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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把曹霞当作我的“发小”。因为我们的友谊足够长，更因为这友谊在某个阶段具备了成长的意义。事实上，我们是半路认识。24岁之前，我在广西，她在四川，我吃粤菜长大，她吃川菜长大，唯一共同的是我们前后脚出生于70年代。
我们这一代，但凡有一点文学情结的人，青春期都写过诗，起码爱过诗。有点像21世纪的网络游戏，或者可口可乐。诗是发育的荷尔蒙。那些晚熟的青年，如果依旧怀揣着诗走进社会，很快就会迎来一场失恋，现实猝不及防地逼迫自己跟自己说再见。认识曹霞之时，我们双方就处于这种“失恋”中，惆怅惶惑，不知所向。站在广州的立交桥上，脚下一行又一行滚动前行的，不是诗行，是顺流逆流的车辆。那一年，我们同在一个媒体上班，整个一层密闭的办公室里，蛮像一个工厂车间，我们蚂蚁一样捡着字粒，搬运这个时代的信息。一个民生爆料电话就像扔出来的狗骨头，我们出街去扑，老房子加装管道煤气、握手楼电线隐患、宠物狗火化还是土葬……这些乱七八糟的生活是我们的粮食。记得我刚从学校毕业进报社不久，电梯里碰到一个领导，大概他知道我写诗，朝我耸耸肩，很西式地来了一句：“让诗歌见鬼去吧。”那语气和表情，二十多年过去还依旧清晰，只是，现在我断定读懂了他当时的表情，那是失恋后因极力掩饰而极力夸张的表情。
彼时，是1999年，20世纪末。可能真的是为了让某些过去的事情都见鬼去吧，我和曹霞在2000年1月1日的凌晨，登上白云山，迎接千禧的第一缕阳光。我们在脑子里，浪漫地幻想充满寓意的太阳从山间蹦出来，令人不自觉地迎着阳光许下未来的心愿。到了白云山脚，才知道我们的想法是多么俗套——那里聚集着跟我们一样想法的人海。硬着头皮随着人流，我们沉默地登山，心中隐隐有一种败兴的感觉，但都不讲出来，一讲出来肯定都会掉头转身。到山顶，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空石头坐下，望东方，等。在一片人声鼎沸中，千禧阳终于现身。因为天气的缘故，它从山间迟迟疑疑露脸，透过灰蒙蒙的雾和霾，颜色昏黄，浑浊无力，简直就像一颗过期走了油的咸蛋黄。处于这种沮丧、没劲中，曹霞居然能在悲观的尘埃里开出积极的花来。她突然开始欢呼，朝那颗走油的咸蛋黄挥手，并试图把我拉起来朝前走以便能更靠近它，她改变了那一刻我俩的心境。
改变现有处境及至慢慢改变命运，这似乎是曹霞最能坚持做到的。在报社坐我隔壁的一个老漫画家，经常看曹霞来等我下班，给她画了张速写，特点在眼睛。老漫画家悄悄跟我说，她的眼神很坚定，像钢铁战士。怎么可能？这双眼睛流下多少次眼泪都是我递纸巾擦掉的。老漫画家拍拍我肩膀，你还年轻。
果然，跨入新世纪之后，曹霞扔掉了一些东西，从媒体辞职，跟随中山大学程文超教授读研。那会儿，流行玩QQ，她的昵称是“无限透明的蓝”，我的是“甜蜜蜜”。因为我喜欢那部香港电影《甜蜜蜜》，而她，不知道是否因为“摇滚作家”村上龙小说《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或者仅仅因为蓝色是她最爱的颜色，不过那时的她跟乐于安逸的我相比，的确是有几分摇滚、叛逆气息的。大多数时间，电脑右下角跳动，咳咳两声，“甜蜜蜜”和“无限透明的蓝”开始噼噼啪啪热聊。
曹霞重新回到校园，我也跟着她过回了学生生活。在中山大学那块著名的大草坪上背靠背看书，吃食堂，蹭讲座，挤她宿舍的架床，淘各种盗版影碟，也恋爱、也失恋，在深夜抱头痛哭，哭完又去凌晨的大排档吃炒牛河、萝卜牛杂，年轻时吃真的可以疗伤。有一次王菲在体育中心开演唱会，我们咬牙花巨资买了两张最便宜的票，摇着荧光棒，遥看舞台上的王菲，只有人的指甲盖那么大点;“非典”那阵，曹霞趁乱抢到两张低折扣票，我们摘下口罩，在体育中心跟老罗大佑哼亚细亚的孤儿;郊区有一个楼盘促销，搞一场圣诞摇滚音乐会，说崔健会来，曹霞拉着我，倒几趟车，从中午人家搭台试音开始，一直站到夜幕降临，不知名的小乐队唱了一首又一首，崔健还没来，站到快十二点，终因体力不支，我们从第一排退出人圈。没走远两百米，就听到全场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崔健踏着钟声从天而降，一块红布，一无所有。我们坐在人圈外空蕩荡的草地上，被层层遮挡的崔健唱得热泪盈眶。因为这段时光，我经常笑话她拖慢了我成长的脚步（其实我也不清楚进入社会怎样才算真正意义的成长），现在想起，那时的确活得无限接近于透明的蓝，而这段看似虚度的时光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期间，反而越来越让我觉得人生并没白过。
研究生毕业后，曹霞当起了老师，我还是在报社编副刊。各自买了房，一个住河南，一个住河北，分属珠江两岸，总算在广州有了自家的阳台，互相串门，也吃住家饭。有一趟53路公交车，从我家楼下开出，十多站，穿过珠江，到达她家所在的怡乐路祈乐苑。有次我追那趟准备发动的53路，脚一崴，肿了鸡蛋大的包，很快，她乘上那辆返回的53路，敲开门，云南白药喷喷，手揉揉。恋爱中的男女亦不过如此吧。有那么两三年时间，以为我们一直就会这样，在广州的两端，53路去53路回，甚至坐公交看到两个老女人，双肩包背在前胸，一胖一瘦，挑剔刚才那顿早茶凤爪不够烂熟、炒粉镬气不够，我都会想，胖的是她，瘦的是我。然而并不会。2009年，她突然决定北上，去读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的博士，博士毕业后，她去了南开大学，又毅然卖掉广州的房子，定居北方。
我猜，这个四川妹子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不属于广州，即使她在阳台上也像模像样地种起几盆茉莉花、发财树、驱蚊草，让外人看上去这屋主跟其他屋主无异，但她站在阳台望向天空的时候，想象的总是另一种生活，居安不安。她对自己生活现状的多次改变，多次的“作”，只是希望能到达一个肉身和心灵都感到融洽的地方。广州绵长的潮热如同它黏稠的烟火市俗，穿街过巷都是亲爱的生活，但她对这种亲爱的生活并不满足，她想要以分明的四季为背景加深对人世各种温度的体察。更为重要的是，她对自己的努力方向做出了改变。她从写诗转向了搞研究。她收拾整理掉那间感性、肆意的房子，去做一个理性、自律的评论家。
我不清楚曹霞这么多年克服了多少写诗和抒情的冲动，学会了在他人的叙事与抒情、虚与实中冷静地析出骨和肉，血和泪，我更不清楚当她读到那些与自我共振的作品时，怎么能克制自己不去敲击回车键用分行表达。当我不断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等核心评论刊物上看到她的这个论那个论的时候，我会想，这是否跟当年她为了饭碗去扑新闻的情形一样？这十年来，我们分开两地，见面并不多，但电话一聊一个小时停不下来。她喜欢跟我聊作品，聊“70后”作家的写作，聊某部新长篇的好坏……她是真心喜欢上搞评论了。她为莫言的冒犯性与美学正名，论严歌苓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指出叶兆言文本被误读的地方……她点评名家，也热衷于在刊物开设专栏对涌现出的新人新作津津乐道，并对同时代作家的写作提出更多的想法和愿望。平心而论，曹霞与做批评的同龄人相比并不算“活跃”，几乎很少能看到她出现在文学活动的现场，正如她自己说的，“我并不认识多少作家、大佬，但我认识他们的作品。”她觉得这种疏离的状态最舒服，在作品里认识作家，她有权力写出自己的观点并将这个权力视为自己的话语权，她是把自己理想中的文学写进了这些评论文章里。 不过，我还是能在曹霞的文章里读到一个前诗人的“破绽”，尤其在评述作品的情感部分，她几乎毫不保留自己的共鸣，以更饱满更精准的句子加以阐释和渲染，至于遣词用句的弹性和隐喻，更是满章诗意关不住。她依旧很喜欢读诗，在厚厚的读书笔记里，其中几本是她手录的诗抄。在她自己做着玩的微信公众号“诗书生涯”里，选发的全是她所爱的诗人诗品：保罗·策兰、米沃什、里尔克、叶芝、阿赫玛托娃、博纳富瓦、安德拉德、罗伯特·伯莱、辛波斯卡、乔治·欧康奈尔……她从西到东，从南到北，从青年到中年，在世俗生活摸爬滚打，诗没有见鬼去，依旧是曹霞使自己接近无限透明的蓝的一种方式，这真让人感到庆幸和骄傲。
做批评是曹霞的专业，本职是老师。我能想象得到她在南开园上课的样子，穿着知性却不拘谨的衣服，娓娓道来，随意、舒服，不时爆发几句干脆的笑声，从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学生身上。她的生活渐入佳境，她与先生在家里养绿植和金鱼，冰箱面贴满养生的食谱。离开媒体之后，大概因为她一直在学校待，因而保留着读书学习的好习惯。这些习惯对于一贯懒散、随性的我而言，简直就是铁一般的纪律了。她给我看过她的作息表，晨跑、读书、写作，这些项目连时间段都划分好了，在没有课上的日子，没有特殊情况她几乎严格遵守，服药一样准时，多年如此。有时候，我因为无聊哼哼唧唧给她打电话以期寻到安慰，她总是说，不无聊啊，每天都觉得自己好忙。而这些忙全是在完成作息表上的日程，并没有受到任何逼迫。她把日子过得像个备考的学生，但乐在其中，不感到半点乏味，甚至觉得无比充实。
这些年，我几乎每写完一个小说，都会发给她先读，她喜欢，我便得意洋洋，在她觉得不充分的部分，她会找出相关的书籍给我补课，多数是知识上的补充。我信任她。她读的书比我多，比我杂，她解读作品准确又敏感。她总是能找到想要并且有必要去读的书。比如她最近在写一部新长篇小说的评论，里边涉及了一点《易经》的知识，她又觉得有必要去仔细读读《易经》，一读又觉得实在很有意思。浅薄的我只好对她说，以后给我占卦。她的口头禅是“嗯，我们是要做功课的”，好像世界有无比多的奥秘值得我们一如既往去探索，好像无论谁都应该是学生，人生是一场漫长的学习。
在北京或者在杭州，我和曹霞偶尔见面，她变得宁静又倔强，已经看不到在广州时那种东奔西突的情緒，任何人也左右不了她，仿佛因为谙熟了掌握时间的智慧，从容自洽。唯一不变的是她的眼睛，依然有神，亮晶晶，里边看不到一丝戏谑和游戏的笑意，因而让人觉得她的眼睛跟她的年龄很不匹配。前两年，曹霞由学院派遣到日本爱知大学教书，因为她知道我喜欢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她去了好几趟，不同季节，每次都会把金阁寺拍给我。如果不是三岛由纪夫在小说里烧掉了金阁寺，它不会在我眼里无论哪个季节都如此眩目。文学就像“发光”的“流星”，令我们过的日子都能感光，即使这些日子已经或者正在发生改变。“它且走且唱，让我们的灵魂扇子样四散。”（保罗·策兰《施魔法的时辰》）
如果没有光，任何颜色都不能透明，更不可能接近透明。在我眼里，她就是那一抹载光而来的透明的蓝，冷静，纯净，想到她，我亦有了她一样的宁静和倔强。
我们这一代，但凡有一点文学情结的人，青春期都写过诗，起码爱过诗。有点像21世纪的网络游戏，或者可口可乐。诗是发育的荷尔蒙。那些晚熟的青年，如果依旧怀揣着诗走进社会，很快就会迎来一场失恋，现实猝不及防地逼迫自己跟自己说再见。认识曹霞之时，我们双方就处于这种“失恋”中，惆怅惶惑，不知所向。站在广州的立交桥上，脚下一行又一行滚动前行的，不是诗行，是顺流逆流的车辆。那一年，我们同在一个媒体上班，整个一层密闭的办公室里，蛮像一个工厂车间，我们蚂蚁一样捡着字粒，搬运这个时代的信息。一个民生爆料电话就像扔出来的狗骨头，我们出街去扑，老房子加装管道煤气、握手楼电线隐患、宠物狗火化还是土葬……这些乱七八糟的生活是我们的粮食。记得我刚从学校毕业进报社不久，电梯里碰到一个领导，大概他知道我写诗，朝我耸耸肩，很西式地来了一句：“让诗歌见鬼去吧。”那语气和表情，二十多年过去还依旧清晰，只是，现在我断定读懂了他当时的表情，那是失恋后因极力掩饰而极力夸张的表情。
彼时，是1999年，20世纪末。可能真的是为了让某些过去的事情都见鬼去吧，我和曹霞在2000年1月1日的凌晨，登上白云山，迎接千禧的第一缕阳光。我们在脑子里，浪漫地幻想充满寓意的太阳从山间蹦出来，令人不自觉地迎着阳光许下未来的心愿。到了白云山脚，才知道我们的想法是多么俗套——那里聚集着跟我们一样想法的人海。硬着头皮随着人流，我们沉默地登山，心中隐隐有一种败兴的感觉，但都不讲出来，一讲出来肯定都会掉头转身。到山顶，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空石头坐下，望东方，等。在一片人声鼎沸中，千禧阳终于现身。因为天气的缘故，它从山间迟迟疑疑露脸，透过灰蒙蒙的雾和霾，颜色昏黄，浑浊无力，简直就像一颗过期走了油的咸蛋黄。处于这种沮丧、没劲中，曹霞居然能在悲观的尘埃里开出积极的花来。她突然开始欢呼，朝那颗走油的咸蛋黄挥手，并试图把我拉起来朝前走以便能更靠近它，她改变了那一刻我俩的心境。
改变现有处境及至慢慢改变命运，这似乎是曹霞最能坚持做到的。在报社坐我隔壁的一个老漫画家，经常看曹霞来等我下班，给她画了张速写，特点在眼睛。老漫画家悄悄跟我说，她的眼神很坚定，像钢铁战士。怎么可能？这双眼睛流下多少次眼泪都是我递纸巾擦掉的。老漫画家拍拍我肩膀，你还年轻。
果然，跨入新世纪之后，曹霞扔掉了一些东西，从媒体辞职，跟随中山大学程文超教授读研。那会儿，流行玩QQ，她的昵称是“无限透明的蓝”，我的是“甜蜜蜜”。因为我喜欢那部香港电影《甜蜜蜜》，而她，不知道是否因为“摇滚作家”村上龙小说《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或者仅仅因为蓝色是她最爱的颜色，不过那时的她跟乐于安逸的我相比，的确是有几分摇滚、叛逆气息的。大多数时间，电脑右下角跳动，咳咳两声，“甜蜜蜜”和“无限透明的蓝”开始噼噼啪啪热聊。
曹霞重新回到校园，我也跟着她过回了学生生活。在中山大学那块著名的大草坪上背靠背看书，吃食堂，蹭讲座，挤她宿舍的架床，淘各种盗版影碟，也恋爱、也失恋，在深夜抱头痛哭，哭完又去凌晨的大排档吃炒牛河、萝卜牛杂，年轻时吃真的可以疗伤。有一次王菲在体育中心开演唱会，我们咬牙花巨资买了两张最便宜的票，摇着荧光棒，遥看舞台上的王菲，只有人的指甲盖那么大点;“非典”那阵，曹霞趁乱抢到两张低折扣票，我们摘下口罩，在体育中心跟老罗大佑哼亚细亚的孤儿;郊区有一个楼盘促销，搞一场圣诞摇滚音乐会，说崔健会来，曹霞拉着我，倒几趟车，从中午人家搭台试音开始，一直站到夜幕降临，不知名的小乐队唱了一首又一首，崔健还没来，站到快十二点，终因体力不支，我们从第一排退出人圈。没走远两百米，就听到全场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崔健踏着钟声从天而降，一块红布，一无所有。我们坐在人圈外空蕩荡的草地上，被层层遮挡的崔健唱得热泪盈眶。因为这段时光，我经常笑话她拖慢了我成长的脚步（其实我也不清楚进入社会怎样才算真正意义的成长），现在想起，那时的确活得无限接近于透明的蓝，而这段看似虚度的时光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期间，反而越来越让我觉得人生并没白过。
研究生毕业后，曹霞当起了老师，我还是在报社编副刊。各自买了房，一个住河南，一个住河北，分属珠江两岸，总算在广州有了自家的阳台，互相串门，也吃住家饭。有一趟53路公交车，从我家楼下开出，十多站，穿过珠江，到达她家所在的怡乐路祈乐苑。有次我追那趟准备发动的53路，脚一崴，肿了鸡蛋大的包，很快，她乘上那辆返回的53路，敲开门，云南白药喷喷，手揉揉。恋爱中的男女亦不过如此吧。有那么两三年时间，以为我们一直就会这样，在广州的两端，53路去53路回，甚至坐公交看到两个老女人，双肩包背在前胸，一胖一瘦，挑剔刚才那顿早茶凤爪不够烂熟、炒粉镬气不够，我都会想，胖的是她，瘦的是我。然而并不会。2009年，她突然决定北上，去读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的博士，博士毕业后，她去了南开大学，又毅然卖掉广州的房子，定居北方。
我猜，这个四川妹子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不属于广州，即使她在阳台上也像模像样地种起几盆茉莉花、发财树、驱蚊草，让外人看上去这屋主跟其他屋主无异，但她站在阳台望向天空的时候，想象的总是另一种生活，居安不安。她对自己生活现状的多次改变，多次的“作”，只是希望能到达一个肉身和心灵都感到融洽的地方。广州绵长的潮热如同它黏稠的烟火市俗，穿街过巷都是亲爱的生活，但她对这种亲爱的生活并不满足，她想要以分明的四季为背景加深对人世各种温度的体察。更为重要的是，她对自己的努力方向做出了改变。她从写诗转向了搞研究。她收拾整理掉那间感性、肆意的房子，去做一个理性、自律的评论家。
我不清楚曹霞这么多年克服了多少写诗和抒情的冲动，学会了在他人的叙事与抒情、虚与实中冷静地析出骨和肉，血和泪，我更不清楚当她读到那些与自我共振的作品时，怎么能克制自己不去敲击回车键用分行表达。当我不断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等核心评论刊物上看到她的这个论那个论的时候，我会想，这是否跟当年她为了饭碗去扑新闻的情形一样？这十年来，我们分开两地，见面并不多，但电话一聊一个小时停不下来。她喜欢跟我聊作品，聊“70后”作家的写作，聊某部新长篇的好坏……她是真心喜欢上搞评论了。她为莫言的冒犯性与美学正名，论严歌苓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指出叶兆言文本被误读的地方……她点评名家，也热衷于在刊物开设专栏对涌现出的新人新作津津乐道，并对同时代作家的写作提出更多的想法和愿望。平心而论，曹霞与做批评的同龄人相比并不算“活跃”，几乎很少能看到她出现在文学活动的现场，正如她自己说的，“我并不认识多少作家、大佬，但我认识他们的作品。”她觉得这种疏离的状态最舒服，在作品里认识作家，她有权力写出自己的观点并将这个权力视为自己的话语权，她是把自己理想中的文学写进了这些评论文章里。 不过，我还是能在曹霞的文章里读到一个前诗人的“破绽”，尤其在评述作品的情感部分，她几乎毫不保留自己的共鸣，以更饱满更精准的句子加以阐释和渲染，至于遣词用句的弹性和隐喻，更是满章诗意关不住。她依旧很喜欢读诗，在厚厚的读书笔记里，其中几本是她手录的诗抄。在她自己做着玩的微信公众号“诗书生涯”里，选发的全是她所爱的诗人诗品：保罗·策兰、米沃什、里尔克、叶芝、阿赫玛托娃、博纳富瓦、安德拉德、罗伯特·伯莱、辛波斯卡、乔治·欧康奈尔……她从西到东，从南到北，从青年到中年，在世俗生活摸爬滚打，诗没有见鬼去，依旧是曹霞使自己接近无限透明的蓝的一种方式，这真让人感到庆幸和骄傲。
做批评是曹霞的专业，本职是老师。我能想象得到她在南开园上课的样子，穿着知性却不拘谨的衣服，娓娓道来，随意、舒服，不时爆发几句干脆的笑声，从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学生身上。她的生活渐入佳境，她与先生在家里养绿植和金鱼，冰箱面贴满养生的食谱。离开媒体之后，大概因为她一直在学校待，因而保留着读书学习的好习惯。这些习惯对于一贯懒散、随性的我而言，简直就是铁一般的纪律了。她给我看过她的作息表，晨跑、读书、写作，这些项目连时间段都划分好了，在没有课上的日子，没有特殊情况她几乎严格遵守，服药一样准时，多年如此。有时候，我因为无聊哼哼唧唧给她打电话以期寻到安慰，她总是说，不无聊啊，每天都觉得自己好忙。而这些忙全是在完成作息表上的日程，并没有受到任何逼迫。她把日子过得像个备考的学生，但乐在其中，不感到半点乏味，甚至觉得无比充实。
这些年，我几乎每写完一个小说，都会发给她先读，她喜欢，我便得意洋洋，在她觉得不充分的部分，她会找出相关的书籍给我补课，多数是知识上的补充。我信任她。她读的书比我多，比我杂，她解读作品准确又敏感。她总是能找到想要并且有必要去读的书。比如她最近在写一部新长篇小说的评论，里边涉及了一点《易经》的知识，她又觉得有必要去仔细读读《易经》，一读又觉得实在很有意思。浅薄的我只好对她说，以后给我占卦。她的口头禅是“嗯，我们是要做功课的”，好像世界有无比多的奥秘值得我们一如既往去探索，好像无论谁都应该是学生，人生是一场漫长的学习。
在北京或者在杭州，我和曹霞偶尔见面，她变得宁静又倔强，已经看不到在广州时那种东奔西突的情緒，任何人也左右不了她，仿佛因为谙熟了掌握时间的智慧，从容自洽。唯一不变的是她的眼睛，依然有神，亮晶晶，里边看不到一丝戏谑和游戏的笑意，因而让人觉得她的眼睛跟她的年龄很不匹配。前两年，曹霞由学院派遣到日本爱知大学教书，因为她知道我喜欢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她去了好几趟，不同季节，每次都会把金阁寺拍给我。如果不是三岛由纪夫在小说里烧掉了金阁寺，它不会在我眼里无论哪个季节都如此眩目。文学就像“发光”的“流星”，令我们过的日子都能感光，即使这些日子已经或者正在发生改变。“它且走且唱，让我们的灵魂扇子样四散。”（保罗·策兰《施魔法的时辰》）
如果没有光，任何颜色都不能透明，更不可能接近透明。在我眼里，她就是那一抹载光而来的透明的蓝，冷静，纯净，想到她，我亦有了她一样的宁静和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