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中国学者就宪法学理论体系提出的诸多观点实际上都是在现代性的视角之下展开的，但对作为理论基础的现代性本身却没有进行相应的说明。从现代性视角来看，古代宪法向现代宪法的转变表现为宪法基础从客观的自然法向人为的社会契约论的转变。《宪法学》理论体系的重构，应当奠定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人民以社会契约为基础，通过权利让渡组建现代民族国家，从而确立公民与国家间的宪法法律关系。这种宪政体制是限制国家权力与保护公民权利的平衡性法律机制。
关键词： 《宪法学》 理论体系 重构
一、《宪法学》理论体系重构的现代性背景
中国学者就《宪法学》理论体系提出了诸多观点，如“动态宪法结构论”、“权利权力关系论”、“社会权利分析论”、“公民权利国家权力论”和“利益关系论”等。这些观点基本上都写入了教材的内容。然而，在教学的过程中会发现，这些理论体系的设计实际上都是在现代性（modernity）的视角之下展开的，现代性是其理论前提。但这些理论体系均以现代性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从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的理论设计与推演，对于作为理论基础的现代性却没有进行相应的说明。实际上现代性是现代宪法的正当性得以确立的根本前提，以现代性为视角，宪法理论的根基将得到更深入的说明，宪法理论体系也将在此基础上得以重构。
现代性是一种精神素质，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本质。现代性的本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现代精神或者说现代理念。很明显，现代是相对于古代而言的，因而现代首先标明的就是一种时间的流转，即时间上的前后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是历史时间的产物，是现代自身给定的区分于古代的时间标志，因而也是现代自我确证的结果。这种自我确证否定了传统中的最高权威，而将这种权威赋予到现代主体——人的身上。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现代性使法律的本质脱离了非人为性而表现为人为性。这意味着法律的正当性根基从终极绝对性向没有终极相对性的转变，即现代法律的终极基础是人的理性，理性内在蕴含的相对性则把人的理性这一所谓的终极实在给相对化了。换句话说，现代法律根本就没有客观的终极正当性基础。宪法作为法律的法律，因而也就没有真正的终极正当性基础。这就是古代宪法（ancient constituiton）向现代宪法（modern constitution）转变的根本问题——现代宪法的终极正当性基础失掉了。
二、《宪法学》理论体系重构的正当性根基：社会契约论
古代宪法向现代宪法的转变表现为宪法从以客观的自然法为根基向以人为的社会契约论为根基的转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谓的宪法是从实质意义上来说的，即规范政治统治关系的根本性规范，而非近代以来以“宪法”名义命名的“宪法律”。就宪法而言，现代宪法（法律）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理论基础上同古代宪法的根本性差异。古代宪法（法律）的正当性建立在传统自然法的基础之上；现代宪法则失去了这一永久的基础而代之以社会契约理论。
社会契约论实质上包含着两次立约。第一次是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之间相互约定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从而准备进入社会状态（政治状态）。第二次则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立约，即人民把第一次让渡出来的权利授权给新组建的政治共同体国家，而国家则在授权的范围内活动。社会契约论本质上是为了建立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现代关系设想出来的，其在理论假设上是先于国家建立的。国家是自然状态下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与公民借助社会契约让渡权利的结果，从而表现为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第二次立约，立约的文本形式即为宪法。这一西方近现代宪法理论模式的设定实质上是以民族国家内部的成员——某一特定民族国家之公民与其所系属的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为假设出发点的。但是，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关系上，宪法的现代性要求则表现为处理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两大原则要求：公民在让渡权利的过程中所让渡的部分形成了国家权力的来源（由此可以引申出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宪法要求，进一步则可以引出违宪诉讼的宪政机制），未曾让渡的权利——自然权利则以“人权”的形式保留于宪法契约当中。
三、《宪法学》的理论体系设计
（一）《宪法学》的总体设计及其理论意义
从现代性的视角来看，作为与国家对应的政治理性人，公民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然平等关系基础上，以社会契约论作为理论基础，通过权利让渡而组建现代民族国家，从而以宪法的形式法律化了公民与国家间的法律关系。这一法律关系理论模型设置的结果是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政治体制，即限制国家权力与保护公民权利的平衡性法律机制，它是一种寻求政治问题法律解决途径的模式。依照这一原理，总的来看，《宪法学》要分为总论、公民基本权利论、国家权力论和宪法运行论四大部分。
总论部分解决宪法的理论基础、逻辑关系、宪法基本原则几个主要问题。其中，从基本视角的选取来看，现代性构成了现代宪法的精神要素。而宪法的理论基础是现代契约论，现代契约论本来就是现代性的一个表现。该学说是导出“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的理论基础，也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这一宪法关系作为主要内容。所以，这一学说的重要意义是解决当前宪法学理论上无法解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来源的问题。由于现代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建构权利体系，从而把法律表现为一个权利结构体系，因此，以现代社会契约论为基础构建宪法上的权利体系，可以涵盖“利益关系论”的内容。利益本来就是权利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是权利的动力机制。而且，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一个动态关系，虽然在价值上公民权利具有基础地位和优先性，但在实际的宪法运行过程中，宪法的安定性或者说宪法构建社会基本法治秩序的价值也必须考量。
（二）《宪法学》的具体内容
具体说来，从内容上看，人民与国家之间的二次立约，其主要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即政治部分和法律部分。这里所谓的政治部分，实际上指的是法律之外的、政治可以自行决定的部分。政治部分的主要特点是，对于政治决断的结果，需要承担政治责任而非法律责任。换句话说，法律无力解决的必须交由政治自行处断。
在宪法当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法律部分。从法律上应该规定的原则来看，主要就是两个，即分配原则和组织原则。分配原则主要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分配。组织原则则是国家机关间的权力划分原则，即立法、执法和司法权限的划分。由于公民权利尚存在自己保留而未曾授权国家的部分，因此产生了人权原则。国家机关之间的组织原则，要求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关系，所以会引出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无论是公民，还是国家，抑或国家权力中的任何一种，都需要遵循法治行事。因此，在人民与国家的二次立约中，会派生出分配原则（派生出人权原则）、组织原则（派生出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和法治原则这几个宪法基本原则。
宪法的基本原则，会在宪法规定上系统地转化为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与制度、宪法运行法治化三个重要维度。这三个维度在《宪法学》体系中，即是分论部分的内容。从一般的宪法具体规定来看，多数宪法在结构上主体部分就是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与制度和宪法运行（即宪法制定、修改，宪法执行、宪法司法与宪法遵守和宪法监督）。因此，这样来设计宪法分论结构，与法律规定之间会保持一定的一致性。
关键词： 《宪法学》 理论体系 重构
一、《宪法学》理论体系重构的现代性背景
中国学者就《宪法学》理论体系提出了诸多观点，如“动态宪法结构论”、“权利权力关系论”、“社会权利分析论”、“公民权利国家权力论”和“利益关系论”等。这些观点基本上都写入了教材的内容。然而，在教学的过程中会发现，这些理论体系的设计实际上都是在现代性（modernity）的视角之下展开的，现代性是其理论前提。但这些理论体系均以现代性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从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的理论设计与推演，对于作为理论基础的现代性却没有进行相应的说明。实际上现代性是现代宪法的正当性得以确立的根本前提，以现代性为视角，宪法理论的根基将得到更深入的说明，宪法理论体系也将在此基础上得以重构。
现代性是一种精神素质，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本质。现代性的本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现代精神或者说现代理念。很明显，现代是相对于古代而言的，因而现代首先标明的就是一种时间的流转，即时间上的前后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是历史时间的产物，是现代自身给定的区分于古代的时间标志，因而也是现代自我确证的结果。这种自我确证否定了传统中的最高权威，而将这种权威赋予到现代主体——人的身上。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现代性使法律的本质脱离了非人为性而表现为人为性。这意味着法律的正当性根基从终极绝对性向没有终极相对性的转变，即现代法律的终极基础是人的理性，理性内在蕴含的相对性则把人的理性这一所谓的终极实在给相对化了。换句话说，现代法律根本就没有客观的终极正当性基础。宪法作为法律的法律，因而也就没有真正的终极正当性基础。这就是古代宪法（ancient constituiton）向现代宪法（modern constitution）转变的根本问题——现代宪法的终极正当性基础失掉了。
二、《宪法学》理论体系重构的正当性根基：社会契约论
古代宪法向现代宪法的转变表现为宪法从以客观的自然法为根基向以人为的社会契约论为根基的转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谓的宪法是从实质意义上来说的，即规范政治统治关系的根本性规范，而非近代以来以“宪法”名义命名的“宪法律”。就宪法而言，现代宪法（法律）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理论基础上同古代宪法的根本性差异。古代宪法（法律）的正当性建立在传统自然法的基础之上；现代宪法则失去了这一永久的基础而代之以社会契约理论。
社会契约论实质上包含着两次立约。第一次是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之间相互约定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从而准备进入社会状态（政治状态）。第二次则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立约，即人民把第一次让渡出来的权利授权给新组建的政治共同体国家，而国家则在授权的范围内活动。社会契约论本质上是为了建立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现代关系设想出来的，其在理论假设上是先于国家建立的。国家是自然状态下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与公民借助社会契约让渡权利的结果，从而表现为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第二次立约，立约的文本形式即为宪法。这一西方近现代宪法理论模式的设定实质上是以民族国家内部的成员——某一特定民族国家之公民与其所系属的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为假设出发点的。但是，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关系上，宪法的现代性要求则表现为处理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两大原则要求：公民在让渡权利的过程中所让渡的部分形成了国家权力的来源（由此可以引申出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宪法要求，进一步则可以引出违宪诉讼的宪政机制），未曾让渡的权利——自然权利则以“人权”的形式保留于宪法契约当中。
三、《宪法学》的理论体系设计
（一）《宪法学》的总体设计及其理论意义
从现代性的视角来看，作为与国家对应的政治理性人，公民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然平等关系基础上，以社会契约论作为理论基础，通过权利让渡而组建现代民族国家，从而以宪法的形式法律化了公民与国家间的法律关系。这一法律关系理论模型设置的结果是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政治体制，即限制国家权力与保护公民权利的平衡性法律机制，它是一种寻求政治问题法律解决途径的模式。依照这一原理，总的来看，《宪法学》要分为总论、公民基本权利论、国家权力论和宪法运行论四大部分。
总论部分解决宪法的理论基础、逻辑关系、宪法基本原则几个主要问题。其中，从基本视角的选取来看，现代性构成了现代宪法的精神要素。而宪法的理论基础是现代契约论，现代契约论本来就是现代性的一个表现。该学说是导出“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的理论基础，也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这一宪法关系作为主要内容。所以，这一学说的重要意义是解决当前宪法学理论上无法解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来源的问题。由于现代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建构权利体系，从而把法律表现为一个权利结构体系，因此，以现代社会契约论为基础构建宪法上的权利体系，可以涵盖“利益关系论”的内容。利益本来就是权利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是权利的动力机制。而且，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一个动态关系，虽然在价值上公民权利具有基础地位和优先性，但在实际的宪法运行过程中，宪法的安定性或者说宪法构建社会基本法治秩序的价值也必须考量。
（二）《宪法学》的具体内容
具体说来，从内容上看，人民与国家之间的二次立约，其主要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即政治部分和法律部分。这里所谓的政治部分，实际上指的是法律之外的、政治可以自行决定的部分。政治部分的主要特点是，对于政治决断的结果，需要承担政治责任而非法律责任。换句话说，法律无力解决的必须交由政治自行处断。
在宪法当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法律部分。从法律上应该规定的原则来看，主要就是两个，即分配原则和组织原则。分配原则主要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分配。组织原则则是国家机关间的权力划分原则，即立法、执法和司法权限的划分。由于公民权利尚存在自己保留而未曾授权国家的部分，因此产生了人权原则。国家机关之间的组织原则，要求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关系，所以会引出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无论是公民，还是国家，抑或国家权力中的任何一种，都需要遵循法治行事。因此，在人民与国家的二次立约中，会派生出分配原则（派生出人权原则）、组织原则（派生出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和法治原则这几个宪法基本原则。
宪法的基本原则，会在宪法规定上系统地转化为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与制度、宪法运行法治化三个重要维度。这三个维度在《宪法学》体系中，即是分论部分的内容。从一般的宪法具体规定来看，多数宪法在结构上主体部分就是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与制度和宪法运行（即宪法制定、修改，宪法执行、宪法司法与宪法遵守和宪法监督）。因此，这样来设计宪法分论结构，与法律规定之间会保持一定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