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饿，大概饿了二十天，也算是有诚意的。
　　自古，中国的政治理论便主张天子受命于天，代理上天统治天下。如果天子是受命于天，总得要给老百姓一点证据，否则不就是信口开河？要怎么找证据，倒是不难。天子既是上天之子，那么上天的想法作法，天子不是该最清楚？农业社会中，天子的重要责任之一便是颁行历法。秦代以前，就有各种历法，告诉百姓何时下种，何时收成，做任何事都要以不违农时为首要考虑，这样才能够谷不可胜食。秦始皇颁行颛顼历，用了百余年，至汉武帝时才重新修订，改颁太初历，此后历朝历代均要随时勘定，以确保历法正确，对天象异常，也能有所解释。
　　历法若是出错，天时不正，表示天子不能上体天心，百姓不安倒是小事，也许还得出大事。《春秋》记载：昭公三年时，天降大雨和冰雹，天象示警，但是昭公并未注意，结果季氏专权，把昭公给放逐了。汉代萧望之评道：向使鲁君察于天变，宜无此害，认为只有能察天变者，才能平安无灾。这种观念一直影响中国的政治思想。
　　东晋成帝司马衍（321-342）年幼即位，一生困苦，刚当上皇帝就遇上权臣苏峻造反，遭叛军劫持。乱平后，政务被舅舅虞亮把持，恣行诛杀。成帝说：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把虞亮给吓了一跳。成帝生不逢时，却因此通晓人事。他在位十多年间，经常旱涝成灾，乃思以身作则，节粮度荒，所以下诏减膳，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六月，朝廷发生两件大事，重臣陶侃死，又遇上大旱，成帝乃下诏“撤膳，省刑，恤孤寡，贬费节用”，向上天表示这个天之子已经察觉天变，自我惩罚，希望老天原谅。估计减膳时间不会太长，只要下一点雨，表示老天知道天子悔改，御厨就照样供餐。事后，成帝希望改运，把年号改成咸康，没想到两年后（咸康二年，公元336年）三月，又发生大旱，只好继续诏太官减膳。效果不见得如何，倒是减膳的规矩留了下来。
　　以后的皇帝们，如果发生旱涝，不可收拾，就下诏减膳，平抚百姓。唐高宗时也发生旱灾，高宗表示：国以人为本，以食为天，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因此皇帝必须自我惩罚，“令所司，常进之食，三分减二。”只是不知道原本的御膳份量有多少，不要减了三分之二，仍是绰绰有余，达不到减膳的效果。因此除了减膳，还得有其他配套的惩罚，例如撤悬、避殿。撤悬，是把宫中的乐器撤掉，避殿则是搬到小一点的居处，向皇天老子表示悔过。宋神宗赵顼一辈子让大臣瞎整，难怪谥法神宗。他在位期间，官员奏报，正旦将有日蚀，皇帝认定天象示警，赶紧下诏要避殿、减膳，百官也不用入朝贺年。徽宗时，也有因为日食而避殿减膳之举，还大赦天下，但是仍无法避免被俘的命运。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六月，天下久旱，皇帝想方设法求雨，先是大赦，又到佛寺祈祷，皆无效；到了七月中，只好下诏避殿、减膳、撤乐。一直拖到七月底，才下了点雨。八月分，天雨，孝宗还特别要举行谢雨仪式，谢谢皇天给面子。
　　少数民族到了中国建立王朝，也得要学学汉人治天下之法。大金朝的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山东、河北各地大旱，章宗也下诏自责，一样是避正殿、减膳、撤乐，外加少骑马游乐，就希望老天早点下雨，让百姓安生。
　　一直到大清朝，皇帝仍沿用一遇旱涝就得减膳的作法。清圣祖康熙五十五（1716）年，因为大旱，粮食供应不足，皇帝下诏：自明日为始、朕于宫中、每日止进膳一次。康熙特别声明：并不传谕众人如此。可是第二天，就有大臣奏报某处得雨，如何如何。康熙皇帝也是明白人，知道官员要劝他恢复膳食。指示：求雨断不可止，必处处沾足，方可停止。根据记载，从四月二十二日祈雨，连日微雨。五月初三，天才降大雨，雨水渐足，皇帝才下令停止祈雨，五月十二日起，恢复供餐，照常进膳。这一饿，大概饿了二十天，也算是有诚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