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7月1日，原本是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喜庆日子，但一些极端激进分子却借口反对特区政府有关条例修订，以极为暴力的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肆意损坏立法会设施。他们戴着头盔、手套和口罩，在立法会大楼内进行大肆破坏，有人拆除大楼墙身布置，有人拆毁装在天花板的投影机并用铁锤击碎，还有人将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及前主席范徐丽泰等人的画像拆除涂损，用铁锤打烂。
　　这让人立即联想到了一年前的法国，2018年12月1日，法国巴黎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示威队伍起初和平游行，但到了尾段接近杜乐丽花园一带，一批混入游行队伍的蒙面青年突然发难，他们手持铁棒企图冲破警方防线，破坏附近商店橱窗及汽车，不少汽车被推翻，部分滋事者甚至纵火烧车、焚毁建筑物。与此同时，数千名穿着“黄色背心”的示威者开始跟随制造暴力，纵火抢劫，更在著名地标凯旋门涂鸦，与防暴警察爆发激烈冲突，引发法国自2005年以来最严重的城市骚乱。
　　从上述两个事件的对比中，有三个共同点：一是暴乱均由少数极端暴力分子挑起，这些人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犯罪动机;二是多数人紧跟其后，这些平日生活中遵规守矩的普通人，此刻展现出异常愤怒与暴躁的一面;三是他们都有去个性化的特征，他们均用口罩遮住面部，并用墨镜或者防风眼镜遮住眼睛，以防面部被识别。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多数人为什么会跟随少数人做出如此出格的举动呢？一个人犯下恶事、做出恶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关于人性的两种假设：理性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

　　要回答上述问题，还得从哲学上人性中关于“恶”的来源的两种假设说起：第一种假设认为，人性中的“恶”是天性使然，人是有理性思考能力、有自由意志的，如果作恶，那也是他个人的问题;而第二种假设认为，人性本无“善”与“恶”的划分，只是因为受到了不良环境的影响和塑造，人才会作恶，也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然而，二战时，600多万犹太人被屠杀，难道杀人者就希特勒和纳粹极端分子几个人而已吗？难道所有的党卫军官兵和军医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吗？
　　对这个问题，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用实验给出了答案。津巴多认为，存在权威通过权力去操纵一个人做坏事，在二战时期，许多纳粹官兵就是在执行命令，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在权威的威逼利诱下同样做出坏事。因此，社会情景所创造出的社会角色，就成为重点因素。而要考察社会角色的影响，就必须要创造出一个情景，并且这个情景中必须没有权威的存在，参加实验的人选，也必须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并且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以此排除先天影响和权威影响。
　　在这样的思考背景下，心理学界非常著名的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横空出世。正因为这个实验，不仅让当时年轻的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名声大噪，而且让当时的学术界不得不重新审视人性的复杂度。2004年，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发生了臭名昭著的美军虐囚事件，引发全球舆论关注。虐囚事件和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两者之间有很高的相似性，于是津巴多教授应邀担任了虐囚案的專家证人。也正是以此为契机，他在时隔30多年后回首斯坦福的尘封往事，首次通过文字详细叙述了当年的实验细节，写下心理学经典著作——《路西法效应》。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前期准备

　　津巴多根据实验构思，在斯坦福大学开始着手准备实验。他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征求男性志愿者参加一次为期两周的关于监禁的心理学研究，每人每天可以得到15美元的报酬，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菲的酬劳，对于没有收入的大学生来说很有诱惑力。接着，实验人员通过各类心理测验和面试，在应征者中筛选出了24个人作为实验对象。这24名被试者均为20岁左右的大学生，他们的身体与心理健康、精神正常、人格健全，成长经历没有重大事件影响，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并且都没有犯罪史。然后，实验人员和这24名被试者签订协议。随后，他们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扮演监狱看守，一组扮演囚犯。
　　津巴多教授为了增强实验的真实性，他特意邀请当地警察局帮助，让真实的警察对“囚犯”实验对象进行逮捕，这些“囚犯”被蒙住双眼，从他们自己家中，被警察送到模拟监狱，也就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囚犯”被带到模拟监狱后，他们会被要求脱光衣服，面向墙壁站着，“看守”给他们每人喷号（用痱子粉做的）和发放“囚衣”与塑胶拖鞋，“囚衣”上有编号，每个“囚犯”不能有名字，只有编号，并且“囚犯”们的脚踝上都扣着锁链，头上还戴着丝袜做的“囚帽”。与此同时，“看守”的待遇却大不一样，他们统一穿着制服，配警棍，还戴着银色反光太阳镜，并且他们可以在监狱内自由行动。“看守”见到“囚犯”必须叫编号，而“囚犯”则必须称呼“看守”为“先生”。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详细经过与结果

　　实验第一天，所有被试者对监狱生活均不太适应，“囚犯”们个个儿自由散漫、嬉笑打闹，甚至不服从“看守”的命令，而“看守”们则很快进入了状态，他们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一整套惩罚体制：比如大半夜把“囚犯”叫起来强制报数;如果“囚犯”们表现不好或者有反抗，那就会被要求做俯卧撑和青蛙跳;如果不服气，就会被要求去打扫厕所;如果干不好就不给吃饭，甚至还没收衣服、没收床垫;如果“囚犯”还敢反抗，那就用灭火器喷射或者关小黑屋的办法来惩罚。总之，“看守”们用尽一切办法整到“囚犯”们服从。当“看守”们发现自己手上的权力能够直接影响到“囚犯”时，他们的惩罚措施就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一开始，会有个别“囚犯”站出来对抗权威，拒绝服从命令，甚至煽动叛乱，但是“看守”还学会了挑拨离间，比如让表现好的“囚犯”享受特权。然后把叛乱分子分成两拨，给其中一拨好吃好喝，让另一拨人怀疑这些同伴是卖友求荣，结果囚犯之间的信任被摧毁了，“看守”们的权威被进一步巩固。
　　就这样，实验仅过了36个小时，就有一个被试者出现了精神崩溃，以致于不得不将他提前释放。在之后的几天里，又有好几名囚犯出现严重的应激反应，比如身体不适、极度抑郁、哭叫、愤怒和强烈焦虑，一共有5名“囚犯”被提前释放。而剩下的“囚犯”，都变得麻木不仁，逆来顺受，完全接受了自己的“囚犯”身份。这段时间里，津巴多曾经问过这些“囚犯”，是不是愿意放棄报酬来获得提前假释的机会，结果大部分人都不想干了，只有两人不愿意。然而诡异的是，即使是说愿意的“囚犯”，当津巴多告诉他要由实验人员讨论后再决定时，居然也乖乖服从指示回到了囚室。他们已经完全入戏了，忘了自己只是一个参加实验的受试者，只要自己说不愿意，就可以随时离开。
　　而“看守”们同样入戏太深，惩罚方式也更加残酷。比如，在“囚犯”做俯卧撑的时候把脚踩到他背上，甚至让“囚犯”彼此模仿同性恋的性行为。到这个地步，整个实验已经走向失控。随后，津巴多教授也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并在第六天提前结束了这个原本计划持续两周的实验。听到实验结束的消息，“囚犯”们极为释然，甚至因重获自由而抱头痛哭，而“看守”们好像还有点意犹未尽，表现得很舍不得。

斯坦福监狱实验说明了什么？

　　斯坦福监狱实验用事实揭示了情境的巨大力量，尤其在情景直接决定社会角色时。原本并无差别的两组大学生，在短短六天后，一群人变成了茫然无助的“囚犯”，另一群人则变成了以惩罚羞辱“囚犯”为乐的残暴“看守”。要知道，实验之前的心理测评显示，这两组大学生均为正常。
　　为什么这些原本纯朴的大学生，变化如此之快？如果从外部环境的原因来看，有以下方面：一是获取了绝对权力，视频监控发现，当他们拥有了绝对的权力时，就逐渐变得傲慢起来，对“囚犯”很不耐烦，稍有不顺就会拳脚相加。更关键的是，之后的回访记录显示，这些扮演“看守”的大学生，还会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过激行为合理化。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即使对这些“囚犯”有明显的暴力倾向，自己也觉察不到。在绝对权力的情景下，人的意志力无法和情境力量抗衡;二是去个性化，一方面，“看守”穿统一制服、戴墨镜，掩盖掉自己的面目，被统称为“先生”。这就容易给他们一个感觉：“没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也不用为我做的坏事负责。”另一方面，那就是这些扮演“囚犯”的大学生，一开始就被剥夺了许多个体人格，比如他们的名字被取消了，只用代号来称呼他们。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看守”就会觉得，对方或多或少都不那么值得尊重，所以很容易对他们使用暴力;三是从众与服从权威，人总是希望被群体接纳，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而当身边有个别“看守”在作恶，并有越来越多的“看守”跟随作恶时，即使是好心的“看守”，也很难出头制止，只能沉默。这样的沉默，无形中纵容了暴力。另外就是“囚犯”对于“看守”权威的服从，并用服从的方式来维持安全感与控制感，以此对抗焦虑与恐惧。
　　如果从被试者心理层面的原因来看，还有以下原因：一是角色认同。实验里不论“看守”还是“囚犯”，都随着时间慢慢地入了戏，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典型。虽然刚开始不太习惯指使别人，但很快就变得强势起来，越来越暴躁、爱指挥、爱找茬。后来暴力升级，不仅把打人当成家常便饭，还把惩罚当成娱乐活动，故意强迫“囚犯”做一些羞耻的动作。“囚犯”在实验第二天曾有一次“反叛”，但以失败告终。后来，“囚犯”们越来越沉默、麻木，逐渐接受了权力只属于“看守”的现实。“囚犯”彻底变成了极端环境下的弱势者，认为自己没有决定权，甚至忘记了一切根本只是个实验;二是自我辩护合理化。“看守”们为了避免内疚，想出了一个招数，把“囚犯”抽离出“人类”，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实验中“囚犯”们没有名字，只用号码来称呼，甚至称他们为“害虫”。这样一来，受害者不再是加害者的朋友、邻居、族人，而是完全陌生的群体。对陌生群体进行纠正、消灭，是可以被接受的;三是习得性无助。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那些扮演“囚犯”的大学生们，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里反而习惯了这种迫害，变得温顺起来。实际上，这又叫 “习得性无助”。当人们反复反抗失败之后，会变得消沉，不再尝试抵抗。二战时，被抓进集中营的犹太人，每天要做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每天都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大学生们仅仅被管教了六天就变得逆来顺受，那些在集中营里长期遭受压迫的犹太人，绝望不绝望？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启示：愚蠢无知是罪恶之源

　　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不难发现：“坏”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而是被情景诱导出来的。邪恶的一个特点，就是平凡——它在最平凡的人中存在，也由最平凡的人来实行。在诱导下，人们甚至不知道、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也不进行自我思考，只是屈从于情境。斯坦福监狱实验清楚无误地展示了，人的行为并非全由理性、性格、经历所支配。左右着人的善恶的，还有社会情景，以及塑造情景的系统性力量。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善就是肯定生命，发展人的力量，而恶就是否定生命，阻碍人的发展，削弱人的力量。并进一步指出，人要满足自身需求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向前的路，去发展人所特有的爱和创造的能力，这是向善的路;另一条是退行的路，试图回归母体，回归死亡，这是向恶的路。而人的破坏性，就是一种退行路径。对于作恶之人，特别是跟随他人作恶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缺乏生机和创造力，缺乏爱的能力，有一种深深的软弱无能感，正是因为这种无能感，让他们不顾一切去寻求控制别人，凌驾他人之上，由此获得自己无所不能的幻觉。正是因为自己无法创造，无法热爱生命，所以他们就要去毁灭和迷恋死亡，这也是人类恶性侵犯和破坏性的真正根源所在。
　　实际上，许多邪恶来自于一个人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去思考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反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对自我毫无觉知可言。这样的人，就像法西斯时期的纳粹分子一样，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他们缺乏思考或者拒绝思考，这就让潜伏在人性中恶的本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正如本文开始提到的冲击香港立法会的激进分子和巴黎街头打砸抢的“黄背心”，他们当中绝大部分属于平凡而又无知之人，他们的生命缺乏爱的滋养，他们的自我没有获得充分的伸展，他们的价值没有被看见。他们所追求的，是虚幻无比的理念，他们采取的策略则是暴力、毁灭与控制，这是他们唯一可以证明自己无所不能的方式。其实，在我们人类的手中，唯一能够对抗平凡之恶的力量，就是我们对自身的思考与反省，并以此对抗愚昧与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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