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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春天，我们家居住在建设公社建东大队，建设公社原隶属于东宁县，后划归新建的绥芬河市。虽说我们这地处偏远，可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也已经波及到我们这，为了顺应当时的形势，建东大队学“毛主席语录”优秀分子李姨，也是母亲的好朋友，作为工宣队员进驻建设供销社，掌握了供销社的话语权。
那天傍晚，李姨神神秘秘地来到我们家，和妈妈说起了悄悄话。李姨向母亲透露了一个秘密，为了表明我们的商品丰富，供销社过几天要进来两台缝纫机，一台当作样品摆放，另一台可以对外出售，但不能卖给城镇户，谁想买到这台缝纫机必须要有大队的证明和供销社领导的批条。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很是激动，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拥有这台缝纫机呀！尽管家里的条件实在是不允许的，可母亲还是告诉李姨要买这台缝纫机。当李姨听到母亲说想要买这台缝纫机时，一下子就后悔了，她知道母亲家的经济状况，别说买缝纫机这么大的件，就是置办个盘子碗也得掂量半天。再说，把这台缝纫机卖给谁，也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母亲上世纪40年代初生于山东省即墨县的一个乡村。五六岁时，母亲在外支前的姥爷不慎踩响了国民党军队埋设的地雷，当场被炸成重伤，只喝了一口水就死去了。尽管母亲家每年可以得到村里照顾给支前伤亡家属的一袋红薯，可家里没有了劳动力，姥姥还是带着母亲、二姨和大舅艰难度日，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过早地承担了帮姥姥养家糊口和照看弟妹的责任。在三年困难时期，姥姥家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村里的一袋红薯也给不上了。不少人都去闯关东，也就是逃荒，去的一般都是在东北有亲属可以投奔的一些青壮年劳动力，他们一旦在东北站稳了脚跟，就会回老家带着家口，或领回一个媳妇。尽管姥姥家在东北举目无亲，可母亲还是决定带着二姨去闯关东。这是唯一的办法。就这样，母亲就带着二姨随着村里的刘家哥们，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绥芬河。
初到东北，无亲可投，哪个大队都不肯接收，母亲和二姨的生活一时没了着落，当时也有人劝母亲实在不行就返回山东老家算了，可要强的母亲还是坚持要留下来。后来，母亲在别人的撮合下嫁给了父亲。常听母亲和一些老邻居们说，父亲结婚时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是借同是山东梁山老乡房立贵的上衣穿着结的婚，拜完天地就将衣服还给人家，又换上自己的破衣服敬酒吃饭。
父亲是1958年和奶奶还有小叔来东北的，是山东梁山水库移民，政府给落了户口，本来有落户费，可以用来买房或盖房，可当时迁民时是和叔伯大爷家用一个准签落的户，落户费按户给，叔伯大爷欺负奶奶孤儿寡母，自己把落户费都独占了。奶奶一家一分落户费都没有得到，买不起房子，也盖不起房子，只好到处借房住。姐姐、我和大弟弟都是在借住的房子里出生的。那时我们家在全大队是最困难的，奶奶年纪大了，还有病，父亲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平时走路都齁齁气喘，干不得重活，家里还有姐姐、我和弟弟三个孩子要养活。家里穷得叮当响，就连自己家的房子都没有，全家六口人借住在一户田姓村民家。
让母亲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李姨还真的把买缝纫机的事办成了！
李姨告诉母亲说，她把大队的证明和领导的批条已经拿到手，让母亲大后天早晨一上班带钱到供销社去取缝纫机。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惊呆了。虽说对购买缝纫机充满渴望，可她原本就没有真心要买缝纫机。对许多家庭来说，能够拥有一台缝纫机、一块手表、一辆自行车是多么自豪的事情，条件好一点的家庭都挖门子盗洞想置办个大件。
既然到了这一步，就更不能让别人小看，说什么也要买下这台缝纫机。让母亲下决心买下这台缝纫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邻居家的一辆独轮胶皮小推车。邻居家很势利，家庭稍微殷实点儿的人家去借小推车，一般都借给。母亲上山割烧柴，想借邻居家的小推车用一用，邻居家不借也就罢了，还恶言相加。母亲再三说不会弄坏小推车时，邻居家男主人硬说你要把小推车用坏了赔得起吗？当母亲表露出将来有钱时也买一辆小推车时，人家上下看了看母亲说，你家这辈子也别想买得起小推车！
小推车没借到，还惹了一肚子气，母亲深深地感到了求人的不易。母亲咬着牙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一趟趟地硬是把十几捆烧柴挑回了家。
要是把缝纫机买回家，看邻居家还能说什么。你家不就是有台小推车吗？我家还有缝纫机呢。
奶奶和父亲是坚决反对母亲购买缝纫机的，并不是买缝纫机有什么不好，而是家里实在没钱买不起，再说小叔去世前看病，在信用社贷了60元钱还没有还。母亲软磨硬泡了半天，奶奶终于默许了母亲的请求，可买缝纫机的钱由母亲自己想办法去张罗，家里实在是拿不出。
这是一台上海产的“蜜蜂”牌缝纫机，当时的价格是176.70元，这在当年也算是个不小的数目了。
母亲兜里只有5元钱，父亲将自己仅有的10多块钱偷偷地交给了母亲，这样还差160多元。
二姨订婚时，婆家给了200元钱彩礼钱，二姨给在山东的姥姥邮回了100元，剩下的100元自己存了起来。得知母亲要买缝纫机时，二姨丝毫没有犹豫，就把这100元钱和自己的5元私房钱借给了母亲。
母亲购买缝纫机的钱还是不够，父亲这边也没有太直近的亲属可以借钱，再说家里穷成那个样，人家躲都来不及，哪个还敢借给你钱。
母亲听说一个生产队的冯家女儿结婚，男方给了500元钱，如果能从他家借来点该有多好啊。母亲知道自己家里穷，怕个人去借不出来，就托要好的刘斌家去帮着借，还真的借到了15元。后来，母亲又从刘成家借了15元，并一再承诺等年前卖了猪一定还上。
明天就要去买缝纫机了，可钱还是没有凑够，母亲急得嘴上都起满了燎泡。要知道，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要想买缝纫机就更难了。
母亲又想到了住在不远处的铁路户夏家。夏家有好几个在铁路上班的，月月有工资，家里经济条件好。
母亲在夏家哀求了半天，夏老太太终于答应了借30元錢给母亲，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这钱下月领粮时要用，让母亲在这月30号必须要还上。母亲说，不用30号，这月25号我肯定把钱还给你。 就这样，母亲把买缝纫机的钱凑够了。
第二天，母亲要去买缝纫机的消息早已传出，因为要置办一个大件，有好几个左邻右居跟着母亲去帮忙。当母亲带着钱到供销社的时候，供销社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带着钱等在那里，也是拿着介绍信和条子来的，只要母亲拿不出钱，这台缝纫机就要属于他们了。她们也了解我们家当时的经济状况，确信母亲一下子是拿不出那么多钱的，都表现出一种势在必得的姿态。当这几个人看到母亲把零零散散的一叠钱交给售货员时，知道了这台缝纫机的归属，都失望到了极点，一个个垂头丧气地走了。
就这样，母亲终于把缝纫机买回了家。当时光顾得高兴，缝纫机是怎么运回家的，母亲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据父亲回忆说，缝纫机是大伙帮着给抬回家里来的，我相信父亲的说法。
有了缝纫机，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可母亲一点也轻松不下来。缝纫机不会用，又找不到师傅教，还要惦记着到哪去张罗钱还夏家。
邻居家的二婶，还有和母亲般大般的好几个小媳妇都来了，帮着母亲一起琢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母亲终于学会了使用缝纫机。
缝纫机买回了家，母亲的腰杆也硬气了不少，借钱也有了底气。母亲又向常来家里的几个小媳妇借钱，他们见母亲真的买了缝纫机，也就放心地把自己丈夫瞒着婆婆偷偷给的私房钱拿了出来。母亲点着手指说，田财家14元；朱顺家8元；小顾家6元；老刘家5元，一共又借到了33元。除了还夏家外，还剩下3元钱用来购买些针头线脑。
冬天到了，家里养的肥猪要出栏了。那时就是自己家养的猪也不能随便杀、随便卖，要统一卖给供销社。卖猪那天，尽管我们家吃不到猪肉，可父母还是特别的欢喜。这头猪能卖70多元钱，除了还着急的60元借款外，说不定还能剩几块过个年。
父母和奶奶在邻居的帮助下抬着猪来到供销社，一下子就傻了眼，只见信用社的刘主任早就带着人等在那里，他们要扣下卖猪款偿还小叔治病时的贷款。
奶奶和母亲一起大哭起來，旁人怎么劝也劝不住，哭得刘主任实在没办法，就答应贷款先收一半，给我们家留下了30元钱。母亲把这好不容易哭回来的30元钱，分别还给了冯家和刘成家。
三个小媳妇的钱是什么时候还清的，母亲说不上来了，好像是这月还1元，下月还5角，至于还了多长时间，实在记不清了。
二姨见母亲还钱很困难，就对母亲说，你借我的钱我也不要了，以后你就管我们家这几个孩子穿衣服就行了。二姨自小手就笨，不会做衣服，以前孩子穿的衣服都是婆婆给做。就这样，二姨家几个孩子每年的衣服连买布再加工都由母亲全包了，一直到大表姐结婚那年。母亲先后给二姨家的几个孩子做了十几年的衣服。直到现在，母亲还觉得欠着二姨的情。
买回了缝纫机，家里也变得热闹起来，先是左邻右居的试探着来找母亲做衣服，见母亲好说话，又不收加工费，还搭上工夫和线钱，就连裁衣服剩下的边边角角都原封不动地交给人家，来找母亲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多。条件好些的人家也不愿再到公社的成衣铺做衣服，那里既要排号，又要花钱，还要克扣下脚料。母亲白天要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还要起早贪黑偷偷到附近山上刨小地，种一些紧俏的农作物，秋天卖了贴补家用。平时没时间，母亲只好利用晚上给别人家做衣服，为了做衣服方便，又不影响老田家休息，母亲特意搬了家，借住到了老刘家。老刘家西屋只有一铺炕，地下宽敞，方便做活。
母亲没有学过裁剪，不会裁衣服，可来求母亲做衣服的多是只拿一块布来，有的甚至连孩子都不领来。母亲试量了几次都不敢下剪，生怕给人家裁坏了，那时买块布不容易，要凭票供应。经过反复琢磨，母亲终于想出来一个办法，让她们把小孩现穿的衣服拿来，照着衣服大出五指来裁。母亲的原则是，做大了不要紧，别做小了，小孩长得快，来年还能穿。
队里有一户人家，老娘们精神不太好，先头生的几个孩子都夭折了，后来好不容易活下来两个，也是整天蓬头垢面。母亲常常自己掏钱买布给这两个孩子做件新衣服，孩子的爸爸感动得非要让大孩子认母亲当干妈。
邻居家虽说有辆小推车，可小推车做不了衣服。邻居家的男人扯了块布料，也想让母亲给她做条裤子，可他记得当年借小推车的事，怕母亲拒绝，到我们家门口转了几次，一直没有好意思进门。母亲听其他邻居说了这件事以后，感到很过意不去，趁着晚饭后的空当，去邻居家取回了布和男人的一条破了几个窟窿的裤子。母亲当天晚上就照着裤样加工好了裤子，还把破裤子用缝纫机给补好了。母亲第二天把两条裤子给送回去的时候，邻居家的女人感动得都哭了，男人当着母亲的面说，以后小推车随便用。尽管邻居家男人答应借小推车给我们家用，可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打了烧柴还是一趟趟往回挑，一次都没有去用邻居家的小推车。
后来，人们都买现成的衣服穿了，就是自己做衣服穿，也都到市里的时装店去加工，没有人再找母亲做衣服了，那台缝纫机在家里就成了摆设。
尽管这台缝纫机很少使用，可母亲闲来无事时，还是喜欢隔三岔五地掀开机盖，把缝纫机头搬起来，检查一下有没有毛病，再踩着缝纫机的踏板蹬着转上几圈，看一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我曾多次动了要将缝纫机处理掉的心思，尤其是绥芬河人对俄罗斯人加工活多的时候，缝纫机能卖上好价钱时，再就是铁涨价时，当废铁卖，也能卖个百八十块钱，可每次都遭到母亲的严词拒绝。
还别说，真让母亲言正了，这台缝纫机还用上了一次。那年，弟弟开了一家酒行，店里要用一个分装客户信息用的布兜，跑了很多商店都没有买到。母亲听说后要亲自给弟弟做，没有见过这种布兜的样子，就悄悄跑到别的酒行去看人家的。已经70多岁的老母亲把布买回来，带上老花镜，想象着人家的样子先把布裁好，然后再打开缝纫机，“哒哒哒哒”地忙活起来。虽然母亲多年不用缝纫机做针线活了，可她平时也没停了摆弄，此时做起活来，还是显得很娴熟。
母亲很自豪地把做好的布兜挂在墙上，这也是在向我们暗示：自己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还有用，缝纫机也一样。
责任编辑：青芒果
那天傍晚，李姨神神秘秘地来到我们家，和妈妈说起了悄悄话。李姨向母亲透露了一个秘密，为了表明我们的商品丰富，供销社过几天要进来两台缝纫机，一台当作样品摆放，另一台可以对外出售，但不能卖给城镇户，谁想买到这台缝纫机必须要有大队的证明和供销社领导的批条。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很是激动，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拥有这台缝纫机呀！尽管家里的条件实在是不允许的，可母亲还是告诉李姨要买这台缝纫机。当李姨听到母亲说想要买这台缝纫机时，一下子就后悔了，她知道母亲家的经济状况，别说买缝纫机这么大的件，就是置办个盘子碗也得掂量半天。再说，把这台缝纫机卖给谁，也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母亲上世纪40年代初生于山东省即墨县的一个乡村。五六岁时，母亲在外支前的姥爷不慎踩响了国民党军队埋设的地雷，当场被炸成重伤，只喝了一口水就死去了。尽管母亲家每年可以得到村里照顾给支前伤亡家属的一袋红薯，可家里没有了劳动力，姥姥还是带着母亲、二姨和大舅艰难度日，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过早地承担了帮姥姥养家糊口和照看弟妹的责任。在三年困难时期，姥姥家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村里的一袋红薯也给不上了。不少人都去闯关东，也就是逃荒，去的一般都是在东北有亲属可以投奔的一些青壮年劳动力，他们一旦在东北站稳了脚跟，就会回老家带着家口，或领回一个媳妇。尽管姥姥家在东北举目无亲，可母亲还是决定带着二姨去闯关东。这是唯一的办法。就这样，母亲就带着二姨随着村里的刘家哥们，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绥芬河。
初到东北，无亲可投，哪个大队都不肯接收，母亲和二姨的生活一时没了着落，当时也有人劝母亲实在不行就返回山东老家算了，可要强的母亲还是坚持要留下来。后来，母亲在别人的撮合下嫁给了父亲。常听母亲和一些老邻居们说，父亲结婚时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是借同是山东梁山老乡房立贵的上衣穿着结的婚，拜完天地就将衣服还给人家，又换上自己的破衣服敬酒吃饭。
父亲是1958年和奶奶还有小叔来东北的，是山东梁山水库移民，政府给落了户口，本来有落户费，可以用来买房或盖房，可当时迁民时是和叔伯大爷家用一个准签落的户，落户费按户给，叔伯大爷欺负奶奶孤儿寡母，自己把落户费都独占了。奶奶一家一分落户费都没有得到，买不起房子，也盖不起房子，只好到处借房住。姐姐、我和大弟弟都是在借住的房子里出生的。那时我们家在全大队是最困难的，奶奶年纪大了，还有病，父亲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平时走路都齁齁气喘，干不得重活，家里还有姐姐、我和弟弟三个孩子要养活。家里穷得叮当响，就连自己家的房子都没有，全家六口人借住在一户田姓村民家。
让母亲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李姨还真的把买缝纫机的事办成了！
李姨告诉母亲说，她把大队的证明和领导的批条已经拿到手，让母亲大后天早晨一上班带钱到供销社去取缝纫机。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惊呆了。虽说对购买缝纫机充满渴望，可她原本就没有真心要买缝纫机。对许多家庭来说，能够拥有一台缝纫机、一块手表、一辆自行车是多么自豪的事情，条件好一点的家庭都挖门子盗洞想置办个大件。
既然到了这一步，就更不能让别人小看，说什么也要买下这台缝纫机。让母亲下决心买下这台缝纫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邻居家的一辆独轮胶皮小推车。邻居家很势利，家庭稍微殷实点儿的人家去借小推车，一般都借给。母亲上山割烧柴，想借邻居家的小推车用一用，邻居家不借也就罢了，还恶言相加。母亲再三说不会弄坏小推车时，邻居家男主人硬说你要把小推车用坏了赔得起吗？当母亲表露出将来有钱时也买一辆小推车时，人家上下看了看母亲说，你家这辈子也别想买得起小推车！
小推车没借到，还惹了一肚子气，母亲深深地感到了求人的不易。母亲咬着牙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一趟趟地硬是把十几捆烧柴挑回了家。
要是把缝纫机买回家，看邻居家还能说什么。你家不就是有台小推车吗？我家还有缝纫机呢。
奶奶和父亲是坚决反对母亲购买缝纫机的，并不是买缝纫机有什么不好，而是家里实在没钱买不起，再说小叔去世前看病，在信用社贷了60元钱还没有还。母亲软磨硬泡了半天，奶奶终于默许了母亲的请求，可买缝纫机的钱由母亲自己想办法去张罗，家里实在是拿不出。
这是一台上海产的“蜜蜂”牌缝纫机，当时的价格是176.70元，这在当年也算是个不小的数目了。
母亲兜里只有5元钱，父亲将自己仅有的10多块钱偷偷地交给了母亲，这样还差160多元。
二姨订婚时，婆家给了200元钱彩礼钱，二姨给在山东的姥姥邮回了100元，剩下的100元自己存了起来。得知母亲要买缝纫机时，二姨丝毫没有犹豫，就把这100元钱和自己的5元私房钱借给了母亲。
母亲购买缝纫机的钱还是不够，父亲这边也没有太直近的亲属可以借钱，再说家里穷成那个样，人家躲都来不及，哪个还敢借给你钱。
母亲听说一个生产队的冯家女儿结婚，男方给了500元钱，如果能从他家借来点该有多好啊。母亲知道自己家里穷，怕个人去借不出来，就托要好的刘斌家去帮着借，还真的借到了15元。后来，母亲又从刘成家借了15元，并一再承诺等年前卖了猪一定还上。
明天就要去买缝纫机了，可钱还是没有凑够，母亲急得嘴上都起满了燎泡。要知道，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要想买缝纫机就更难了。
母亲又想到了住在不远处的铁路户夏家。夏家有好几个在铁路上班的，月月有工资，家里经济条件好。
母亲在夏家哀求了半天，夏老太太终于答应了借30元錢给母亲，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这钱下月领粮时要用，让母亲在这月30号必须要还上。母亲说，不用30号，这月25号我肯定把钱还给你。 就这样，母亲把买缝纫机的钱凑够了。
第二天，母亲要去买缝纫机的消息早已传出，因为要置办一个大件，有好几个左邻右居跟着母亲去帮忙。当母亲带着钱到供销社的时候，供销社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带着钱等在那里，也是拿着介绍信和条子来的，只要母亲拿不出钱，这台缝纫机就要属于他们了。她们也了解我们家当时的经济状况，确信母亲一下子是拿不出那么多钱的，都表现出一种势在必得的姿态。当这几个人看到母亲把零零散散的一叠钱交给售货员时，知道了这台缝纫机的归属，都失望到了极点，一个个垂头丧气地走了。
就这样，母亲终于把缝纫机买回了家。当时光顾得高兴，缝纫机是怎么运回家的，母亲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据父亲回忆说，缝纫机是大伙帮着给抬回家里来的，我相信父亲的说法。
有了缝纫机，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可母亲一点也轻松不下来。缝纫机不会用，又找不到师傅教，还要惦记着到哪去张罗钱还夏家。
邻居家的二婶，还有和母亲般大般的好几个小媳妇都来了，帮着母亲一起琢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母亲终于学会了使用缝纫机。
缝纫机买回了家，母亲的腰杆也硬气了不少，借钱也有了底气。母亲又向常来家里的几个小媳妇借钱，他们见母亲真的买了缝纫机，也就放心地把自己丈夫瞒着婆婆偷偷给的私房钱拿了出来。母亲点着手指说，田财家14元；朱顺家8元；小顾家6元；老刘家5元，一共又借到了33元。除了还夏家外，还剩下3元钱用来购买些针头线脑。
冬天到了，家里养的肥猪要出栏了。那时就是自己家养的猪也不能随便杀、随便卖，要统一卖给供销社。卖猪那天，尽管我们家吃不到猪肉，可父母还是特别的欢喜。这头猪能卖70多元钱，除了还着急的60元借款外，说不定还能剩几块过个年。
父母和奶奶在邻居的帮助下抬着猪来到供销社，一下子就傻了眼，只见信用社的刘主任早就带着人等在那里，他们要扣下卖猪款偿还小叔治病时的贷款。
奶奶和母亲一起大哭起來，旁人怎么劝也劝不住，哭得刘主任实在没办法，就答应贷款先收一半，给我们家留下了30元钱。母亲把这好不容易哭回来的30元钱，分别还给了冯家和刘成家。
三个小媳妇的钱是什么时候还清的，母亲说不上来了，好像是这月还1元，下月还5角，至于还了多长时间，实在记不清了。
二姨见母亲还钱很困难，就对母亲说，你借我的钱我也不要了，以后你就管我们家这几个孩子穿衣服就行了。二姨自小手就笨，不会做衣服，以前孩子穿的衣服都是婆婆给做。就这样，二姨家几个孩子每年的衣服连买布再加工都由母亲全包了，一直到大表姐结婚那年。母亲先后给二姨家的几个孩子做了十几年的衣服。直到现在，母亲还觉得欠着二姨的情。
买回了缝纫机，家里也变得热闹起来，先是左邻右居的试探着来找母亲做衣服，见母亲好说话，又不收加工费，还搭上工夫和线钱，就连裁衣服剩下的边边角角都原封不动地交给人家，来找母亲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多。条件好些的人家也不愿再到公社的成衣铺做衣服，那里既要排号，又要花钱，还要克扣下脚料。母亲白天要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还要起早贪黑偷偷到附近山上刨小地，种一些紧俏的农作物，秋天卖了贴补家用。平时没时间，母亲只好利用晚上给别人家做衣服，为了做衣服方便，又不影响老田家休息，母亲特意搬了家，借住到了老刘家。老刘家西屋只有一铺炕，地下宽敞，方便做活。
母亲没有学过裁剪，不会裁衣服，可来求母亲做衣服的多是只拿一块布来，有的甚至连孩子都不领来。母亲试量了几次都不敢下剪，生怕给人家裁坏了，那时买块布不容易，要凭票供应。经过反复琢磨，母亲终于想出来一个办法，让她们把小孩现穿的衣服拿来，照着衣服大出五指来裁。母亲的原则是，做大了不要紧，别做小了，小孩长得快，来年还能穿。
队里有一户人家，老娘们精神不太好，先头生的几个孩子都夭折了，后来好不容易活下来两个，也是整天蓬头垢面。母亲常常自己掏钱买布给这两个孩子做件新衣服，孩子的爸爸感动得非要让大孩子认母亲当干妈。
邻居家虽说有辆小推车，可小推车做不了衣服。邻居家的男人扯了块布料，也想让母亲给她做条裤子，可他记得当年借小推车的事，怕母亲拒绝，到我们家门口转了几次，一直没有好意思进门。母亲听其他邻居说了这件事以后，感到很过意不去，趁着晚饭后的空当，去邻居家取回了布和男人的一条破了几个窟窿的裤子。母亲当天晚上就照着裤样加工好了裤子，还把破裤子用缝纫机给补好了。母亲第二天把两条裤子给送回去的时候，邻居家的女人感动得都哭了，男人当着母亲的面说，以后小推车随便用。尽管邻居家男人答应借小推车给我们家用，可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打了烧柴还是一趟趟往回挑，一次都没有去用邻居家的小推车。
后来，人们都买现成的衣服穿了，就是自己做衣服穿，也都到市里的时装店去加工，没有人再找母亲做衣服了，那台缝纫机在家里就成了摆设。
尽管这台缝纫机很少使用，可母亲闲来无事时，还是喜欢隔三岔五地掀开机盖，把缝纫机头搬起来，检查一下有没有毛病，再踩着缝纫机的踏板蹬着转上几圈，看一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我曾多次动了要将缝纫机处理掉的心思，尤其是绥芬河人对俄罗斯人加工活多的时候，缝纫机能卖上好价钱时，再就是铁涨价时，当废铁卖，也能卖个百八十块钱，可每次都遭到母亲的严词拒绝。
还别说，真让母亲言正了，这台缝纫机还用上了一次。那年，弟弟开了一家酒行，店里要用一个分装客户信息用的布兜，跑了很多商店都没有买到。母亲听说后要亲自给弟弟做，没有见过这种布兜的样子，就悄悄跑到别的酒行去看人家的。已经70多岁的老母亲把布买回来，带上老花镜，想象着人家的样子先把布裁好，然后再打开缝纫机，“哒哒哒哒”地忙活起来。虽然母亲多年不用缝纫机做针线活了，可她平时也没停了摆弄，此时做起活来，还是显得很娴熟。
母亲很自豪地把做好的布兜挂在墙上，这也是在向我们暗示：自己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还有用，缝纫机也一样。
责任编辑：青芒果