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清代诗评家袁枚说：“以情生文，未有无情而有文者”，诗不是硬写出来的，情到真处自有诗，无情则无诗，这是历代诗家的共识。所以古人主张“以情造文”，非“以文造情”，理论家们更把“诗学”定义为“情学”。
　　一个“情”字是诗家的第一要义，也必然成为品读鉴赏诗歌的第一要点。
　　就如刘铁士的这首《母亲》，初读似觉“直白”，再读，从若干句子中嚼出一种语言味道，既有力度又富于内涵。“你给我的三十七度，我还原不了你身体的温热”、“那是多么好的秋日，我的天空已一片漆黑”、“当时文革刚刚开始，你同那个时代一起发病”、“你走后，我丢失了更多的夜晚，不愿想的是过去，不想都不行的还是过去，想也想不回来的只有过去”、“每天早上，你趔趔趄趄端着一大盆面汤，就像端不动沉重的生活，但脊梁始终没有弯下去”，“未来我也会成为一颗小草，有你在，我就知道根在哪里”，形象生动，情景交融，情理交融，消解了初读时那种“缺乏形象”的错觉。三读，跟随作者的心语走进一幅幅生活画面和一个个真实的细节，被浸润其中的浓浓的血脉亲情所感动，不禁眼前有泪光闪烁。四读，悟到直抒胸臆不等于“直白”，更无大话空话之嫌，而是诗人激情奔涌，无法遏止的一种状态，是积郁在心中已久的思母念母之情不吐不快时的一种选择，这是每个写诗的人都曾遇到过的。作者真切的生活感受和亲情体验，浩浩洋洋，自成格局，是人间的真情义，诗歌的好声音。
　　诗的抒情有多种方式。可白描，可渲染；可直抒胸臆，可曲传妙达；可对话，可细节；可隐喻，可象征，都是抒情的手段。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让诗歌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走进千家万户，在人们的心灵筑巢。
　　在这一点上，唐代诗人白居易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据说，“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所以，他的诗流传极广。他在《与元九书》中写道：“长自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解仆诗者；士庶儒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咏仆诗者。”当时，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市民百姓，雅俗共赏，乐歌工伎，更相竞习。元祯曾赞叹说：“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白居易死后，皇帝都写诗悼念他：“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路，一度思卿一怆然。”可见白居易影响之大。
　　所以，脱离生活，没有真情实感，以“玩深沉”去难为读者的诗称不上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艺术上品，充其量不过是“圈子文化”而已。
　　刘铁士的诗饱含真情，亲切自然，明朗而不晦涩，厚重而不凝滞，热烈而不虚张，具有中国风，民族味，是从中华传统根脉和现实生活土壤上绽放出的花朵，自有感人之处。
　　他的其他一些诗，如《老石匠》《写在女儿二十岁生日》《行迹》《旧船》等，也大都是具有这样的特点。
　　刘铁士坚持的传统诗风和这种直抒胸臆写法，在当今诗坛也许很不时髦了，也很不受待見；眼下一些晦涩难懂、无病呻吟甚或有伤风化和道德操守的诗倒很流行，但其中不少是伪劣产品和文化垃圾。因此时髦不时髦，流行不流行不是评判诗歌的标准，对待不同流派的不同写法不应存有偏见。当然，不论传统与现代，相互借鉴吸收，追求出新和变化是必须的，拘泥于一种模式不免显得单调和老套。但本质是写什么，为谁写的问题。
　　优秀诗歌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无论什么流派，传统也好，现代也好；也无论何种写法，直抒也好，隐喻象征也好，只要有真情实感，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就是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