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合唱指挥艺术历经50年代民歌合唱艺术的兴盛,“全国音乐周”的合唱活动高潮,也有文革时期的畸形发展,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合唱艺术可以说在人才培养、舞台艺术实践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近几年的各类专业的合唱比赛中,我国的各种团体无论从演唱水平还是作品难度以及获奖等级还有获奖数量等多方面成绩都是令人欣喜的。
　　伴随着合唱活动的蓬勃开展,相关的合唱指挥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勃发出顽强的生命力。然而,长期以来,对于合唱指挥的研究,相当多一部分成果仍然是以指挥心得随笔、指挥经验总结、指挥技巧介绍等形式出现的,如著名指挥家马革顺教授的系列论文《击拍图式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合唱指挥的教学与排练随笔》、《指挥时动作的主动与被动——合唱指挥的教学与排练随笔之二》、《咬字与吐字——合唱指挥的教学与排练随笔之三》(《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1、3、4期发表)便是被冠以“随笔”之名。这些经验随笔当然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它是指挥大师们数十年心血和智慧的凝结,是合唱指挥界宝贵的经验财富。但是,就整个合唱指挥学科来说,仅仅只有这类文章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论化、系统化的学术研究与学理分析。
　　一、 国内合唱指挥艺术理论构建的研究现状
　　合唱指挥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一名纯熟的、优秀的合唱指挥家必然需要大量舞台演出实践的历练与经验积累;但同时合唱指挥艺术又是一门专深的学问,作为艺术学学科体系下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需要对艺术的一般规律及本方向的特殊规律进行深入的学理探讨,需要特定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的指导。因此,对合唱指挥艺术的研究,既需要实践经验的总结,也需要理论方法的支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有了马老早年的《合唱学》,这正是老一代指挥家试图将合唱指挥艺术从经验上升到理论的一种努力;是合唱指挥作为一门学科,其理论化、系统化的一种积极的尝试。其后国内相继推出的《合唱指挥知识》、《合唱指挥法》、《合唱与指挥教程》、《合唱指挥艺术》等,正是朝着这一方向的持续探索,是合唱指挥学科理论体系不断生长的节节枝干。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探索和建构远未最终完成。相对于合唱指挥的丰富实践和辉煌成就而言,这些理论研究和建设仍有很大的深入和拓展余地。因为这类著述仍以一般性的介绍和初步系统化的经验总结为主,多是带有“教材”、“教法”的性质;而以一定的理论方法为指导,对合唱指挥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本体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见。截止到2010年3月31日,本人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中以“合唱指挥”与“理论”或“方法论”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所能搜到的论文仅仅为两篇,并且所涉及的还都是教学理论片断。由此可见,在借助一定的理论体系或科学方法对合唱指挥领域的诸问题进行归纳阐释方面,仍然呼唤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
　　二、国际上对和合唱指挥艺术理论构建的研究现状
　　国外合唱指挥艺术理论研究的进行程度,限于资料收集有限,本人不敢妄下论断。但我可以援引两位国外指挥家的话来作为代表。前苏联指挥家康德拉申曾开列了一大串他认为指挥理论应该涵盖的内容:“依我看,指挥理论是把指挥家用来取得想要的结果的一切手段加以系统的整理和正确的对比。指挥家处理方法的特点,从钻研总谱的过程中琢磨演奏构思起,经过排练过程的所有的阶段,一直到音乐会演奏,都应当从科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研究。理论还包括给指挥家风格的概念下定义,介绍各个指挥学派的特点,说明由于指挥家的演奏实践他的理论概括的作用(论指挥的科学),指挥家活动的社会教育方面,他在培养音乐表演人才以及训练下一代指挥家方面的教育意义,相应于现代生活的表演艺术的发展……这个单子还可以继续长时间地开下去。”然后,他话锋一转:“但是要知道理论还没有形成呢!”从这里我们便可以见到这位国外指挥界的前辈对合唱指挥艺术理论建设的期望和遗憾。无独有偶,德国指挥家海尔曼·舍尔欣也感慨道:“我们甚至连一种我们这门艺术技巧的理论学说都没有,这种理论学说是为老师、同样也为学生系统地提供练习材料的,而且在逐渐的发展中是会改变指挥问题的。那些直到如今已经出版了的关于指挥的书籍,会有对实践的评论,对观点的论争,至多是对作品上演的建议。再就是人们还可以看到那最主要的指挥能用动作的公式化图样。可是人们该怎么样来指挥,怎么样自己来学习指挥,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地方做过详细论述的。”当然,这话说得太过绝对,因为舍尔欣本人便发表过不少指挥理论。但至少他也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对指挥理论进一步丰富的殷切期盼。
　　三、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合唱指挥艺术的理论研究服务
　　基于上述理由,本人在合唱指挥实践的基础之上,开始尝试进入关于合唱指挥方法论的研究。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本人更进一步认识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单有理论或实践都是不够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两极,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而对于合唱指挥艺术来说,我们当前更加需要理论的指导。诚如马克思所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为了促进合唱指挥艺术的发展,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人类精神思辨的领域,向各种科学方法论汲取学养、广泛借鉴,从而将合唱指挥艺术理论进一步完善,以最终起到深化认识、指导实践的作用。
　　上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有关思想理论体系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尤其是一些哲学方面的思潮,不仅给相关专业的学术研究带来颠覆式的变化,甚至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也造成了巨大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体系,并被借鉴到一些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产生了许多的研究成果,比如语言学、艺术审美心理学等等,这些新的理论对常见的文化艺术实践活动采用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为我们带来艺术思想的全面更新。
　　（一）“新存在主义理论”对合唱指挥艺术理论构建之启示
　　综上所述,合唱指挥艺术学科能否也可以借鉴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来进行全新的阐释呢？答案是肯定的,举个例子来说,合唱曲的创作中,在作曲家的脑海中已经有了观念上的音响模型,而乐谱仅仅是将音乐物化的形式而已。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对合唱作品尤其是对早期合唱作品的分析,更多的是依赖曲谱,但是作曲家的很多的想法以及音乐中的许多细微变化,很难通过曲谱来呈现,我们在阐述合唱艺术的二度创作时可以借鉴海德格尔的“新存在主义”理论,他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两个概念“在场”和“不在场”,所谓 “在场”指的是当前呈现,“不在场”指的是当前未呈现,但是海德格尔认为,“不在场”并不代表不存在,他只是站在了“在场”的后边而已,如果要了解呈现的表象到底是一种什么内涵,就不能只盯住这个“在场”的东西,而要超越他,进入到对那些“不在场”的东西的考察当中去,而只要将“在场”和“不在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准确地把握事物本质。按照海德格尔的“在场”与“不在场”的论点,我们可以将上述合唱曲的曲谱视为“在场”,而曲谱上没有呈现的音乐的细微变化可以当做“不在场”,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指挥家的任务就是不仅要把“在场”的东西表现出来,还应该把那些“不在场”的东西表现出来。
　　（二）信息论于合唱指挥艺术理论构建之启示
　　信息论最早源于通信工程领域,后来被引入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从而具有了一般哲学方法论的特性。在信息论中,主要由这样几个因素,信源、信宿和信道、噪声。简而言之,信息从信源出发,按照一定的编码原则经过信道到达信宿,信宿再按照编码原则进行接收。在信号传输的过程中,信道常常受到一些干扰,使信宿收到的信号与发送端发出的信号出现一定的差别,这就是噪声。在噪声干扰的情况下,信宿收到的不只是信源发出的信号,还掺杂着进入信道的噪声,即信号与噪声的合成。噪声往往会影响到通信效果,造成某些信息的失真。为了使接收端收到一个与发送端尽可能相符的消息,必须尽量减少和抑制噪声。
　　将此的理论引入合唱指挥领域,可以将指挥语言视为一种信息的传输,从而建立一个关于合唱指挥的通信系统模型:指挥将自己对合唱作品的理解和对合唱队员要求按照编码规则（指挥法）通过信道（手势、动作、表情等指挥语言）进行传达,合唱队员观察到指挥的指挥语言,按照与指挥家约定的指挥法进行接收,进而领会指挥的意图,进行符合要求的演唱。在此过程中,指挥和合唱队员都要克服一定的内在和外在的干扰因素（噪声）,保证指挥的意图能准确地传送到合唱队员。如果将信息论移植到合唱指挥领域来进行研究,按照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我们可以大胆地将之运用到合唱指挥领域,形成一套关于如何监控合唱指挥活动,促使其高速运转的程序规范,而我们对于指挥和合唱队员在体系中的运用,也必将有一番全新的认识。
　　合唱指挥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它关乎着我们整个合唱指挥学科的理论根基,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来诠释合唱指挥艺术,是构建合唱指挥理论体系的一次有益尝试,也希望更多的合唱指挥界的同仁参与到这种理论研究的不断探索中,大胆的借鉴和吸收边缘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从而丰富和深化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促使合唱指挥学科的理论体系尽快建立起来。
　　
　　作者简介:杨天宏（1977—）,男,河南许昌人,许昌学院音乐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音乐学硕士,主要从事合唱指挥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