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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至20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间隙，本刊特约记者分别采访了专程前来与会的美国亚洲协会会长、前副国务卿施静书（Josette Sheeran），哈佛大学资深教授、里根时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安利集团总裁德·狄维士（Doug DeVos），请他们谈谈对当前中美关系机遇与挑战的看法。以下是采访实录。
美中需要共同发出积极信号来鼓舞世界
记者：特朗普在胜选后通过接听蔡英文电话这一举动挑战了一个中国原则，就职后则在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表示愿尊重一中政策。请问你怎样看待特朗普的这一变化，美国智库界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017年3月19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到会发表主旨演讲。
施静书：今年2月亚洲协会发布了《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书》报告，实际上是参与撰写此份报告的20多名德高望重的中国问题专家与特朗普的主动对话。我们给出的核心信息就是，美中关系是可以改善的，但此前双方必须找到建设性的办法来共同应对挑战。我们劝说特朗普尊重一中政策，敦促他继续与中国开展战略层级的对话，也建议他与中方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以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
特朗普是一位全新的政治领袖，他从未担任过公职，施政风格和政策走向还不明晰。在经商过程中，他被普遍认为是个谈判高手，其从商经历会影响到他施政。特朗普团队也在找节奏，同包括智库在内的美国社会各界积极接触，讨教该如何将总统的想法转化为可行的政策。我们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继续观察，根据其团队的一言一行判断特朗普到底是什么风格，有怎样的“学习曲线”。建议中方也耐心观察，不必急于下结论。
记者：特朗普总统身边似乎缺乏资深的外交顾问，你是否有此担心？
施静书：新政府还有约3000个职位需要重新招人，其中400多个高级别岗位的人选需经国会参院批准。他们会尽量招募优秀人才，蒂勒森国务卿也仍在忙着组建自己的工作团队。美国的权力交接拥有稳定性的传统，一般来讲政府换届只是最上面的1%人员需要更替，99%的公务员队伍不用动。尽管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对行政系统的调整面要大于往次换届，主动辞职的公务人员也不少，但现在国务院仍然拥有成千上万优秀职业外交官，包括那些在与中国打交道方面经验丰富的资深人士。这些人是政府保持正常运转的基石，新政府也需要仰仗他们，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和建议，所以我对你提出的问题并无太大担忧。
记者：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说过“协调本身就是权力”。我们得知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先生在白宫内部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对外事务方面。你认为他正在美中之间扮演关键的协调者角色吗？
施静书：国与国之间的沟通渠道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明面上，跨部门协调应由经验丰富的人来操作，例如曾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迪娜·鲍威尔，她现在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已开始在白宫国安会和国务院之间担任重要协调者角色，将在美中之间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对于美中关系这样复杂和层面丰富的双边关系，参与处理它的人必须考虑周全，不能顾此失彼，今后负责经济合作的人也应参与安全团队的商议和决策，反之负责安全事务的人也要参与经济议程的討论。
记者：你怎样看待目前中美之间的重要议题？
施静书：贸易问题应该是主要议题。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认识，美中经贸关系目前并非双赢关系，他希望美国能从美中经贸关系中得到更多好处。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对美投资在大幅增加。某些中国投资无法增加就业，有些却可以。例如世界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玻璃）在俄亥俄州设立了工厂，它打算在美国追加投资100亿美元，可以为当地创造4500个就业机会。这样的例子再多些，肯定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氛围。如果美国人民能切实看到某些转移到海外的工作岗位的回流，那么他们就会感到激动，也会对经济全球化恢复热情。特朗普总统特别希望能看到实际的就业增长，这也是他在竞选期间向选民反复做出的承诺。
朝核问题以及朝鲜对亚洲安全和美国本土安全的威胁是美中两国需要认真讨论的议题，有关问题应该是在两国关系议程的顶端而不是底部。美中双方应意识到，在朝核问题上，挑战越来越紧迫，两国需要共同发挥作用来解决问题。
现阶段同样紧迫的是两国领导人要相互结识，建立个人关系。美中两国都是大国，如果最高领导人之间缺乏联系，两国关系会相当危险，因为会导致沟通误差甚至误判。如果两国领导人个人关系不错，在发生误会时互相通个电话就可以解决问题，至少控制局面。
记者：习近平主席在今年2月与特朗普总统的通话中明确指出，中美应成为很好的伙伴。这是中国发出的善意，美方将会如何回应？
施静书：我始终认为，美中要找到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项目开展合作，美中两国要携手解决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美中关系的每一段发展都需要双方互释善意，也都难免历经波折。现在美中需要共同发出积极信号来鼓舞其他国家，世界上许多人都在承受战争、疾病、饥荒和流离失所带来的痛苦，因此许多人都在看，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国家究竟会做些什么来推动这个世界变得好起来。我希望看到美中两国携手解决一些疾病给人类带来的挑战，比如小儿麻痹症、儿童营养不良等。如果美中两国能真正携手，那么世界上的任何难题都变得更容易解决，美中双方关系也必将在这种合作中水到渠成得到改善。
中国有机会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
记者：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个四年任期内，美国经济会如何表现？ 费尔德斯坦：美国经济现在基本上处在充分就业状态，通货膨胀率尽管有些缓慢爬升，但总体仍保持在低位。预测未来四年的经济走势很难，但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会有利于短期经济、有利于鼓励投资，让更多资金流向企业。当然风险也是存在的，因为过去十年美国的利率都维持在超低水平，推高了股票和债券等资产价格。
记者：有人说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和里根时期的很相似，您曾担任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是否同意这种看法？特朗普能从里根1986年的减税政策中学习什么呢？
费尔德斯坦：确有相似之处。两人都希望刺激经济增长，都希望减少债务。但两人的起点有很大差别。里根就任总统时，美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加入里根政府那一年的失业率高达10%，现在的失业率则不到5%。现在不是说利用闲置产能就能提高经济增长，而是需要新增产能。
1986年的减税政策相当成功，下调了个人税率，扩大了税基，成功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当时主要是针对个人所得税，现在特朗普总统虽然也会给个人降税，但其重点是降低企业税，没有前人经验可循。
记者：与里根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实施财政刺激的空间似乎不大，因为1982年美国政府债务仅为GDP的30%，而现在差不多是100%。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一方面要减税，另一方面又要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万亿美元，这如何做到呢？
费尔德斯坦：必须想方设法实现平衡，不然就得增加政府债务。现在的情况比当年更加困难。我认为现在美国的政府负债率大概是75%，这也是官方数据，但不管怎么样，现在美国确实不像上世纪80年代初那样有大举借债的空间。特朗普的意思是，让私营企业来做一般由政府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我觉得这种事做起来会很难，特朗普自己也说可能需要其他国家政府参与进来。难点在于，如何让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产生利润。或许有些项目可以，例如港口和铁路等，但这不是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美国要做的是维修和升级现有的路桥，但这方面的投资并不能带来现金流。
记者：中国是否有机会参与特朗普的基建计划？
费尔德斯坦：当然有。特朗普已经和沙特在谈这方面的事了，可以让更多外国政府参与进来，但在美国做基建不容易，尤其对于外国政府来说。所以也要看具体的项目，或许升级铁路系统的难度要小于翻新路面和造新桥。
记者：中国会被认定为“货币操纵国”吗？
费尔德斯坦：特朗普曾公开宣称，如当选就会让财政部长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但这可能只是竞选语言。姆努钦财长前不久说，美国正在对若干国家进行仔细的评估，会在4月份发布正式报告。我的猜测是，财政部应该不会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因为中国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积极管理汇率，管理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币升值而不是贬值。
记者：中美爆发贸易战的机率有多大？
费尔德斯坦：贸易战不会发生。或许特朗普政府会向中国施加更多压力，要求中方开放市场，让美国企业更多进入并开展自主投资，即使不在中国投资也可以在华销售产品。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应该不会发生大的调整，但未来可能会有许多反倾销的纠纷。
中美关系终将度过目前的不确定性时期
记者：如何看待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前景？
狄维士：任何新政府上任时都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外来疑问。但是美中两国有基本共识，即美中关系对两国来说都很重要，也全球经济也很重要。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总会发表关于中国的负面言论，但美国外交界、政界和商界很多人都致力于推动美中伙伴合作，两国终将度过目前这段不确定性的时期，建立更强劲的关系。如果美中互斗，必会损害全球经济;如果美中合作，会有助于在全球范圍内形成多赢局面。双方有责任把控分歧，摆脱不确定性。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美中之间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存在确定性。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我们更应珍视过去美中关系所表现出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记者：中国企业界应如何参与两国关系发展，您有何建议？
狄维士：企业界对于中美关系的确立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中美经贸关系不仅是贸易关系，也可以是相互投资的关系。我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的小城市，那里也有中国企业在投资，尽管它们并非知名大公司，但经营规模在扩大，日益成为本土经济的组成部分。美中双向投资的规模越大，两国经济关系就越紧密。企业要支持政府建设良好的美中关系，也可以通过自身的投资活动来夯实两国关系基础。
记者：您觉得中国市场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狄维士：谈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挑战，要有历史维度。每年我来北京开会都听到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遇到挑战的说法，但每年中国经济都保持了强劲增长，继续表现出活力。挑战总是存在的，但中国充分重视增长，也展现出学习和改革的强烈意愿。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保持高速增长的难度在增加。但从基本面看，中国经济发展仍然相对强劲，中国政府在努力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让经济运行变得更有效率。这样的调整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我对中国的未来很有信心。
记者：能否谈谈对“美国优先”的看法？
狄维士：“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唯一”。即便是在谈论“美国优先”的时候，我们也认同其他国家的作用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的必要性。在美国有许多人抱怨全球化影响到了他们的饭碗和生活，觉得自己并未从美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获得足够的收益。现在的确到了对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外经济关系做出阶段性总结和再评估的时候。
目前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框架是二战后建立的，然而今天的世界已截然不同，这些框架显然需要改善和调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研究者都应该参与讨论，事实上中国已在引领。这就是现实，现实总是充满变化，变革不可避免，我们要支持和鼓励各自国家领导人对外积极交流，找出共赢的方案。新型国际关系要能让那些希望获得更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人实现愿望。
（特约记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事处研究人员，感谢新浪财经对本次采访的支持）
美中需要共同发出积极信号来鼓舞世界
记者：特朗普在胜选后通过接听蔡英文电话这一举动挑战了一个中国原则，就职后则在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表示愿尊重一中政策。请问你怎样看待特朗普的这一变化，美国智库界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施静书：今年2月亚洲协会发布了《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书》报告，实际上是参与撰写此份报告的20多名德高望重的中国问题专家与特朗普的主动对话。我们给出的核心信息就是，美中关系是可以改善的，但此前双方必须找到建设性的办法来共同应对挑战。我们劝说特朗普尊重一中政策，敦促他继续与中国开展战略层级的对话，也建议他与中方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以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
特朗普是一位全新的政治领袖，他从未担任过公职，施政风格和政策走向还不明晰。在经商过程中，他被普遍认为是个谈判高手，其从商经历会影响到他施政。特朗普团队也在找节奏，同包括智库在内的美国社会各界积极接触，讨教该如何将总统的想法转化为可行的政策。我们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继续观察，根据其团队的一言一行判断特朗普到底是什么风格，有怎样的“学习曲线”。建议中方也耐心观察，不必急于下结论。
记者：特朗普总统身边似乎缺乏资深的外交顾问，你是否有此担心？
施静书：新政府还有约3000个职位需要重新招人，其中400多个高级别岗位的人选需经国会参院批准。他们会尽量招募优秀人才，蒂勒森国务卿也仍在忙着组建自己的工作团队。美国的权力交接拥有稳定性的传统，一般来讲政府换届只是最上面的1%人员需要更替，99%的公务员队伍不用动。尽管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对行政系统的调整面要大于往次换届，主动辞职的公务人员也不少，但现在国务院仍然拥有成千上万优秀职业外交官，包括那些在与中国打交道方面经验丰富的资深人士。这些人是政府保持正常运转的基石，新政府也需要仰仗他们，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和建议，所以我对你提出的问题并无太大担忧。
记者：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说过“协调本身就是权力”。我们得知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先生在白宫内部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对外事务方面。你认为他正在美中之间扮演关键的协调者角色吗？
施静书：国与国之间的沟通渠道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明面上，跨部门协调应由经验丰富的人来操作，例如曾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迪娜·鲍威尔，她现在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已开始在白宫国安会和国务院之间担任重要协调者角色，将在美中之间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对于美中关系这样复杂和层面丰富的双边关系，参与处理它的人必须考虑周全，不能顾此失彼，今后负责经济合作的人也应参与安全团队的商议和决策，反之负责安全事务的人也要参与经济议程的討论。
记者：你怎样看待目前中美之间的重要议题？
施静书：贸易问题应该是主要议题。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认识，美中经贸关系目前并非双赢关系，他希望美国能从美中经贸关系中得到更多好处。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对美投资在大幅增加。某些中国投资无法增加就业，有些却可以。例如世界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玻璃）在俄亥俄州设立了工厂，它打算在美国追加投资100亿美元，可以为当地创造4500个就业机会。这样的例子再多些，肯定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氛围。如果美国人民能切实看到某些转移到海外的工作岗位的回流，那么他们就会感到激动，也会对经济全球化恢复热情。特朗普总统特别希望能看到实际的就业增长，这也是他在竞选期间向选民反复做出的承诺。
朝核问题以及朝鲜对亚洲安全和美国本土安全的威胁是美中两国需要认真讨论的议题，有关问题应该是在两国关系议程的顶端而不是底部。美中双方应意识到，在朝核问题上，挑战越来越紧迫，两国需要共同发挥作用来解决问题。
现阶段同样紧迫的是两国领导人要相互结识，建立个人关系。美中两国都是大国，如果最高领导人之间缺乏联系，两国关系会相当危险，因为会导致沟通误差甚至误判。如果两国领导人个人关系不错，在发生误会时互相通个电话就可以解决问题，至少控制局面。
记者：习近平主席在今年2月与特朗普总统的通话中明确指出，中美应成为很好的伙伴。这是中国发出的善意，美方将会如何回应？
施静书：我始终认为，美中要找到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项目开展合作，美中两国要携手解决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美中关系的每一段发展都需要双方互释善意，也都难免历经波折。现在美中需要共同发出积极信号来鼓舞其他国家，世界上许多人都在承受战争、疾病、饥荒和流离失所带来的痛苦，因此许多人都在看，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国家究竟会做些什么来推动这个世界变得好起来。我希望看到美中两国携手解决一些疾病给人类带来的挑战，比如小儿麻痹症、儿童营养不良等。如果美中两国能真正携手，那么世界上的任何难题都变得更容易解决，美中双方关系也必将在这种合作中水到渠成得到改善。
中国有机会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
记者：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个四年任期内，美国经济会如何表现？ 费尔德斯坦：美国经济现在基本上处在充分就业状态，通货膨胀率尽管有些缓慢爬升，但总体仍保持在低位。预测未来四年的经济走势很难，但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会有利于短期经济、有利于鼓励投资，让更多资金流向企业。当然风险也是存在的，因为过去十年美国的利率都维持在超低水平，推高了股票和债券等资产价格。
记者：有人说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和里根时期的很相似，您曾担任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是否同意这种看法？特朗普能从里根1986年的减税政策中学习什么呢？
费尔德斯坦：确有相似之处。两人都希望刺激经济增长，都希望减少债务。但两人的起点有很大差别。里根就任总统时，美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加入里根政府那一年的失业率高达10%，现在的失业率则不到5%。现在不是说利用闲置产能就能提高经济增长，而是需要新增产能。
1986年的减税政策相当成功，下调了个人税率，扩大了税基，成功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当时主要是针对个人所得税，现在特朗普总统虽然也会给个人降税，但其重点是降低企业税，没有前人经验可循。
记者：与里根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实施财政刺激的空间似乎不大，因为1982年美国政府债务仅为GDP的30%，而现在差不多是100%。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一方面要减税，另一方面又要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万亿美元，这如何做到呢？
费尔德斯坦：必须想方设法实现平衡，不然就得增加政府债务。现在的情况比当年更加困难。我认为现在美国的政府负债率大概是75%，这也是官方数据，但不管怎么样，现在美国确实不像上世纪80年代初那样有大举借债的空间。特朗普的意思是，让私营企业来做一般由政府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我觉得这种事做起来会很难，特朗普自己也说可能需要其他国家政府参与进来。难点在于，如何让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产生利润。或许有些项目可以，例如港口和铁路等，但这不是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美国要做的是维修和升级现有的路桥，但这方面的投资并不能带来现金流。
记者：中国是否有机会参与特朗普的基建计划？
费尔德斯坦：当然有。特朗普已经和沙特在谈这方面的事了，可以让更多外国政府参与进来，但在美国做基建不容易，尤其对于外国政府来说。所以也要看具体的项目，或许升级铁路系统的难度要小于翻新路面和造新桥。
记者：中国会被认定为“货币操纵国”吗？
费尔德斯坦：特朗普曾公开宣称，如当选就会让财政部长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但这可能只是竞选语言。姆努钦财长前不久说，美国正在对若干国家进行仔细的评估，会在4月份发布正式报告。我的猜测是，财政部应该不会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因为中国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积极管理汇率，管理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币升值而不是贬值。
记者：中美爆发贸易战的机率有多大？
费尔德斯坦：贸易战不会发生。或许特朗普政府会向中国施加更多压力，要求中方开放市场，让美国企业更多进入并开展自主投资，即使不在中国投资也可以在华销售产品。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应该不会发生大的调整，但未来可能会有许多反倾销的纠纷。
中美关系终将度过目前的不确定性时期
记者：如何看待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前景？
狄维士：任何新政府上任时都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外来疑问。但是美中两国有基本共识，即美中关系对两国来说都很重要，也全球经济也很重要。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总会发表关于中国的负面言论，但美国外交界、政界和商界很多人都致力于推动美中伙伴合作，两国终将度过目前这段不确定性的时期，建立更强劲的关系。如果美中互斗，必会损害全球经济;如果美中合作，会有助于在全球范圍内形成多赢局面。双方有责任把控分歧，摆脱不确定性。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美中之间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存在确定性。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我们更应珍视过去美中关系所表现出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记者：中国企业界应如何参与两国关系发展，您有何建议？
狄维士：企业界对于中美关系的确立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中美经贸关系不仅是贸易关系，也可以是相互投资的关系。我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的小城市，那里也有中国企业在投资，尽管它们并非知名大公司，但经营规模在扩大，日益成为本土经济的组成部分。美中双向投资的规模越大，两国经济关系就越紧密。企业要支持政府建设良好的美中关系，也可以通过自身的投资活动来夯实两国关系基础。
记者：您觉得中国市场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狄维士：谈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挑战，要有历史维度。每年我来北京开会都听到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遇到挑战的说法，但每年中国经济都保持了强劲增长，继续表现出活力。挑战总是存在的，但中国充分重视增长，也展现出学习和改革的强烈意愿。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保持高速增长的难度在增加。但从基本面看，中国经济发展仍然相对强劲，中国政府在努力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让经济运行变得更有效率。这样的调整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我对中国的未来很有信心。
记者：能否谈谈对“美国优先”的看法？
狄维士：“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唯一”。即便是在谈论“美国优先”的时候，我们也认同其他国家的作用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的必要性。在美国有许多人抱怨全球化影响到了他们的饭碗和生活，觉得自己并未从美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获得足够的收益。现在的确到了对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外经济关系做出阶段性总结和再评估的时候。
目前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框架是二战后建立的，然而今天的世界已截然不同，这些框架显然需要改善和调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研究者都应该参与讨论，事实上中国已在引领。这就是现实，现实总是充满变化，变革不可避免，我们要支持和鼓励各自国家领导人对外积极交流，找出共赢的方案。新型国际关系要能让那些希望获得更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人实现愿望。
（特约记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事处研究人员，感谢新浪财经对本次采访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