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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学者对国内纵向税收竞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性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建立线性相关和回归模型分析了政府在纵向税收竞争中的地位,对由此引发的恶性纵向税收竞争分析了其原因,并从税收宪政的角度对于构建合理的国内纵向税收竞争模式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税收竞争;纵向税收竞争;宪政;税收宪政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0-0059-04
国内纵向税收竞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内纵向税收竞争,指的是一国范围内上下级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而狭义的国内纵向税收竞争仅指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如我国的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狭义的即中央政府与省一级政府之间的纵向税收竞争。
1 国内纵向税收竞争的线性分析
目前我国学者对国内纵向税收竞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性分析,对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关系的探讨没有数据上的支持。本文通过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收入对比,分别建立了线性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来进一步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1.1 数据的选取
选取1998—2008年我国各省的中央税收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数据,并计算二者之间的比例作为自变量。同时,选取1998—2008年各省的GDP总量数据并且计算其增长率,以增长率作为因变量。研究样本即为1998—2008年31个省市的相关指标所构成的面板数据集,因为采用面板数据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变化、更少的共线性、更多的自由度和更高的估计效率。
1.2 线性回归分析
1.2.1 模型的构建
建立GDP增长率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比例的函数关系模型(见图1),目的是研究二者之间负的相关关系如何定量表示,即用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比例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下面通过定量分析来研究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被解释变量:RGDP表示GDP的增长率
解释变量:P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比例
1.2.2 数据处理和模型分析
针对上述模型,采用一阶差分广义矩法估计进行模型估计,一阶差分广义矩法估计的一致性在于所选择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即采用Sargan检验法。Sargan检验的原假设为:过度识别限制是有效的,即工具变量有效。在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下,Sargan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r-k的χ2分布(r是工具变量的秩,k是待估参数个数)。上面Eviews分析结果给出了J统计量和工具变量的秩r(J统计量即为Sargan统计量),据此通过scalar pvar=@chisq(J, r-k)命令就可以求得检验的P值。此模型对应的P值是0.31,即P >0.05,故不拒绝原假设,认为工具变量有效,所以此模型估计合理。
回归结果对应的模型方程即为:
RGDP =-0.0053RGDP(-1)-0.0308P
t=(-70.23)(-100.83)
1.2.3 模型的结论
根据上述模型回归结果,结合2007年与2008年的税收收入比例与GDP增长率的散点图,可以发现:GDP增长率、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比率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促进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方面,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比例越高,GDP的增长率具有降低的趋势越明显,即中央政府收取的税收收入越多,地方政府收入与其相差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反之亦然,见图2。
1.3 线性相关分析
1.3.1 模型的构建
建立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函数关系模型,目的是研究二者之间正的相关关系如何定量表示,即用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为被解释变量、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下面通过定量分析研究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被解释变量:ZY为中央政府税收收入
解释变量:DF为地方政府税收收入
根据这个拟建立简单函数关系的数学模型zy=f(df)。本节选取样本容量11年,即1998—2008年。在这11年期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不断增加,但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幅大于地方政府,见图3。
1.3.2 模型分析
利用1998—2008年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自的税收收入总额进行分析,从以上的图表的样本数据可以分析得出,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存在一定的指数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假设Y=AXα,并将其作简单线性形式为,LnY=c+α×LnX,其中c=LnA。运用E-Views软件OLS估计,该模型参数α得到如下结果:
LnZY=-0.632062+1.095842LnDF,t=27.69107R2=0.988399F=766.7952
1.3.3 一般统计检验
1.3.4 模型的结论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收入呈正相关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图如图4所示:无论是以中央政府,还是以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为因变量,税收收入都是在以向上倾斜45o线为界限的范围内变动,而不会偏差很大。可以看出,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之间有着很紧密的联系,二者的增长幅度和变动方向都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且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大于地方政府。所以二者的同方向变动反映出在中央政府收入保证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也在一直扩大自己本身的税收收入。在纵向税收竞争中,地方政府充分利用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地方政府自身掌握的经济资源与中央政府进行着预算外和制度外的税收竞争,见图4(a)、(b)。
通过以上两个模型,在国内纵向税收竞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政府的优势地位,也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利用其资源摆脱劣势地位的手段,存在着恶性的纵向税收竞争。
2 我国恶性纵向税收竞争产生的原因
2.1 我国分税制体制的不完善
分税制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中央事权和财权划分的不合理,财税体制本身的不对等,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不平衡。目前我国税收立法权的划分现状是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以及全国实行的地方税的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大税种和有潜力的税种都列于中央与地方的分享中,中央集权导致的是中央政府对中央收入的过分关注,而地方政府几乎没有话语权,造成了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缺失,这使得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纵向税收竞争中,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变相的手段来维护本级政府的利益。表现出的特征是一方面独立主体对经济利益的渴求,另一方面是被遏制的经济权利和无规则的税收竞争游戏,使得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纵向税收竞争中使用不同的手段在夹缝中求生存。
2.2 不合理的税收计划考评体系
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思想定式的影响,“依法治税”不得不让位于“任务治税”,造成地方政府钻税收计划的漏洞,规避中央税收负担。而我国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指标设计过于偏重经济发展内容,政绩观成为纵向税收竞争的驱动力。为了增加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GDP 的增长,地方政府使用各种变相手段,使上下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损害,违背了科学发展的道路,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2.3 我国现行财税体制运行的宪政缺失
我国目前宪政缺失,对税收立法权缺乏法律约束,导致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同时缺乏对税收立法权的法律规制还导致具有税收性质而不以税收形式出现的收费、基金等政府收入泛滥,且游离于预算之外,支出随意性较大,导致社会非税负担加重。另外,缺乏对税收行政执法权的法律约束,税务机关的征收自由裁量权缺乏必要的监督,税收收入的数量多少成为税务机关征管的目标,税收计划经过层层加码后由预算目标演变成为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最后缺乏对财政支出的法律约束,财政支出项目不透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增加了纳税人不必要的税收负担。在缺乏用税权法律约束的条件下,政府支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十分明显,纳税人急需的养老、医疗、失业、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财政支出的“缺位”与“越位”问题并存且相当严重。
3 构建我国国内纵向税收竞争的新模式
纵向税收竞争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我国财政制度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在于我国高度集中的税收立法权和分散的税收执法权并行。因此,我国合理的国内纵向税收竞争模式应主要从税收宪政的角度来构建。
3.1 推进税收立宪,规范税收立法制度
在税法体系中,税收基本法是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在税收体系中起着税收母法的作用。应尽快建立税收基本法,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按照税收基本法的规定进行各种税收活动,达到各方税收效益的最大化和合理化。此外,税收宪政的目标在于明确税收立法权,防止税收立法权的滥用。要求各级政府之间的权益和义务的对等,即要求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相当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政府有合理的途径维护本级政府的利益,同时,在权利和义务方面,建立健全双方的约束机制,通过税收立法约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非规范性的纵向税收竞争,增强经济体制的稳定性。
3.2 加强宪政对税收相关法律的约束
虽然我国的财税体制一直在进行改革和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体制仍离宪政体制相距较远。在矫正恶性纵向税收竞争时,我们要加强宪政对税收相关法律的约束。
(1)加强对税收立法权的法律约束,税收计划的制定要结合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协调,通过对税收立法权的约束规制具有税收性质的非税收入,减轻纳税人因纵向税收竞争而增加的税收负担。
(2)加强对税收执法权的法律约束,加强对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监督,使税收计划不再是一个政治目标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预算目标。
(3)加强对财政支出的法律约束,使财政支出项目透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减少纳税人不必要的税收负担。改善纳税人急需的养老、医疗、失业、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解决财政支出的“缺位”与“越位”问题。
通过宪政对财税体制的弥补,促进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防止上下级政府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引起征税过度,从而加重人民负担和社会成本,歪曲国内纵向税收竞争。
3.3 坚持依法治税和以宪治税的统一,建立正常的纵向税收竞争机制
坚持依法治税和以宪治税的统一,纵向税收竞争要有税收法律的规制,在正常的司法运行机制内进行。同时要加强税收法制的完善和规范,促使其对纵向税收竞争的监督和约束。纵向税收竞争和依法治税是相辅相成的,法律是保障纵向税收竞争的有力手段,而纵向税收竞争也促使着税收法律的不断完善。同时以税收宪政为改革目标,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税收体制改革。税收宪政的改革要求中央放权,在放权的同时我们要遏制住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行为,防止预算外和制度外的变相纵向税收竞争。地方政府的官员也要对税收宪政有深刻和正确的认识,把纵向税收竞争引导到加强市场、消除市场障碍的方向上,自觉维护税收宪政。所以,只有加强税制和税法的改革,坚持依法治税和以宪治税的统一,做到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落实,才能真正建立合理的国内纵向税收竞争机制。
参考文献:
[1] 尚铁力,王娜.我国纵向税收竞争的格局、表现及对策[J].税务研究,2008(10): 34-37.
[2] 刘蓉,刘为民.宪政视角下的税制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胡光平(1987—),男,江西吉安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财税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税收理论与实务;邹维勇(1984—),男,江西宜春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财税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税收理论与实务。
[关键词]税收竞争;纵向税收竞争;宪政;税收宪政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0-0059-04
国内纵向税收竞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内纵向税收竞争,指的是一国范围内上下级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而狭义的国内纵向税收竞争仅指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如我国的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狭义的即中央政府与省一级政府之间的纵向税收竞争。
1 国内纵向税收竞争的线性分析
目前我国学者对国内纵向税收竞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性分析,对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关系的探讨没有数据上的支持。本文通过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收入对比,分别建立了线性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来进一步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1.1 数据的选取
选取1998—2008年我国各省的中央税收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数据,并计算二者之间的比例作为自变量。同时,选取1998—2008年各省的GDP总量数据并且计算其增长率,以增长率作为因变量。研究样本即为1998—2008年31个省市的相关指标所构成的面板数据集,因为采用面板数据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变化、更少的共线性、更多的自由度和更高的估计效率。
1.2 线性回归分析
1.2.1 模型的构建
建立GDP增长率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比例的函数关系模型(见图1),目的是研究二者之间负的相关关系如何定量表示,即用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比例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下面通过定量分析来研究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被解释变量:RGDP表示GDP的增长率
解释变量:P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比例
1.2.2 数据处理和模型分析
针对上述模型,采用一阶差分广义矩法估计进行模型估计,一阶差分广义矩法估计的一致性在于所选择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即采用Sargan检验法。Sargan检验的原假设为:过度识别限制是有效的,即工具变量有效。在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下,Sargan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r-k的χ2分布(r是工具变量的秩,k是待估参数个数)。上面Eviews分析结果给出了J统计量和工具变量的秩r(J统计量即为Sargan统计量),据此通过scalar pvar=@chisq(J, r-k)命令就可以求得检验的P值。此模型对应的P值是0.31,即P >0.05,故不拒绝原假设,认为工具变量有效,所以此模型估计合理。
回归结果对应的模型方程即为:
RGDP =-0.0053RGDP(-1)-0.0308P
t=(-70.23)(-100.83)
1.2.3 模型的结论
根据上述模型回归结果,结合2007年与2008年的税收收入比例与GDP增长率的散点图,可以发现:GDP增长率、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比率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促进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方面,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比例越高,GDP的增长率具有降低的趋势越明显,即中央政府收取的税收收入越多,地方政府收入与其相差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反之亦然,见图2。
1.3 线性相关分析
1.3.1 模型的构建
建立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函数关系模型,目的是研究二者之间正的相关关系如何定量表示,即用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为被解释变量、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下面通过定量分析研究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被解释变量:ZY为中央政府税收收入
解释变量:DF为地方政府税收收入
根据这个拟建立简单函数关系的数学模型zy=f(df)。本节选取样本容量11年,即1998—2008年。在这11年期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不断增加,但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幅大于地方政府,见图3。
1.3.2 模型分析
利用1998—2008年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自的税收收入总额进行分析,从以上的图表的样本数据可以分析得出,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存在一定的指数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假设Y=AXα,并将其作简单线性形式为,LnY=c+α×LnX,其中c=LnA。运用E-Views软件OLS估计,该模型参数α得到如下结果:
LnZY=-0.632062+1.095842LnDF,t=27.69107R2=0.988399F=766.7952
1.3.3 一般统计检验
1.3.4 模型的结论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收入呈正相关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图如图4所示:无论是以中央政府,还是以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为因变量,税收收入都是在以向上倾斜45o线为界限的范围内变动,而不会偏差很大。可以看出,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之间有着很紧密的联系,二者的增长幅度和变动方向都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且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大于地方政府。所以二者的同方向变动反映出在中央政府收入保证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也在一直扩大自己本身的税收收入。在纵向税收竞争中,地方政府充分利用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地方政府自身掌握的经济资源与中央政府进行着预算外和制度外的税收竞争,见图4(a)、(b)。
通过以上两个模型,在国内纵向税收竞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政府的优势地位,也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利用其资源摆脱劣势地位的手段,存在着恶性的纵向税收竞争。
2 我国恶性纵向税收竞争产生的原因
2.1 我国分税制体制的不完善
分税制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中央事权和财权划分的不合理,财税体制本身的不对等,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不平衡。目前我国税收立法权的划分现状是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以及全国实行的地方税的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大税种和有潜力的税种都列于中央与地方的分享中,中央集权导致的是中央政府对中央收入的过分关注,而地方政府几乎没有话语权,造成了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缺失,这使得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纵向税收竞争中,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变相的手段来维护本级政府的利益。表现出的特征是一方面独立主体对经济利益的渴求,另一方面是被遏制的经济权利和无规则的税收竞争游戏,使得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纵向税收竞争中使用不同的手段在夹缝中求生存。
2.2 不合理的税收计划考评体系
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思想定式的影响,“依法治税”不得不让位于“任务治税”,造成地方政府钻税收计划的漏洞,规避中央税收负担。而我国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指标设计过于偏重经济发展内容,政绩观成为纵向税收竞争的驱动力。为了增加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GDP 的增长,地方政府使用各种变相手段,使上下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损害,违背了科学发展的道路,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2.3 我国现行财税体制运行的宪政缺失
我国目前宪政缺失,对税收立法权缺乏法律约束,导致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同时缺乏对税收立法权的法律规制还导致具有税收性质而不以税收形式出现的收费、基金等政府收入泛滥,且游离于预算之外,支出随意性较大,导致社会非税负担加重。另外,缺乏对税收行政执法权的法律约束,税务机关的征收自由裁量权缺乏必要的监督,税收收入的数量多少成为税务机关征管的目标,税收计划经过层层加码后由预算目标演变成为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最后缺乏对财政支出的法律约束,财政支出项目不透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增加了纳税人不必要的税收负担。在缺乏用税权法律约束的条件下,政府支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十分明显,纳税人急需的养老、医疗、失业、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财政支出的“缺位”与“越位”问题并存且相当严重。
3 构建我国国内纵向税收竞争的新模式
纵向税收竞争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我国财政制度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在于我国高度集中的税收立法权和分散的税收执法权并行。因此,我国合理的国内纵向税收竞争模式应主要从税收宪政的角度来构建。
3.1 推进税收立宪,规范税收立法制度
在税法体系中,税收基本法是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在税收体系中起着税收母法的作用。应尽快建立税收基本法,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按照税收基本法的规定进行各种税收活动,达到各方税收效益的最大化和合理化。此外,税收宪政的目标在于明确税收立法权,防止税收立法权的滥用。要求各级政府之间的权益和义务的对等,即要求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相当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政府有合理的途径维护本级政府的利益,同时,在权利和义务方面,建立健全双方的约束机制,通过税收立法约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非规范性的纵向税收竞争,增强经济体制的稳定性。
3.2 加强宪政对税收相关法律的约束
虽然我国的财税体制一直在进行改革和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体制仍离宪政体制相距较远。在矫正恶性纵向税收竞争时,我们要加强宪政对税收相关法律的约束。
(1)加强对税收立法权的法律约束,税收计划的制定要结合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协调,通过对税收立法权的约束规制具有税收性质的非税收入,减轻纳税人因纵向税收竞争而增加的税收负担。
(2)加强对税收执法权的法律约束,加强对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监督,使税收计划不再是一个政治目标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预算目标。
(3)加强对财政支出的法律约束,使财政支出项目透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减少纳税人不必要的税收负担。改善纳税人急需的养老、医疗、失业、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解决财政支出的“缺位”与“越位”问题。
通过宪政对财税体制的弥补,促进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防止上下级政府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引起征税过度,从而加重人民负担和社会成本,歪曲国内纵向税收竞争。
3.3 坚持依法治税和以宪治税的统一,建立正常的纵向税收竞争机制
坚持依法治税和以宪治税的统一,纵向税收竞争要有税收法律的规制,在正常的司法运行机制内进行。同时要加强税收法制的完善和规范,促使其对纵向税收竞争的监督和约束。纵向税收竞争和依法治税是相辅相成的,法律是保障纵向税收竞争的有力手段,而纵向税收竞争也促使着税收法律的不断完善。同时以税收宪政为改革目标,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税收体制改革。税收宪政的改革要求中央放权,在放权的同时我们要遏制住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行为,防止预算外和制度外的变相纵向税收竞争。地方政府的官员也要对税收宪政有深刻和正确的认识,把纵向税收竞争引导到加强市场、消除市场障碍的方向上,自觉维护税收宪政。所以,只有加强税制和税法的改革,坚持依法治税和以宪治税的统一,做到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落实,才能真正建立合理的国内纵向税收竞争机制。
参考文献:
[1] 尚铁力,王娜.我国纵向税收竞争的格局、表现及对策[J].税务研究,2008(10): 34-37.
[2] 刘蓉,刘为民.宪政视角下的税制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胡光平(1987—),男,江西吉安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财税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税收理论与实务;邹维勇(1984—),男,江西宜春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财税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税收理论与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