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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闻过无数种城市中的死亡——大部分是从媒体上看来的，还有一些是从亲朋好友口中得知的。这类死亡由新闻报道中的几百字、某人口中几声惋惜的话、思想中一处转瞬即逝的阴影组成。这是死亡在世界留下的最后痕迹，在这之后，死亡这件事本身也随着逝者消失殆尽，成为历史中的尘埃。因为我们多数见闻到的死亡有一种外放的表现形式，可以说是一种伪装，所以这会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我们会误认为死亡是稀松平常的，是与吃饭一样普通且简易的事。其实呢？当我们亲身接触死亡的时候，比如经历亲人与挚友的离世时，便会发现，死亡并不是一言两语便能说清楚的事，字词、话语、思想或许都无法准确概括其本质。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是死亡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
其实，就算我们曾与城市中的死亡近距离接触，也无法直接窥见其真正的本质，因为死亡似乎只在瞬间是完全赤裸的，多数时候，它都被随之而来的各种各样的事物覆盖了：ICU、临终别离、寿衣、追悼会、棺木、火化、祭奠……这一套流程说来奇怪，好像是为了渲染气氛似的。好像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兴师动众地做一系列事情，死亡就会马上溜走，在我们心里留不下任何痕迹;如果我们不极尽所能增强死亡的辐射力，那么就是对死者的大不敬……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所有围绕死亡的事件都是活人的游戏，因为人一旦死去，就与世间的所有再无关联。可以说人失去生命后——从我们认知的层面来讲——就处于不受任何干扰的永恒状态了。
我去过几次殡仪馆，為数不多。小时候姥姥去世，几年后姥爷也走了，而我因为年纪小，只记得漫天的哭声，对其他事几乎没有印象。去年末，我的朋友，诗人、记者大仙去世，我加入了“大仙治丧小组”的微信群，几乎跟完了整个“死亡流程”，这让我大吃一惊。大仙生前人缘很好，无数亲朋好友为了他的离去伤感，大家也团结一致为他的葬礼操劳。于是，我看到了微信群里没日没夜的讨论、争吵，关于花圈、追悼会的音乐、纪念册等等。追悼会当天，上百人赶往殡仪馆，五百个花圈交肩叠股围成一个大圈，从音箱里传出“啊朋友再见”的音乐，大仙的黑白照挂在进门的墙上。其实整个流程很短，每人瞻仰仪容的时间有限。我走过大仙花团锦簇的遗体时，总在思索：大仙如果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会怎么想？然后，我绕过遗体，来到大仙的妻子面前，伸出手，这个女人竟有一丝犹疑，这使我感到愧疚。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一切有些极端了，一个事实摆在这里：我们或许在用好心为死者的亲人们制造麻烦。这其实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假设世间万物是有规则的，生活也是有模式的，一切都要被装进某个“装置”中——死亡也不例外，它必须要被观摩。我们所有活人都处于这个绝对规则中，难以逃脱——想到这里，或许我们可以坦然接受了。
可是大仙已经离去，不再需要遵守这种规则了。他的肉体曾经囚禁了他的灵魂很久，现在，灵魂终于自由了。想到这里，我很释然。因为这一切不过是我们活人折磨自己、感动自己的把戏，死者已不再会对这些俗事产生任何想法与感受，而我们却美名其曰：这是为了能让他/她走得更风光一点。事情的目的根本不存在，所以我们做、或者不做，也就无所谓了。
从大仙的追悼会回来，我便开始构思中篇小说《阴谋》。其中的郑先生并不是以大仙为原型，我只是想表达由“身边人去世”这件事所引发的思考。我用主人公的视角，试图解开现代社会中被网络、新闻、物质、名誉等覆盖的死亡之谜。于是我用了“阴谋”的意象——这似乎是生活本身为我们建设的阴谋。这种感觉就像在冰面上奔跑，总面临着时刻会掉进冰窟窿的危险。然而阴谋到底是不是死亡，或者说阴谋跟死亡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我没想好的问题。而对于小说来讲，这并不是关键，因为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为了提出问题而存在的，有的小说解决了问题，有的没解决，这并不影响文学本身的美感。在小说的最开始，当主人公的领导抛出“阴谋”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作为作者，是满怀信心想在小说的结尾解开阴谋的。然后，我不自觉便进入了一个迷宫。我用了大量的篇幅在兜圈，写主人公奇怪又羞涩的朋友，写神秘的女人兔子，写模棱两可的追悼会策划组织，写一个个似真似假的梦……归根结底，我无法进入核心，无法探究阴谋的实质，也无法用辩证的方式来揭示关于“阴谋”的阴谋……于是，有一度我对这个小说的态度十分消极，自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无聊的小说。当然，这个观点在我“硬着头皮”继续往下写的时候发生了转变。后来我写到追悼会现场，所有模糊不清的人物浮出水面，真相呼之欲出，这就像一场狂欢派对。“婚礼和葬礼实际上没区别，世界就是一口大棺材。”然后我逐渐发现，这个阴谋的奇巧之处就在于我们无法发掘它的核心。也就是说，当我们自以为是地说出阴谋的实质时，其实我们已经偏离了，是它用虚假的外表迷惑我们，诱使我们说的，而不是我们真正心有所得。一言以蔽之：这个阴谋的重要特点就是我们无法知道它到底是什么阴谋。可我们能知道什么呢？知道这个阴谋是生活给我们下的陷阱？其实也不一定。我们能知道的，似乎只是在这完美得近乎无懈可击的自然律中，有一个小小的缺口。那是一个小瑕疵，如果不十足地用心，根本发现不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囚禁的，但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就像崇高可能隐藏着邪恶，真理可能掩埋着虚伪。自由与不自由，根本就是无法区分的、双胞胎似的同根概念。我们无法解决这些，也不用呼吁与哀求。也许我们作为写作者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文学作品中致敬生命中被囚禁的一切。
其实，就算我们曾与城市中的死亡近距离接触，也无法直接窥见其真正的本质，因为死亡似乎只在瞬间是完全赤裸的，多数时候，它都被随之而来的各种各样的事物覆盖了：ICU、临终别离、寿衣、追悼会、棺木、火化、祭奠……这一套流程说来奇怪，好像是为了渲染气氛似的。好像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兴师动众地做一系列事情，死亡就会马上溜走，在我们心里留不下任何痕迹;如果我们不极尽所能增强死亡的辐射力，那么就是对死者的大不敬……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所有围绕死亡的事件都是活人的游戏，因为人一旦死去，就与世间的所有再无关联。可以说人失去生命后——从我们认知的层面来讲——就处于不受任何干扰的永恒状态了。
我去过几次殡仪馆，為数不多。小时候姥姥去世，几年后姥爷也走了，而我因为年纪小，只记得漫天的哭声，对其他事几乎没有印象。去年末，我的朋友，诗人、记者大仙去世，我加入了“大仙治丧小组”的微信群，几乎跟完了整个“死亡流程”，这让我大吃一惊。大仙生前人缘很好，无数亲朋好友为了他的离去伤感，大家也团结一致为他的葬礼操劳。于是，我看到了微信群里没日没夜的讨论、争吵，关于花圈、追悼会的音乐、纪念册等等。追悼会当天，上百人赶往殡仪馆，五百个花圈交肩叠股围成一个大圈，从音箱里传出“啊朋友再见”的音乐，大仙的黑白照挂在进门的墙上。其实整个流程很短，每人瞻仰仪容的时间有限。我走过大仙花团锦簇的遗体时，总在思索：大仙如果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会怎么想？然后，我绕过遗体，来到大仙的妻子面前，伸出手，这个女人竟有一丝犹疑，这使我感到愧疚。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一切有些极端了，一个事实摆在这里：我们或许在用好心为死者的亲人们制造麻烦。这其实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假设世间万物是有规则的，生活也是有模式的，一切都要被装进某个“装置”中——死亡也不例外，它必须要被观摩。我们所有活人都处于这个绝对规则中，难以逃脱——想到这里，或许我们可以坦然接受了。
可是大仙已经离去，不再需要遵守这种规则了。他的肉体曾经囚禁了他的灵魂很久，现在，灵魂终于自由了。想到这里，我很释然。因为这一切不过是我们活人折磨自己、感动自己的把戏，死者已不再会对这些俗事产生任何想法与感受，而我们却美名其曰：这是为了能让他/她走得更风光一点。事情的目的根本不存在，所以我们做、或者不做，也就无所谓了。
从大仙的追悼会回来，我便开始构思中篇小说《阴谋》。其中的郑先生并不是以大仙为原型，我只是想表达由“身边人去世”这件事所引发的思考。我用主人公的视角，试图解开现代社会中被网络、新闻、物质、名誉等覆盖的死亡之谜。于是我用了“阴谋”的意象——这似乎是生活本身为我们建设的阴谋。这种感觉就像在冰面上奔跑，总面临着时刻会掉进冰窟窿的危险。然而阴谋到底是不是死亡，或者说阴谋跟死亡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我没想好的问题。而对于小说来讲，这并不是关键，因为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为了提出问题而存在的，有的小说解决了问题，有的没解决，这并不影响文学本身的美感。在小说的最开始，当主人公的领导抛出“阴谋”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作为作者，是满怀信心想在小说的结尾解开阴谋的。然后，我不自觉便进入了一个迷宫。我用了大量的篇幅在兜圈，写主人公奇怪又羞涩的朋友，写神秘的女人兔子，写模棱两可的追悼会策划组织，写一个个似真似假的梦……归根结底，我无法进入核心，无法探究阴谋的实质，也无法用辩证的方式来揭示关于“阴谋”的阴谋……于是，有一度我对这个小说的态度十分消极，自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无聊的小说。当然，这个观点在我“硬着头皮”继续往下写的时候发生了转变。后来我写到追悼会现场，所有模糊不清的人物浮出水面，真相呼之欲出，这就像一场狂欢派对。“婚礼和葬礼实际上没区别，世界就是一口大棺材。”然后我逐渐发现，这个阴谋的奇巧之处就在于我们无法发掘它的核心。也就是说，当我们自以为是地说出阴谋的实质时，其实我们已经偏离了，是它用虚假的外表迷惑我们，诱使我们说的，而不是我们真正心有所得。一言以蔽之：这个阴谋的重要特点就是我们无法知道它到底是什么阴谋。可我们能知道什么呢？知道这个阴谋是生活给我们下的陷阱？其实也不一定。我们能知道的，似乎只是在这完美得近乎无懈可击的自然律中，有一个小小的缺口。那是一个小瑕疵，如果不十足地用心，根本发现不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囚禁的，但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就像崇高可能隐藏着邪恶，真理可能掩埋着虚伪。自由与不自由，根本就是无法区分的、双胞胎似的同根概念。我们无法解决这些，也不用呼吁与哀求。也许我们作为写作者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文学作品中致敬生命中被囚禁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