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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4日，波兰政府率先发声，将不会再实施欧盟推进的难民分配计划。
尽管包括德国副总理在内的一些欧洲官员仍发出呼吁，不应让正希望逃离IS的难民以及温和派穆斯林移民为巴黎事件“埋单”，但分析人士认为，欧洲各国收紧难民政策的趋势在所难免。
然而，仅仅靠“关门”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据法国检方消息，巴黎恐袭案中的七名嫌犯已有五人身份确定，除一人为10月取道希腊进入欧洲的叙利亚难民，另四人均为原籍法国和比利时的穆斯林。
除了要应对极端伊斯兰组织可能发起的恐怖袭击，如何解决欧洲境内超过5000万穆斯林移民群体与本土居民的对立与隔阂，将是更为棘手的挑战。
欧洲的忧虑
为什么是法国？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总以“法国有超过人口总数10%的穆斯林”为开始。
巴黎时间11月13日晚，在伊斯兰极端分子于法兰西体育场外引爆炸弹的同一时刻，法、德国家男子足球队在球场内鏖战正酣。值得注意的是，两支国字号球队中，有博格巴、赫迪拉、穆斯塔菲等七名穆斯林球员。
这反映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欧洲这个全世界接收穆斯林移民最多的地区，穆斯林群体已经成为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报道，2014年的姓名大普查后发现，穆罕默德现在是英国男孩最普遍的名字。
欧洲国家接收穆斯林移民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一战前后。基于地缘和殖民地的因素，德、法等国吸纳了土耳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的大量穆斯林移民。特别是法国，战后重建的巨大需求令大批穆斯林移民“受到欢迎”。作为重建者，年轻力壮的穆斯林移民承担了当地人眼中困难（difficult）、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的“3D”工作。
这些初代移民构成了今天欧洲庞大穆斯林人口的基础。而在多子多福观念与高福利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穆斯林群体迸发出与欧洲本土居民截然不同的生机。据调查机构的统计，欧洲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已经从1990年的2960万增长到了2010年的4410万。与此同时，非穆斯林人口却在持续下降。
人口增长和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使欧洲人感到忧虑。法国作家维勒贝克最新作品《投降》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22年，法国成了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对立的族群
在族群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穆斯林移民却没有很好地融入欧洲社会。相反，欧洲社会的族群对立日益加剧。
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经济衰退，以及80年代兴起的“去工业化”，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欧洲穆斯林很难在就业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
高福利政策则进一步滋长了“懒汉”的出现。2011年，德国的失业救济金为每人每月400欧元，而比利时则高达800欧元。
“不劳多得”的弊病在“多子多福”的穆斯林群体中被放大。在欧洲，常见的穆斯林家庭夫妻俩都不上班，生四五个孩子，因为生的孩子越多，领到的补助越高，生活得越好。
福利保证了不错的生活，但“受教育程度低—没有工作—多生孩子领福利—子女无法受良好教育”的恶性循环，直接导致穆斯林失去了向上流动的空间，而穆斯林家庭单纯依赖政府也引发了当地人的普遍不满，这使得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移民的歧视加剧。据法国“紧急反种族歧视”协会的调查，有阿拉伯姓名的人在就业领域很容易遭拒，也很难租到房子。
法国穆斯林问题专家法哈德·霍斯罗哈瓦尔在对法国监狱中的穆斯林进行长期调研后，将法国二、三代穆斯林移民成为恐怖分子的轨迹总结为四步——由于失业和歧视疏离于主流文化；犯点儿小偷小摸的罪而入狱，然后是更频繁地犯罪和坐牢；宗教觉醒并开始激进化；最后启程前往叙利亚、阿富汗或也门等穆斯林国家，受训成为圣战组织成员。
“共和模式”的失败
美国保守派学者Mark Steyn在《孤单的美国》中写道：“对美国来说，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本土以外的中东沙漠里作战，而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场内战。”
无论是巴黎恐袭还是更早的《查理周刊》事件、伦敦地铁爆炸案、马德里火车站爆炸案，多起欧洲的流血事件都指向一个现实——土生土长的新一代穆斯林移民逐渐成为恐怖主义的生力军。
2011年底至2013年底，大约有1.1万名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涌入叙利亚或伊拉克参与“圣战”，其中大约有五分之一来自西欧地区。在这些人当中，有的在受训后回到欧洲，成为欧洲本土恐怖主义的参与者和策划者。
一系列本土恐怖主义事件的爆发，使得舆论不断质疑法国引以为自豪的“共和模式”。
一直以来，法国通过公民政治来融合国人，强调“国族”而不强调民族，在政治生活中采取严格的“政教分离”，不因民族、宗教身份而特殊对待任何群体或个人。
“共和模式”弱化民族，但事实表明，对穆斯林群体的融入并没有太多正面推力。Ipsos 2014年的调查显示：61%的法国人认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的是拒绝融入的穆斯林自己；37%的民众认为，穆斯林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区或几所学校，难以与移民国社会进行文化交流。
这折射出另一个事实——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群体，对融入当地文化兴趣不大。他们建立了独立的生活社区，基本可以与欧洲本地人的生活保持平行。
以此次巴黎恐袭嫌犯阿卜杜勒-萨拉姆三兄弟居住的莫伦贝克为例，据《世界报》报道，在这个典型的穆斯林移民街区，街上有很多中东风味的餐厅和服装店，也充斥着毒品、武器交易，还有着自己的宗教、文化圈子，警方很难开展情报工作。
防止撕裂扩大
2015年11月14日，巴黎恐袭事件发生数小时后，位于法国加莱的难民营突然燃起大火，一个反难民团体将相关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络，激化了非穆斯林与穆斯林之间的敌对情绪。
“社会的敌对情绪和孤立风气，将会把更多穆斯林移民推向IS这样的恐怖组织。”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刘跃进说。
2015年3月，伦敦三名女中学生离家出走，前往叙利亚加入IS组织，曾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发布的一篇题为《直到殉教才把我们分开》的报告这样解释年轻女孩渴望成为“圣战新娘”的原因：成长于西方社会的年轻穆斯林女性感到在社会和文化上遭受孤立，她们看到穆斯林遭到排斥，对无力改变所处环境而感到愤怒。
而2004年马德里火车站爆炸案发生后，接连多起伊斯兰恐怖袭击也令欧洲本地居民的反穆斯林情绪高涨。
2014年，法国极右翼势力国民阵线控制的11个城镇，禁止向伊斯兰学生提供没有猪肉的午餐，这一号称贯彻法国“共和精神”的世俗化作法，在国内引发了穆斯林移民的强烈不满。
让人担心的是，冲突所引发的敌视，会将事态引向另一轮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中东地区少数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已经“绑架”了中东和非中东地区的多数温和派穆斯林。
2015年7月20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演讲，推出未来五年英国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新战略。在演讲中他强调，英国的新战略主要针对宗教极端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教，温和派穆斯林也憎恶宗教极端分子。他说：“我相信，我们的国家需要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以使我们的种族更多元、信仰更多元，使我们（的社会）更民主。”
事实上，随着极端伊斯兰势力引发全球关注，防止将极端伊斯兰势力和伊斯兰文明混为一谈，将对极端伊斯兰组织的战斗扩大为文明的冲突，已经成为必须警醒的问题。（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5年第45期）
尽管包括德国副总理在内的一些欧洲官员仍发出呼吁，不应让正希望逃离IS的难民以及温和派穆斯林移民为巴黎事件“埋单”，但分析人士认为，欧洲各国收紧难民政策的趋势在所难免。
然而，仅仅靠“关门”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据法国检方消息，巴黎恐袭案中的七名嫌犯已有五人身份确定，除一人为10月取道希腊进入欧洲的叙利亚难民，另四人均为原籍法国和比利时的穆斯林。
除了要应对极端伊斯兰组织可能发起的恐怖袭击，如何解决欧洲境内超过5000万穆斯林移民群体与本土居民的对立与隔阂，将是更为棘手的挑战。
欧洲的忧虑
为什么是法国？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总以“法国有超过人口总数10%的穆斯林”为开始。
巴黎时间11月13日晚，在伊斯兰极端分子于法兰西体育场外引爆炸弹的同一时刻，法、德国家男子足球队在球场内鏖战正酣。值得注意的是，两支国字号球队中，有博格巴、赫迪拉、穆斯塔菲等七名穆斯林球员。
这反映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欧洲这个全世界接收穆斯林移民最多的地区，穆斯林群体已经成为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报道，2014年的姓名大普查后发现，穆罕默德现在是英国男孩最普遍的名字。
欧洲国家接收穆斯林移民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一战前后。基于地缘和殖民地的因素，德、法等国吸纳了土耳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的大量穆斯林移民。特别是法国，战后重建的巨大需求令大批穆斯林移民“受到欢迎”。作为重建者，年轻力壮的穆斯林移民承担了当地人眼中困难（difficult）、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的“3D”工作。
这些初代移民构成了今天欧洲庞大穆斯林人口的基础。而在多子多福观念与高福利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穆斯林群体迸发出与欧洲本土居民截然不同的生机。据调查机构的统计，欧洲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已经从1990年的2960万增长到了2010年的4410万。与此同时，非穆斯林人口却在持续下降。
人口增长和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使欧洲人感到忧虑。法国作家维勒贝克最新作品《投降》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22年，法国成了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对立的族群
在族群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穆斯林移民却没有很好地融入欧洲社会。相反，欧洲社会的族群对立日益加剧。
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经济衰退，以及80年代兴起的“去工业化”，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欧洲穆斯林很难在就业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
高福利政策则进一步滋长了“懒汉”的出现。2011年，德国的失业救济金为每人每月400欧元，而比利时则高达800欧元。
“不劳多得”的弊病在“多子多福”的穆斯林群体中被放大。在欧洲，常见的穆斯林家庭夫妻俩都不上班，生四五个孩子，因为生的孩子越多，领到的补助越高，生活得越好。
福利保证了不错的生活，但“受教育程度低—没有工作—多生孩子领福利—子女无法受良好教育”的恶性循环，直接导致穆斯林失去了向上流动的空间，而穆斯林家庭单纯依赖政府也引发了当地人的普遍不满，这使得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移民的歧视加剧。据法国“紧急反种族歧视”协会的调查，有阿拉伯姓名的人在就业领域很容易遭拒，也很难租到房子。
法国穆斯林问题专家法哈德·霍斯罗哈瓦尔在对法国监狱中的穆斯林进行长期调研后，将法国二、三代穆斯林移民成为恐怖分子的轨迹总结为四步——由于失业和歧视疏离于主流文化；犯点儿小偷小摸的罪而入狱，然后是更频繁地犯罪和坐牢；宗教觉醒并开始激进化；最后启程前往叙利亚、阿富汗或也门等穆斯林国家，受训成为圣战组织成员。
“共和模式”的失败
美国保守派学者Mark Steyn在《孤单的美国》中写道：“对美国来说，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本土以外的中东沙漠里作战，而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场内战。”
无论是巴黎恐袭还是更早的《查理周刊》事件、伦敦地铁爆炸案、马德里火车站爆炸案，多起欧洲的流血事件都指向一个现实——土生土长的新一代穆斯林移民逐渐成为恐怖主义的生力军。
2011年底至2013年底，大约有1.1万名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涌入叙利亚或伊拉克参与“圣战”，其中大约有五分之一来自西欧地区。在这些人当中，有的在受训后回到欧洲，成为欧洲本土恐怖主义的参与者和策划者。
一系列本土恐怖主义事件的爆发，使得舆论不断质疑法国引以为自豪的“共和模式”。
一直以来，法国通过公民政治来融合国人，强调“国族”而不强调民族，在政治生活中采取严格的“政教分离”，不因民族、宗教身份而特殊对待任何群体或个人。
“共和模式”弱化民族，但事实表明，对穆斯林群体的融入并没有太多正面推力。Ipsos 2014年的调查显示：61%的法国人认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的是拒绝融入的穆斯林自己；37%的民众认为，穆斯林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区或几所学校，难以与移民国社会进行文化交流。
这折射出另一个事实——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群体，对融入当地文化兴趣不大。他们建立了独立的生活社区，基本可以与欧洲本地人的生活保持平行。
以此次巴黎恐袭嫌犯阿卜杜勒-萨拉姆三兄弟居住的莫伦贝克为例，据《世界报》报道，在这个典型的穆斯林移民街区，街上有很多中东风味的餐厅和服装店，也充斥着毒品、武器交易，还有着自己的宗教、文化圈子，警方很难开展情报工作。
防止撕裂扩大
2015年11月14日，巴黎恐袭事件发生数小时后，位于法国加莱的难民营突然燃起大火，一个反难民团体将相关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络，激化了非穆斯林与穆斯林之间的敌对情绪。
“社会的敌对情绪和孤立风气，将会把更多穆斯林移民推向IS这样的恐怖组织。”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刘跃进说。
2015年3月，伦敦三名女中学生离家出走，前往叙利亚加入IS组织，曾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发布的一篇题为《直到殉教才把我们分开》的报告这样解释年轻女孩渴望成为“圣战新娘”的原因：成长于西方社会的年轻穆斯林女性感到在社会和文化上遭受孤立，她们看到穆斯林遭到排斥，对无力改变所处环境而感到愤怒。
而2004年马德里火车站爆炸案发生后，接连多起伊斯兰恐怖袭击也令欧洲本地居民的反穆斯林情绪高涨。
2014年，法国极右翼势力国民阵线控制的11个城镇，禁止向伊斯兰学生提供没有猪肉的午餐，这一号称贯彻法国“共和精神”的世俗化作法，在国内引发了穆斯林移民的强烈不满。
让人担心的是，冲突所引发的敌视，会将事态引向另一轮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中东地区少数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已经“绑架”了中东和非中东地区的多数温和派穆斯林。
2015年7月20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演讲，推出未来五年英国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新战略。在演讲中他强调，英国的新战略主要针对宗教极端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教，温和派穆斯林也憎恶宗教极端分子。他说：“我相信，我们的国家需要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以使我们的种族更多元、信仰更多元，使我们（的社会）更民主。”
事实上，随着极端伊斯兰势力引发全球关注，防止将极端伊斯兰势力和伊斯兰文明混为一谈，将对极端伊斯兰组织的战斗扩大为文明的冲突，已经成为必须警醒的问题。（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5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