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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清醒的决定
永远不会有人给我寄一张母亲节贺卡。我永远不会在新生婴儿的小脸蛋上找到自己黄褐色眼眸或我丈夫浅绿色眼眸的遗传，也不会为谁唱摇篮曲。永远不会有我的孩子对我微笑，也不会等到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或结婚，或把亲手写的书题献给我。
不孕症在新闻报道中屡被提及，已然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话题。但我的情况不一样：我选择了这种命运。我作出了一个清醒的决定：不生孩子。
我是在1989年受《七天》杂志社约稿后写下这段话的，后来就引申为我的第一本书《超越母性：选择没有孩子的人生》。当时我42岁，结婚已有9年，从事精神分析已有15年，正步入最后的关头：时不我予，必须尽快作出我人生中最艰难、最孤寂的抉择——我一直等到生育期即将结束才让自己铁了心——我写下这段话时泣不成声。当我看到這段话印成铅字刊登出来，意味着我的抉择铁板钉钉、确凿无疑时，我再次泪如雨下。
25年过去了，再读这些文字时我已67岁，我依然会被字里行间毫不掩饰的力量所打动，还有痛苦，我曾指望用一字一句写下来的方式加以消解、缓冲那种痛苦的打击力。但对于我所作的决定，随记忆而来的还有一种值得缅怀的骄傲和感恩之情，因为我现在领悟到了：正是因为如此抉择，我才能有这样的人生。
这篇文章讲述了困扰着那些刻意选择不生育的女性的强烈的耻辱感——不仅来自个人内心，也有外部文化留下的烙印，因而，我觉得必须以笔名发表这篇情真意切的私人分析成果。我用这种小把戏掩饰真实身份，是为了避免被病人们、同事们，还有亲朋好友认出我来——虽然这种概率很低，但我实在不想因此被他们指指点点，就像我不留情面地评判自己那样。对于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女性，羞耻感是最难克服的一种情绪。这种焦虑几乎要把我吞噬，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把自己的意愿公布于众。
站出来为她们说话
自白式的文章好比一石激浪，我也没有准备好迎接汹涌而来的读者反馈。就因为我的那篇文章，《七天》杂志社破天荒地收到众多读者来信。这个话题几乎从来没人写过，但很明显，有类似想法的女性一下子就发现：终于有人站出来为她们说话了。当然，杂志社也转给我另外几封陌生人的来信，都坚称我在妖言惑众，或有神经病，或两者兼有。这场争论不适合胆小怕事的人，但我当时就知道了：我必须就这个话题写本书。
在我的病人和朋友们中，让那些决定不生养的女性最纠结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会不会因此抱憾终身？她们和生儿育女的朋友们还有什么共同话题？她们会不会感觉自己是不完整的女人？这些问题显然令我苦恼。因此，我用几年时间把那篇文章扩展为一本书，在最终完成的50篇访谈中，有5篇的访谈对象是60岁以上的女性。她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见解。她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人生心满意足。她们不惧怕老而无后，她们对伴侣和自己都很满意，而且，相当打动人心的是：她们都为自己拥有独立精神而自豪。
决定不为人母，就将永远不为人母。要在如此根本性的问题上，清醒地作出和自己的过去、社会的期待纠缠相系的抉择，还要考虑到女性气质、人生目标，这需要意志坚定。我要凭直觉作出的这一重要决定是如何影响我的命运和自我认知的？现在的我67岁，这个决定的余波又将如何影响我的未来？
在25年后再次探讨这个话题，我感到如释重负，也很乐意告诉大家，我从来没有半点儿犹疑：我选择的就是我人生的正解。作出决断的那5年里，我承受了严重的焦虑，自我怀疑，悲伤，对自己的未来产生极度矛盾的犹疑。但回首往事，我才发现：大部分时间其实是用在重新审视并真正接纳我早在内心作出的决定上。我渴望像别人那样渴望生养，但我必须面对事实：我不想。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想通：我将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和大多数女性迥然相异。我要面对自己的每一种感受，不管那有多么痛苦。只有这样，我才能为自己失去的、亲自摒除的可能性而悲痛;为没有选择的那条路感到悲痛，这才是有益身心的事。
我也非常幸运，有一个支持我的丈夫。他本可以有另一种样貌的家庭，但他很现实地感受到：因为母性远比父性更包容、更彻底，最终，生不生孩子只能由我来抉择。他很明确地表示，对他而言，与我共度此生才是头等大事。这种态度是我爱他的诸多理由之一。因此，在过去35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们享受到的智力、情感上的亲密关系是相当难得的。
其后的那些年里，我接受了一种想法：我完全可能成为比我想象中更好、更快乐或更智慧的女性，哪怕有所忧虑。我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自由——当我想要的时候就能付诸行动;可以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我和丈夫的情感关系;可以全身心投入精神分析专家和作家的双重职业生涯。我发现自己最初的直觉判断是正确的;我不想夹在自己的需求和他人的需求之间，尤其是由我生养的人。我也不觉得这是自私或是“不结果的荒地”——前人常常这样形容不生养的女性。多亏了我在中年的前半段作出了清醒的抉择，当陌生人在司空见惯的闲聊开场白时问出那个让很多没有孩子的女性尴尬的问题“你有几个孩子”，我才能用不带自卫感的口吻，微笑地回答：“一个也没有。我不适合当妈。”
坚定的立场——“坚决不”
这个抉择的过程本身对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都产生了超乎我想象的影响，也远远超越了“要不要当妈”这个问题。那让我有了坚定的立场：我称之为“坚决不”。
“坚决不”，意味着你要有拒绝的态度，并拒绝采取大多数人奉为圭臬的标准行为。“坚决不”也常常意味着同意：同意那些或许并不普遍但实际上和你本人的想法、感受完全一致的观点。任何以这种方式作出的决定都不是反叛之举，而是意愿清晰的自我认知：坚定地站在代表你的利益的立场上。
满世界都是生儿育女的女性，那么，一个选择不生养的女人该如何与这样的世界共处？我放弃了宝贵的经验和亲缘关系，因而才能拥有我更想要的别种体验。有些女性和我一样作出了这个抉择，她们很乐于成为姑姑或阿姨，或是好朋友的孩子们生活中的特别的成年朋友，可惜我没有这种机会，但这类角色也许非常适合我。但大体来说，置身年幼的孩子们中间我从来都不自在。在我的职业领域里，为年轻人当榜样、成为良师益友是我得到满足感的一种方式。我特别喜欢为年轻女性做分析治疗，帮助她们塑造拥有自我认知、自我表达能力的人生。虽然我没有生孩子，但这不能阻挡我帮许多女性在母性问题上作出抉择——既有选择生养的，也有选择放弃的，更不会阻碍我充分理解母亲们的感受，这让我很高兴。虽然隔了一层，但我用自己的方式爱着病人的孩子们，能为他们的父母提出好建议，让父母更理解他们，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最近重读了自己十几岁时的日记，我惊讶地发现：其实，我早在1963年就开始考虑这辈子不生儿女了。16岁的我这样写道：“我已经决定，不把自己的人生活成那样——好像女人唯一的创造性就在于生育小孩。”我不记得自己写过这段话，但一语成谶。
我一直认为自己和妈妈在很多方面都很相像，但我将自己的抉择在书中公布于众了，所以，《超越母性》一书出版时，我很担心她会觉得被我轻忽、否定了。但恰恰相反，她高兴极了。原来她一直希望我成为作家，这种期冀甚至胜于她想要我为人母的渴望，她因此非常自豪。以前我总觉得她以自己的需求为标准来压制我，但那时终于明白了，为了鼓励我独立思考，她付出了更多努力。
世上没有谁拥有一切
自从我加入选择不生养的女性群体，已经过去1/4个世纪了，整体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个群体的人数增加了——在我撰写这篇文章时，全球主动选择不生养的女性占育龄女性总数的比例上升10%左右，这个人数仍在上升，而且她们更坦诚，更愿畅所欲言，不再会用带歉意或自卫式的辩护词——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但是，我不会去假想人类天性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个体的痛楚依然存在，她们依然会陷入母性的两难取舍，这是我从前来向我寻求帮助的病人们身上发现的事实。大部分人都找不到人倾诉，曾经折磨过我，至今令我记忆犹新且没有所谓答案的问题也在折磨她们。如果你没有提前拒绝质疑，或无意识地全盘接受，你就必须捱过这段艰苦的追问，找到自己的立场，明白自己为什么如此选择。这件事，从来都不轻松。
和过去相比，有些事已今非昔比——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2013年8月，美国《时代》周刊有史以来第一次策划了有关主动选择不生养的封面专题报道。大标题是《此生无子女：拥有一切，意味着没有子女》，题图上有一对时髦光鲜、性感迷人、笑吟吟的异性恋夫妇，他们穿着泳衣，躺在沙滩上，轻轻松松毫无负担。我很高兴看到这个议题终于得到了关注。回到1996年，《时代》周刊有位主动选择不生养的女编辑就《超越母性》一书采访过我。但她的顶头上司撤下了那篇访谈，因为他显然不能接受我把无子女的女性描述为硕果累累、女性气息十足的女人。他认为，没有一个女人能够说这样的人生是美好的，她们也不应该这样认为。在我的记忆中，这本周刊直到2013年才再次触碰这种现象。
虽然我看到那篇报道时挺开心的，但其暗示的内容还是让我忧心，类似“拥有一切”“没有子女”这样看似乐观的标签式口号好像在暗示：否认自己失去了一部分，就能让问题彻底消失，或是反过来讲：承认失去就意味着你会感觉自己不完整。作者带着愉悦的语调断言：“拥有一切，但不意味要生个宝宝，这些女人正在创建一种全新的女性范本。”
问题在于：世上没有谁拥有一切——为人母也好，不为人母也好，男人也好——只要是人，都有欠缺。无论现在或未来，所谓完美的人生都不存在，否则就等于放任一种危险的幻想——人可以没有遗憾地活一辈子。没有谁的人生没有遗憾。每个重大选择都有其利弊，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也不管人们能不能认清现实：没有哪个母亲能有彻底、延续终生的自由，而自由对我的幸福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我将永远无法体会母子间的亲密感，或是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损失——包括失去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事，没有人能拥有一切。
我认识一位深思熟虑的母亲，为了养育两个儿子，她中断了自己的法律事业，在读过我的书之后，她将真心话写在信里，寄给了我：“我常常想到你——你周游异国，你追求事业上的抱负——简而言之，你作为成年人的生活。城郊的亲子生活从很多方面來说都很美好，有一些宝贵的瞬间美妙之极，让我不禁凝神屏息。然而，这也是一种极度受限的存在方式。我的内心有一部分在渴望你的生活，这不让人惊讶。”
真正的自我接受，真正的解放，都需要清醒认知自身的局限，而非自以为是地否认其存在。不管有没有生养子女，女性都可以实现自我。你不用拥有一切，也肯定能拥有足够丰富的人生。这是事实，也应该被认清。我们何其幸运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啊：可以在深思熟虑后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便选择逆流而行，如今的世界也不会对我们过分侧目。不走寻常路既会带来满足感，也会带来阻碍。我们能够得到也真正需要的无外乎——拥有足够多的体验，并体验适合自身的事物。至于我，只希望自己在1989年许下的愿望最终实现：我的子宫始终空空如也，但我的生命充实而圆满。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好的决定》 编者：[美]梅根·多姆 本文作者：[美]珍妮·赛佛 译者：于是）
永远不会有人给我寄一张母亲节贺卡。我永远不会在新生婴儿的小脸蛋上找到自己黄褐色眼眸或我丈夫浅绿色眼眸的遗传，也不会为谁唱摇篮曲。永远不会有我的孩子对我微笑，也不会等到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或结婚，或把亲手写的书题献给我。
不孕症在新闻报道中屡被提及，已然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话题。但我的情况不一样：我选择了这种命运。我作出了一个清醒的决定：不生孩子。
我是在1989年受《七天》杂志社约稿后写下这段话的，后来就引申为我的第一本书《超越母性：选择没有孩子的人生》。当时我42岁，结婚已有9年，从事精神分析已有15年，正步入最后的关头：时不我予，必须尽快作出我人生中最艰难、最孤寂的抉择——我一直等到生育期即将结束才让自己铁了心——我写下这段话时泣不成声。当我看到這段话印成铅字刊登出来，意味着我的抉择铁板钉钉、确凿无疑时，我再次泪如雨下。
25年过去了，再读这些文字时我已67岁，我依然会被字里行间毫不掩饰的力量所打动，还有痛苦，我曾指望用一字一句写下来的方式加以消解、缓冲那种痛苦的打击力。但对于我所作的决定，随记忆而来的还有一种值得缅怀的骄傲和感恩之情，因为我现在领悟到了：正是因为如此抉择，我才能有这样的人生。
这篇文章讲述了困扰着那些刻意选择不生育的女性的强烈的耻辱感——不仅来自个人内心，也有外部文化留下的烙印，因而，我觉得必须以笔名发表这篇情真意切的私人分析成果。我用这种小把戏掩饰真实身份，是为了避免被病人们、同事们，还有亲朋好友认出我来——虽然这种概率很低，但我实在不想因此被他们指指点点，就像我不留情面地评判自己那样。对于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女性，羞耻感是最难克服的一种情绪。这种焦虑几乎要把我吞噬，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把自己的意愿公布于众。
站出来为她们说话
自白式的文章好比一石激浪，我也没有准备好迎接汹涌而来的读者反馈。就因为我的那篇文章，《七天》杂志社破天荒地收到众多读者来信。这个话题几乎从来没人写过，但很明显，有类似想法的女性一下子就发现：终于有人站出来为她们说话了。当然，杂志社也转给我另外几封陌生人的来信，都坚称我在妖言惑众，或有神经病，或两者兼有。这场争论不适合胆小怕事的人，但我当时就知道了：我必须就这个话题写本书。
在我的病人和朋友们中，让那些决定不生养的女性最纠结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会不会因此抱憾终身？她们和生儿育女的朋友们还有什么共同话题？她们会不会感觉自己是不完整的女人？这些问题显然令我苦恼。因此，我用几年时间把那篇文章扩展为一本书，在最终完成的50篇访谈中，有5篇的访谈对象是60岁以上的女性。她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见解。她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人生心满意足。她们不惧怕老而无后，她们对伴侣和自己都很满意，而且，相当打动人心的是：她们都为自己拥有独立精神而自豪。
决定不为人母，就将永远不为人母。要在如此根本性的问题上，清醒地作出和自己的过去、社会的期待纠缠相系的抉择，还要考虑到女性气质、人生目标，这需要意志坚定。我要凭直觉作出的这一重要决定是如何影响我的命运和自我认知的？现在的我67岁，这个决定的余波又将如何影响我的未来？
在25年后再次探讨这个话题，我感到如释重负，也很乐意告诉大家，我从来没有半点儿犹疑：我选择的就是我人生的正解。作出决断的那5年里，我承受了严重的焦虑，自我怀疑，悲伤，对自己的未来产生极度矛盾的犹疑。但回首往事，我才发现：大部分时间其实是用在重新审视并真正接纳我早在内心作出的决定上。我渴望像别人那样渴望生养，但我必须面对事实：我不想。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想通：我将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和大多数女性迥然相异。我要面对自己的每一种感受，不管那有多么痛苦。只有这样，我才能为自己失去的、亲自摒除的可能性而悲痛;为没有选择的那条路感到悲痛，这才是有益身心的事。
我也非常幸运，有一个支持我的丈夫。他本可以有另一种样貌的家庭，但他很现实地感受到：因为母性远比父性更包容、更彻底，最终，生不生孩子只能由我来抉择。他很明确地表示，对他而言，与我共度此生才是头等大事。这种态度是我爱他的诸多理由之一。因此，在过去35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们享受到的智力、情感上的亲密关系是相当难得的。
其后的那些年里，我接受了一种想法：我完全可能成为比我想象中更好、更快乐或更智慧的女性，哪怕有所忧虑。我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自由——当我想要的时候就能付诸行动;可以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我和丈夫的情感关系;可以全身心投入精神分析专家和作家的双重职业生涯。我发现自己最初的直觉判断是正确的;我不想夹在自己的需求和他人的需求之间，尤其是由我生养的人。我也不觉得这是自私或是“不结果的荒地”——前人常常这样形容不生养的女性。多亏了我在中年的前半段作出了清醒的抉择，当陌生人在司空见惯的闲聊开场白时问出那个让很多没有孩子的女性尴尬的问题“你有几个孩子”，我才能用不带自卫感的口吻，微笑地回答：“一个也没有。我不适合当妈。”
坚定的立场——“坚决不”
这个抉择的过程本身对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都产生了超乎我想象的影响，也远远超越了“要不要当妈”这个问题。那让我有了坚定的立场：我称之为“坚决不”。
“坚决不”，意味着你要有拒绝的态度，并拒绝采取大多数人奉为圭臬的标准行为。“坚决不”也常常意味着同意：同意那些或许并不普遍但实际上和你本人的想法、感受完全一致的观点。任何以这种方式作出的决定都不是反叛之举，而是意愿清晰的自我认知：坚定地站在代表你的利益的立场上。
满世界都是生儿育女的女性，那么，一个选择不生养的女人该如何与这样的世界共处？我放弃了宝贵的经验和亲缘关系，因而才能拥有我更想要的别种体验。有些女性和我一样作出了这个抉择，她们很乐于成为姑姑或阿姨，或是好朋友的孩子们生活中的特别的成年朋友，可惜我没有这种机会，但这类角色也许非常适合我。但大体来说，置身年幼的孩子们中间我从来都不自在。在我的职业领域里，为年轻人当榜样、成为良师益友是我得到满足感的一种方式。我特别喜欢为年轻女性做分析治疗，帮助她们塑造拥有自我认知、自我表达能力的人生。虽然我没有生孩子，但这不能阻挡我帮许多女性在母性问题上作出抉择——既有选择生养的，也有选择放弃的，更不会阻碍我充分理解母亲们的感受，这让我很高兴。虽然隔了一层，但我用自己的方式爱着病人的孩子们，能为他们的父母提出好建议，让父母更理解他们，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最近重读了自己十几岁时的日记，我惊讶地发现：其实，我早在1963年就开始考虑这辈子不生儿女了。16岁的我这样写道：“我已经决定，不把自己的人生活成那样——好像女人唯一的创造性就在于生育小孩。”我不记得自己写过这段话，但一语成谶。
我一直认为自己和妈妈在很多方面都很相像，但我将自己的抉择在书中公布于众了，所以，《超越母性》一书出版时，我很担心她会觉得被我轻忽、否定了。但恰恰相反，她高兴极了。原来她一直希望我成为作家，这种期冀甚至胜于她想要我为人母的渴望，她因此非常自豪。以前我总觉得她以自己的需求为标准来压制我，但那时终于明白了，为了鼓励我独立思考，她付出了更多努力。
世上没有谁拥有一切
自从我加入选择不生养的女性群体，已经过去1/4个世纪了，整体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个群体的人数增加了——在我撰写这篇文章时，全球主动选择不生养的女性占育龄女性总数的比例上升10%左右，这个人数仍在上升，而且她们更坦诚，更愿畅所欲言，不再会用带歉意或自卫式的辩护词——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但是，我不会去假想人类天性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个体的痛楚依然存在，她们依然会陷入母性的两难取舍，这是我从前来向我寻求帮助的病人们身上发现的事实。大部分人都找不到人倾诉，曾经折磨过我，至今令我记忆犹新且没有所谓答案的问题也在折磨她们。如果你没有提前拒绝质疑，或无意识地全盘接受，你就必须捱过这段艰苦的追问，找到自己的立场，明白自己为什么如此选择。这件事，从来都不轻松。
和过去相比，有些事已今非昔比——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2013年8月，美国《时代》周刊有史以来第一次策划了有关主动选择不生养的封面专题报道。大标题是《此生无子女：拥有一切，意味着没有子女》，题图上有一对时髦光鲜、性感迷人、笑吟吟的异性恋夫妇，他们穿着泳衣，躺在沙滩上，轻轻松松毫无负担。我很高兴看到这个议题终于得到了关注。回到1996年，《时代》周刊有位主动选择不生养的女编辑就《超越母性》一书采访过我。但她的顶头上司撤下了那篇访谈，因为他显然不能接受我把无子女的女性描述为硕果累累、女性气息十足的女人。他认为，没有一个女人能够说这样的人生是美好的，她们也不应该这样认为。在我的记忆中，这本周刊直到2013年才再次触碰这种现象。
虽然我看到那篇报道时挺开心的，但其暗示的内容还是让我忧心，类似“拥有一切”“没有子女”这样看似乐观的标签式口号好像在暗示：否认自己失去了一部分，就能让问题彻底消失，或是反过来讲：承认失去就意味着你会感觉自己不完整。作者带着愉悦的语调断言：“拥有一切，但不意味要生个宝宝，这些女人正在创建一种全新的女性范本。”
问题在于：世上没有谁拥有一切——为人母也好，不为人母也好，男人也好——只要是人，都有欠缺。无论现在或未来，所谓完美的人生都不存在，否则就等于放任一种危险的幻想——人可以没有遗憾地活一辈子。没有谁的人生没有遗憾。每个重大选择都有其利弊，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也不管人们能不能认清现实：没有哪个母亲能有彻底、延续终生的自由，而自由对我的幸福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我将永远无法体会母子间的亲密感，或是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损失——包括失去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事，没有人能拥有一切。
我认识一位深思熟虑的母亲，为了养育两个儿子，她中断了自己的法律事业，在读过我的书之后，她将真心话写在信里，寄给了我：“我常常想到你——你周游异国，你追求事业上的抱负——简而言之，你作为成年人的生活。城郊的亲子生活从很多方面來说都很美好，有一些宝贵的瞬间美妙之极，让我不禁凝神屏息。然而，这也是一种极度受限的存在方式。我的内心有一部分在渴望你的生活，这不让人惊讶。”
真正的自我接受，真正的解放，都需要清醒认知自身的局限，而非自以为是地否认其存在。不管有没有生养子女，女性都可以实现自我。你不用拥有一切，也肯定能拥有足够丰富的人生。这是事实，也应该被认清。我们何其幸运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啊：可以在深思熟虑后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便选择逆流而行，如今的世界也不会对我们过分侧目。不走寻常路既会带来满足感，也会带来阻碍。我们能够得到也真正需要的无外乎——拥有足够多的体验，并体验适合自身的事物。至于我，只希望自己在1989年许下的愿望最终实现：我的子宫始终空空如也，但我的生命充实而圆满。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好的决定》 编者：[美]梅根·多姆 本文作者：[美]珍妮·赛佛 译者：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