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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文艺观点，解读郁达夫以《沉沦》为代表的日本背景小说创作中呈现出来的对日本人与日本文化渴慕背后的仇视倾向，同时分析中国早期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构筑起来的特殊心理机制，并探求制约郁达夫创作和叙事方式的文化心理，最终达到以心理学的视角研究文学作品，实现对文本深入的剖析，形成全新的理解。
关键词：日本文化;渴慕;仇视;反抗
张承志在《日本留言》中说：“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选择了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讨厌地离开了它，它像一个优美的女人，又像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在深爱后或都被它扯入灭顶的深潭之渊，或者毕生以揭示它为己任。”①张承志对日本文化的切身体悟在“五四”时期留日作家的文本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仅以郁达夫为例，分析其日本背景下“反日”题材的小说创作。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面积虽小，但它就像一块具有强大引力的磁石，特别善于吸纳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精粹，并为自己所用。早在1850年前后，日本就开始大量引进西方近代文化，通过翻译出版各类西方著作，使得新思想新文化的种子在日本萌芽。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走向全面西化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强盛。
由于日本长期奉行军国主义政策，也随着自身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这种军国主义思想进一步膨胀。1894-1895年，日本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离其最近，并且尊仿多年的中国，发起了甲午海战。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力衰弱，无法抵挡日本的狂轰猛炸，这场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马关条约》的签定，使中国蒙受巨大的屈辱，也促使国人开始思考日本强大的原因，并踏上了向日本学习的征途。
1896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赴日学习，紧接着一批批自费留学生先后前往，他们绝大多数是才华横溢，志向远大的青年才俊，本着学习日本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决心，寻找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社会道路。但当时的日本社会并未诚心接纳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的日本人以居高临下的轻蔑态度对待中国人，鄙视中国人，甚至对中国人采用侮辱性的称谓“支那人”、“支那猪”等，这与盛唐时期中国政府优待“日本遣唐使”的历史有着巨大的反差。
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中，主人公“我”，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顺利通过了解剖学考试，但却受到具有军国主义思想倾向的日本学生的普遍质疑，推源其始，不过因为“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②P415最后，“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消灭了流言，挽回了尊严，维护了“我”的国格与人格。《藤野先生》中的“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反抗着这种不公和质疑，然而郁达夫作品中的主人公则以另一种决绝的方式对这种不公的现实进行呐喊与控诉。
弗洛伊德说过：“现实的强烈体验唤起了作家对早年经验（通常是童年经验）的记忆，现在从这个记忆中产生了一个愿望，这个愿望从作品中得到实现，作品本身展示了两种身份，最近的诱发场合和旧时的记忆。”③P36郁达夫家境贫寒，幼年时父亲离世，养家糊口的重任就落在了母亲柔弱的肩上，因而形成其善良正直、敏感自尊、忧郁感伤的个性特征，他向往自由，厌恶专制强权对正常人性的束缚。郁达夫于1912年夏转入美国长老会开办的之江大学预科，不及半载，因参加学生反抗压迫的风潮被开除，翌年进入美国浸礼会在杭州办的蕙兰中学，因绝望教会的奴化教育遂返乡独自苦学。可以说，早在国内求学时期，郁达夫内心深处已经孕育着反抗的萌芽。1913年他随大哥赴日留学，次年，大哥因事先回国，将年仅18岁的郁达夫独自留在了异国他乡。在校期间，郁达夫由于弱国子民的特殊身份、极不宽裕的经济条件、备受日本学生的歧视，致使他与日本同学的关系非常疏冷，心里总处于一种敏感与失衡的状态，“总感觉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射在他脊背的样子”④P20。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格发展的动态过程中，为了应付、克服和顺应那些外部的挫折、内心冲突、个人局限、焦虑等情景，人还必须掌握各种有助于人格发展的动力机制”⑤P60。升华机制作为一种重要的动力机制，它通过“自我把本我那里汲取的能量投入到科学、艺术等文化活动中去，就使本我的能量升华”⑤P63， 从创作和塑造他幻想的东西中，艺术家体验到了快乐，从而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与苦闷。
作为一名“外来者”，郁达夫上课之外的闲暇时间是较为充裕的，这样他内心的孤寂与落寞就更深了。为此,郁达夫不得不去寻求一种方式来缓解自身的孤独与苦闷，于是，他选择了一种内转的方式——学习，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常在神保旧书店抱回几册书本回宿舍”⑥ P37，沉浸在精神世界中，这样便可以使自己暂时地忘却外界的烦忧与焦虑。
但即使这样，郁达夫也难逃异国的种种歧视与冷遇，在一切都躲之不急的情况下，他内心的批判和反抗意识被激起，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运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向日本社会反抗，以此表达他的国家意识与民族立场。
一九一七在第八高等学校读书时期，郁达夫在日记中写到：“余已不能爱人，……然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若余则生及季世，日见国事之沦亡，岂得瞑目学愚，甘心受人辱骂乎？! 吾不能也，吾不能也，宁死耳，吾不能学此也！”⑦P134
国土沦丧、山河摇坠，“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作为具有强烈责任感和爱国心的中国人，岂能任凭日本铁蹄的践踏与侵略，而“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呢？日本的野心不断膨胀，更激起郁达夫内心的愤懑，他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五日的日记中写到: “山东半岛被日人窃去，故国日削，予复何颜再生于斯世！今与日人约：二十年后必须还我河山，否则予将哭诉秦庭求报复也！”⑦P134
日本的留学经历，使郁达夫深深地体验到了弱国子民被外人歧视的痛苦，强烈地激发了他的救国意识与爱国精神。在异国他乡，留日学生像一只只黑夜中的孤雁，到处徘徊、飘荡，遭受着日本国民的白眼和歧视，始终找不到自己漂泊灵魂的寄托之所。种种现实都令年轻的郁达夫倍感压抑、孤独、屈辱，于是他借助于文学创作疏泄自己内心的痛苦，对自己所受的屈辱进行反抗。
《银灰色的死》中，“他”是一个留日学生，与“静儿”虽相识时间不长，但经常地互诉衷肠，彼此之间表现为一种理解和同情。但在当时的日本，如果中国留学生与日本的良家女子谈笑，那些无邪的女子时常会因“父兄的熏陶”为着“弱国”、“支那”，就很难再“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对人的好感”，使中国留日学生有一种“从欢乐地绝顶掉入绝望的深渊”⑧P64的感受。静儿与母亲都是日本的女性，她们也固然逃不出日本民族严重的排外思想与强国的优越感心理，所以静儿母亲最后宁愿选择一个甚至比女儿大十多岁的酒馆男人，也不允许她嫁给年龄相当，又有学识并能与静儿惺惺相惜的中国留学生。“他”用当书的钱为静儿买了礼物送去时， “静儿的母亲好像有些嫌恶的样子说：‘你怎么又来了？’”④P11 话语中透出轻视和嫌弃的意味，无辜的“他”遭到白眼与冷遇。
同样的境遇反复烦扰着中国的留日学生，《空虚》中，当“质夫”在汤山温泉遇到一位日本女子，当女子问及质夫的故乡时，他的“脸上忽然红了一阵，因为中国人在日本是同犹太人在欧洲一样，到处被日本人所忽视” ④P153；《沉沦》中的“他”在日本是过着一种孤独与落寞的生活，不能和同学友好地相处，总有一种寄人篱下，受人白眼之感。有一天，“我”和三个日本人回旅馆途中，遇见两个日本女学生，她们送了秋波，她们“活泼泼的眼睛”使“我”既惊喜又怀疑。于是，“我”开始自责“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她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④P22
“秋波”事件的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何苦要来到日本，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来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她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④P23 这个在经济上强过自己国家多倍的国度，作为一名客子，内心总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何处是他的归宿，何处能安放这孤寂的灵魂，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被酒馆的侍女冷落之后，“他”心里暗自骂道：“狗才！俗物！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世间哪有真心的女子，那侍女的负心的东西，你竟敢把我丢了么？罢了，罢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做情人吧。”④P51“他”内心极不平衡，用仇恨的语言来宣泄自己的愤恨，对日本侍女的敌视进一步扩展为对日本民族的愤慨。内心需要的缺失需在祖国这里寻找安慰，最后呼喊“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④P47这里的侍女相当于妓女。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妓女就无法列入正常女人的行列，留日学生在日本竟遭下等妓女的蔑视，这对那些青年才俊来说，是何等的羞辱和哀伤，小说以“他”投海自尽而告终。
世上有强弱两种人，在“魔鬼”盛行的时代，强者可依靠自己的实力砸掉束缚自身的枷锁和缰绳，为自己争取做人的权利和自由，从而也显示出对生活的抗争；而弱者，面对“螃蟹”横行的时代，由于自身力量的羸弱，只能选择一种隐忍与苟且的方式。当他们隐忍存活都无法被社会接纳时，只能走向毁灭，弱者用着无奈的悲剧昭示着对生活悲怆的抗争。作品从两性生活的角度，折射出日本傲倨于贫弱中国之上的姿态。
弗洛伊德曾说：“被压抑的观念在意识的持续压力下进行活动，要平衡这种压力必须要有持续的反压力（counter pressure）,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压抑的维持需要持续能量的付出，这样压抑的消除才能节省能量。”⑩P249在日本，中国人不仅是性要求得到抑制,更多的是一切意志都受到了有形与无形的压抑和制约。因为经济的拮据,弱国子民的地位。在中国国力地位颠倒的时代,中国子民在日本受着歧视与侮辱。有时虽然作家的行为和意识受到强制性的禁锢,但他们的思想可以暂时地逃避压制,寻得一块思想驰骋的场地,获得暂时的自由和解脱,采用文学创作的一种方式将他们的思想、愤慨与不满表达出来，他们的作品大都采用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表达他们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最起码的良知和责任，他们身上具有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爱国情操。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像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的郁达夫，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涌动着反抗的血液，通过创作抒发自己的不满，并在作品中一吐为快。人在社会中生存当有些情感于现实中被压抑时，就会寻找另一种渠道来释放自己、倾倒冤屈和不满。
异国的歧视冷眼、国力的羸弱，客子的身份使中国人身心备受煎熬。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告诉社会自身的存在，希望引起共鸣，觅求知己，唤起知识分子们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激发民族意识，激起全民族的觉醒，这属于郁达夫等文人对现实的一种反抗！
参考文献
［1］ 张承志.日本留言［J］.理论与创作,1994(5)
［2］ 鲁迅著.鲁迅全集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 ［奥地利］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著.张唤民,陈伟奇译.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
［4］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5］ 吴光远,徐万里编著.弗洛伊德—欲望决定命运［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6］ ［马来西亚］温梓川.郁达夫别传［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7］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8］ 郁达夫.郁达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 ［奥］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关键词：日本文化;渴慕;仇视;反抗
张承志在《日本留言》中说：“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选择了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讨厌地离开了它，它像一个优美的女人，又像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在深爱后或都被它扯入灭顶的深潭之渊，或者毕生以揭示它为己任。”①张承志对日本文化的切身体悟在“五四”时期留日作家的文本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仅以郁达夫为例，分析其日本背景下“反日”题材的小说创作。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面积虽小，但它就像一块具有强大引力的磁石，特别善于吸纳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精粹，并为自己所用。早在1850年前后，日本就开始大量引进西方近代文化，通过翻译出版各类西方著作，使得新思想新文化的种子在日本萌芽。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走向全面西化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强盛。
由于日本长期奉行军国主义政策，也随着自身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这种军国主义思想进一步膨胀。1894-1895年，日本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离其最近，并且尊仿多年的中国，发起了甲午海战。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力衰弱，无法抵挡日本的狂轰猛炸，这场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马关条约》的签定，使中国蒙受巨大的屈辱，也促使国人开始思考日本强大的原因，并踏上了向日本学习的征途。
1896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赴日学习，紧接着一批批自费留学生先后前往，他们绝大多数是才华横溢，志向远大的青年才俊，本着学习日本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决心，寻找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社会道路。但当时的日本社会并未诚心接纳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的日本人以居高临下的轻蔑态度对待中国人，鄙视中国人，甚至对中国人采用侮辱性的称谓“支那人”、“支那猪”等，这与盛唐时期中国政府优待“日本遣唐使”的历史有着巨大的反差。
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中，主人公“我”，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顺利通过了解剖学考试，但却受到具有军国主义思想倾向的日本学生的普遍质疑，推源其始，不过因为“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②P415最后，“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消灭了流言，挽回了尊严，维护了“我”的国格与人格。《藤野先生》中的“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反抗着这种不公和质疑，然而郁达夫作品中的主人公则以另一种决绝的方式对这种不公的现实进行呐喊与控诉。
弗洛伊德说过：“现实的强烈体验唤起了作家对早年经验（通常是童年经验）的记忆，现在从这个记忆中产生了一个愿望，这个愿望从作品中得到实现，作品本身展示了两种身份，最近的诱发场合和旧时的记忆。”③P36郁达夫家境贫寒，幼年时父亲离世，养家糊口的重任就落在了母亲柔弱的肩上，因而形成其善良正直、敏感自尊、忧郁感伤的个性特征，他向往自由，厌恶专制强权对正常人性的束缚。郁达夫于1912年夏转入美国长老会开办的之江大学预科，不及半载，因参加学生反抗压迫的风潮被开除，翌年进入美国浸礼会在杭州办的蕙兰中学，因绝望教会的奴化教育遂返乡独自苦学。可以说，早在国内求学时期，郁达夫内心深处已经孕育着反抗的萌芽。1913年他随大哥赴日留学，次年，大哥因事先回国，将年仅18岁的郁达夫独自留在了异国他乡。在校期间，郁达夫由于弱国子民的特殊身份、极不宽裕的经济条件、备受日本学生的歧视，致使他与日本同学的关系非常疏冷，心里总处于一种敏感与失衡的状态，“总感觉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射在他脊背的样子”④P20。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格发展的动态过程中，为了应付、克服和顺应那些外部的挫折、内心冲突、个人局限、焦虑等情景，人还必须掌握各种有助于人格发展的动力机制”⑤P60。升华机制作为一种重要的动力机制，它通过“自我把本我那里汲取的能量投入到科学、艺术等文化活动中去，就使本我的能量升华”⑤P63， 从创作和塑造他幻想的东西中，艺术家体验到了快乐，从而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与苦闷。
作为一名“外来者”，郁达夫上课之外的闲暇时间是较为充裕的，这样他内心的孤寂与落寞就更深了。为此,郁达夫不得不去寻求一种方式来缓解自身的孤独与苦闷，于是，他选择了一种内转的方式——学习，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常在神保旧书店抱回几册书本回宿舍”⑥ P37，沉浸在精神世界中，这样便可以使自己暂时地忘却外界的烦忧与焦虑。
但即使这样，郁达夫也难逃异国的种种歧视与冷遇，在一切都躲之不急的情况下，他内心的批判和反抗意识被激起，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运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向日本社会反抗，以此表达他的国家意识与民族立场。
一九一七在第八高等学校读书时期，郁达夫在日记中写到：“余已不能爱人，……然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若余则生及季世，日见国事之沦亡，岂得瞑目学愚，甘心受人辱骂乎？! 吾不能也，吾不能也，宁死耳，吾不能学此也！”⑦P134
国土沦丧、山河摇坠，“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作为具有强烈责任感和爱国心的中国人，岂能任凭日本铁蹄的践踏与侵略，而“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呢？日本的野心不断膨胀，更激起郁达夫内心的愤懑，他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五日的日记中写到: “山东半岛被日人窃去，故国日削，予复何颜再生于斯世！今与日人约：二十年后必须还我河山，否则予将哭诉秦庭求报复也！”⑦P134
日本的留学经历，使郁达夫深深地体验到了弱国子民被外人歧视的痛苦，强烈地激发了他的救国意识与爱国精神。在异国他乡，留日学生像一只只黑夜中的孤雁，到处徘徊、飘荡，遭受着日本国民的白眼和歧视，始终找不到自己漂泊灵魂的寄托之所。种种现实都令年轻的郁达夫倍感压抑、孤独、屈辱，于是他借助于文学创作疏泄自己内心的痛苦，对自己所受的屈辱进行反抗。
《银灰色的死》中，“他”是一个留日学生，与“静儿”虽相识时间不长，但经常地互诉衷肠，彼此之间表现为一种理解和同情。但在当时的日本，如果中国留学生与日本的良家女子谈笑，那些无邪的女子时常会因“父兄的熏陶”为着“弱国”、“支那”，就很难再“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对人的好感”，使中国留日学生有一种“从欢乐地绝顶掉入绝望的深渊”⑧P64的感受。静儿与母亲都是日本的女性，她们也固然逃不出日本民族严重的排外思想与强国的优越感心理，所以静儿母亲最后宁愿选择一个甚至比女儿大十多岁的酒馆男人，也不允许她嫁给年龄相当，又有学识并能与静儿惺惺相惜的中国留学生。“他”用当书的钱为静儿买了礼物送去时， “静儿的母亲好像有些嫌恶的样子说：‘你怎么又来了？’”④P11 话语中透出轻视和嫌弃的意味，无辜的“他”遭到白眼与冷遇。
同样的境遇反复烦扰着中国的留日学生，《空虚》中，当“质夫”在汤山温泉遇到一位日本女子，当女子问及质夫的故乡时，他的“脸上忽然红了一阵，因为中国人在日本是同犹太人在欧洲一样，到处被日本人所忽视” ④P153；《沉沦》中的“他”在日本是过着一种孤独与落寞的生活，不能和同学友好地相处，总有一种寄人篱下，受人白眼之感。有一天，“我”和三个日本人回旅馆途中，遇见两个日本女学生，她们送了秋波，她们“活泼泼的眼睛”使“我”既惊喜又怀疑。于是，“我”开始自责“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她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④P22
“秋波”事件的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何苦要来到日本，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来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她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④P23 这个在经济上强过自己国家多倍的国度，作为一名客子，内心总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何处是他的归宿，何处能安放这孤寂的灵魂，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被酒馆的侍女冷落之后，“他”心里暗自骂道：“狗才！俗物！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世间哪有真心的女子，那侍女的负心的东西，你竟敢把我丢了么？罢了，罢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做情人吧。”④P51“他”内心极不平衡，用仇恨的语言来宣泄自己的愤恨，对日本侍女的敌视进一步扩展为对日本民族的愤慨。内心需要的缺失需在祖国这里寻找安慰，最后呼喊“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④P47这里的侍女相当于妓女。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妓女就无法列入正常女人的行列，留日学生在日本竟遭下等妓女的蔑视，这对那些青年才俊来说，是何等的羞辱和哀伤，小说以“他”投海自尽而告终。
世上有强弱两种人，在“魔鬼”盛行的时代，强者可依靠自己的实力砸掉束缚自身的枷锁和缰绳，为自己争取做人的权利和自由，从而也显示出对生活的抗争；而弱者，面对“螃蟹”横行的时代，由于自身力量的羸弱，只能选择一种隐忍与苟且的方式。当他们隐忍存活都无法被社会接纳时，只能走向毁灭，弱者用着无奈的悲剧昭示着对生活悲怆的抗争。作品从两性生活的角度，折射出日本傲倨于贫弱中国之上的姿态。
弗洛伊德曾说：“被压抑的观念在意识的持续压力下进行活动，要平衡这种压力必须要有持续的反压力（counter pressure）,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压抑的维持需要持续能量的付出，这样压抑的消除才能节省能量。”⑩P249在日本，中国人不仅是性要求得到抑制,更多的是一切意志都受到了有形与无形的压抑和制约。因为经济的拮据,弱国子民的地位。在中国国力地位颠倒的时代,中国子民在日本受着歧视与侮辱。有时虽然作家的行为和意识受到强制性的禁锢,但他们的思想可以暂时地逃避压制,寻得一块思想驰骋的场地,获得暂时的自由和解脱,采用文学创作的一种方式将他们的思想、愤慨与不满表达出来，他们的作品大都采用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表达他们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最起码的良知和责任，他们身上具有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爱国情操。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像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的郁达夫，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涌动着反抗的血液，通过创作抒发自己的不满，并在作品中一吐为快。人在社会中生存当有些情感于现实中被压抑时，就会寻找另一种渠道来释放自己、倾倒冤屈和不满。
异国的歧视冷眼、国力的羸弱，客子的身份使中国人身心备受煎熬。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告诉社会自身的存在，希望引起共鸣，觅求知己，唤起知识分子们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激发民族意识，激起全民族的觉醒，这属于郁达夫等文人对现实的一种反抗！
参考文献
［1］ 张承志.日本留言［J］.理论与创作,1994(5)
［2］ 鲁迅著.鲁迅全集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 ［奥地利］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著.张唤民,陈伟奇译.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
［4］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5］ 吴光远,徐万里编著.弗洛伊德—欲望决定命运［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6］ ［马来西亚］温梓川.郁达夫别传［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7］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8］ 郁达夫.郁达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 ［奥］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