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调查记者5年，唯一一次被采访对象出卖是在去年采访甘肃正宁校车事故。
　　为了避开监控，我和家属约在一家较偏辟的咖啡馆采访。同行的还有《东方早报》的一哥们。正在采访的当儿，自称是当地政府某部门的6名官员闯进来，让我们跟他们走。
　　见形势不妙，我答应可以跟他们走。但还有点事想跟家属再聊几分钟，让他们在门口等等，我们一会儿就到。见我们很配合，官员们也没有再勉强，下楼了。
　　没几分钟，我们借着上厕所的机会，从侧门溜了。
　　溜出来的时候已是晚上6点多，一天没吃饭，饿得慌，两人找到路边的一个面馆填肚子。但面端上来后，谁都没有胃口，吃了几口就出了面馆。
　　出门后，我就发现不对劲，因为门口停了一辆车，而这车就是我在咖啡馆门口看到的。当兵两年养成的反侦察本能告诉我，不好，被跟踪了。我马上跟《东早》的哥们说，别回头，快走。
　　但还是迟了。车上迅速下来几个人，拦了我们的去路，并再次让我们跟着他们走一趟。这一次，他们的语气相当蛮横。见我们不配合，有一个嚷嚷，“先逮局里去，还怕他们不说。”
　　我说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跟他们走可以，但他们得拿出证件看看。此时，不料一官员拿出名片，把我的信息一一报出来。我知道，家属把我的名片给了他们。
　　我怎么也不承认那张名片是我的。官员急了，就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衣服，把我推到了他们的车边上。我趁机大吼，把注意力吸引过来，《东早》的哥们也领会我的意图，趁机溜走给同行报信。
　　他们人多，实在说不过，但我发现路两边的店面都还开着，我就再次大喊，“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们就敢在大街上拦一个外地游客，还有没有天理？”群众开始三三两两地围过来。
　　他们有些心虚了，开始劝我有事好好说，不要闹大了，我顺势往群众围起来的圈外挤，再次“逃脱”。
　　跟《东早》的哥们汇合后，我们商量不能再住县城，便打了一辆的士准备直奔别的小镇。可不管怎么走，都摆脱不了他们的眼线。刚开始是三辆车齐刷刷地跟在出租车后面，见我们顺势拐进了路边的一个村庄，他们便分头：只留一辆车跟我们，另外两辆车去了村里另外的两个出口。
　　那种来自于权力压迫的恐惧让出租车司机很紧张，在拐一个弯时，差点把车开进了路边的水沟。他一个劲地念叨着问我们，这会不会连累到他。我只得故作镇定地告诉他，没事，他们不敢怎么样。
　　出租車行驶在没有一点亮光的小巷时，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确切地说，我真的有些恐惧，我怕遇上一场人为制造的车祸。天亮后，没有人知道黑夜里发生了什么。
　　眼见无法摆脱，我干脆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把灯熄灭。后面那辆车呼啸而过，在我们面前不远的地方也停了下来。出租车司机急忙调头向村外驶去。快到村口时，我从车后窗望去，不见车灯，刚想庆幸，早已停在村口的另一辆车又跟了上来。
　　如此两个小时下来，我们始终无法摆脱，只得先拐回县城，住回原来的酒店。万幸，那帮官员没有来房间打扰，只是呆在酒店的大堂。
　　回到酒店，恐惧开始慢慢被愤怒代替，我拨通了家属的电话，我想问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出卖我们。反复几次，家属都没有接我的电话。
　　冷静下来后，对家属的愤怒也渐渐消退，我开始理解他们。是啊，权力什么时候给过我们反抗的机会？或许，他们的恐惧，并不亚于我在出租车上时的那种沮丧，何况他们还带着不久前失去孩子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