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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沉浸于幸福之中的人类只会重复过去的行为，而不思考该如何前行。只有在遭遇灾难、在惨烈地倒下之后，人类才会扔掉过去的自己而开始向前行进。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建筑史却对灾难视而不见。
我总在想，从零开始对建筑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应该到了。
冒出这一念头的契机源自东日本大地震带来的巨大灾难。每当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之时，往往都会发现一些至今不曾在意的、实则很重要的东西。巨大的灾难往往会改变建筑的世界，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推动建筑史前行的动力并非来自划时代的发明或技术进步等所谓福音，而是作为生物的人类每当遭遇巨大灾难、每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其自身具备的顽强依赖于巢穴的习性所致。人类的身体是奢华富贵的，这与人类动作的迟缓有关。像鸟儿或鱼类等动作迅速敏捷的生物对巢穴的依赖度是极低的。而人类是脆弱、迟缓的生物，所以人类拥有依赖巢穴的怪癖，拥有依赖建筑的嗜好。
沉浸于幸福之中的人类只会重复过去的行为，而不思考该如何前行。只有在遭遇灾难、在惨烈地倒下之后，人类才会扔掉过去的自己而开始向前行进。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建筑史却对灾难视而不见。你常常可以看到，以科学或技术的发达为理由，天才个人的才能、发明和创意被当作必然结果写进建筑的历史。那真是一部“幸福”的建筑史，毋庸置疑的建筑史。如此，曾经接二连三发生过惨剧的历史就这样明快且轻率地被改编了。
但是，人类的生存环境绝非晴空万里。以悲剧为契机，发明和进步的齿轮才会开始旋转。悲剧推动着历史，这不禁让我们想起“3·11”东日本大地震a。在那一刻，以往一幕幕灾难鲜活地浮现在我们眼前。于是，人类如何应对那些悲剧的场景就会清晰地浮现。
在众多灾难之中，最大的惨剧当属发生在1755 年11 月1 日令整个欧洲陷
入恐慌的里斯本大地震（图1）。当时的世界人口只有7 亿，而死者竟达5 万～ 6万。如今世界人口达70 亿，与“3·11”死者达2 万相比，那个时代人们所承受的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人们甚至已经感觉到“上帝终究放弃了人类”。里斯本大地震从各种意义上说已然成为世界史的一个转折点。甚至有人这样说，
“所谓近代，以这场悲剧拉开了序幕”。
从“不能依赖上帝”这一危机感中诞生了启蒙主义，也诞生了自由、平等、
博爱的思想，这些都与30 年后的法国大革命密不可分。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就因这场大地震备受打击，开始涉足地质学研究，甚至著
书立说。出身于虔诚耶稣教家庭的康德，一方面承认上帝存在的普遍真理，一
方面也开始对“悟性”这一人类所拥有的客观能力有了认知。而这一切均可理
解为那场“不能仅仅依赖上帝”的震后情感所致。有人说，上帝陨落之后，取
而代之的是近代科学，而产业革命等所有这一切正是里斯本大地震的产物。
在一切变革中，建筑界的反应是最快的。如果上帝无法守护人类，那么就
必须自己守护自己。这样想着，首先在人们脑海中浮现的便是作为巢穴的建筑。
这是生物面临危难时的本能。因此，多数人自然马上想到应该构筑既可抵抗地
震也能抵抗火灾、坚固而合理的建筑。
感觉敏锐的建筑家很快就绘出了新型建筑图纸。法国一群建筑家描绘的作
品很有冲击力。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依旧是那么异样，因此这批建筑家当时被
赋予了一个听起来似乎带有辱蔑意味的称呼——“幻视者”。
此前，在那个“依赖上帝的时代”，建筑一直由古典主义和歌德式这两种建筑风格所支配。以古希腊、古罗马建筑风格为基础，进化、传承的古典主义建筑是一个拥有繁杂规则的集合体。首先，要有五种设计各异的柱子（多立克柱、爱奥尼柱、科林斯柱、混合柱、塔司干柱），它们被称为“五种柱式”（图2），并且规定如果是具有某种功能的建筑（例如银行），那么就该使用相应的某种柱式。再者，所有装饰均与这五种柱式相结合，并拥有各自不同的意义。
罗马帝国的终结迎来了基督教掌管实权的中世纪时代。在这期间，在古典建
筑关键词“柱子”这一垂直性极强的要素基础上，歌德式建筑极大地推动了令人
叹为观止的精巧建筑的不断发展（图3）。中世纪的教堂建筑几乎无一例外地采
用了歌德式，因为这种建筑本身即对上帝信仰的强有力表现。神像以及独特的装
饰覆盖了整体建筑，建筑上的所有装饰、所有细节都是以赞美上帝为目的的奉献。
于是乎，新古典主义者打算首先从这一花费了相当长时间才搭建好的规矩
中摆脱出来。在他们眼里，为了坚固、合理的建筑，任何多余的装饰都是毫无
必要的，而决定装饰的规矩以及惯例就更不需要了。要想替代柱式和装饰并且
达到坚固、合理的建筑目的，他们的设计只需要依赖几何学（图4）。
诚然，在当时他们也有无法逾越的极限。无论是混凝土还是钢铁都不是他
们可以随心所欲利用的。他们仍受制于堆砌石头或砖瓦这一技术上的限制。你只要仔细观看那些作品的细节就会知道，那里描绘的依旧只是石头和砖瓦堆砌出来的“古老时代”的建筑。而剥掉建筑的装饰，修整建筑的形態是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也就是说，要想尽情地利用混凝土和钢筋去修建那种拥有长方体、球形、圆筒形等几何学形态的建筑，并且达到建筑的坚固与合理程度，他们不得不等待100 年以上。
100 年之后，里斯本大地震引发的现代科学技术变革以及产业革命等所有成果终于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实现了他们曾经的梦想。是的，否定上帝、赞美人类的知性、坚固且合理的建筑终于出现了，这正是他们当年最想做的。以纯几何学为基础的造型和以数学为基础的合理结构计算造就了20 世纪的现代建筑（图5、图6、图7）。应该说，就预见性而言新古典主义建筑家们正是现代建筑的鼻祖，是现代建筑的“父亲”。
除了里斯本大地震，还有其他一些让人们陷入无限恐慌的灾难也促使建筑发
生了改变。例如1666 年的伦敦大火。大火之前的伦敦是一个由低矮木制建筑所
覆盖的城市。建筑家克里斯托弗·列恩（Sir Christopher Wren）领衔重建了被
烧毁约85% 街区的伦敦，他提议用砖头修建永不被烧毁的伦敦。于是，中世纪那细长街道编织的伦敦从此成为现在砖结构建筑林立，广场和大街井然有序的伦敦。
以崭新的伦敦为模板修建起来的城市是现在的巴黎。拿破仑下台后，第一
共和政权因担心拿破仑时代卷土重来，于1846 年至1848 年将拿破仑的侄子也
就是拿破仑三世幽禁在伦敦。与当时仍处在中世纪脏乱、繁杂的巴黎相比，伦
敦看上去已经十分明亮整洁，而且城市布局十分合理。
拿破仑三世回国后，在拥戴拿破仑时代的支持者的帮助下重掌政权，并任命
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乔治- 欧仁·奥斯曼男爵（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出任塞纳区行政长官，在1853 年至1870 年这短短的17 年间，欧仁·奥斯曼将巴黎彻底改头换面。改造后的巴黎，一扫中世纪残留的狭窄街区的形象，林荫大道与纪念碑高耸的广场相连。在大街的正面耸立着方尖柱等样式的纪念碑以及歌剧院样式的地标性建筑。面向大街的是井然排列、高度相差无几、经过严格规范设计的中层建筑群。整齐划一的街区，将街道尽头矗立的方尖碑以及歌剧院的地标性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那里的建筑如同军人的列队，排列整齐宛如墙壁，在它们的对面矗立着独特的建筑物。那个由弱不禁风、脏乱不洁的“小建筑”七拼八凑起来的城市终于实现了向“坚固且合理的大都市”的蜕变。
这样的城市对治安也十分有益。在以往纵横交错的狭窄区域内有许多隐蔽的空间，就连拿破仑三世也知道自己曾在那里受到恐怖袭击。现在终于建成了拿破仑三世所希望的那个既坚固又合理，而且相对安全（对他而言）的城市。
坚固且合理的城市随后成为全世界城市的榜样。宽敞的大街和广场，还有不会燃烧的建筑，这样的城市规划思潮开始蔓延到全世界。当时将“弱小肮脏的世界”变成“既坚固又合理的大世界”已然形成一股可怕的趋势。
加速上述趋势的另一个灾难是1871 年10 月8 日发生的烧尽800 公顷、造
成10 万人无家可归的芝加哥大火（图8）。
灾难于何时发生、发生在哪里，这对灾难本身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就
在耗时5 年之久的南北战争（1860 年～ 1865 年）终于落下帷幕之际，就在人
们迎接一个崭新的美国到来之际，美国北部中心城市芝加哥却出现了800 公顷
的荒芜大地。芝加哥市从此禁止木结构建筑，由于极力推行砖结构、钢结构建
筑，不会燃烧的“坚固且合理的巨大建筑”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不仅如此，
1853 年拿破仑三世的巴黎与1871 年的芝加哥城市规划之间还存在一个决定性
的差异。在欧洲历史名城巴黎，对建筑高度有着严格的限制（图9），而在作
为西部开发源头的芝加哥，这一切限制均不存在。只要建筑技术允许，不管修
建多高的塔都是可以的。再加上大火之前发明了电梯，人们从此掌握了无须跨
步、想攀登多高就可以攀登多高的手段。世界第一座装上电梯的豪沃特大厦
（Haughwout Building）于1856 年建于纽约（图10）。
几种条件的重合叠加，使得芝加哥刮起了一股建造摩天大楼的风潮。钢铁技术在高层大厦需求的刺激下得到了迅猛发展，这让芝加哥从“低矮木结构建筑”的城市一举变成“中高层、不会燃烧”的城市（图11）。一个“坚固、合理而且是巨大建筑”的时代到来了。
这一时期在芝加哥建造的以重视功能为核心的中高层建筑被称作芝加哥学
派，并成为之后20 世纪新古典主义建筑的先驱。因芝加哥“摩天大厦”这一新
型建筑的飞速发展，纽约自1910 年开始也掀起了建造高層建筑的风潮。其高峰
期以克莱斯勒大厦（Chrysler Building，1930 年落成），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1931 年落成）为代表，于20 世纪20 ～ 30 年代迎来一个超高层建筑时代。
那个年代的纽约和芝加哥一样，限制大厦高度的法规尚不健全。只要限定了用地面积的四分之一，高塔可以无限制地增高。而事实上，楼层增高，所需电梯的数量就要增加，办公室的可利用面积就要减少，因此就经济效率、技术边际而言，超高层建筑的高度必须有一定的限制，不可能无止境地高上去。也正是这个原因，帝国大厦（建成时的高度为381 米）在直到1972 年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高度411 米）竣工前的40 年间，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一高楼”的美誉。
人们总是羡慕巨大的建筑。1929 年经济大萧条的爆发虽然让超高层风潮略有收敛，但是之后，世界对“坚固、合理且巨大的”建筑依旧保持着美好的向往。
比如20 世纪中叶的纽约，80 年代泡沫经济中的东京，90 年代以后的北京、上海，还有因石油获利的阿拉伯国家。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城市，在经济活动中心地区矗立起一座座高塔。虽然各自的外观随时光推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图12、图13、图14），但它们呈现和表露的潜意识精神却是相同的。
自里斯本大地震丢失了上帝之后，人们不离不弃地追求着坚固而合理的大型建筑。每当遭遇巨大灾难之后，这种倾向就愈加强烈。谁都知道，建筑越大未必就与建筑的安全性一致，但人们追求坚固合理的大型建筑的心情非但没有改变，反倒愈来愈强烈了。
我总在想，从零开始对建筑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应该到了。
冒出这一念头的契机源自东日本大地震带来的巨大灾难。每当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之时，往往都会发现一些至今不曾在意的、实则很重要的东西。巨大的灾难往往会改变建筑的世界，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推动建筑史前行的动力并非来自划时代的发明或技术进步等所谓福音，而是作为生物的人类每当遭遇巨大灾难、每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其自身具备的顽强依赖于巢穴的习性所致。人类的身体是奢华富贵的，这与人类动作的迟缓有关。像鸟儿或鱼类等动作迅速敏捷的生物对巢穴的依赖度是极低的。而人类是脆弱、迟缓的生物，所以人类拥有依赖巢穴的怪癖，拥有依赖建筑的嗜好。
沉浸于幸福之中的人类只会重复过去的行为，而不思考该如何前行。只有在遭遇灾难、在惨烈地倒下之后，人类才会扔掉过去的自己而开始向前行进。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建筑史却对灾难视而不见。你常常可以看到，以科学或技术的发达为理由，天才个人的才能、发明和创意被当作必然结果写进建筑的历史。那真是一部“幸福”的建筑史，毋庸置疑的建筑史。如此，曾经接二连三发生过惨剧的历史就这样明快且轻率地被改编了。
但是，人类的生存环境绝非晴空万里。以悲剧为契机，发明和进步的齿轮才会开始旋转。悲剧推动着历史，这不禁让我们想起“3·11”东日本大地震a。在那一刻，以往一幕幕灾难鲜活地浮现在我们眼前。于是，人类如何应对那些悲剧的场景就会清晰地浮现。
里斯本大地震
在众多灾难之中，最大的惨剧当属发生在1755 年11 月1 日令整个欧洲陷
入恐慌的里斯本大地震（图1）。当时的世界人口只有7 亿，而死者竟达5 万～ 6万。如今世界人口达70 亿，与“3·11”死者达2 万相比，那个时代人们所承受的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人们甚至已经感觉到“上帝终究放弃了人类”。里斯本大地震从各种意义上说已然成为世界史的一个转折点。甚至有人这样说，
“所谓近代，以这场悲剧拉开了序幕”。
从“不能依赖上帝”这一危机感中诞生了启蒙主义，也诞生了自由、平等、
博爱的思想，这些都与30 年后的法国大革命密不可分。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就因这场大地震备受打击，开始涉足地质学研究，甚至著
书立说。出身于虔诚耶稣教家庭的康德，一方面承认上帝存在的普遍真理，一
方面也开始对“悟性”这一人类所拥有的客观能力有了认知。而这一切均可理
解为那场“不能仅仅依赖上帝”的震后情感所致。有人说，上帝陨落之后，取
而代之的是近代科学，而产业革命等所有这一切正是里斯本大地震的产物。
从空想到现实
在一切变革中，建筑界的反应是最快的。如果上帝无法守护人类，那么就
必须自己守护自己。这样想着，首先在人们脑海中浮现的便是作为巢穴的建筑。
这是生物面临危难时的本能。因此，多数人自然马上想到应该构筑既可抵抗地
震也能抵抗火灾、坚固而合理的建筑。
感觉敏锐的建筑家很快就绘出了新型建筑图纸。法国一群建筑家描绘的作
品很有冲击力。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依旧是那么异样，因此这批建筑家当时被
赋予了一个听起来似乎带有辱蔑意味的称呼——“幻视者”。
此前，在那个“依赖上帝的时代”，建筑一直由古典主义和歌德式这两种建筑风格所支配。以古希腊、古罗马建筑风格为基础，进化、传承的古典主义建筑是一个拥有繁杂规则的集合体。首先，要有五种设计各异的柱子（多立克柱、爱奥尼柱、科林斯柱、混合柱、塔司干柱），它们被称为“五种柱式”（图2），并且规定如果是具有某种功能的建筑（例如银行），那么就该使用相应的某种柱式。再者，所有装饰均与这五种柱式相结合，并拥有各自不同的意义。
罗马帝国的终结迎来了基督教掌管实权的中世纪时代。在这期间，在古典建
筑关键词“柱子”这一垂直性极强的要素基础上，歌德式建筑极大地推动了令人
叹为观止的精巧建筑的不断发展（图3）。中世纪的教堂建筑几乎无一例外地采
用了歌德式，因为这种建筑本身即对上帝信仰的强有力表现。神像以及独特的装
饰覆盖了整体建筑，建筑上的所有装饰、所有细节都是以赞美上帝为目的的奉献。
于是乎，新古典主义者打算首先从这一花费了相当长时间才搭建好的规矩
中摆脱出来。在他们眼里，为了坚固、合理的建筑，任何多余的装饰都是毫无
必要的，而决定装饰的规矩以及惯例就更不需要了。要想替代柱式和装饰并且
达到坚固、合理的建筑目的，他们的设计只需要依赖几何学（图4）。
诚然，在当时他们也有无法逾越的极限。无论是混凝土还是钢铁都不是他
们可以随心所欲利用的。他们仍受制于堆砌石头或砖瓦这一技术上的限制。你只要仔细观看那些作品的细节就会知道，那里描绘的依旧只是石头和砖瓦堆砌出来的“古老时代”的建筑。而剥掉建筑的装饰，修整建筑的形態是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也就是说，要想尽情地利用混凝土和钢筋去修建那种拥有长方体、球形、圆筒形等几何学形态的建筑，并且达到建筑的坚固与合理程度，他们不得不等待100 年以上。
100 年之后，里斯本大地震引发的现代科学技术变革以及产业革命等所有成果终于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实现了他们曾经的梦想。是的，否定上帝、赞美人类的知性、坚固且合理的建筑终于出现了，这正是他们当年最想做的。以纯几何学为基础的造型和以数学为基础的合理结构计算造就了20 世纪的现代建筑（图5、图6、图7）。应该说，就预见性而言新古典主义建筑家们正是现代建筑的鼻祖，是现代建筑的“父亲”。
伦敦大火和拿破仑三世的巴黎
除了里斯本大地震，还有其他一些让人们陷入无限恐慌的灾难也促使建筑发
生了改变。例如1666 年的伦敦大火。大火之前的伦敦是一个由低矮木制建筑所
覆盖的城市。建筑家克里斯托弗·列恩（Sir Christopher Wren）领衔重建了被
烧毁约85% 街区的伦敦，他提议用砖头修建永不被烧毁的伦敦。于是，中世纪那细长街道编织的伦敦从此成为现在砖结构建筑林立，广场和大街井然有序的伦敦。
以崭新的伦敦为模板修建起来的城市是现在的巴黎。拿破仑下台后，第一
共和政权因担心拿破仑时代卷土重来，于1846 年至1848 年将拿破仑的侄子也
就是拿破仑三世幽禁在伦敦。与当时仍处在中世纪脏乱、繁杂的巴黎相比，伦
敦看上去已经十分明亮整洁，而且城市布局十分合理。
拿破仑三世回国后，在拥戴拿破仑时代的支持者的帮助下重掌政权，并任命
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乔治- 欧仁·奥斯曼男爵（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出任塞纳区行政长官，在1853 年至1870 年这短短的17 年间，欧仁·奥斯曼将巴黎彻底改头换面。改造后的巴黎，一扫中世纪残留的狭窄街区的形象，林荫大道与纪念碑高耸的广场相连。在大街的正面耸立着方尖柱等样式的纪念碑以及歌剧院样式的地标性建筑。面向大街的是井然排列、高度相差无几、经过严格规范设计的中层建筑群。整齐划一的街区，将街道尽头矗立的方尖碑以及歌剧院的地标性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那里的建筑如同军人的列队，排列整齐宛如墙壁，在它们的对面矗立着独特的建筑物。那个由弱不禁风、脏乱不洁的“小建筑”七拼八凑起来的城市终于实现了向“坚固且合理的大都市”的蜕变。
这样的城市对治安也十分有益。在以往纵横交错的狭窄区域内有许多隐蔽的空间，就连拿破仑三世也知道自己曾在那里受到恐怖袭击。现在终于建成了拿破仑三世所希望的那个既坚固又合理，而且相对安全（对他而言）的城市。
坚固且合理的城市随后成为全世界城市的榜样。宽敞的大街和广场，还有不会燃烧的建筑，这样的城市规划思潮开始蔓延到全世界。当时将“弱小肮脏的世界”变成“既坚固又合理的大世界”已然形成一股可怕的趋势。
芝加哥大火和摩天大楼
加速上述趋势的另一个灾难是1871 年10 月8 日发生的烧尽800 公顷、造
成10 万人无家可归的芝加哥大火（图8）。
灾难于何时发生、发生在哪里，这对灾难本身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就
在耗时5 年之久的南北战争（1860 年～ 1865 年）终于落下帷幕之际，就在人
们迎接一个崭新的美国到来之际，美国北部中心城市芝加哥却出现了800 公顷
的荒芜大地。芝加哥市从此禁止木结构建筑，由于极力推行砖结构、钢结构建
筑，不会燃烧的“坚固且合理的巨大建筑”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不仅如此，
1853 年拿破仑三世的巴黎与1871 年的芝加哥城市规划之间还存在一个决定性
的差异。在欧洲历史名城巴黎，对建筑高度有着严格的限制（图9），而在作
为西部开发源头的芝加哥，这一切限制均不存在。只要建筑技术允许，不管修
建多高的塔都是可以的。再加上大火之前发明了电梯，人们从此掌握了无须跨
步、想攀登多高就可以攀登多高的手段。世界第一座装上电梯的豪沃特大厦
（Haughwout Building）于1856 年建于纽约（图10）。
几种条件的重合叠加，使得芝加哥刮起了一股建造摩天大楼的风潮。钢铁技术在高层大厦需求的刺激下得到了迅猛发展，这让芝加哥从“低矮木结构建筑”的城市一举变成“中高层、不会燃烧”的城市（图11）。一个“坚固、合理而且是巨大建筑”的时代到来了。
芝加哥学派和大型建筑
这一时期在芝加哥建造的以重视功能为核心的中高层建筑被称作芝加哥学
派，并成为之后20 世纪新古典主义建筑的先驱。因芝加哥“摩天大厦”这一新
型建筑的飞速发展，纽约自1910 年开始也掀起了建造高層建筑的风潮。其高峰
期以克莱斯勒大厦（Chrysler Building，1930 年落成），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1931 年落成）为代表，于20 世纪20 ～ 30 年代迎来一个超高层建筑时代。
那个年代的纽约和芝加哥一样，限制大厦高度的法规尚不健全。只要限定了用地面积的四分之一，高塔可以无限制地增高。而事实上，楼层增高，所需电梯的数量就要增加，办公室的可利用面积就要减少，因此就经济效率、技术边际而言，超高层建筑的高度必须有一定的限制，不可能无止境地高上去。也正是这个原因，帝国大厦（建成时的高度为381 米）在直到1972 年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高度411 米）竣工前的40 年间，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一高楼”的美誉。
人们总是羡慕巨大的建筑。1929 年经济大萧条的爆发虽然让超高层风潮略有收敛，但是之后，世界对“坚固、合理且巨大的”建筑依旧保持着美好的向往。
比如20 世纪中叶的纽约，80 年代泡沫经济中的东京，90 年代以后的北京、上海，还有因石油获利的阿拉伯国家。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城市，在经济活动中心地区矗立起一座座高塔。虽然各自的外观随时光推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图12、图13、图14），但它们呈现和表露的潜意识精神却是相同的。
自里斯本大地震丢失了上帝之后，人们不离不弃地追求着坚固而合理的大型建筑。每当遭遇巨大灾难之后，这种倾向就愈加强烈。谁都知道，建筑越大未必就与建筑的安全性一致，但人们追求坚固合理的大型建筑的心情非但没有改变，反倒愈来愈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