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习近平同志视察庆阳革命老区时指出：“对南梁的革命历史一定要好好研究”。要突出两点：一是这块革命根据地“是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二是这块根据地“是‘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什么会‘硕果仅存’？我们要加强研究”。
陕甘根据地（亦称“西北革命根据地”）何以具有“硕果仅存”的独特历史地位？这显然是一个宏大、复杂的问题，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不断探求新的认识成果。在此过程中，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布的“十大政策”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思路。
1933年11月起，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以南梁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整整一年后，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当选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军委主席。这一阶段陕甘苏区参照中央苏区的政策法令，总结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措施。上世纪80年代，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将这些政策归纳为土地、财经粮食、军事、对民团、对土匪、社会、肃反、知识分子、对白军俘虏、文化教育等十个方面。随后，“十大政策”的提法被一些党史研究部门采纳，还有人对归类方法略做调整，用“统一战线政策”概括了一些具体问题，另外划分出民政、廉政等类别。
毛泽东指出：“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陕甘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正是因为有正确的领导，自觉抵制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干扰破坏，坚定执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革命路线。可以说，“十大政策”是“硕果仅存”的主要保证之一。
具体而言，陕甘苏区土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地主、富农的债权及高利贷；没收地主的土地、牲畜、庄宅及其他财产，没收富农属于封建剥削部分的出租的土地和多余的财产，分配给贫雇农和缺少土地、耕畜的中农；富农可留地，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可另分地，给以维持生活之必需；等等。针对土改中出现的问题，边区政府还适时颁布了《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豪绅、地主兼商人、游民无产者、宗教职业者、红军中出身地富的人员、土地革命前当白军或团丁者及其家属、逃跑的群众、反革命分子等特殊情况，做出了严格而具体的政策区分。
制定相关土地政策的出发点是解救贫困农民，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根据地的缺粮困难。在总结历次土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陕甘苏区纠正了过分打击一般地主、富农，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方针，规定“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这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让其自食其力，对富农只进行限制、削弱的方针，显然同王明等人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有所区别。“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政策，甚至要把地主“撵上山去吃草”，还将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而加以打击，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使得根据地严重缺粮，扩大红军遇到困难。
毛泽东在1928年和1929年亲自领导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提出了一套切合实际的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方法，如“中农土地不动”，只没收富农“所余出佃的土地”，豪绅地主“得酌量分与土地”等。这些正确意见多次遭到“左”倾领导者指责，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后，更是彻底被错误政策所取代。陕甘根据地在“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下，坚决顶住所谓执行“富农路线”的责难，始终坚持毛泽东的正确土地革命方针，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使根据地得以坚持和发展。
党中央到达陕甘两个月后，及时恢复毛泽东的土地纲领，做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要“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佣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的自由”。几年后，毛泽东更加透彻地指出：“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由于党中央、毛泽东果断纠正陕甘晋省委的错误肃反，重新肯定陕甘根据地正确的土改方针，过去因省委“左”倾迫害而外逃的群众，甚至包括一些中小地主、富农，纷纷回到家乡，积极恢复农业生产。
军事政策方面，陕甘党组织确立了一个根据地、三个游击区（陕北、陕甘边、关中）的多区域协同战略体系，建立起红军、游击队和地方赤卫军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军事系统，坚决摒弃“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的单纯防御的“左”倾军事路线，不顾被指责为“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坚持了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数次“围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对此，毛泽东给以高度评价，十分赞赏地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財经粮食政策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开放集市、与白区通商的内容，这在照金时期就被“左”倾教条主义者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认为开放对根据地是不安全的。但进入以南梁为中心的发展阶段，陕甘苏区继续坚持商贸开放的政策，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建立集市，同时注意保护小商人，鼓励红、白区通商贸易，还开办了农民合作银行，发行边区货币。这些措施不仅使边区群众大感方便，更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军政人员的经济条件。这一点，就连当时的国民党报刊也不得不感慨道：“在所谓陕甘边革命区内，十分注意恢复经济，解决穷人吃饭问题。用军保民，用民养军。我们剿共，如忽略了经济，即一切组织，均不能确立。”
其他方面的政策也都对于保护人民利益、分化瓦解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保卫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的第三天，就取得了对敌人四个团实施的“切尾巴”战斗的胜利，紧接着红一方面军发起直罗镇战役，取得歼灭敌军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这既表明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依旧无往不利，也充分体现出陕甘根据地所具有的强大政治优势和坚实群众基础。当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颇有见地地说：“集结其饥疲的红军约五千之众，于陕北边境上作猛烈反攻”，“或为‘老毛不弱’的表示，而其反攻之可能，不能不归功于刘志丹之民众组织基础”。
总之，陕甘根据地“十大政策”是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正确路线的体现，符合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的思想。根据地的缔造者们不顾个人进退安危，同以“左”倾教条主义为主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不调和的斗争，使革命政权由小到大，使红军由弱到强，最终成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这也正是陕甘根据地在土地革命后期“硕果仅存”的原因之所在。
同时，在陕甘根据地遭到“左”倾路线毁灭性破坏的危急时刻，党中央果断纠正了错误的肃反，毛泽东怒斥北方局和陕甘晋省委“左”倾路线执行者是“疯狂病”，周恩来也义正词严地批驳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是党中央挽救了“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使其担负起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光荣历史使命。（编辑 赵鹏）
陕甘根据地（亦称“西北革命根据地”）何以具有“硕果仅存”的独特历史地位？这显然是一个宏大、复杂的问题，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不断探求新的认识成果。在此过程中，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布的“十大政策”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思路。
1933年11月起，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以南梁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整整一年后，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当选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军委主席。这一阶段陕甘苏区参照中央苏区的政策法令，总结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措施。上世纪80年代，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将这些政策归纳为土地、财经粮食、军事、对民团、对土匪、社会、肃反、知识分子、对白军俘虏、文化教育等十个方面。随后，“十大政策”的提法被一些党史研究部门采纳，还有人对归类方法略做调整，用“统一战线政策”概括了一些具体问题，另外划分出民政、廉政等类别。
毛泽东指出：“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陕甘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正是因为有正确的领导，自觉抵制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干扰破坏，坚定执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革命路线。可以说，“十大政策”是“硕果仅存”的主要保证之一。
具体而言，陕甘苏区土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地主、富农的债权及高利贷；没收地主的土地、牲畜、庄宅及其他财产，没收富农属于封建剥削部分的出租的土地和多余的财产，分配给贫雇农和缺少土地、耕畜的中农；富农可留地，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可另分地，给以维持生活之必需；等等。针对土改中出现的问题，边区政府还适时颁布了《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豪绅、地主兼商人、游民无产者、宗教职业者、红军中出身地富的人员、土地革命前当白军或团丁者及其家属、逃跑的群众、反革命分子等特殊情况，做出了严格而具体的政策区分。
制定相关土地政策的出发点是解救贫困农民，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根据地的缺粮困难。在总结历次土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陕甘苏区纠正了过分打击一般地主、富农，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方针，规定“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这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让其自食其力，对富农只进行限制、削弱的方针，显然同王明等人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有所区别。“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政策，甚至要把地主“撵上山去吃草”，还将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而加以打击，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使得根据地严重缺粮，扩大红军遇到困难。
毛泽东在1928年和1929年亲自领导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提出了一套切合实际的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方法，如“中农土地不动”，只没收富农“所余出佃的土地”，豪绅地主“得酌量分与土地”等。这些正确意见多次遭到“左”倾领导者指责，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后，更是彻底被错误政策所取代。陕甘根据地在“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下，坚决顶住所谓执行“富农路线”的责难，始终坚持毛泽东的正确土地革命方针，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使根据地得以坚持和发展。
党中央到达陕甘两个月后，及时恢复毛泽东的土地纲领，做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要“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佣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的自由”。几年后，毛泽东更加透彻地指出：“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由于党中央、毛泽东果断纠正陕甘晋省委的错误肃反，重新肯定陕甘根据地正确的土改方针，过去因省委“左”倾迫害而外逃的群众，甚至包括一些中小地主、富农，纷纷回到家乡，积极恢复农业生产。
军事政策方面，陕甘党组织确立了一个根据地、三个游击区（陕北、陕甘边、关中）的多区域协同战略体系，建立起红军、游击队和地方赤卫军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军事系统，坚决摒弃“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的单纯防御的“左”倾军事路线，不顾被指责为“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坚持了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数次“围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对此，毛泽东给以高度评价，十分赞赏地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財经粮食政策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开放集市、与白区通商的内容，这在照金时期就被“左”倾教条主义者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认为开放对根据地是不安全的。但进入以南梁为中心的发展阶段，陕甘苏区继续坚持商贸开放的政策，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建立集市，同时注意保护小商人，鼓励红、白区通商贸易，还开办了农民合作银行，发行边区货币。这些措施不仅使边区群众大感方便，更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军政人员的经济条件。这一点，就连当时的国民党报刊也不得不感慨道：“在所谓陕甘边革命区内，十分注意恢复经济，解决穷人吃饭问题。用军保民，用民养军。我们剿共，如忽略了经济，即一切组织，均不能确立。”
其他方面的政策也都对于保护人民利益、分化瓦解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保卫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的第三天，就取得了对敌人四个团实施的“切尾巴”战斗的胜利，紧接着红一方面军发起直罗镇战役，取得歼灭敌军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这既表明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依旧无往不利，也充分体现出陕甘根据地所具有的强大政治优势和坚实群众基础。当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颇有见地地说：“集结其饥疲的红军约五千之众，于陕北边境上作猛烈反攻”，“或为‘老毛不弱’的表示，而其反攻之可能，不能不归功于刘志丹之民众组织基础”。
总之，陕甘根据地“十大政策”是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正确路线的体现，符合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的思想。根据地的缔造者们不顾个人进退安危，同以“左”倾教条主义为主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不调和的斗争，使革命政权由小到大，使红军由弱到强，最终成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这也正是陕甘根据地在土地革命后期“硕果仅存”的原因之所在。
同时，在陕甘根据地遭到“左”倾路线毁灭性破坏的危急时刻，党中央果断纠正了错误的肃反，毛泽东怒斥北方局和陕甘晋省委“左”倾路线执行者是“疯狂病”，周恩来也义正词严地批驳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是党中央挽救了“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使其担负起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光荣历史使命。（编辑 赵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