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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报酬是劳动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不仅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劳动者报酬比重呈现下降趋势，通过分析发现政府调控不够、劳动资本关系失衡、企业发展模式粗放、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偏低是制约劳动报酬比重提高的主要因素。合理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既不能离开市场机制，又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其实现路径需要依赖政府、企业、劳动者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关键词】劳动报酬 初次分配 比重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却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严重影响了劳动者劳动积极性。一方面劳动报酬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劳动者要支付购房、子女教育培训、医疗卫生支出，其结果是居民的购买力下降，现实的内需严重不足。本文拟就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现状、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的内在机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路径，做一些尝试性研究。
一、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现状
劳动报酬是劳动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不仅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而且是社会群众目光聚焦的焦点问题。劳动报酬，又称劳动工资，是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物质补偿，它是用人单位的一项基本义务，是初次分配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的角度看，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是全体劳动者的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我国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合理比率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引起广大群众的广泛关注，其结果是积累得较多，分配得较少，所以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而普通职工工资水平多年来缓步增加，但增幅不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一直较低。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水平后，GDP中劳动力报酬部分的增长将有所提高，工资水平部分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到2007年底，我国人均GDP已达到2000美元，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432美元。时同，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53.4%降至2007年的39.74%，呈逐年下降趋势。
从初次分配的配额来看，国民收入可用公式来表示，即国民收入=劳动报酬+资本报酬+政府的税收。在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国家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剩下的就是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的比较。到2010年8月，从我们能够得到的可以计算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最新资料是《2009中国统计年鉴》和《2008中国统计年鉴》中《中国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2007年）》提供的数据。[2]该数据统计了1993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各数据。从数据比较来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1993年是50.62%，2003年是49.62%，从2003年开始这一比率有所降低，2007年进一步下降为39.74%，从可以获得的1993年以来的数据发现，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最近十多年总体上看呈现出下降趋势。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指出，中国劳动力报酬占GDP的比例偏低。1990～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個百分点；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增加了7.7个百分点。[3]随着企业利润占比递增，劳动力报酬占比却递减。从不同年份比较来看，我国的劳动报酬比重呈下降趋势。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的事实，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企业利润大幅增加，很大程度上是长时期维持低工资政策获取的。
从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来看，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改革开放初是25：18.5：56.5，而目前三者的分配比例是31：32：37。劳动报酬与GDP的比例从1983年的56.5%降至1993年的51.5%，2010年已经下降到31.7%[4]，27年间下降了近25个百分点。相应地，企业、政府占比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高9个、6个百分点左右。[5]从这些数据比较可分析出，我国劳动报酬相对于资本收益和政府税收来说比例偏低。
通常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标是分配率，就是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重越高说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越公平。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个比重都很高，美国达到70%，英国等其他国家普遍在54%～65%之间。而我国的情况却与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反，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偏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在不断下降。从以上国家间数据比较看出，当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相对较低。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研究劳动报酬比重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劳动报酬较低的后果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55.36%下降到2009年的42.8%，由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仅能获得相当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工资收入，其结果是他们没有能力为提升自身素质以及后代发展而再投资，进一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作为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和最迫切需要提高收入的居民，低收入制约他们的消费能力，抑制了我国经济结构从过度依赖出口向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协调转变。[6]近年来，政府一直强调扩大内需，实际上内需启而不动，其问题与劳动者报酬低有很大关联。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探寻其内在机理有助于我们梳理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实现路径。 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的内在机理
制度学派认为，劳动力供求关系并不是决定劳动报酬的唯一因素，还有其他非经济性因素的影响，如政府调控政策、劳动资本关系失衡、企业发展模式粗放、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偏低等因素会对初次分配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到初次分配的比重。
（一）政府宏观调控没到位
我国现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市场主体凭借其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通过对公共资源的占有和控制，不断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实现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促进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在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法律的监督下，与最初的引导市场的自发行为产生了扭曲。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企业主与职工地位不平等、缺乏政府主管部门指导。如在最低工资制度的监管、执行未到位，形成企业工人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还有大量非国有企业的工人特别是那些就业于私营企业的进城农民工，收入普遍偏低。另一方面部分垄断企业如石油、电信、航空、金融、电力系统依靠他们所掌握对资源的分配权，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巨额垄断利润，其结果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使得这些国企职工所获得的劳动报酬远远高于社会劳动报酬的平均水平，造成其他行业中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相对下降。这说明，政府作为市场重要的干预力量，其法律、政策的调控力度没到位。目前，政府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工资指导线等方式进行调控。由于政府的政策调控相對间接，例如最低工资标准只是基准，而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的规定缺乏强制力，对非国有企业很难进行有效约束。
（二）劳动资本关系失衡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逐步确立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基本分配模式。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的经营能力等要素。按生产要素分配，要素的所有者根据其投入的要素取得相应的报酬或收益，报酬和收益的多少取决于各要素的实际贡献大小。可是，在经济运行中，各种生产要素是依据在市场中的稀缺程度来获得报酬和收益。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大学生扩招、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等因素综合作用，其结果是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需求，形成了劳动报酬不断下降，相对于劳动力要素，其他要素具备了相应的稀缺性，在收益的分配过程中，其要素的拥有者就占据了主导地位，收益向稀缺性的生产要素倾斜。
（三）企业发展模式粗放
现行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使我国产业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低端，无法实现内需、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在偏重靠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上，必须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更多地向国家、企业倾斜，以便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必然淡化劳动者收入的增长。在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下，企业倾向于依托劳动力低成本的人口红利优势，不倾向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企业维持粗放型经济发展路径。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依然粗放，过度依赖国外市场需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劳动者劳动报酬占比偏低，企业的劳动成本相应比较低，即使粗放经营仍然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利润率。1998～2005年间，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规模由1458亿元增加到14802亿元，年均名义增长率高达39.2%。[7]企业的高利润率和高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劳动者报酬偏低为代价获得的。尽管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还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难题。如果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就会迫使企业提高人力资本投入、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装备，降低消耗、提高效率，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四）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偏低
我国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普遍偏低，在劳动供求关系上导致劳动供给曲线初始位置较低，劳动报酬比重自然较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使劳动者放弃许多技术培训和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劳动者素质进一步下降，缺乏与企业讨价的资本，最终对企业的经营、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长期的难以弥补的负面效应。客观地说，目前我国劳动报酬偏低与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较低、劳动技能单一、就业岗位技术含量普遍偏低密切相关。
三、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路径
目前提高我国劳动报酬比重的制约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是人口大国，相对资本来说，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裕，短期内根据市场经济学原理，要较快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切实际；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合理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既不能离开市场机制，又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质是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其实现路径依赖政府、企业、劳动者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前提下协同努力。
（一）政府引导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战略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新阶段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首先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理念，将我国长期以来以外需拉动为主的经济战略转变为内外需共同拉动的战略，把利用低廉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廉价劳动力占领国际市场的做法，转变为依据技术创新占领市场；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为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逐步提高国内企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将不加甄选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强调引进资本要符合国内产业发展要求。其次是转变经济增长战略的机制，深化税制改革。将目前的生产型增值税为主转变为以消费税为主，这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8]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抑制贫富差距的有效杠杆。现阶段，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税种有个人所得税、车船税、房地产税等比重过小，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的房产税、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至今还没有开征，这限制了税收调节功能的正常发挥。因为，税制的转变，必将引导地方政府关注重点的转移。深化税制改革，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各档次征缴税率，对高收入者征收累进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和特种消费税等。[9]政府对企业的引导主要是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发挥政策指引作用。 （二）政府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政府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一部分。主要目标是为了保障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标准，在公民年老、疾病、丧失劳动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还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并存，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保障水平差异过大，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包容性增长。扩大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范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日益突显，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应从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部分集体企业、个别私营企业、少数外资企业职工扩大到全体城镇各类企业及职工。既促进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扩大在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方面合理衔接，为职工合理流动创造条件，又为全体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提供保障。逐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扩大基本保障覆盖面。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逐步建立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有区别的、覆盖全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三）企业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抓住当前国际产业对我国东部地区的转移已经向中、高端环节推进的机遇，推进战略性结构调整，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我国的产业价值链由低端向高端延伸，为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赢得发展空间。经验研究表明，劳动报酬比重偏低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产物，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本短缺和劳动力过剩的约束，工业化不得不采取加速资本积累的发展方式，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就成为加速推进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当工业化进入推进阶段，劳动报酬比重会逐步提高，即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是工业化转型的结果。我国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劳动报酬比重偏低反映了这一发展阶段的特点，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转型阶段，因此提高劳动报酬比重问题已被政府所重视。我国已明确完成工业化转型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我国三大产业的技术基础从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升级换代。产业技术升级将大大提高企业的赢利水平，这就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了条件。在承接发达国家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由于发达国家控制着产品关键的核心技术而处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我国主要通过向其购买先进技术进行生产而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因此产品生产中的大部分收益归发达国家占有，我国只能从中得到微不足道的收益，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下，劳动力价格就要被低估，劳动报酬上升空间受到制约。[10]所以，我国要利用工业化转型的发展机遇，企业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自主品牌建设，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的技术升级，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积极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产品，为劳动报酬的提高拓宽空间。
（四）提高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提升了劳动报酬份额，这个结论与王晓芳和高榴的研究成果基本相符。[11]这说明要提高劳动者报酬，需要进一步加大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教育投入力度，增加全社会熟练劳动力的供给，满足产业升级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者的专业、技能等劳动条件要求越来越高，仅靠体力型劳动很难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从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看，职业技能素质高的劳动力供不应求，出现了技工荒，所以要加大劳动力技能素质的培养。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向经济落后地区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特别是加强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保证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完成义务阶段的教育，为在校的低收入家庭子女提供资助，完善、加强助学贷款制度。在发展素质教育的同时，重视职业教育，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职业教育和培训在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增强劳动者的择业和创业能力、促进就业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创新培训机制，提高劳动者技能，实现体能型劳动者向技能型劳动者转变。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鼓励职业院校、民营培训机构与用人单位加强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企业推行岗薪相结合的分配机制，通过岗位技能与晋级晋职挂钩，激励职工刻苦钻研专业技术，提高技能水平，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成为工作领域的核心人才，企业才会认同自身价值，进而提高劳动报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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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焦斌龙.人力资本：调整我国初次分配关系的政策着力点[J].经济学动态，2011，（2）：55.
[7]吴秀荣.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逐年下降的几大危害[J].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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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田杨群，曹顺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若干问题探析[J].学术交流，2013，（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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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劳动者报酬合理比重的理论构建与实现途径研究”（批准号：11xj1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绍吉（1975-），男，云南曲靖人，曲靖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经济学；陈惠敏（1966-），女，云南曲靖人，曲靖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区自治组织。
【关键词】劳动报酬 初次分配 比重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却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严重影响了劳动者劳动积极性。一方面劳动报酬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劳动者要支付购房、子女教育培训、医疗卫生支出，其结果是居民的购买力下降，现实的内需严重不足。本文拟就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现状、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的内在机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路径，做一些尝试性研究。
一、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现状
劳动报酬是劳动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不仅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而且是社会群众目光聚焦的焦点问题。劳动报酬，又称劳动工资，是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物质补偿，它是用人单位的一项基本义务，是初次分配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的角度看，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是全体劳动者的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我国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合理比率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引起广大群众的广泛关注，其结果是积累得较多，分配得较少，所以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而普通职工工资水平多年来缓步增加，但增幅不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一直较低。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水平后，GDP中劳动力报酬部分的增长将有所提高，工资水平部分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到2007年底，我国人均GDP已达到2000美元，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432美元。时同，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53.4%降至2007年的39.74%，呈逐年下降趋势。
从初次分配的配额来看，国民收入可用公式来表示，即国民收入=劳动报酬+资本报酬+政府的税收。在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国家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剩下的就是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的比较。到2010年8月，从我们能够得到的可以计算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最新资料是《2009中国统计年鉴》和《2008中国统计年鉴》中《中国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2007年）》提供的数据。[2]该数据统计了1993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各数据。从数据比较来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1993年是50.62%，2003年是49.62%，从2003年开始这一比率有所降低，2007年进一步下降为39.74%，从可以获得的1993年以来的数据发现，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最近十多年总体上看呈现出下降趋势。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指出，中国劳动力报酬占GDP的比例偏低。1990～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個百分点；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增加了7.7个百分点。[3]随着企业利润占比递增，劳动力报酬占比却递减。从不同年份比较来看，我国的劳动报酬比重呈下降趋势。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的事实，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企业利润大幅增加，很大程度上是长时期维持低工资政策获取的。
从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来看，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改革开放初是25：18.5：56.5，而目前三者的分配比例是31：32：37。劳动报酬与GDP的比例从1983年的56.5%降至1993年的51.5%，2010年已经下降到31.7%[4]，27年间下降了近25个百分点。相应地，企业、政府占比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高9个、6个百分点左右。[5]从这些数据比较可分析出，我国劳动报酬相对于资本收益和政府税收来说比例偏低。
通常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标是分配率，就是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重越高说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越公平。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个比重都很高，美国达到70%，英国等其他国家普遍在54%～65%之间。而我国的情况却与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反，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偏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在不断下降。从以上国家间数据比较看出，当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相对较低。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研究劳动报酬比重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劳动报酬较低的后果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55.36%下降到2009年的42.8%，由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仅能获得相当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工资收入，其结果是他们没有能力为提升自身素质以及后代发展而再投资，进一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作为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和最迫切需要提高收入的居民，低收入制约他们的消费能力，抑制了我国经济结构从过度依赖出口向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协调转变。[6]近年来，政府一直强调扩大内需，实际上内需启而不动，其问题与劳动者报酬低有很大关联。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探寻其内在机理有助于我们梳理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实现路径。 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的内在机理
制度学派认为，劳动力供求关系并不是决定劳动报酬的唯一因素，还有其他非经济性因素的影响，如政府调控政策、劳动资本关系失衡、企业发展模式粗放、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偏低等因素会对初次分配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到初次分配的比重。
（一）政府宏观调控没到位
我国现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市场主体凭借其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通过对公共资源的占有和控制，不断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实现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促进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在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法律的监督下，与最初的引导市场的自发行为产生了扭曲。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企业主与职工地位不平等、缺乏政府主管部门指导。如在最低工资制度的监管、执行未到位，形成企业工人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还有大量非国有企业的工人特别是那些就业于私营企业的进城农民工，收入普遍偏低。另一方面部分垄断企业如石油、电信、航空、金融、电力系统依靠他们所掌握对资源的分配权，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巨额垄断利润，其结果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使得这些国企职工所获得的劳动报酬远远高于社会劳动报酬的平均水平，造成其他行业中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相对下降。这说明，政府作为市场重要的干预力量，其法律、政策的调控力度没到位。目前，政府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工资指导线等方式进行调控。由于政府的政策调控相對间接，例如最低工资标准只是基准，而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的规定缺乏强制力，对非国有企业很难进行有效约束。
（二）劳动资本关系失衡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逐步确立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基本分配模式。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的经营能力等要素。按生产要素分配，要素的所有者根据其投入的要素取得相应的报酬或收益，报酬和收益的多少取决于各要素的实际贡献大小。可是，在经济运行中，各种生产要素是依据在市场中的稀缺程度来获得报酬和收益。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大学生扩招、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等因素综合作用，其结果是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需求，形成了劳动报酬不断下降，相对于劳动力要素，其他要素具备了相应的稀缺性，在收益的分配过程中，其要素的拥有者就占据了主导地位，收益向稀缺性的生产要素倾斜。
（三）企业发展模式粗放
现行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使我国产业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低端，无法实现内需、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在偏重靠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上，必须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更多地向国家、企业倾斜，以便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必然淡化劳动者收入的增长。在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下，企业倾向于依托劳动力低成本的人口红利优势，不倾向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企业维持粗放型经济发展路径。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依然粗放，过度依赖国外市场需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劳动者劳动报酬占比偏低，企业的劳动成本相应比较低，即使粗放经营仍然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利润率。1998～2005年间，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规模由1458亿元增加到14802亿元，年均名义增长率高达39.2%。[7]企业的高利润率和高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劳动者报酬偏低为代价获得的。尽管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还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难题。如果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就会迫使企业提高人力资本投入、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装备，降低消耗、提高效率，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四）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偏低
我国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普遍偏低，在劳动供求关系上导致劳动供给曲线初始位置较低，劳动报酬比重自然较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使劳动者放弃许多技术培训和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劳动者素质进一步下降，缺乏与企业讨价的资本，最终对企业的经营、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长期的难以弥补的负面效应。客观地说，目前我国劳动报酬偏低与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较低、劳动技能单一、就业岗位技术含量普遍偏低密切相关。
三、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路径
目前提高我国劳动报酬比重的制约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是人口大国，相对资本来说，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裕，短期内根据市场经济学原理，要较快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切实际；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合理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既不能离开市场机制，又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质是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其实现路径依赖政府、企业、劳动者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前提下协同努力。
（一）政府引导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战略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新阶段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首先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理念，将我国长期以来以外需拉动为主的经济战略转变为内外需共同拉动的战略，把利用低廉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廉价劳动力占领国际市场的做法，转变为依据技术创新占领市场；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为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逐步提高国内企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将不加甄选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强调引进资本要符合国内产业发展要求。其次是转变经济增长战略的机制，深化税制改革。将目前的生产型增值税为主转变为以消费税为主，这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8]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抑制贫富差距的有效杠杆。现阶段，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税种有个人所得税、车船税、房地产税等比重过小，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的房产税、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至今还没有开征，这限制了税收调节功能的正常发挥。因为，税制的转变，必将引导地方政府关注重点的转移。深化税制改革，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各档次征缴税率，对高收入者征收累进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和特种消费税等。[9]政府对企业的引导主要是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发挥政策指引作用。 （二）政府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政府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一部分。主要目标是为了保障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标准，在公民年老、疾病、丧失劳动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还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并存，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保障水平差异过大，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包容性增长。扩大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范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日益突显，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应从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部分集体企业、个别私营企业、少数外资企业职工扩大到全体城镇各类企业及职工。既促进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扩大在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方面合理衔接，为职工合理流动创造条件，又为全体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提供保障。逐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扩大基本保障覆盖面。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逐步建立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有区别的、覆盖全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三）企业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抓住当前国际产业对我国东部地区的转移已经向中、高端环节推进的机遇，推进战略性结构调整，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我国的产业价值链由低端向高端延伸，为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赢得发展空间。经验研究表明，劳动报酬比重偏低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产物，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本短缺和劳动力过剩的约束，工业化不得不采取加速资本积累的发展方式，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就成为加速推进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当工业化进入推进阶段，劳动报酬比重会逐步提高，即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是工业化转型的结果。我国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劳动报酬比重偏低反映了这一发展阶段的特点，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转型阶段，因此提高劳动报酬比重问题已被政府所重视。我国已明确完成工业化转型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我国三大产业的技术基础从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升级换代。产业技术升级将大大提高企业的赢利水平，这就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了条件。在承接发达国家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由于发达国家控制着产品关键的核心技术而处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我国主要通过向其购买先进技术进行生产而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因此产品生产中的大部分收益归发达国家占有，我国只能从中得到微不足道的收益，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下，劳动力价格就要被低估，劳动报酬上升空间受到制约。[10]所以，我国要利用工业化转型的发展机遇，企业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自主品牌建设，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的技术升级，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积极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产品，为劳动报酬的提高拓宽空间。
（四）提高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提升了劳动报酬份额，这个结论与王晓芳和高榴的研究成果基本相符。[11]这说明要提高劳动者报酬，需要进一步加大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教育投入力度，增加全社会熟练劳动力的供给，满足产业升级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者的专业、技能等劳动条件要求越来越高，仅靠体力型劳动很难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从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看，职业技能素质高的劳动力供不应求，出现了技工荒，所以要加大劳动力技能素质的培养。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向经济落后地区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特别是加强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保证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完成义务阶段的教育，为在校的低收入家庭子女提供资助，完善、加强助学贷款制度。在发展素质教育的同时，重视职业教育，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职业教育和培训在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增强劳动者的择业和创业能力、促进就业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创新培训机制，提高劳动者技能，实现体能型劳动者向技能型劳动者转变。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鼓励职业院校、民营培训机构与用人单位加强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企业推行岗薪相结合的分配机制，通过岗位技能与晋级晋职挂钩，激励职工刻苦钻研专业技术，提高技能水平，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成为工作领域的核心人才，企业才会认同自身价值，进而提高劳动报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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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蒋含明，李非.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劳动报酬份额下降[J].财经问题研究，2012，（7）：91.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劳动者报酬合理比重的理论构建与实现途径研究”（批准号：11xj1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绍吉（1975-），男，云南曲靖人，曲靖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经济学；陈惠敏（1966-），女，云南曲靖人，曲靖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区自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