类而道德无形。有类之徒莫不有数，无形之物无有穷极。”可以看出，严君平所理解的“道德”就是指人对宇宙真理的一种知识状态和身心感受，或者说是人向往真理的知识言行的状况，是人依照自然规律而言行的本身，所以，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解释了天地中的阴阳、五行、四时和各种数理等自然规律现象。
在中国“伦理”一词最初也是分开使用的。（如图）
“伦”字最早通“纶”（经纶）、“和”（和谐）、“类”（类别）、“辈”（辈分）、“比”（亲疏远近）、“序”（秩序）、“轮”（车轮，又引申为“俩”、“对偶”）等字义。但后来多指“人伦”。
“理”字最早指“玉”之雕琢。《战国策》中有所谓“玉之未理者为璞”之说。后人引申为“名分”（或身分）、“分”（分理或厘定）及“人之所同然者”（孟子）、“物理”（杨泉）、“是非之宗”（《吕氏春秋》）等义。
较早将“伦理”两字连用的是《礼记·乐记篇》，其中云：“乐者，通伦理也。”从文化意义上讲，中国的“伦理”一词来自于音乐现象，“凡音者，生于人心也；乐者，通伦理也”。这里说的“伦理”，是指当事人依据某种特定的乐器，进行相关的琴弦松紧调试和砝码配置，然后再按照律吕规范进行乐曲演奏的状况。在中国古代，“伦理”一词与“道德”一词是有严格区分的，“伦理”有分析、归类、配置、技术、操作等含义。古代统治者往往把治理天下当成为是在演奏一首和谐的乐曲，所以，他们往往把自己当成为演奏者，把社会关系中的人伦君臣和各种社会关系则看成为是琴弦和乐曲中的音节、音阶、调式等，所以，“伦理”一词往往有很强的官方管理的文化色彩，或者说就是一种管理者的语境，有“教化、教育、培训、训练”等意思。
可见，任何民族国家的“道德”、“伦理”都具有自己文明文化的一脉相传性质。“道德”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在自己历史过程中所孕出来的世界观，人生哲学和言行的习惯；“伦理”则是一个民族在自己历史过程中根据道德和法律而综合形成的一种境遇性质的自觉的社会文化习惯和品格。
但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有盲目套用欧美文化理论的问题，所以，现在中国的辞典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这就是这些辞典普遍放弃了中国自己的“道德、伦理”的理解和分类，而是模仿了欧美语境，将“伦理”与“道德”这两个词混淆了。这主要是因为英文ethics（伦理）与morality（道德）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指社会组织化状态中人们的习俗、习惯、个性、品性等。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混乱和悲哀！这样去学习欧美的文化理论，简直可以说是大退步，因为，中国古代的“道德、伦理”文化概念是中国自己的重大历史遗产，是中国历朝历代人民群众和智慧者共同理论实践的产物，其中蕴涵着千辛万苦的历史。中国近现代，这样轻易地使用外国“道德、伦理”观念去替代中国本土的“道德”、“伦理”世界观，这不仅使原本十分清楚的概念混淆起来了，结果还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思想文化上的混乱和动乱。
所以，如果要研究中国的“伦理”、“道德”问题，还应该基于中国自己的传统历史和文化，从中国人自己的视角出发去定义和挖掘，全面客观地理解“伦理”与“道德”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徐无闻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4
[2]倪愫襄编著《伦理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3]陈章龙《当代中国思想道德体系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日〕小仓志祥《伦理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罗国杰主编《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通讯地址：100872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辞典大多都使用了欧美的语境去诠释“道德”，他们把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产生的“道德”一词与英文morality（风俗、习惯、个性、品性）对应起来，有的则干脆用19世纪才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伦理理论去解释中国古老的“道德”一词，这肯定是不合理的。
所以，要研究中国的“伦理”、“道德”问题，就得到中国本土语境中去寻找文化根基了。
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的“道德”和其相应的文化概念内涵的形成，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孕育和筛选的过程，儒释道各家都曾经对这个重要的中国文化概念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名实之辩。形象地说，中国历史上“道德”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中国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
中国古代文辞多是一字一义，道、德两字也不例外，最初是分离的，各自有各的意思。（见下图）
先秦诸子对“道”有多种解释：或为天地万物之理（“道理”、“规律”等）；或为宇宙人生之相（“本相”、“根本”等）；或为人生行动之法（“法则”、“途径”等）。
到老子时代，中国古代智慧者在思考世界本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自己的认识主体渗入到自己的认识客体中去了，也就是“知天知人”和“知人知天”的辩证世界观。所以，老子在证明“道”的时候，已经不再像西周以前的人们只是使用形体感官去观察世界和理性地总结世界了，而是开始直接用自己的身心去感受世界了，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曰大。”
老子这里说的“道”就是指的人在认识极限时候的身心感受，类似于现在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存在与虚无”的知识关系。人在自己的认识极限处，最大的感受是他发现了认识的本身就是个“有无”的对待和转化的关系，一切的存在是具体的，但是又都是流变的！所以，在人的生命范畴内，一切都是生灭转化的、运动的、对待的和变化的。
西周时期的“德”与“得”义基本相同，是指当事人有所得的知识行为情况。
最早把“道”和“德”联系起来成为“道德”一词的，是管子和荀子，管子说：“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也。”意思是人们按照天道的规律去行为处事，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去行为处事的人，就是“道德”的人。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道德”一词有些类似于现在的“科学言行”，这个词汇始终是与人所认识自然规律联系在一起的，蕴涵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行动含义。《荀子·劝学》云：“故学至乎礼，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蜀人严君平写过一部系统的《道德真经指归》，全面注解了《道德经》。他是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庄子”，他对道德是这样诠释的：“道德，天地之神明也；天地，道德之形容也。何以明之？道德包万天地也，庄子（指严君平）曰：夫天地有类而道德无形。有类之徒莫不有数，无形之物无有穷极。”可以看出，严君平所理解的“道德”就是指人对宇宙真理的一种知识状态和身心感受，或者说是人向往真理的知识言行的状况，是人依照自然规律而言行的本身，所以，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解释了天地中的阴阳、五行、四时和各种数理等自然规律现象。
在中国“伦理”一词最初也是分开使用的。（如图）
“伦”字最早通“纶”（经纶）、“和”（和谐）、“类”（类别）、“辈”（辈分）、“比”（亲疏远近）、“序”（秩序）、“轮”（车轮，又引申为“俩”、“对偶”）等字义。但后来多指“人伦”。
“理”字最早指“玉”之雕琢。《战国策》中有所谓“玉之未理者为璞”之说。后人引申为“名分”（或身分）、“分”（分理或厘定）及“人之所同然者”（孟子）、“物理”（杨泉）、“是非之宗”（《吕氏春秋》）等义。
较早将“伦理”两字连用的是《礼记·乐记篇》，其中云：“乐者，通伦理也。”从文化意义上讲，中国的“伦理”一词来自于音乐现象，“凡音者，生于人心也；乐者，通伦理也”。这里说的“伦理”，是指当事人依据某种特定的乐器，进行相关的琴弦松紧调试和砝码配置，然后再按照律吕规范进行乐曲演奏的状况。在中国古代，“伦理”一词与“道德”一词是有严格区分的，“伦理”有分析、归类、配置、技术、操作等含义。古代统治者往往把治理天下当成为是在演奏一首和谐的乐曲，所以，他们往往把自己当成为演奏者，把社会关系中的人伦君臣和各种社会关系则看成为是琴弦和乐曲中的音节、音阶、调式等，所以，“伦理”一词往往有很强的官方管理的文化色彩，或者说就是一种管理者的语境，有“教化、教育、培训、训练”等意思。
可见，任何民族国家的“道德”、“伦理”都具有自己文明文化的一脉相传性质。“道德”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在自己历史过程中所孕出来的世界观，人生哲学和言行的习惯；“伦理”则是一个民族在自己历史过程中根据道德和法律而综合形成的一种境遇性质的自觉的社会文化习惯和品格。
但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有盲目套用欧美文化理论的问题，所以，现在中国的辞典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这就是这些辞典普遍放弃了中国自己的“道德、伦理”的理解和分类，而是模仿了欧美语境，将“伦理”与“道德”这两个词混淆了。这主要是因为英文ethics（伦理）与morality（道德）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指社会组织化状态中人们的习俗、习惯、个性、品性等。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混乱和悲哀！这样去学习欧美的文化理论，简直可以说是大退步，因为，中国古代的“道德、伦理”文化概念是中国自己的重大历史遗产，是中国历朝历代人民群众和智慧者共同理论实践的产物，其中蕴涵着千辛万苦的历史。中国近现代，这样轻易地使用外国“道德、伦理”观念去替代中国本土的“道德”、“伦理”世界观，这不仅使原本十分清楚的概念混淆起来了，结果还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思想文化上的混乱和动乱。
所以，如果要研究中国的“伦理”、“道德”问题，还应该基于中国自己的传统历史和文化，从中国人自己的视角出发去定义和挖掘，全面客观地理解“伦理”与“道德”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徐无闻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4
[2]倪愫襄编著《伦理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3]陈章龙《当代中国思想道德体系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日〕小仓志祥《伦理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罗国杰主编《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通讯地址：100872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