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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8 走向世界杂志
过了20多年，再写有关高考的文章，“改革”仍是绕不过的词。
1994年，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几年，仍处于摸索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刚刚提出不久，一切都处于改革进程之中，不确定性是当时整个经济社会的主体特征。教育自然也不例外，作为一名学生，当时的我亦无可避免地被裹挟到浩浩荡荡的高考改革潮流之中。
政策摇摆下的备考
文理分开是中国长期以来的高考制度安排，文理科有不同的考试科目，高考录取分数线也是按文科和理科分别划定。文科一般考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共六个科目。如果一直是这样，作为文科生的我高考备考就不会有接下来的曲折。
刚入高三的1993年，有政策消息说，来年高考文科不考地理科目，于是，地理课的学习被我放弃。进入1994年年初，政策消息进一步明确，当年的高考实行“3+2”改革，即文理科都只考5个科目，“3”是指语文、数学、英语，文科的“2”指政治、历史，理科的“2”指物理、化学。不考地理科目对我而言算是利好，因为初中三年期间的地理课由于不算主科，不纳入中考成绩，所以我也没有真正学习过，初中地理课知识基本是零基础。
不考地理的消息确定后，我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自己的薄弱科目数学。宝贵的时间像流水一样来到了5月份，距离高考还有两个月（当年的高考时间为每年的7月7-9日），晴天霹雳传来，最后的高考政策确定为：1994年仍然执行老高考方案，即地理仍然是文科高考科目。这意味着我要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增加学习完初中3年的地理课知识和重拾高中3年的地理课知识，且要达到高考水准！考试科目的不断变化造成的高考焦虑时至今日仍经常让我从梦中惊醒。
1994年7月7日，高考之日终于到来。高一、高二的学生放暑假回家了，不住校的高三同学回家了，家里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也住到了考点附近的宾馆里，宿舍里只剩下两三个农村来的同学，整个校园显得有些空旷，一种大战来临前的寂静。
当自行车轮胎行驶在被高温烤化了的柏油路面滋滋作响的时候，我在心里默念：大学，我来了！
烈日下的等待
现在看来，后来高考日期改革被提前一个月至6月是很人性化的。因为7月正值盛夏，酷热难耐。当年在教室里答题，需要不停地用毛巾擦汗，以防汗水滴湿试卷或字迹，惹下作弊嫌疑。3天的时间过去了，我的高考结束了，我用自行车驮回了我的全部行李——一箱子课本和试卷。我并没有勇气和胆量像今天的高三学生一样把书本全部撕掉用来发泄——因为万一考不上，复读的时候还是要用到的。
回到家的时候正值农村“双抢”。这是南方农村一年中最忙最累的时候，要在大约半个月的时间也就是立秋节气前把水田里的早稻收割回来，并再次翻耕水田，种下晚稻。这个阶段适逢大暑节气，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频繁到来的雷阵雨会让收割回来的早稻发芽变质，所以所有的劳作几乎都是早出晚归，顶着烈日，争分夺秒。
历年来百分之十左右的全省文科录取率几乎让人绝望，我所就读的高中多年来的高考结果也表明，应届文科生当年考上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就在我被“双抢”的紧张和疲惫驱散了对高考结果期待的时候，村头大喇叭里传出了全省高考分数线划定的新闻：文科一般本科线458分，重点线462分——远超自己的估分，我瞬间感觉自己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就要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悄无声息地画上句号了，内心无语又不甘。二哥从一旁提醒说，明天去学校查一下确切分数吧。
第二天中午，顶着炎炎烈日，我再次骑上陪伴了我三年时间的破旧自行车，驶往40里外的高中母校。刚进学校大门，就看见门口的海报栏里贴着一张红色通知：首批达本科分数线名单。在里面，我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原来我最后的高考分数为470分，超过了重点线。
回家的路上，我花2元钱第一次买了一大瓶雪碧犒劳自己，一路飞快地骑回了家。见到戴着草帽正在翻晒稻子的母亲，我迫不及待地说：“妈，考上了，重点！”
被压抑的欢乐
全国重点大学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很快就到了。
翻开通知书，我却乐不起来，因为每年需要学费1500元，4年需要6000元。粗算一下，包括学费、书本费、生活费、住宿费等在内的第一学期入学总费用需要4000元。1994年，中國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首次实行学费并轨改革试点，从免收学费到收取每年1500-3000元不等学费。当时，许多农村家庭一天收入10元钱都算是高收入，4000元无疑就是一笔巨款。
为了筹措学费，我们全家都开始忙活起来。大哥去外省催收货款，二哥拿出初次工作的第一个月工资，父亲和母亲把家里能变卖的物件都拿去变卖。每天晚上，从田里收工回来，我就和大哥、二哥一起拖着疲惫的身体，忍着蚊虫的叮咬，在灯光下做滚筒刷、刮刀等装饰工具，凑够一批，再由大哥发至外地售卖。这样的赶工常常直至深夜十二点甚至凌晨一两点，早上再继续下田忙“双抢”。就这样，在入学报到前，我终于凑够了第一学期的费用。
踏上开往济南的列车，我的内心已经感觉不到多少考上大学的快乐。为了我一个，全家人的付出实在是太多太多，而我又无以回报。但这也许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因为在家里人看来，我能考上大学，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欣慰，毕竟，在当时的年代，中国农村与城市有着巨大的发展落差，跳出农门是任何一个农家子弟最重要的人生转变，也是农村家庭愿意倾力付出的一件大事。
改革，苦乐同受
再回头看，1995年后，中国的高考和高等教育改革都进入了快车道。“3+2”高考方案、“3+X”高考方案（X代表文科综合科目或理科综合科目）、自费上大学、高校扩招等多项改革措施在全国推开，到今天，上大学已经不再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了。中国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逐渐转为大众教育是中国教育资源大发展的结果，也是教育领域深化改革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20多年倏忽而过，回忆自己所经历的高考改革，虽然其中的曲折和辛苦较多，但高考毕竟为自己公平地提供了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没有高考，我或许会重复父辈终日耕作于农田的生活轨迹，所以，对照自己今天的生活现状，我更愿意感谢高考，也更理解高考改革为每一个人所带来的苦和乐。
编辑/郭蓓蓓
过了20多年，再写有关高考的文章，“改革”仍是绕不过的词。
1994年，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几年，仍处于摸索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刚刚提出不久，一切都处于改革进程之中，不确定性是当时整个经济社会的主体特征。教育自然也不例外，作为一名学生，当时的我亦无可避免地被裹挟到浩浩荡荡的高考改革潮流之中。
政策摇摆下的备考
文理分开是中国长期以来的高考制度安排，文理科有不同的考试科目，高考录取分数线也是按文科和理科分别划定。文科一般考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共六个科目。如果一直是这样，作为文科生的我高考备考就不会有接下来的曲折。
刚入高三的1993年，有政策消息说，来年高考文科不考地理科目，于是，地理课的学习被我放弃。进入1994年年初，政策消息进一步明确，当年的高考实行“3+2”改革，即文理科都只考5个科目，“3”是指语文、数学、英语，文科的“2”指政治、历史，理科的“2”指物理、化学。不考地理科目对我而言算是利好，因为初中三年期间的地理课由于不算主科，不纳入中考成绩，所以我也没有真正学习过，初中地理课知识基本是零基础。
不考地理的消息确定后，我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自己的薄弱科目数学。宝贵的时间像流水一样来到了5月份，距离高考还有两个月（当年的高考时间为每年的7月7-9日），晴天霹雳传来，最后的高考政策确定为：1994年仍然执行老高考方案，即地理仍然是文科高考科目。这意味着我要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增加学习完初中3年的地理课知识和重拾高中3年的地理课知识，且要达到高考水准！考试科目的不断变化造成的高考焦虑时至今日仍经常让我从梦中惊醒。
1994年7月7日，高考之日终于到来。高一、高二的学生放暑假回家了，不住校的高三同学回家了，家里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也住到了考点附近的宾馆里，宿舍里只剩下两三个农村来的同学，整个校园显得有些空旷，一种大战来临前的寂静。
当自行车轮胎行驶在被高温烤化了的柏油路面滋滋作响的时候，我在心里默念：大学，我来了！
烈日下的等待
现在看来，后来高考日期改革被提前一个月至6月是很人性化的。因为7月正值盛夏，酷热难耐。当年在教室里答题，需要不停地用毛巾擦汗，以防汗水滴湿试卷或字迹，惹下作弊嫌疑。3天的时间过去了，我的高考结束了，我用自行车驮回了我的全部行李——一箱子课本和试卷。我并没有勇气和胆量像今天的高三学生一样把书本全部撕掉用来发泄——因为万一考不上，复读的时候还是要用到的。
回到家的时候正值农村“双抢”。这是南方农村一年中最忙最累的时候，要在大约半个月的时间也就是立秋节气前把水田里的早稻收割回来，并再次翻耕水田，种下晚稻。这个阶段适逢大暑节气，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频繁到来的雷阵雨会让收割回来的早稻发芽变质，所以所有的劳作几乎都是早出晚归，顶着烈日，争分夺秒。
历年来百分之十左右的全省文科录取率几乎让人绝望，我所就读的高中多年来的高考结果也表明，应届文科生当年考上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就在我被“双抢”的紧张和疲惫驱散了对高考结果期待的时候，村头大喇叭里传出了全省高考分数线划定的新闻：文科一般本科线458分，重点线462分——远超自己的估分，我瞬间感觉自己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就要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悄无声息地画上句号了，内心无语又不甘。二哥从一旁提醒说，明天去学校查一下确切分数吧。
第二天中午，顶着炎炎烈日，我再次骑上陪伴了我三年时间的破旧自行车，驶往40里外的高中母校。刚进学校大门，就看见门口的海报栏里贴着一张红色通知：首批达本科分数线名单。在里面，我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原来我最后的高考分数为470分，超过了重点线。
回家的路上，我花2元钱第一次买了一大瓶雪碧犒劳自己，一路飞快地骑回了家。见到戴着草帽正在翻晒稻子的母亲，我迫不及待地说：“妈，考上了，重点！”
被压抑的欢乐
全国重点大学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很快就到了。
翻开通知书，我却乐不起来，因为每年需要学费1500元，4年需要6000元。粗算一下，包括学费、书本费、生活费、住宿费等在内的第一学期入学总费用需要4000元。1994年，中國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首次实行学费并轨改革试点，从免收学费到收取每年1500-3000元不等学费。当时，许多农村家庭一天收入10元钱都算是高收入，4000元无疑就是一笔巨款。
为了筹措学费，我们全家都开始忙活起来。大哥去外省催收货款，二哥拿出初次工作的第一个月工资，父亲和母亲把家里能变卖的物件都拿去变卖。每天晚上，从田里收工回来，我就和大哥、二哥一起拖着疲惫的身体，忍着蚊虫的叮咬，在灯光下做滚筒刷、刮刀等装饰工具，凑够一批，再由大哥发至外地售卖。这样的赶工常常直至深夜十二点甚至凌晨一两点，早上再继续下田忙“双抢”。就这样，在入学报到前，我终于凑够了第一学期的费用。
踏上开往济南的列车，我的内心已经感觉不到多少考上大学的快乐。为了我一个，全家人的付出实在是太多太多，而我又无以回报。但这也许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因为在家里人看来，我能考上大学，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欣慰，毕竟，在当时的年代，中国农村与城市有着巨大的发展落差，跳出农门是任何一个农家子弟最重要的人生转变，也是农村家庭愿意倾力付出的一件大事。
改革，苦乐同受
再回头看，1995年后，中国的高考和高等教育改革都进入了快车道。“3+2”高考方案、“3+X”高考方案（X代表文科综合科目或理科综合科目）、自费上大学、高校扩招等多项改革措施在全国推开，到今天，上大学已经不再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了。中国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逐渐转为大众教育是中国教育资源大发展的结果，也是教育领域深化改革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20多年倏忽而过，回忆自己所经历的高考改革，虽然其中的曲折和辛苦较多，但高考毕竟为自己公平地提供了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没有高考，我或许会重复父辈终日耕作于农田的生活轨迹，所以，对照自己今天的生活现状，我更愿意感谢高考，也更理解高考改革为每一个人所带来的苦和乐。
编辑/郭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