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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福格特的《生存之路》
案头摆着这样一组数字：全世界的人口目前正以每年八千万人的速度增加，而与此同时，地球上的森林正以每年二千万公顷的速度减少，近三十年来已经减少了一半；全世界平均每年沙漠化的土地面积正以每年五至七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地球上的野生物(动植物)正以每天灭绝一种的速度消失，目前已灭绝了二百八十种哺乳类动物，三百五十种鸟类和二万种植物；地下的能源正以每年八十亿吨标准煤的速度被开采出来，消费掉；而由于缺少干净的饮用水，每天都有二万五千人死于同饮用水有关的各种疾病……
今天，全世界的生态学家、人口学家、未来学家每时每刻都在通过论文、调查报告、报刊杂志以及各种广播向人们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些数字，这是危言耸听吗？不是的。当然，说人类已经陷入困境，是有些悲观，可是人类的的确确正面临着这些问题，而且是严重的、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人口的增长同人类有限的生存环境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大约四十年前，就有人搜集了全世界的资料，从人类和他的生存环境的角度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且提出了人类面临的问题。这个人就是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
最近，国内翻译出版了福格特的《生存之路》。作者在书中以大量生动的统计数字和实例，以及作者亲自进行的调查，向我们展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以来，人类生存环境所受到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将会给人类生存造成什么后果。我们觉得虽然作者本人在社会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上的观点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是我们不赞成的，但是，正如为本书撰写《导言》的B·M·巴鲁克所指出的，作者所进行的工作却是“首创性的尝试”。读了这本书，几乎每一个读者都会感到人类必须与他的总的生态环境建立一种合理的、健康的关系，这大约也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生存之路》的中心命题就是：人类的存在，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存在，都完完全全取决于它的生存环境，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影响这一环境。有一个公分母在控制着人们的生活，即人口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例如土壤、水、植物和动物的供应量之间的比率。为了使问题能一目了然，作者提出了一个基本关系式：
C＝B：E
这里，B是指生物潜力，即地球上的生物为人类提供住所、衣着和食物的能力；E是指环境阻力，即任何环境因素，包括物理的、生物的、以至人为的社会经济因素对生物潜力(或生产能力)所加的限制。B和E二者互相作用的结果决定着土地的负载能力C，即决定着一定的生态环境可以容纳多少人口。
显然，上述关系式表明，如果B不变，那么C和E成反比变化，即环境阻力越大，负载能力越小，反之，环境阻力越小，负载能力越大。如果E不变，那么C和B成正比变化，即生物潜力越大，负载能力越大，反之，生物潜力越小，负载能力越小。
全书的分析就是顺着C＝B：E的关系展开的。在作者看来，生物潜力是不会增大的，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减少环境阻力以使实际的生物潜力接近理论上的生物潜力。作者的主要注意力是在环境阻力上。那么人类面临的是哪些环境阻力呢？作者认为主要有三：
其一是物理性的环境阻力。它包括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气候条件、地形特点、海流的流向和温度，土壤的酸碱成份等等因素对实际可耕地和可利用的资源的数量与质量的限制。
其二是生物性的环境阻力。这是指土壤腐殖质和固氮菌的减少与丧失；各种农作物病虫害的蔓延；啮齿动物的猖獗以及过度的放牧等等。
其三是人为的环境阻力。它包括火的发明和工具的使用(使人们得以毁林开荒)；奢侈与浪费的“美国式的生活标准”；企业主对利润的拼命追逐。
在作者看来，物理性的环境阻力是难以改变的，而生物性的环境阻力如果人们加以注意是可以降低的，例如，要是人们适当地放牧和种植，从而使土壤和草地在自身的生态循环之中不至于“入”不敷“出”，是可以保持较高的生产能力的；再如，要是人们注意保护啮齿动物的天敌(猫头鹰等)，也是可以减少它们(如田鼠)对庄稼的损害的。
但是，人为的环境阻力最大，也最难克服。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甚至是造成过度放牧、滥捕滥猎、掠夺性种植的原因。作者以相当的篇幅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生态造成的不良影响。他激烈抨击了“美国式的生活标准”，认为这是一种用纸币糊起来的、奢侈和浪费的生活方式。他指出，对生态环境来说，“利润就是损失”！“最富毁灭性的限制因素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举了大量的例子之后，他颇有见地地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是在用所谓经济规律来管理土地，完全忘了土地还要受物理规律和生物规律的限制。以为在工业上行得通的事在土地上也必然行得通，这可能将成为历史上付出最高代价的一个错误。”当然，今天看来，工业生产仍然有一个尊重生态规律的问题。但就是抛开工业生产不说，作者能在人们津津乐道资本主义征服自然的胜利时，指出它的掠夺性和必然造成的生态后果，希望人们不要只看利润和经济利益，应当为子孙后代着想，有计划地使土地的使用能“应得其宜”，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随后带领我们考察了地球上各个大陆的生态环境，分析了它们各自的负担能力。他指出，人口在增加，资源将枯竭，“由于长期而严重地违反某些自然规律，人类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于是他大声向人们疾呼：不要相信人类可以以自己为中心而独立存在的神话了，人类只是他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一环，一旦破坏了这个生态因果链，那么人类将无法生存。
作者给人们的警告，今天看来不是一点也不过分吗？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些数字还只是目前的数字。但是，人口学家告诉我们说，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轻，所以即使各国都在采取控制人口的措施，人口自然增长率还在上升，本世纪末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人口增长将达到历史的最高峰。预计，二○○○年后，才会逐步下降，而要使世界人口实现零增长(出生率与死亡率相抵)，至少需要一百三十年，届时，全世界人口将达到一百○五亿人。这样，至少在这段时间内，各种自然资源的消耗将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例如，据科学家们估计，当人口达到八十亿人时(大约在二○三○年)，对能源的需求将是现在每年八十亿吨标准煤水平的三至四倍，即每年二百四十亿至三百二十亿吨。另据美国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推算，一九八五年以后如果人口增长速度不能降下来，那么每年将短缺一亿吨粮食和五千万吨蛋白质。
当然，人们可能会说，到了地球已经无法养活过多的人口的时候，人类就会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移居天外了。但不那么令人乐观的是，自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两个美国宇航员第一次登上月球，人们终于相信了三百年前天文学家的科学结论：月亮是一个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生命，只有荒山和沙砾的死寂世界。而以后来自火星、金星和水星的信息又使人们关于太阳系几个近邻上可能找到生命的梦想破灭了。那么太阳系之外呢？离我们最近的另一颗“太阳”是半人马座比邻星，它离地球大约四十万亿公里。乘坐以每秒三十公里的速度飞行的飞船需要四万年才能到达。至于它周围是否有行星？这行星上是否有人类可以生存的条件？现有的科学水平还不能回答。
所以，看来人类还是要立足于地球的生态环境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生存之路》的现实意义也就在于此。
当然，福格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特别是一个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也有他的错误观点，这也是阅读本书时应当注意的。
作者认为人口过度增长和由此而来的贫困是战争乃至社会革命的原因。基于这种看法，他认为医疗技术和防治手段的进步(从而导致死亡率降低，人口增加)都是不道德的，而新的避孕器具的发明却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福格特的这一观点是我们无法首肯的。人口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问题，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并进一步发展科学和文化，改革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才能使其得到根本的解决。就拿计划生育来说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第145页)
其次是福格特的静止的技术观点。在分析中作者几乎完全忽略了技术进步的因素在提高生物潜力和克服环境阻力上的巨大作用。作者过分强调了人要适应自然，而忽略了人更要改造自然，当然是要在尊重生态规律的前提下去改造自然。他虽然注意到农业技术进步减少了环境阻力，从而提高了土地的负载能力。但是他马上从一方面指出这实际上等于更接近了理论上的生物潜力的极限，生物潜力更有了耗尽的危险；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农业技术进步对环境阻力减少的程度远远赶不上它对整个生态破坏的程度，所以还是不进行技术改革为好。造成作者错误的原因，就是他认为生物潜力是静止不变的。既然如此，他就觉得对生物潜力越保护越好，不但从汽车到抽水马桶都是不必要的，就连人类懂得使用火和斧头，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成了罪过。这种观点简直成了保守的自然主义的观点了。我们知道，人是通过工具，也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同自然发生关系的。人取得生存资料的方法不是简单的搜集，而是生产。当然，是生产就有一个经济问题。但是，既然生产在一方面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就又有一个人如何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的问题。人类能用现代技术使土地产量倍增，使树木造福于日常生活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只求经济效益不管生态后果，那就等于竭泽而渔、杀鸡取蛋了。这里的问题不是人类是不是还应当利用现代技术向自然索取生活资料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使生态不断恢复平衡的基础上让自然更多地为人类服务的问题。使用得其宜，效果才是最经济的。我们相信人类走向文明和进步是必然的趋势，人类对其生存环境，对资源的认识肯定会不断的深化，生物潜力一定会扩大。但是我们又要认识到技术变革并不是每时都在发生的，人类现有的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科学技术水平又是一个定量，人类必须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上解决眼前的问题。作者只看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破坏生态环境的一面，从而走到了因噎废食的地步，这是不足取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相信科学技术是不断发展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会不断提高的，从而盲目乐观。
最后应当一提的是，作者对人类的未来并不是完全悲观的，他认为如果人们能按下面的措施去做，是会摆脱困境的。这些措施是：第一，动员科学研究力量研究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同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而采取措施来降低环境阻力；第二，在全体人民中普及人类生存和其生态环境的有关知识；第三，利用一切宣传教育手段以及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有效地控制生育，减轻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作者还呼吁人们应当克服自私自利和民族主义，各国应当联合起来对自然资源实行有计划的开采和开发，这的确是作者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不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利润而不是人和人类的生存，它的这个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虽然很多资产阶级政府也在大力保持本国的生态平衡，但那只是为了他们本国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与此同时，他们对第三世界的掠夺是根本不顾生态问题的。所以，我们说人类面临的不仅是人口和生态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
(《生存之路》，〔美〕威廉·福格特著，张子美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一版，1.15元。)
案头摆着这样一组数字：全世界的人口目前正以每年八千万人的速度增加，而与此同时，地球上的森林正以每年二千万公顷的速度减少，近三十年来已经减少了一半；全世界平均每年沙漠化的土地面积正以每年五至七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地球上的野生物(动植物)正以每天灭绝一种的速度消失，目前已灭绝了二百八十种哺乳类动物，三百五十种鸟类和二万种植物；地下的能源正以每年八十亿吨标准煤的速度被开采出来，消费掉；而由于缺少干净的饮用水，每天都有二万五千人死于同饮用水有关的各种疾病……
今天，全世界的生态学家、人口学家、未来学家每时每刻都在通过论文、调查报告、报刊杂志以及各种广播向人们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些数字，这是危言耸听吗？不是的。当然，说人类已经陷入困境，是有些悲观，可是人类的的确确正面临着这些问题，而且是严重的、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人口的增长同人类有限的生存环境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大约四十年前，就有人搜集了全世界的资料，从人类和他的生存环境的角度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且提出了人类面临的问题。这个人就是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
最近，国内翻译出版了福格特的《生存之路》。作者在书中以大量生动的统计数字和实例，以及作者亲自进行的调查，向我们展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以来，人类生存环境所受到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将会给人类生存造成什么后果。我们觉得虽然作者本人在社会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上的观点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是我们不赞成的，但是，正如为本书撰写《导言》的B·M·巴鲁克所指出的，作者所进行的工作却是“首创性的尝试”。读了这本书，几乎每一个读者都会感到人类必须与他的总的生态环境建立一种合理的、健康的关系，这大约也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生存之路》的中心命题就是：人类的存在，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存在，都完完全全取决于它的生存环境，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影响这一环境。有一个公分母在控制着人们的生活，即人口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例如土壤、水、植物和动物的供应量之间的比率。为了使问题能一目了然，作者提出了一个基本关系式：
C＝B：E
这里，B是指生物潜力，即地球上的生物为人类提供住所、衣着和食物的能力；E是指环境阻力，即任何环境因素，包括物理的、生物的、以至人为的社会经济因素对生物潜力(或生产能力)所加的限制。B和E二者互相作用的结果决定着土地的负载能力C，即决定着一定的生态环境可以容纳多少人口。
显然，上述关系式表明，如果B不变，那么C和E成反比变化，即环境阻力越大，负载能力越小，反之，环境阻力越小，负载能力越大。如果E不变，那么C和B成正比变化，即生物潜力越大，负载能力越大，反之，生物潜力越小，负载能力越小。
全书的分析就是顺着C＝B：E的关系展开的。在作者看来，生物潜力是不会增大的，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减少环境阻力以使实际的生物潜力接近理论上的生物潜力。作者的主要注意力是在环境阻力上。那么人类面临的是哪些环境阻力呢？作者认为主要有三：
其一是物理性的环境阻力。它包括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气候条件、地形特点、海流的流向和温度，土壤的酸碱成份等等因素对实际可耕地和可利用的资源的数量与质量的限制。
其二是生物性的环境阻力。这是指土壤腐殖质和固氮菌的减少与丧失；各种农作物病虫害的蔓延；啮齿动物的猖獗以及过度的放牧等等。
其三是人为的环境阻力。它包括火的发明和工具的使用(使人们得以毁林开荒)；奢侈与浪费的“美国式的生活标准”；企业主对利润的拼命追逐。
在作者看来，物理性的环境阻力是难以改变的，而生物性的环境阻力如果人们加以注意是可以降低的，例如，要是人们适当地放牧和种植，从而使土壤和草地在自身的生态循环之中不至于“入”不敷“出”，是可以保持较高的生产能力的；再如，要是人们注意保护啮齿动物的天敌(猫头鹰等)，也是可以减少它们(如田鼠)对庄稼的损害的。
但是，人为的环境阻力最大，也最难克服。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甚至是造成过度放牧、滥捕滥猎、掠夺性种植的原因。作者以相当的篇幅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生态造成的不良影响。他激烈抨击了“美国式的生活标准”，认为这是一种用纸币糊起来的、奢侈和浪费的生活方式。他指出，对生态环境来说，“利润就是损失”！“最富毁灭性的限制因素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举了大量的例子之后，他颇有见地地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是在用所谓经济规律来管理土地，完全忘了土地还要受物理规律和生物规律的限制。以为在工业上行得通的事在土地上也必然行得通，这可能将成为历史上付出最高代价的一个错误。”当然，今天看来，工业生产仍然有一个尊重生态规律的问题。但就是抛开工业生产不说，作者能在人们津津乐道资本主义征服自然的胜利时，指出它的掠夺性和必然造成的生态后果，希望人们不要只看利润和经济利益，应当为子孙后代着想，有计划地使土地的使用能“应得其宜”，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随后带领我们考察了地球上各个大陆的生态环境，分析了它们各自的负担能力。他指出，人口在增加，资源将枯竭，“由于长期而严重地违反某些自然规律，人类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于是他大声向人们疾呼：不要相信人类可以以自己为中心而独立存在的神话了，人类只是他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一环，一旦破坏了这个生态因果链，那么人类将无法生存。
作者给人们的警告，今天看来不是一点也不过分吗？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些数字还只是目前的数字。但是，人口学家告诉我们说，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轻，所以即使各国都在采取控制人口的措施，人口自然增长率还在上升，本世纪末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人口增长将达到历史的最高峰。预计，二○○○年后，才会逐步下降，而要使世界人口实现零增长(出生率与死亡率相抵)，至少需要一百三十年，届时，全世界人口将达到一百○五亿人。这样，至少在这段时间内，各种自然资源的消耗将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例如，据科学家们估计，当人口达到八十亿人时(大约在二○三○年)，对能源的需求将是现在每年八十亿吨标准煤水平的三至四倍，即每年二百四十亿至三百二十亿吨。另据美国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推算，一九八五年以后如果人口增长速度不能降下来，那么每年将短缺一亿吨粮食和五千万吨蛋白质。
当然，人们可能会说，到了地球已经无法养活过多的人口的时候，人类就会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移居天外了。但不那么令人乐观的是，自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两个美国宇航员第一次登上月球，人们终于相信了三百年前天文学家的科学结论：月亮是一个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生命，只有荒山和沙砾的死寂世界。而以后来自火星、金星和水星的信息又使人们关于太阳系几个近邻上可能找到生命的梦想破灭了。那么太阳系之外呢？离我们最近的另一颗“太阳”是半人马座比邻星，它离地球大约四十万亿公里。乘坐以每秒三十公里的速度飞行的飞船需要四万年才能到达。至于它周围是否有行星？这行星上是否有人类可以生存的条件？现有的科学水平还不能回答。
所以，看来人类还是要立足于地球的生态环境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生存之路》的现实意义也就在于此。
当然，福格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特别是一个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也有他的错误观点，这也是阅读本书时应当注意的。
作者认为人口过度增长和由此而来的贫困是战争乃至社会革命的原因。基于这种看法，他认为医疗技术和防治手段的进步(从而导致死亡率降低，人口增加)都是不道德的，而新的避孕器具的发明却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福格特的这一观点是我们无法首肯的。人口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问题，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并进一步发展科学和文化，改革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才能使其得到根本的解决。就拿计划生育来说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第145页)
其次是福格特的静止的技术观点。在分析中作者几乎完全忽略了技术进步的因素在提高生物潜力和克服环境阻力上的巨大作用。作者过分强调了人要适应自然，而忽略了人更要改造自然，当然是要在尊重生态规律的前提下去改造自然。他虽然注意到农业技术进步减少了环境阻力，从而提高了土地的负载能力。但是他马上从一方面指出这实际上等于更接近了理论上的生物潜力的极限，生物潜力更有了耗尽的危险；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农业技术进步对环境阻力减少的程度远远赶不上它对整个生态破坏的程度，所以还是不进行技术改革为好。造成作者错误的原因，就是他认为生物潜力是静止不变的。既然如此，他就觉得对生物潜力越保护越好，不但从汽车到抽水马桶都是不必要的，就连人类懂得使用火和斧头，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成了罪过。这种观点简直成了保守的自然主义的观点了。我们知道，人是通过工具，也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同自然发生关系的。人取得生存资料的方法不是简单的搜集，而是生产。当然，是生产就有一个经济问题。但是，既然生产在一方面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就又有一个人如何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的问题。人类能用现代技术使土地产量倍增，使树木造福于日常生活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只求经济效益不管生态后果，那就等于竭泽而渔、杀鸡取蛋了。这里的问题不是人类是不是还应当利用现代技术向自然索取生活资料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使生态不断恢复平衡的基础上让自然更多地为人类服务的问题。使用得其宜，效果才是最经济的。我们相信人类走向文明和进步是必然的趋势，人类对其生存环境，对资源的认识肯定会不断的深化，生物潜力一定会扩大。但是我们又要认识到技术变革并不是每时都在发生的，人类现有的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科学技术水平又是一个定量，人类必须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上解决眼前的问题。作者只看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破坏生态环境的一面，从而走到了因噎废食的地步，这是不足取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相信科学技术是不断发展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会不断提高的，从而盲目乐观。
最后应当一提的是，作者对人类的未来并不是完全悲观的，他认为如果人们能按下面的措施去做，是会摆脱困境的。这些措施是：第一，动员科学研究力量研究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同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而采取措施来降低环境阻力；第二，在全体人民中普及人类生存和其生态环境的有关知识；第三，利用一切宣传教育手段以及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有效地控制生育，减轻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作者还呼吁人们应当克服自私自利和民族主义，各国应当联合起来对自然资源实行有计划的开采和开发，这的确是作者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不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利润而不是人和人类的生存，它的这个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虽然很多资产阶级政府也在大力保持本国的生态平衡，但那只是为了他们本国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与此同时，他们对第三世界的掠夺是根本不顾生态问题的。所以，我们说人类面临的不仅是人口和生态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
(《生存之路》，〔美〕威廉·福格特著，张子美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一版，1.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